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解决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分离对立的盲区

◎陈美渝

（1954.11- ）原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公共教学部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面对这个论题，笔者感慨万千。从中国历史上看，人文与科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历来都处在分离、对立的状态中。两者是否能够融通、渗透的学术争论在中国学术界，其实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一争论了百年的问题，仍然是当下中国思想界、教育界、科学界尚未解决而又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由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始终未有一个统一的共识，因而对整个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教育界、科学界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混乱，单是教育界被笼罩的思想迷雾就难以驱散。

一、历史的盲点

只要我们认真梳理一下中华民族的近现代教育史，就不难发现它走过的历程与西方截然不同。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科学制度被废除了，可以说是砸碎了旧的教育体制，但中华民族的新的教育体制尚未建立起来。其时的学术界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观念，在实际的操作中却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转移。从理论上讲是以“中学为体”，而实际上已暗中被“西学为用”所取代，原因是“中学”其实并无体系，也从来没有建立过什么体系，于是“科学的方法”、“技术主义”、“工具主义”成了教育界的重中之重，于是中国的教育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传统的非科学化的人文教育跳入非人文化的科技教育。我们从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的建立和大学制度的形成背景上便可窥见这种极端化的轨迹。20世纪初中国大学的建立，是在国家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等重重灾难的背景下进行的，于是救亡图存就成为了迫切的现实问题，中国的大学创办之初，从政府到社会都对其抱着急功近利的态度。政府优先考虑发展，培养在船舶、铁路、军事等工程技术方面的专才。因此，大学首先创建这方面的学科，这说明一开始建高校，就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的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虽然确立了学术自由、思想独立之类的西方教育价值体系。但是， 20世纪30年代之后，自由、独立的教育精神，又逐渐被国家主义所制约。继后的抗日战争，救亡再次成为第一要务，政府从实用出发，加大了对教育的控制，采取限制文科、鼓励发展实用学科的倾斜政策。当时，遭到了文科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于是引发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界的“文实之争”。

其实，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初，急需汲取西方思想营养的中国思想界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掀起了“科学与玄学”（玄学，此指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人文学科）的大论战。中国思想界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之中。

力主以西学宣传新思想而著称的梁启超及张君劢、丁文江等人于1919年赴欧洲大陆考察，目睹了欧洲本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物质破坏和精神创伤之后，梁启超感到触目惊心。这位维新运动的先行者对西方文明大失所望。

考察归来的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提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的观点。从而挑起了这场大论战。张君劢在演讲中论述了人生观的几点不同，认为“科学为客观的，人生为主观的”，“科学为理论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从分析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因此，科学无论如何发展，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人类之自身而已。同时他提出，中国文明是侧重内心修养，是“向内”的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侧重征服自然，是“向外”的物质文明。

张君劢的演讲，立即引起了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的反击。丁文江发表了《“玄学与科学”——评君劢的“人生观”》一文，激烈批驳张君劢。“玄学派”认为科学如何发达，都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而“科学派”则立于另一端，认为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解决人类道德问题。丁文江引用胡适的一段话作为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的责任和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思潮中，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分离与对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双方各自都受到西方不同哲学流派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要迅速实现工业化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以苏联模式为楷模的中国教育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以工程技术、专门教育为主，即重理轻文的格局。

1953年的院系调整，更进一步巩固了重理轻文的教育思想，建设起中国教育的“苏联模式”。对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教育的重心是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削减综合性大学，以发展专门学院为主，实行“专才教育”模式。按产业部门、行业部门甚至按产品设立内容狭窄的学院、系科和专业。在这种教育方针的指引下，工程技术类的专门教育获得迅速发展，并在教育系统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出现了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工程技术教育和科学教育，轻文科教育；重专业教育，轻普通教育的价值偏斜。重理轻文的教育思想在教育界被认为是普遍真理。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错误的观念早已由学校渗透到社会，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当时，流行的一句名言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直至今日，所有重点学校莫不是以“理科”为特长的，文科成为二流学生的选择。长期以来文理分科，缺乏人文内涵的科技教育，导致社会的价值感、道德感的普遍降低，许多专业人员知识结构偏狭，“只有技术，没有文化。”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人际交往、文化教育等问题缺乏应有的常识与重视。这种高度专门化的缺乏人文内涵的偏颇的高等教育，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

二、辨析、参照、重塑

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于1948年在清华大学作过一个演讲，题目是“半个人的时代”，谈的是大学教育文理分家导致了人的片面化问题。大师的演讲已过了半个世纪，但这个题目依然发人深省。一个比梁先生的演讲晚了17年的西方学者马尔库塞撰有《单维人》一书，风靡世界，谈的是同一个主题。

近代科学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和人的发展，但同时带来科技与人文的分离。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使人变成商品，加剧了这种对立。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人的商品化现象也很严重，对金钱的追逐使一些人把自己变成了商品，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凡对赚钱没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一概弃之如敝屣。但如果在培养人才这个问题上鼠目寸光、太重功利、太重眼前利益，就会加剧这种分离，使我们培养的人才更加单一和扭曲。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技术只能解决是非而不能给人以“价值”判断，“价值”判断需要另一个源泉——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技术与人文分离的结果，就两个极端而言，出现了两种畸形人：要么是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要么是不懂技术侈谈人文的“边缘人”。

1931年2月，爱因斯坦对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提出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www.xing528.com)

现在有些大学生以为掌握了科学技术就是有了一切，鄙视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结果缺乏起码的艺术常识和人文修养，最终被低级的文化和庸俗艺术所俘虏，变得粗鄙、浮浅、自私猥琐，毫无责任意识，他们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与人的交流沟通缺乏一个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心胸。对人文科学的肤浅认识、浅薄无知而又自以为是，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整个灵魂显得苍白与畸形。这是当代中国教育的悲剧。

然而在20世纪初，一些西方著名大学（如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就意识到高等教育须克服这种片面性，探索文理汇通之路。哈佛的学生在一、二年级要上“通识课程”，广泛涉及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学生要学占总课时22%左右的人文课程。西方教育家希望通过文理汇通，克服人的片面性，挽救日益深重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

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弘扬科学精神的呼声，在这片热情呼声后面，其实存在着严重的认识偏颇，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并未搞清楚要弘扬的科学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内涵、外延是什么？他们基本上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人们对科学精神的理解都是关于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的概括。而正确的理解是：科学精神本身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因为科学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由精神，一种独立思考、独立探索创造的精神，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文与科学相统一的精神，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哥白尼、布鲁诺等充分意识到科学精神之所以比具体的科学技术高出许多，关键就在于科学精神的本质在于追求真理。因此，他们才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换来对真理的追求。

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索真理，科学的方法可以随时随地改变，而科学的目标，追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1]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不计利害”就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敢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精神的体现，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自由精神就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很难设想，科学精神中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支撑，那些远离功利的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所从事的科学活动还能够持续多久。因此，离开人文精神，排除了人文内涵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

从总体上讲，人文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而科学精神又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那么，当今中国应当要弘扬的科学精神就是属于熔铸着人文精神在内的科学精神，而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方法和科学技术。

弄清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两者间的关系，拨开了笼罩在两者间的迷雾，根据我国的现实和国情，我们再来谈弘扬科学精神，就具有多元的认识意义。首先，可以填补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之不足，因为，以儒家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内涵中几乎没有包含科学精神。我们是曾有过“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曾对世界的文明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到了近代，我们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西方，原因是什么？除了中国科技体系自身的原因和制约科技发展的封建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外，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和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中国的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中，除极少数学派外，大都是轻视科学、鄙视技术的，整个儒家学说中，对科技的提及甚少，即使提到也视为形而下的东西而不屑。

可是近代欧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倡导一种以科学精神和理性为旗帜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就是主张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强调和颂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肯定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有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他们讴歌爱情，提倡个性解放；主张振兴科学来为人生谋幸福；举办教育来全面发展个人的才智；赞美理性，崇尚科学文化知识；反对愚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人的创造才能有无限的潜力；认为社会要变革，要进步，人类就必须追求科学知识，探索自然奥秘，研究学问，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这种人文精神中非常明确地包含着科学精神，而且科学精神在其间成为了人文精神的重要支撑点，这对于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西方人迈进“科学的时代”无疑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可是，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明清以来，统治者还是按八股文取士。中国封建时代的学问，就是让知识分子潜心古籍，埋头注释、考据、钻研儒家经典。这种学问严重脱离现实，脱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观察和研究，这是一种完全排除科学技术的文化氛围，这种以传统文化中儒家学派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其实只是“文人的精神”而已。在这种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人文精神”的遏制下，我们近代的科学技术怎能不落后呢？因此，在应当弘扬什么样的人文精神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按照我们现实的国情和国力，我们更需要弘扬这种融合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终极目的。因为，无论是科学文化活动还是人文文化活动，都从不同的侧面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精神，所以，无论是科学活动所体现的精神，还是人文活动所体现的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中国大力弘扬这种精神，那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相互渗透和融通就成了中国教育界的当务之急。中国因遭遇10年“文革”重创，科技、经济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发展生产力才20余年时间，因此，目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科学技术的整体实力还远不能适应我们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总之，我国的国情既不是现代化了的国情，更不是“后现代化”了的国情，我们还必须加紧努力向着科学技术现代化方向迈进，而要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有一个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尤其是大力提倡和弘扬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除了对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有利以外，对于人文精神的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完善。前面大量的文字已论述了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的人文精神中又相当缺乏科学精神的元素，有了科学精神的填充，我们正在建设的人文精神中就会充溢着不惧艰难、坚韧不拔、追求真理、反对迷信的精神，应会充满着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而永远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奋斗的精神，就会焕发出尽快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腾飞精神。

三、审时度势、确立坐标、指向未来

在当今中国，“科学的时代”尚未真正到来，这对国人来说应该是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学术界由于受后现代主义等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反科技思潮的影响，又掀起一股反对“科学主义”和“科技主义”，呼唤人文精神的浪潮。其理由是因为科技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许多的灾害，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都因为科技的发展所致。客观地讲，这种声浪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提醒人们注意，科技并非万能，对它的不恰当的运用可能给人类带来负面的影响；要注意“科学主义”和“科技主义”的偏失和不良后果，特别是要以西方社会为前车之鉴。消极的一面是在这些声浪中也包含着对科学精神的极大误解，即错误地将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然后同人文精神对立起来。显然，这与我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气氛是格格不入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和当代西方流行的各种反科技思潮，是根本不切合中国的现实和国情的，被称为“后现代”的发达国家的国情与我们的国情差别实在是太大。首先是他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而且早就享受到了现代化的各种优越条件；二是科学技术的水平在他们那里已经相当发达，他们那里确实存在着“科学主义”或“科技主义”膨胀的嫌疑，于是有人一面享受着现代高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一面又毫无顾忌地、不加分析地在全球范围内批评科学技术，揭露科学技术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又不加分析地在中国大肆渲染。我们应根据我国的国情正确对待上述观点。目前中国面临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状况，还根本没有资格谈“科学主义”和“科技主义”，我们目前工业革命的任务都尚未完成，还根本没有进入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相反，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中国的生产力还不发达，经济文化发展还很不平衡，边远山区、革命老区还没有完全脱离刀耕火种；我们的科学技术还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某些学者并未对中国的现状作深入的研究，便拿西方人的观点在中国反对“科技主义”，这不能不说是走进了认识论上的盲区。至于他们提到的弘扬人文精神，我们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他们把科学和人文对立起来谈弘扬人文精神就太失偏颇。诚然，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需要弘扬高尚的道德精神、团队精神、艺术精神等人类优秀的文化精神，但绝对不能忽视或低估了作为人文精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精神对人类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整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如果谈弘扬人文精神就要遏止科学的发展，这就无异于从一个盲区走向另一个盲区。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或多或少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上述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仍然得靠科学技术。所以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毫无道理的。再说，任何一项科研成果的本身对人类来说都是有功无过的，比如核能源的研究成果本身没有任何不对，但制造商如果将其用于造原子弹，就可能对人类造成灾难。如果制造商将其用于造核电站、原子能破冰船等就会造福于人类。故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们首先是错在把科学精神当作了科学技术，不理解科学精神本身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对科学精神其实就是否定了人文精神，因此，他们反对科学精神又提倡人文精神，是自相矛盾的。其次，他们的另一种观点是认为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使社会人心向金钱向物质倾斜。于是，悲天悯人地疾呼人文精神失落了! 呼唤它的回归，其实这种担忧是大可不必的，因为人类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轨迹永远是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中，大多数文化层次不高，赚了钱，不知该干什么，也不知道怎样投资，反而感到精神空虚无聊，这里强烈的求知欲产生了，需要学习，需要充电，需要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和情感质量的念头比什么都强，企业家、商界中的老板们纷纷进入大学校园，学习各种文化知识。这些人在经历了商品经济的洗礼之后再到大学学习，不仅个人的商品经济理念和专业知识有了脱胎换骨的飞升，个人的思想境界和人文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有了质的改变，不少人以重金投入到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上。这说明发展经济不仅无碍人文精神的发展，相反还对人文精神建设与健全有促进作用。

科技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与人文精神的发展不仅不矛盾，反而会相得益彰，这同时也更有力地证明了前面的论点：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弘扬科学精神就是具体地有成效地充实与弘扬人文精神。很难设想，我们所弘扬的人文精神是割裂了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那种人文精神只是残缺的“文人精神”，那种“人文精神”也是不值得弘扬。今天，我们所强调弘扬的人文精神，就是包括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精神，也是本文所论述的核心所在。

当今中国的大学、中学、小学正在推行素质教育来取代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本质就是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有机地融会贯通的教育，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这种教育虽然刚刚开始，但毕竟是个好兆头。

作为21世纪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重建当代教育的新理念，必须反思历史，认清盲区，立足现实，重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大厦，力图在两者之间找到更多融通、渗透的连接点。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才能培养出适合21世纪的具有全球意识的新型人才。

原载《中国电子教育》2003年第2期

[1] 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第14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