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选集下的音乐文献学研究成果

◎郭小林

一、什么是音乐文献学

《音乐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1期上，曾刊载许勇三先生的《音乐文献学之我见》，文中提到：“在一些学院中，音乐文献学已经被确定为一门专业，设置了音乐文献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习计划与要求”。所以，“现在是正式提出建立这门新学科的时期了。”这个建议是适时的，因为它顺应了现代科学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呈现出的进一步细分和学科间广泛交叉渗透的总趋势。但遗憾的是，许先生为音乐文献学下了一个不确切的定义。

许先生给出的定义是这样的：“音乐文献学是以实际音乐作品为出发点，专门对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风格与技术手法演变作深入研究的一门学科”，所以“通过音乐作品本身来探索作曲手法的继承与发展，是音乐文献学的研究中心。”不难看出，许先生在这里把“音乐文献”与“音乐作品”当作了两个同义的概念，从而混淆了两者之间本质的区别。依笔者之见，所谓音乐作品，是指产生于作曲家头脑中的，根据一定的音乐逻辑，采用适当的音乐语言，构思创作出的反映一个完整具体，并可供演唱或演奏的乐曲。音乐作品可以有多种存在形式，它既可以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又可以记录在乐谱或唱片、录音磁带等类型文献上，还可以借助人声的演唱或乐器的演奏，以在时间中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所谓音乐文献，则是指一切记录有音乐知识信息的载体。它是音乐艺术历史、音乐理论研究成果和各种音乐作品转换成相应的信息符号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记录的纸张、塑料或其他载体材料上的各种物化知识的集合。由于载体形态、记录手段和基本功能的差异，音乐文献可以分为音乐专著、教科书、论文集、工具书、乐谱、图录、报刊和唱片、录音录像磁带、电影片、幻灯片、缩微制品等等许多类型。音乐作品不过是音乐文献记录的内容之一。所以，如果以实际音乐作品为出发点，以探索作曲手法的继承与发展为目的开展研究活动，其结果，只会建立起一门“音乐作品分析学”，而绝不可能是音乐文献学。

最近，又看到《黄钟》杂志1989年第4期上刊登的题为《音乐文献学和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的文章，该文从中国音乐史乃至中国音乐学建设的需要，提出了音乐文献学在中国音乐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音乐文献学“将为中国音乐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切实的保证；为音乐文物研究、民族民间音乐形态研究提供关于历史理论的完整的对比资料；为中国音乐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足够的辅助工具；将从文献学的角度，再现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这些无疑都是对的。但由于该文主旨不在专门探讨音乐文献学，所以，对音乐文献学的定义、研究范围以及在整个音乐学中的地位和与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未及旁涉，或虽有涉及，却失之不全。如音乐文献学的内容，过分偏重于“史”的方面，很难让人窥其音乐文献学的全貌。故笔者不揣冒昧，仅就自己的理解，试作一番论述，以求教于专家学者；更希望引起更多人对音乐文献学的兴趣，在共同的探讨中，使这一门重要的学科真正建立起来。

那么，什么是确切的、真正意义上的音乐文献学呢？应该说，音乐文献学是以音乐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整理利用的特殊规律，并为开展音乐文献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门专科文献学。音乐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源于普通文献学，同时结合音乐文献的特点而有所侧重和发展。建立音乐文献学和对音乐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目的，除了丰富普通文献学的内容外，最关键的，还在于向音乐艺术教育、学术研究、作品创作和演唱演奏实践提供完整、切题、及时的文献信息服务。

二、音乐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确定了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之后，还应围绕其对象确定具体的研究内容，或曰研究范围。一般来说，音乐文献学的研究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音乐文献史的研究

开展音乐文献史的研究，其目的是弄清音乐文献产生的大致时代及早期文献的形态，以及其后各历史时期音乐文献产生的数量、流传过程、形制变化和类型发展的基本脉络，即从时间的延续上划出一条音乐文献发展历史的线条。

音乐文献的萌芽，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商朝，从发掘出土的大量甲骨文中，已出现有关表示古代早期乐器的单字和记录有音乐内容的完整卜辞。商未周初开始出现的不少青铜器皿铭有文字，其中铭铸于钟镈之上的文字，对研究乐律学发展的最初成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文献记载，公元前800年左右的古亚述人已发明记谱法，即产生了楔刻于泥板书上的楔形文乐谱。约从公元600年开始，古罗马人也发明了用腓尼基文字或希腊文字标记的文字谱。但在见之于文字记载的音乐理论著述方面，当时的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从春秋末期至秦代的数百年间，先后有孔子的《乐经》、公孙尼子的《乐记》，以及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的有关音乐美学、社会功能的理论性著述和《吕氏春秋》诸篇记述包括远古时期音乐在内的史料性文献。

以泥版书、青铜器皿、竹木简策和缣帛卷轴等形式出现的早期音乐文献，数量很少，类型单一，记述内容也很狭窄，加之时代久远，很难保存下来。故传世至今的主要还是经过后人多次整理、传抄或刊刻的版本，而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仍保持早期原始形态的文献则属凤毛麟角。随着音乐的发展，研究的深入，乐器种类和表演形式的增多，以及文献载体材料和记录手段的改进，音乐文献无论在数量、内容、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有不少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但多数还是被保留下来，一些散佚的文献也通过辑佚的方式再现其内容的概貌。

由于音乐文献是音乐艺术发展的真实记录，所以，音乐文献的产生与发展，在总结以往音乐艺术成就，促进学术交流，尤其是对后世开展音乐史研究方面，都提供了确凿可信的文字记载和必不可少的实物依据。因此，音乐文献发展史是音乐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研究成果为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服务。

（二）音乐文献形态的研究

音乐文献的形态，包括构成音乐文献的基本要素和形式特征两个方面。普通文献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文献是知识信息与载体材料的统一体，它是由信息符号、载体材料和使二者有机结合的技术手段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只是由于各个时期或各种类型文献使用的符号、载体和记录技术不尽相同，所以文献的形式特征也存在很大差异。音乐文献形态的研究，就在于从本质上认识音乐文献在这些方面的具体特点。它是进一步揭示各种音乐文献功能和开展音乐文献工作的基础。

文献记录所用的信息符号种类繁多，有些是各学科文献通用的，如文字；有的则是某一学科文献专用的，如化学元素符号。音乐文献学对信息符号研究的重点，是其特有的各种记谱符号以及能满足音乐、音响记录要求的声频视频信号。历史上各国先后使用过的大部分记谱符号及其相应的记谱法，由于不尽科学而被逐步淘汰，其中有些记谱符号又因种种原因而成了令人难识的“天书”。在对其进行原理、背景的考释和译成现代曲谱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古谱学”，成为音乐文献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还是音乐文献研究成果最为显著的部分。

在载体材料和记录技术方面，音乐文献与其他学科文献一致的地方很多，故音乐文献学可以利用普通文献学的研究成果。

音乐文献的形式特征主要包括文献的题名及责任方式，乐谱的类型，版本的变化，书谱的开本、装帧形式，磁带的规格、放送时间，唱片的尺寸和转速，报刊的幅面、刊期以及编号方法，等等。认真研究这些特征并找出其中的规律，是制定各种文献工作标准，提高工作效率，实行科学管理和提供充分利用的依据。比如音乐文献的责任形式，有著、编、译、辑、作词、作曲、改编、记谱、订谱、定指法、唱、奏、指挥、录制等。文献编目时，在不同的文献类型中，哪些可以作为主要责任者，哪些只能作为次要责任者，哪些又不能成为责任者，编目人员都要结合文献的具体情况加以正确选择。像演唱者，在声像制品中是很重要的责任者，但在某人演唱歌曲曲谱汇编中，就构不成责任者。另外，对各种责任方式在著录中的位置和先后次序的确定，以及在目录组织中应提供哪几个检索途径，都需要在综合分析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才能总结和抽象出具有共通性的规律来。音乐文献工作的标准就是在对这些规律性有所认知的基础上制定的。

（三）音乐文献基本功能和特点的研究

音乐文献是音乐艺术理论、技术方法和艺术创作的一种重要的物质存在和表现形式，它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对音乐艺术的继承、发展、创新和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间的广泛交流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就整体音乐文献来说，其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就是记录、传播和交流音乐知识信息。

音乐文献学对音乐文献基本功能的研究，以各种类型文献所反映出的，各自独具特点的功能为出发点。我们知道，文献的类型不同，它所能提供的使用价值是不一样的；音乐专著和教科书在于全面系统地对音乐科学和技术方法进行理论的阐述和探讨；音乐工具书则主要是提供确切的事实、数据、概念、定义和结论的具体资料；音乐期刊侧重于最新创作或研究成果的及时发表和报道；乐谱却是把在时间中运动的乐音乐转换成静止可视的符号与系统，以便别人尤其是后人学习、研究和借助某种方式再现出来；而声像资料文献则可随时重现并供直接欣赏音乐本身。就是同一种类型的文献，也可能表现出更为特殊的功能来。如乐谱，一般说是供演员演唱用的。但一些古谱不经翻译谁也不懂，演奏者自然不会用它，但它却是古代音乐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又如微型乐谱，却只能供学习研究之用，因为它体积小，携带和翻阅十分方便，但却很难想象有谁直接凭借其上台演奏。所以，研究音乐文献的基本功能，目的是能有针对性地提供文献服务和充分发挥文献的利用效益。此外，对文献潜在价值的开发，也是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音乐文献虽共有如此众多的类型，但在对其本质作深入的分析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各种各样类型的文献，实际上都是人类对记录、传播和交流音乐知识信息多样性需求的适应。由于人类的需求是不断发展的，因此，现有文献类型所表现出来的还比较单一的功能，仍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于是，它将成为发明具有更新的功能，特别是同时具有多种功能文献的动力。

（四）音乐文献内容价值的研究

音乐艺术的继承和创新，必须借鉴前人或别人的经验，音乐文献则是提供这种借鉴的重要工具。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文献的利用效益，向读者提供最切题、最有价值的文献，首先，就需要对文献的内容价值做出全面的、恰如其分的评述。评述的过程就是对具体文献内容进行研究的过程。在这方面，音乐文献学的任务，首先是开展对各种文献已知价值评述成果的综合整理，亦即广泛搜集并集中对各重要文献的研究成果，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以专题书目、导读书目、推荐书目以及各种书目中的题解（提要、叙录）等形式，向读者提供鉴别和选择文献的帮助。

对文献进行整理评述，在我国始于东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书之时。刘氏在每校勘完一部书后，都要作一篇叙录以记述校理经过，介绍该书作者的情况、书的内容和价值，说明该书是值得认真研读，还是只可作一般浏览。后来，刘向又将全部叙录汇辑成书，取名《别录》，共20卷，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提要书目。我们应该继承这一优秀的目录学传统。

其次，是对文献潜在价值的开发。一篇文献信息量的大小，不全取决于字数的多少和篇幅的长短，而主要应视其所包括的内涵的大小。特别是我国古代文献，用语精练，言简意赅，后世人对其中的一些经典著作的研究评价，其文何止千百篇，但时至今日仍不能全。现代研究分析方法的应用和人们视野的扩展，对文献进行的全方位多学科的研究，更是发掘出许多前人所未知的新的利用价值来。就“曾侯乙编钟”而言，从事音乐史、乐律学、古代乐器史、考古学、古文字学、造型艺术、音乐文献学和古代冶炼技术研究的人员，都会从自己的职业角度，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独具专业特色的见解。因此，音乐文献学不仅要及时搜集整理和报道这些成果，还要尽可能广泛地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以促使更多的研究成果产生。(www.xing528.com)

需要说明的是，在音乐文献内容价值的研究开发中，音乐文献工作者（在此指从事音乐图书情报工作的人员）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协调、组织和提供文献资料及最新研究成果的信息服务，而并非直接进行对某一具体文献的研究评述。这种直接的研究，更主要的是靠各学科的专家和对此感兴趣的所有人来进行。

（五）音乐文献与其他学科文献关系的研究

音乐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音乐文献作为音乐知识记录形式，又是整个社会文献保障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音乐文献学必须研究音乐文献在人类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与其他学科，尤其是文学艺术类学科文献的关系。这是因为人类知识是一个主体的网状结构。学科与学科之间只是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它们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复杂联系，特别是一些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如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一些方法论，如比较方法、数学方法等，都已被应用到音乐艺术研究中，因而构成了一些边缘学科。至于戏剧曲艺和电影电视，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些学科间的交叉渗透，都会如实地反映在音乐文献内容上。理顺音乐文献与其他学科文献的既有关系，进而预测可能产生的新的联系，是制定音乐文献分类标准，正确反映相关学科文献类属的基础。音乐图书馆的分编人员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我国以往的各种图书分类法，都或多或少存在学科关系不顺的问题，以致很难找出一部完全科学合理，被各音乐图书馆共同承认并采用的音乐图书分类法来。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三版）“音乐类”的最后定稿，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由七个音乐院校图书馆共同拟定的“执行方案”，在音乐理论类下，增设了一些由音乐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形成的新的音乐学分支学科类目，如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和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等等。虽然其中的音乐文献学和音乐考古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特别是音乐文献学更是处于萌芽的阶段，使“执行方案”将其与音乐考古学一道正式列为一个类目，既显示了立类上的预见性，又表明了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在后面还会谈到）。

（六）音乐文献整理方法和标准的研究

古代音乐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原因有的在内容上散佚、错讹、甚至于被篡改假冒，有的经后人补充、删定、辑佚和辗转传抄刊刻、形成不同的版本。为了勘除谬误，辨其真伪、鉴别优劣、条陈目次，于是产生了校勘学、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以及辑佚等传统的文献整理方法。如清代马国翰所辑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从周至隋唐的大量文献中，共辑出佚书632种，计768卷，其中音乐文献16种，马氏在书前均叙其作者事略和该佚书源流，书后又附有该书问世后诸家的评论和研究情况，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辑佚丛书。现代人对音乐古籍的整理，仍可借助这些有效方法。

现代文献类型和数量的剧增，给音乐文献整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现代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整序理论的产生，又为音乐文献的整理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技术方法。如音乐文献的分类、编目著录、图书馆目录组织、书目索引的编制、文献的管理、统计和分析，以及计算机技术和缩微技术在文献存贮和检索工作中的应用，都使音乐文献工作朝着科学化、标准化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音乐文献的整序，有自己的专业要求，不是一般文献整序方法所能照顾得到的。音乐文献学的任务，就是要按照这些要求，总结和制定出专门针对音乐文献特点的整序理论、方法和标准。

音乐文献的分类标准及其分类细则、书次号的取法规定、主题词表和标引方法、乐谱及声像资料的著录规则、目录组织规则、统计标准、文献代码、计算机信息输入格式、书目索引编制方法以及分编工作程序文献管理要求等工作和技术标准的制定，都是现代音乐文献整序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且还是彻底改变目前我国各音乐文献部门在工作中存在的各自为政，自行其是，随意变动和自我封闭状况的保证措施。

我国音乐文献工作标准化的程度很低，至今尚无一个专门的技术标准。好在这项工作已经起步，其中，因《中图法》（第三版）可能成为我国的文献分类标准，故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文献分类标准已大致解决。下一步紧接着的是国家文献标准《乐谱著录规则》的制定，目前已在起草中。当然，文献工作标准的制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它除了要充分考虑音乐文献的具体特点外，还要注意音乐文献标准与一般文献标准之间的衔接，即注意文献工作的综合标准化和趋前标准化。

（七）音乐文献资源合理布局的研究

当前，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面临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文献数量急剧增加，出版物价格持续上涨，而图书馆购书经费缺口很大；另一方面则是各图书馆在文献采集中缺乏相应的分工协调，造成馆际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购置和品种短缺，严重影响了社会文献保障体系的建设和现有文献整体效益的发挥。音乐图书馆的情况亦不例外，凡适用面较宽的文献各馆争相收集，价格昂贵而又专深的文献却又大都缺藏，加上馆际互借工作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使得本不丰富的文献资源更加贫乏。加强音乐文献资源合理布局研究，正是旨在探索出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对策。

音乐文献资源合理布局的实质，就是从键全社会音乐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出发，结合各音乐院校的专业设置、外语语种分布和地区特点对图书馆文献收集范围和重点，实行合理的分工协调，逐步形成“大而全”和“小而专”的藏书格局，即在突出各个图书馆藏书的专业、语种、类型和地方特色的基础上，追求全国这一整体上的音乐文献高保证率。而确定必须保证的文献范围，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制定科学合理的协调方案以及研究具体的实施办法，都是开展音乐文献资源合理布局工作首先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三、音乐文献学的学科特点

1. 音乐文献学具有音乐学和普通文献学两个学科的基本属性。由于音乐文献学是普通文献学和音乐学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因此，它同时兼有两个学科的基本属性：在普通文献学方面，音乐文献学是在普通文献学一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以音乐知识信息为记录内容的专科文献研究上的深化和具体实践。它的建立，使普通文献学的外延进一步扩展，而其内涵更加丰富。在音乐学方面，音乐文献学则是为音乐学从知识载体的角度探索音乐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历史，音乐信息转换、记录、存贮、传播和再现过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2. 音乐文献学同音乐学各分支学科存在着非常普遍而密切的联系。音乐艺术的全部历史和成果，绝大部分都被保存在文献这一主要的知识载体中，而音乐文献学又恰恰是以音乐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关于音乐文献历史和内容价值的研究，更是广泛涉及音乐学的各个领域。在这些方面，音乐文献学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尤为突出。首先，音乐古籍本身既是文献又是文物，对其产生时间的推断、载体材料的鉴别、信息符号的识读、工艺水平的分析和内容价值的评介，等等，都是两个学科的共同兴趣所在。其次，虽然大部分文物从性质上看并不属于文献的范畴，但对文物研究或测定的结果，往往以文献的形式保存下来并具有与文物同样重要的研究价值。如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距今已约8000年的一批骨笛，其中一支在刚出土时尚可发声，由于录音及时，为我们保留了一份能反映远古骨笛实际音响效果的重要文献。根据实物，再辅以录音资料，便证明了早在约8000前的古人类，就发明并制造出具备七声音阶结构的乐器。故音乐文献学的成果和音乐考古学的发现一样，都能为音乐历史的研究提供确凿可信的依据。另外，古文献中记载过但后来却亡佚的音乐古籍，向音乐考古学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发掘课题；音乐考古学对古文献的发现，又为音乐文献史的研究提供了补充材料和实物佐证。至于以古文物为题材创作的大量音乐作品，也是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又一例证。

3. 音乐文献学又是门工具性学科。音乐文献学的建立，完全取决于音乐学术研究，艺术教育，作品创作、演奏和欣赏对文献的需求。所以，音乐文献学的兴起，自始至终都不是目的，而仅仅是保证上述实践活动正常开展的一种辅助手段。音乐文献工作者正是利用这一手段为读者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音乐文献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应是所有从事音乐研究和表演实践的人都要掌握的基本工具，只有具备一定的情报素养，即文献检索和利用能力的人，才能在知识的宝库中迅速准确地查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这也是普及音乐文献学知识，增强广大读者情报检索技能，进而提高现有文献利用率的意义之所在。

4. 音乐文献学还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音乐文献学研究产生的全部理论和方法，最终都要体现在音乐文献工作实践上。所谓音乐文献工作，实质上就是对社会上大量的、流向尚不确定的音乐文献进行整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相当繁复的，凡是通过图书情报部门向读者提供的所有原始文献或文献线索，都要经过采访搜集、验收登录、分类编目、目录著录、目录组织、入库典藏、文献报道、流通借阅和参考咨询等一系列具体工作环节。所以，音乐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决不是以发表多少该学科论著所能衡量的。

5. 音乐文献学在目前尚属一门潜在的学科。音乐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已被正式提出，但毕竟时间不长，远远谈不上全面深入地开展。从发表于专业刊物上的文章看，绝大多数还仅限于古谱的考证翻译，某些古籍的诠释校注或停留在音乐文献的分类、著录等文献工作阶段。尽管在这些内容上也取得不少成果，但却缺乏对整个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对象、范围和学科地位等等的全面系统的论述，离真正形成音乐文献学的科学体系，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音乐文献学在目前才刚刚开始萌芽，还只是一门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潜在学科。

主要参考文献：

1. 许勇三：《音乐文献学之我见》，载《音乐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1期。

2. 王小盾：《音乐文献学和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载《黄钟》1989年第4期。

3. 朱舟：《音乐考古与当前音乐创作实践》，载《音乐探索》1989年第4期。

4. 王余光：《论文献学》，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6期。

5. 郭小林：《关于音乐文献工作的趋前标准化和综合标准化》，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7年第1期。

原载《音乐探索》1990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音乐舞蹈》1990年第11期转载；《中国音乐年鉴》1991年卷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