柴可夫斯基：交响音乐中的旋律大师

交响音乐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写过六部交响曲和一部标题为《曼弗雷德》的交响曲;四部交响组曲、舞剧组曲和十二部大型交响音乐作品,如序曲、幻想曲、随想曲等;写过三部钢琴协奏曲和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此外,还有许多供管弦乐演奏的不同形式的作品。

柴可夫斯基(148—01893),生活在十九世纪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黑暗年代。时代的重压使包括柴可夫斯基在内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个性受到压抑,理想受到摧残,因此,借助于音乐这种长于抒发情感的艺术形式,柴可夫斯基在交响音乐中直抒胸臆,抒写了个人情感世界的风风雨雨。他接受过传统的音乐教育,欧洲古典音乐文化与浪漫主义的艺术成果成为他创作的一个基础。柴可夫斯基运用交响乐、协奏曲等大型交响音乐形式,基本上是在传统的规范之内进行创作的。但与勃拉姆斯等“回归”古典的作法不同,他的音乐充满着对主观的自我情感的渲泄与表达,并且在组曲、序曲等形式上有了创作与开拓。而在幻想曲、随想曲等体裁的运用上,更让音乐形式服从情感表达的需要,有着较自由开放的表现手法。这一切使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在民间音乐的运用上,与其他“民族乐派”不同,他是在民间音乐原型的基础上加以交响化处理,使之成为表情达意的富于创造性的音乐素材,而非原型地搬入作品之中。

因此,柴可夫斯基虽是在俄罗斯民族乐派兴起的大背景之中进行自己的创作,但他的音乐的主体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盛期的继续,并且开始带有浪漫后期音乐中那种低沉与压抑的消极色彩。

柴可夫斯基的六部交响曲写于他的创作成熟时期。六部交响曲中,早期写作的《第一交响曲》以“冬日的梦幻”为标题,取材于俄罗斯的大自然,并以文字标题注明: 第一乐章“冬日旅途的梦幻”;第二乐章“忧郁之乡,迷雾之乡”;第三和第四乐章虽然没有标题却带有音乐上的一种描绘性质的“标题性”。这部作品清新明朗,是柴可夫斯基对外部世界的一个情景交融的音乐“素描”,诚如他自己所说: “我爱俄罗斯的大自然胜过其他任何地方,俄罗斯冬天的景色对我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美。”

柴可夫斯基的《第二交响曲》最富民族特色,主题大多采用俄罗斯民间音乐,因此人们常称这部交响曲为“小俄罗斯交响曲”。这部作品因其民族风格而受到人们欢迎。但交响曲中的浪漫主义的深刻抒情性并没有显露出来。他的《第三交响曲》用作曲家自己的话讲: “没有提供出任何成功的构思,但在织体上前进了一步。”

柴可夫斯基作为浪漫主义的抒情大师,到了他的最后三部交响曲才显出真正的特色。

《第四交响曲》是一部心理刻画的交响曲。在这部交响曲中,柴可夫斯基将自己在时代与人生的双重背景下的心理活动,用极为美丽的旋律抒写出来。因此,柴可夫斯基说: “这是心灵的音乐自白,它充溢于心,按照自己的特性、借助声音渲泄而出。”这部交响曲抒发了一种孤寂忧郁的悲苦之情,并进行了戏剧性的发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音乐揭示了一种消极的宿命论的哲理。但作者的希望在于“活下去毕竟还是可能的”。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使音乐从他前三部交响曲那种与大自然同呼吸的轻松明快的格调中脱离出来,形成了柴可夫斯基特有的忧郁与哀叹的旋律语汇。这部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走向浪漫主义的自我情感抒发的转折。

此后,《第五交响曲》继续将《第四交响曲》出现的“命运”种子播洒在交响大地上。这个“命运”的阴影,用作曲家的话讲,“就像达摩克里斯的剑一样高悬头顶,经常令人内心不安”。这种“命运”动机与上一部交响曲不同,已贯穿全曲。它的阴沉的形象正是柴可夫斯基心中一缕抹不去的阴影。于是,交响曲首章的呈示与展开,仿如一场暴风雨折磨人们的心灵,进而是第二乐章的感伤与希望,第三乐章对个人苦难的暂时忘却,终曲乐章则是一个节日欢庆的乐观结局。应该说,柴可夫斯基在这部交响曲中写出了自己心灵与情感的一种主观的历程;即使最后是“表现生命、欢乐和幸福的音乐”,那也只是作曲家的一种幻梦般的憧憬,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问: “这美好的一切,会到来吗?”

柴可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交响曲《第六交响曲》,以阴暗的b小调写成,有一个“悲怆”的标题。尽管作曲家的前两部作品对于“命运”作了抗争,对于前景作了欢乐的向往,然而在这部作品中,柴可夫斯基以悲剧的终结表明了对于人生的失望。交响曲运用了复杂而丰富的交响性、戏剧性的展开,刻画了心理的尖锐矛盾。并以大量半音进行的哀叹式的旋律抒发了作曲家内心情感的悲观。柴可夫斯基曾把这部交响曲取名为“人生”交响曲;其文字说明有这样的解释: “第一乐章全是激情,满怀信心,渴望有所作为,第二乐章是爱情,第三乐章是失望,第四乐章则以生命的熄灭作为结束。”因此,在这部交响曲中,柴可夫斯基突破了交响乐终曲乐章运用快速欢乐的情绪与节奏为全曲写下句号的传统作法,而以缓慢低沉的几近于葬礼进行曲风的音乐作了悲剧的人生总结。这种形式上的新格局完全适应了内容表达的需要,是一种浪漫主义艺术的表达方式。

在写作后三部交响曲期间,柴可夫斯基还创作了一部标题交响曲。犹如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和《哈罗尔德在意大利》一样,柴可夫斯基采用了“标题”,但运用的是音乐中的大型载体: 交响乐。

这部“标题”交响曲取材于英国诗人拜伦的哲理诗剧《曼弗雷德》。主人公厌世悲观,放弃对生活的追求,离开人尘,遁于山野,一心寻求对世界的遗忘与死亡。这部交响曲的题材与柴可夫斯基悲观的人生感悟合了节拍,因此,一部与文学“综合”的标题交响曲《曼弗雷德》再一次用交响音乐的丰富语言抒写了作曲家内心的“自白”。只不过这一次不是柴可夫斯基自己直抒胸臆,而是借助于一个文学形象曼弗雷德来做“替身”。其中第一乐章十分深刻地定下了一个悲观基调,对曼弗雷德——柴可夫斯基作了深入的“心理刻画”,正如这个乐章的文字说明所示: “曼弗雷德在阿尔卑斯山中徘徊。由于为人生种种奥秘的问题所苦恼,为毫无指望的强烈痛苦和对罪恶的过去的回忆所折磨,他熬受着极大的精神苦难。”

《曼弗雷德》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的一部标题音乐作品。他认为,从广义上看,一切音乐都是标题性的。只是到柏辽兹时,他才将标题确立下来,“还附有详细解说”。柴可夫斯基不反对“标题”,但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又对“标.题”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他认为: “作曲家的灵感可能有两种: 主观的和客观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作曲家在他的音乐中表现出自身的喜悦和伤愁的感觉……在此情况下,标题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如柴可夫斯基的最后几部交响曲正是表达他个人的精神悲剧的一个发展历程,因此有的没有文字标题。但音乐内容的“标题”没有用文字标示出来,却在音乐中体现出来了。最后一部交响曲该作结论时,音乐的丰富与复杂,才最终在文字上推出两个字——“悲怆”。

关于“标题”音乐,另一种情况是客观的。他认为“当音乐家读一首诗作或是受大自然景色所感染,打算在音乐形式中表现出那种激起他内心灵感的题材。这时标题就必不可少了”。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响曲以及他所创作的另一些管弦乐曲杰作,即属于“客观标题性”作品。(www.xing528.com)

写于1869年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取材于莎士比亚戏剧。与门德尔松所确立的标题交响序曲不同,柴可夫斯基以“幻想”冠于序曲之上,就带有更自由更广阔的交响发展天地。这首文学化的幻想序曲是按交响化的方式来写作的。柴可夫斯基确定了劳伦斯神甫的庄严主题(带有悲剧性)、两大家族的械斗的仇恨主题(带有戏剧化的动力性)和罗米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主题(带有抒情性),运用这三个对比性的主题交响化地构成了这首幻想序曲,揭示出“标题”所赋予的文学内容。

交响幻想曲《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采用了但丁《神曲》“地狱篇”的一个动人的爱情悲剧写成。交响幻想曲这种形式可以视作是由单乐章结构的序曲与交响诗发展而成。不过,这种曲体更为自由而不拘于单乐章奏鸣曲式。在这首“标题”交响作品中,作曲家将音乐分为三个部分,描绘了阴森的地狱、幸福的爱情和地狱幻景。三个部分虽重于描写,但依然将作曲家的感触与幻想汇融于内。三个部分的音乐有各自的交响展开,又互相关联,形成了一个让人悲哀的爱情悲剧“故事”。

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是为庆祝莫斯科救主基督大教堂落成典礼而作。这首序曲取材于一个令俄罗斯人民自豪的史实: 1812年俄国人民击溃了法国拿破仑军队的入侵。序曲实质上是一个“标题”式的交响诗。单乐章的奏鸣曲式结构容入了序曲所难以包容的交响发展素材。那种瓦格纳式的“主导动机”频频出现,比如: 代表法国入侵者的《马赛曲》音调、代表骑兵的进行曲音调、代表俄国胜利者的沙皇国歌音调(十月革命后用格林卡的《光荣颂》取代)等等。序曲描写了敌人的入侵,俄罗斯的愤怒与反抗,人民对故乡的热爱和辉煌的胜利。所使用的管弦乐队也十分庞大,甚至加上了钟声和炮声。

柴可夫斯基另一首交响性的《意大利随想曲》是一部明朗的抒写乡土民情的作品。乐曲刻画了意大利绮丽风光,抒发了作曲家对大自然的种种感受。而随想曲体裁,更是一种自由、别致的充满浪漫气息的音乐形式。

柴可夫斯基的幻想序曲、序曲、随想曲以及组曲大大丰富了交响音乐领域的体裁,并且以更自由的交响展开服从于内容的表达与情感的抒发。柴可夫斯基还特别采用了古典的组曲形式进行交响创作。他写过古典风的由多乐章组成的组曲,他的更大成就则是将他创作的浪漫主义的芭蕾舞剧音乐选编为交响组曲,其中《天鹅湖》组曲、《胡桃夹子》组曲等,已成为通俗交响音乐的杰作。

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写作基本沿袭了古典协奏曲规范。三首钢琴协奏曲中最著名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从基调上看是抒情的,并且带有民族特色,但其钢琴独奏的宏伟与管弦乐队的交响性,使这部作品的一些章节被人称为“是一支庄严壮丽的生活颂歌,是继贝多芬之后的另一首《欢乐颂》”(杨民望)。这首协奏曲具有交响性,具有浪漫时期的交响性协奏曲的状貌。而他的唯一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以其抒情性和旋律的美丽堪与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媲美。这首明朗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具有古典风范,其优美动人的抒情特点与柴可夫斯基浓重忧郁的悲剧性音乐的创作形成鲜明对比。这首协奏曲写于他的最后四部“悲剧”性交响曲(包括《曼弗雷德》交响曲)之前,几乎与《第四交响曲》同时完成。这反映了柴可夫斯基心灵中尚有“光明”的一隅。

柴可夫斯基的交响音乐具有深刻的抒情特征和鲜明的民族色彩。他的作品的主题主要来自于他的心灵。正如他自己所说: “内心的感受借音响而流露。”因此,以抒发自我感情为核心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在柴可夫斯基作品中烙有深刻的印记。而为了抒情,作曲家所采用的交响创作方式又具有民族的特点,即采取歌唱出来的形式进行交响性的发展。

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充满了优美的歌唱性旋律。不单在交响作品的呈示主题部分他要乐器“唱”出一支支动听的旋律,而且在交响发展中,比如连接部、展开部,柴可夫斯基也常以歌唱性的音调进行交响性发展。因此,如歌的交响音乐使他的作品带有一定通俗性,正如作曲家所说: “我由衷地渴望我的音乐能传播开去,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它,并从音乐里得到安慰和支持。”

作为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对民间音乐倾心热爱,而他创作歌剧与艺术歌曲的实践,又使他深谙旋律表现力的种种特征。因此,柴可夫斯基的旋律有了艺术根基,才能从他的心灵中流淌出来。他的交响音乐与以往交响大师的作品不同,主要在于他的浪漫性与民族性的结合以及歌唱性与交响性的结合。

柴可夫斯基的交响音乐的歌唱性与民族特点使他的作品能与俄罗斯和东欧民族乐派作曲家接壤,并为那里的人民所接受;而他的交响音乐中十分精湛的管弦效果和对于人类普遍情感的深刻抒发,又是全世界听众都能够接受的。

柴可夫斯基在交响音乐发展中,以其浪漫主义的情感深度和轻盈的民族色彩,走在浪漫后期交响音乐大师的行列之中。他的作品在形式与内容上丰富了交响音乐,并推动了交响音乐向自由而广阔地表现主题的领域开拓与发展。柴可夫斯基是浪漫派,又是民族派,而主要的,他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音乐艺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