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学术论文选集下册

◎胡扬吉

当下的王光祈研究，在经过全方位的拓展和深化演进后，可谓方兴未艾，硕果累累，而且不断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亟待后辈学人予以更加广泛深入的关注。2012年是王光祈120周年诞辰，为了表达一以贯之的缅怀之情，笔者尝试对1924—2012年王光祈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一次整体透视、全面梳理和综合归纳，以便国内外的学界同仁能借此综观王光祈研究的发展脉络，全面审视其演变进程，清晰了解和切实把握其主要的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知王光祈研究的价值取向和未来目标。

一、王光祈研究的历史回顾

依据《王光祈研究文献综目》[1]所指引的文献线索，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有历史记录的国内第一篇有关王光祈研究的专文，当属恽代英发表于《中国青年》1924年第53期的《评王光祈著〈少年中国运动〉》。基于此，本文暂将1924年作为王光祈研究整个历史进程的回溯起点。

1924—1935年的12年间，我们除了能在台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2年出版发行的《音乐辞典》（梁得所编）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发行的《音乐辞典》（刘诚甫编）中查阅到篇幅不长的“王光祈”词条外，当时见之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相关报刊的研究王光祈的文献仅有微乎其微的3篇。除了前面提到的恽代英文，有据可查的，还有署名为“快人”的一篇题为《王光祈留德治乐》的专稿[2]，而另一篇则是中国英年早逝的女乐律学家杨没累于1926年12月22日所写的《评王光祈论中国乐律并质田边尚雄》，该文于1929年收入其丈夫朱谦之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没累文存》之中。[3]这是国内所能见到的第一篇对王光祈音乐著述进行实质性评价的文章。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病逝于德国波恩，这一年国内曾举行过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并编印有汇集当时社会各界名流专稿的纪念专刊。这个时间节点所产生的有关王光祈评价和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第一次以集结的方式载入史册，具有重要且独特的史料价值。

以1949年为时间节点向前推移，可以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前25年（1924—1948）王光祈研究的概况。据不完全统计，在此25年间，正式发表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报刊以王光祈为研究对象的专文总共仅有7篇（前述1936年集结编印的纪念专刊中的文章不包括在内），有关专著、工具书中的“王光祈”词条或相关专述也仅有3篇（条）。不仅数量极少，而且主要是王光祈的生平介绍和纪念王光祈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国内对王光祈的研究尚未进入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历史进程。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时期，亦即1949-1978年近30年的时间，是新中国破旧立新、开拓进取的重要历史时期。

如果将这一时间段稍作延后，把全国首次“王光祈学术讨论会”的举办时间（1984年）选定为阶段性时间节点的话，那么，从统计的相关数据来看，1949-1983年的近35年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报刊发表有“王光祈研究”方面的文章共计20篇。其中，中国大陆14篇，台湾地区6篇；专著、工具书及非正式出版物中的“王光祈”词条或相关专述共计16篇（条），其中，中国大陆9篇（条），台湾地区7篇（条）。由上述统计还可看出，此时期台湾地区出版、发表的相关专著和专文占有较大的比例，充分显示出台湾地区对王光祈的关注度。

1984年在成都（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的首次全国性的“王光祈学术讨论会”，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明确研究主旨的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性学术活动，而会后编印的《王光祈研究论文集》也可视为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集结式研究性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数量和质量可观，而且已显示出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这次会议犹如“破冰”之举，具有非同寻常的里程碑意义，它为日后全国范围内王光祈研究体系的构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009年，王光祈研究领域产生了两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一是《王光祈文集》（三卷五册版）的正式出版发行。该文集是迄今为止搜集文献最全、收录内容和范围最广的一套王光祈文献总集。它的问世，不仅实现了广大学界同仁的夙愿，而且也为国内外不同学科领域从事王光祈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的阅读范本。二是首次国际性的“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在王光祈的故乡——成都温江区成功召开，此次会议开启了王光祈研究由内及外、逐步延展的新时期，其反响巨大、意义深远。

1984-2012年这一历史阶段无疑是整个王光祈研究发展历程中最为兴旺、丰满和成熟的时期。它由分散零星的个体研究行为逐步发展为集结式的研讨会和形式多样的群体性学术活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使王光祈研究不断得以深化，并随之进入一个全新的高级阶段。

二、王光祈研究的发展趋向

综观近90年王光祈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首开先河的1924”、“生死之交的1936”、“继往开来的1949”、“意义非凡的1984”、“由内及外的2009”等五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及两个特征迥异、对比鲜明的发展阶段，即前60年（1924-1983）为王光祈研究的初级阶段，后近30年（1984-2012）则堪称王光祈研究的高级阶段。由此观之，王光祈研究呈现出如下四个主要的发展趋向。

（一）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纵深发展

王光祈研究的初级阶段，可简要地归纳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 关注的人不多，相关研究文献数量较少。据不完全统计，除前面所提及的1936年编印的那几个纪念性专刊外，这一阶段仅有25人在各类报刊上正式发表相关专文28篇，有12人（或编辑单位）所出版的著作或文献专辑中的相关专文、专述13篇，正式出版的工具书中有相关词条10条。以上各类研究文献的总量为51篇（条）。

2. 研究人员呈个体、分散和随机的状态，相互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和互动。

3. 相关研究文献大多停留于人物的一般性介绍、事件的简单罗列或较低层面的评介，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均有限。

4. 研究选题不成体系，面较窄，且研究视角趋于雷同化，缺少带有突破性的新视角、新思维和新观点。

5. 研究人员的学科分布不够宽泛，这与王光祈文献所涉及的多学科范畴相比照，尚存在明显的缺位或研究空白。

相比而言，王光祈研究的高级阶段正好与前面的初级阶段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 关注和参与王光祈研究的人以及所产生的相关研究文献增长迅速。

以1984年首次“王光祈学术讨论会”为阶段性的起点，仅这一次会议便有70余人参会，会议期间所提交的相关论文或发表的专题讲话共计40篇（次），数量相当可观。此次会议之后，又相继举行了两次全国性和一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以及相关纪念活动，前后四次研讨会总共约有300余人参会，所提交的相关论文或发表的专题讲话共约130篇（次）。另据粗略统计，在这个阶段不到30年的时间内，总共约计143人在各级各类报刊上正式发表相关文论160篇（不包括论文专辑中重复收录的文章）。除此之外，另有53人（或编撰单位）编辑的专著、专辑中的相关专文、专述48篇；各类工具书中的相关词条22条。上述各类研究文献的总量已达到360篇（条）之多，相当于初级阶段研究文献总量的7倍以上。

2. 群体性研究活动和由此产生的集结式研究文献持续不断。

1984年“王光祈学术讨论会”及会后编印的《王光祈研究论文集》，1992年“纪念王光祈诞辰100周年暨学术讨论会”及会后正式出版的《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2002年“纪念王光祈诞辰110周年暨讨论会”及会后汇编的《交流论文》，2009年“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及会后出版的《昆仑巨声—— “2009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等论文专集，即是相关群体性研究活动和集结式研究文献的集中展现。王光祈研究的学术成果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深入交流。

3. 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均有较大幅度的拓展。

进入高级阶段的王光祈研究，人物和事件的一般性介绍或较低层面的简要性评价越来越少。相反，深入详尽、论证充分的定向或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这不仅是“量”的渐变，更是一种“质”的蜕变。而研究内容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以及研究成果质量的提升，正是王光祈研究从初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李宏锋《王光祈比较音乐史学思想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兼及比较音乐史学科方法论的几个问题》[4]即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有力佐证。该文从吸收借鉴王光祈早期比较音乐史学思想出发，进而对比较音乐史学科方法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文章认为：王光祈践行并推进的比较音乐史学理念，应成为21世纪中国音乐史研究新的学科增长点，它不仅具有开启学科新范式的重要意义，更是历经百余年发展的音乐学在更高层面回归比较音乐学传统的必然要求。像这样具有较高的研究起点和一定的研究深度，论证精当、解析深刻的论文，在王光祈研究的高级阶段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4. 研究选题的多样化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更加突出，彰显新思维、新视角、新观点、新成果的文章不断涌现。

1984年首次全国性讨论会便显现出选题和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时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王光祈在音乐学上的贡献》[5]，中央音乐学院廖辅叔教授的《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王光祈的著作和思想》[6]，中央音乐学院赵宋光副教授的《有关王光祈评价的一些理论问题》[7]，中央音乐学院俞玉滋副教授、中国音乐学院青年教师修海林的《论王光祈的音乐思想》[8]，吉林艺术学院吕金藻副教授的《王光祈音乐思想初探》[9]等文章均表现出对宏观态势的积极观照和合理把握，而其他与会者的论文则分别从音乐史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声学、乐律学、比较音乐学等多个分支学科领域，对王光祈及其音乐著述展开了较为全面的审视和学理性的探究，其中不乏创见和新意。1992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时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冯光钰的《王光祈的中西音乐文化观》[10]、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的《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11]在结合音乐学宏观理论进行阐释方面也表述了不少新的观点和颇富前瞻性的见解。而其他与会者的文章中，则出现了在音乐民族学、音乐形态学、乐器学、乐舞、声学、音乐戏剧和戏曲等音乐学子学科方面新的研究课题。在2002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又出现了从音乐批评学角度研究王光祈的选题。[12]在2009年的“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本学者牛嶋尤子的《中日王光祈研究之现状与课题》[13] 不仅述及了日本在王光祈研究方面的历史、现状和新的发展动向，而且还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日两国王光祈研究的动向和研究课题进行了同步比较，并做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新西兰学者宫宏宇的《中华知识分子的典范、“少年中国”精神的化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眼中的王光祈》[14]、中国音乐学院修海林的《对王光祈出国留学原因的再认识》[15]、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的《对王光祈定位的研究——以相关研究者的言论及著述为例》[16]、上海音乐学院王勇的《王光祈在波恩的工作、学习考析（1932-1936）》[17]等文章中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的研究成果尤显突出，无论是史料的开掘，还是立论的创新性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5. 关注并参与王光祈研究相关人员的学科分布不断扩展，且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愈加普遍，学术思想和研究选项日渐宽泛。

目前，在参与王光祈研究的相关队伍中，从学科分布上看，除音乐学外，已涵盖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社会学、中国史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理论、新闻传播学等一级学科以及下属的一些分支学科，与王光祈著述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日趋吻合。

在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方面，南昌陆军学院程兴旺的《从王光祈的“工读互助运动”与“音乐学研究”反思王光祈的救国理想——纪念王光祈诞辰120周年》[18]，可视为一种大胆而又富有启迪的尝试。该文对王光祈以“救人”为核心的“音乐救国”思想做了较为透彻的分析研究，论文作者试图通过对王光祈的“工读互助运动”和“音乐学研究”这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学科范畴和学术层面的深度解析和阐释，进而将音乐学与政治学、社会学、思想史、伦理学等学科理念和学术视角有机地加以整合，创造性地推进了整体性和复合型的王光祈研究之发展进程。

6. 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学术包容性更强，理性思考更多，不同思想的交锋和不同观点的碰撞趋于常态化。

在涉及对王光祈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方面，如前面所提及的李岩的《对王光祈定位的研究——以相关研究者的言论及著述为例》，作者抱着尊重史学的治学态度，在对王光祈的历史评价方面勇于亮出与前辈学者截然不同的见解，使王光祈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发的局面。正如该文作者所言：“而在他（王光祈）身后如此起伏跌宕的不同时代的评价，也表明了多样性的内质，这是吸引一代学人对‘王光祈研究’痴迷的主要原因。”正是在此次讨论会上，令与会者颇感欣慰的是，汪毓和在其《我对王光祈的粗浅认识》[19]一文中，同样抱着正视历史的态度，十分坦诚地承认“自己过去思想认识上存在既研究不够而且比较‘左’的缺点”。汪先生同时指出：“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认识、分析、评价，必须首先努力认真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方法，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探求。”这种“求实存真”的学术理念着实让我们看到了王光祈研究长盛不衰、活力不减的希望所在。

对王光祈出国留学原因的探究，一直是王光祈研究中一个关注度较高的“热门话题”，同时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研究课题。修海林在其《对王光祈出国留学原因的再认识》中，明确表达了对王勇《还历史一段真相——关于王光祈留德原因的重新考证》[20]、宫宏宇《王光祈与吴若鹰关系考》[21]所持观点的质疑。笔者认为，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不仅是当下学界应当大力提倡的，而且也是推进王光祈研究持续深入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所在。

7. 以王光祈研究为核心的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性外延工作、活动和研究机构逐步得以深化和完善。

在王光祈文献的挖掘、整理、汇编方面，已从1984年的单册文献《王光祈音乐文论选编》发展到1992年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的《王光祈文集》（音乐卷）和199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的《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三册），最后再到2009年330万字之巨的《王光祈文集》[22]，从而使王光祈的原始文献资料实现了最大化的集结和最优化的呈现。1985年，四川音乐学院毕兴、韩立文两位专家编纂了《王光祈生平大事及主要著述年表》，1987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在此基础上正式出版《王光祈年谱》。在2009年的“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又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编撰全面系统的《王光祈传》的动议，这些举措将使王光祈生平传略的编纂工作更加充实完整。2012年4月，四川音乐学院与成都温江区再度携手，同步建立了“王光祈学术研究中心”，这是国内外首个专门的王光祈研究机构，它标志着王光祈研究将在发展战略和策略的制订，研究人才、研究队伍以及研究计划、研究活动的系统组织方面有了更加可靠的保障。照此发展，省级乃至国家级的“王光祈研究会”也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了。这样一种不断开拓、积极进取的发展势头，预示着“王光祈研究”终将向廖辅叔先生早年所倡导的“王学”学术研究体系快速演进。

最后，尚需特别提到的是：在王光祈研究进入高级阶段的发展进程中，李岚清同志对王光祈研究曾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2008年5月，李岚清同志专门撰写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王光祈》[23]，并在文中指出：“王光祈是我国五四时期杰出的爱国主义社会活动家，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著述颇丰，不仅对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现代音乐的理论和实践仍有一定的意义。”李岚清同志的这段话对王光祈的一生给予了非常贴切的定位和十分中肯的评价。2009年10月，《王光祈文集》的编辑出版再次得到了李岚清的关心和支持，当得知该文集拟采用其专稿代作总序时，李岚清同志欣然同意，并再次表达了对王光祈的敬慕之意。

上述史实及罗列的种种特征，既体现了王光祈研究初级与高级阶段在研究人员、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的较大反差，而且也反映了两个阶段在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的截然不同。这些客观存在的特征和差异，正是我们划分与界定王光祈研究不同阶段的依据和标准。

（二）由音乐学科为主为重向多学科并举并重的格局全面拓展

按本文前述所提供的时间节点和文献线索，从学科领域的角度对王光祈研究做一整体性的回顾和综合性的梳理。结果表明：若将1984年作为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和历史分期，在此之前的60年间，正式发表的王光祈研究文献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大多集中于音乐学科范畴。在总共51篇研究文献（不包括1936年王光祈逝世后编印的纪念专刊）中，非音乐类文献仅有13篇，而且多为人物生平介绍或纪念性的短小文章，涉及学科领域较有深度的学术论文可以说寥寥无几。

由1984年讨论会的参与人员和所提交的论文来看，除了仍然是音乐界人士和音乐学科相关论文居多外，我们已能从中看到一个良好的端倪，即除音乐之外的相关政界、学界的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已踊跃加入到王光祈研究的行列，如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杨超，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张秀熟，王光祈生前挚友、四川大学著名数学家魏时珍以及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政治理论、哲学和中文等专业的专家学者。四川大学哲学系黎永泰的《五四时期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24]从宏观哲学思维的高度，对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和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政治思想史和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是五四时期思想史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侯德础在《王光祈史学著译论略》[25]中指出：“王光祈涉及史学的著译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也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所以，王光祈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应是不可忽视的”。四川音乐学院政治文艺理论教研室的韩立文、毕兴，从音乐学和社会学交叉融合的独特视角出发，及时引入当时正在欧洲兴起的新兴学科——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题为《试评王光祈关于音乐本质和社会功能的论述》[26]中深入分析了王光祈关于音乐本质和社会功能的论述。

1992年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研究生周淑真应邀参加了此次大会，并提交了《试论王光祈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27]。该文通过对由王光祈为主要发起创始人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兴衰存亡全过程的分析研究，以详实的史料和充分的论证探究了王光祈在中国近代史应有的历史地位。时任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的潘清雍先生在《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进行不懈探索的业绩永存》[28]中分七个方面对王光祈各个时期在政治活动和相关研究工作中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在本次活动汇集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已故四川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学专家朱泽民教授编校的《王光祈诗词辑览》[29]。此专辑的面世，为日后学界对王光祈文学方面的成果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原始文献资料，同时也向我们提示了王光祈诗词在文学、音乐及其他方面所蕴涵的多重意义和潜在价值。

2002年12月，“纪念王光祈诞辰11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在温江举行。在音乐学科为主为重的基本格局的基础上，仍有不少相关史学、政治学专家学者与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谭晓钟提交了《王光祈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述评》[30]。该文以大文化的理念作为切入点，别具一格地提出“文化选择”的学术命题，同时将“文化选择”提到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大问题的高度来进行论证。他在文中明确提出：“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对先进文化的追求和选择，不能不提到王光祈；考察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史，不能不提到王光祈；考察20世纪初中国的社团史，不能不提到王光祈；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能不提到王光祈；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不能不提到王光祈。”文中的这一论断足以说明王光祈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理应享有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作者在王光祈研究方面较为开阔的学科视野。除谭晓钟外，尚有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成西与许蓉生合作撰写的《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实践》[31]、张彦的《试析王光祈的救国之路》[32]、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张斌的《王光祈复蒋介石电本意辨析》[33]及重庆“卢作孚研究会”赵晓玲的《王光祈的寂寞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34]等多篇文章。这些专文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党政治学、中国政党史和中共党史等学科领域的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王光祈进行了细微深入的专题研究。

2009年10月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淑真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在王光祈的研究问题上需要解放思想，对有些问题应采用开放的学术研究方法和立场。……研究历史，应该本着学术的研究态度，应摒弃一些不必要的干扰和顾虑。”[35]她的这些新观点和新见解得到了广大与会者的一致赞赏。程兴旺向此次学术讨论会提交了题为《从王光祈的“工读互助运动”与“音乐学研究”反思王光祈的救国理想——写在王光祈诞辰117周年之际》的论文（此文修改稿已在前文提及，不赘）。该文所凸显的学术价值，体现于在同一篇文章中能合理而有效地展示多学科并举并重的学术视野和综合研究的驾驭能力。此外，四川音乐学院社科部（现人文社科学院）副主任李明田与会交流的《王光祈与〈国防丛书〉》[36]，在国内首次对王光祈的《国防丛书》进行了专题研究。该文不是从军事学的角度切入，而是以王光祈“精神国防”的意识为导引，进而探究其爱国、救国思想。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隐含了一定的学科拓展意义。

在上述基础上另须补及的是：在1984年的讨论会上，时为四川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的管建华提交了《王光祈的〈声音心理学〉述略》[37]一文，首次从音乐学与心理学有机结合的角度对王光祈的相关理论和观点进行分析研究。该文认为：“王光祈正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国古代著作中的乐音心理学思想，这在当时国内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方面，是难能可贵的。”2002年，又有山东济宁师范专科学校的王洪生教授发表《王光祈〈声音心理学〉解析》[38]，文中就王光祈对声音心理学与音乐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及其“心理现象”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在教育学科领域，1984年四川音乐学院胡扬吉的《王光祈与音乐教育》[39]，从王光祈“对外国音乐教育事业的科学考察和借鉴”、“对我国音乐教育实施的可贵尝试和贡献”，以及“对现代音乐教育学说的正确阐发和运用”等三个方面论证了王光祈在音乐教育方面的独特贡献及其可资借鉴之处。而在2009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四川音乐学院的陈思在《他山之石可攻玉，变而通之以尽利——浅议王光祈的音乐理念对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40]中，则着重从当代教育的视角出发，阐释了王光祈音乐理念对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还有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林睿晶的《王光祈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贡献》[41]。

除上述之外，朱岱弘的《王光祈著作文章及有关资料目录》[42]，胡扬吉的 《（1981—1991）王光祈研究资料知见录》、 《王光祈著述及研究资料综目》[43]， 《王光祈研究资料目录（增补部分）》[44]、《王光祈文献总目》[45]、《王光祈研究文献综目》[46]；王勇的《王光祈音乐著述和部分相关著述写作或发表时序索引》[47]，以及牛嶋尤子的《王光祈文献总目录（附著译年谱）》[48]等依据文献学和目录学的原理、方法，自1984年以来，先后整理、编制出一系列“王光祈文献目录”和“王光祈研究文献目录”。这些经过分类梳理的文献目录，为理清王光祈文献及王光祈研究文献的脉络体系和总体架构，为各学科的专家学者总览王光祈著述全貌和王光祈研究的发展概况提供了文献参考和检索方面的路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助推了王光祈研究体系的整体构建。

上述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正是由于王光祈个人身份的多重属性和学术思想的跨学科性，加之其学术成果涉及多学科领域，这就使王光祈研究向多学科并举并重的格局全面拓展变得顺理成章和势在必行。

（三）由国内向国际范围逐步延展

以有记载的历史文献为据，国外有关王光祈研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37年，即日本岸边成雄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书评〈中国音乐史〉》[49]。岸边成雄是东方最早研究王光祈的学者之一，受王光祈有关东方音乐的论著影响较深，对王光祈评价极高。他在该文中认定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一书“使中国音乐史研究达到了世界水平”，是“一本划时代的好书”。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上面提到的音乐学家岸边成雄外，王光祈在日本学者的视野中

尚未引起进一步的关注。1980年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日本学界不仅对王光祈音乐方面的著述继续保持一定的关注度，而且对王光祈在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等方面的著述也开始有了较多的旨趣，并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成果[50]。由小野信尔撰写的《五四运动前后的王光祈》[51]，以及由江田宪治编撰的《现代中国事典》[52]中的词条“少年中国学会”，对王光祈均有所述及。而日本福岗亚洲文化综合研究所研究员、王光祈研究学者牛嶋尤子的相关学术论文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其中有《王光祈与琴学——民国时期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之一面》[53]、 《清末民初的四川与王光祈》[54]、《王光祈之“少年中国歌”》[55]、《国民革命时期民国的民众教育运动之—侧面——以同中华书局的教育事业相连的王光祈之社会活动为事例》[56]等。牛嶋尤子试图通过梳理王光祈文献的梗概，进而分析研究王光祈音乐学知识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并进一步解读王光祈初期的“少年中国主义”思想与其后来践行的音乐学之间的关系。

2008年，藤井升三的评论文章《牛嶋尤子“王光祈文献总目录（附著译年谱）”》[57]、永见和子的《王光祈的思想——围绕初期思想的形成》[58]，以及田中有纪的《现代中国的国乐与传统音乐——王光祈和比较音乐学》[59]，从不同的角度对王光祈进行了相关研究。

除上所述，1992年时为日本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上海音乐学院高级研修生的仲万美子也曾对王光祈的琴学著述进行过相关研究。[60]

201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员、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博士、青年学者新堀欢乃与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合作的研究成果《比较音乐学历史背景的中日学术交流——以田边尚雄、王光祈等人的活动为线索》[61]中，对王光祈有较大篇幅的评述。

在王光祈研究由国内向国外逐步延展的过程中，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勇博士是一位脚踏实地的践行者，并为此做了大量的推进工作。他在2002—2004年期间借赴德国留学之机，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选定为“王光祈研究”。留德期间，他先后去了王光祈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法兰克福、柏林和波恩等地，用心寻觅王光祈的故居，走访其就读过的学校。与此同时，他还查访了德国的柏林图书馆、科隆图书馆、慕尼黑巴伐利亚国立图书馆，全方位地探寻了王光祈的留德足迹，系统收集了王光祈在德国留下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对王光祈留德16年间所撰写的全部西文著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查找、翻译和考析，对原始文献的本来面目及其出处以及写作、发表、出版及其传播和社会影响状况等方面均做了详细的考证，对各种相关史实进行了新的解读。王勇博士赴德考查所得到的很多原始文献资料，均系首次在国内披露，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62]他的“垦荒”之举，确乎填补了国内王光祈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其意义和价值非同寻常。

新西兰尤尼坦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宫宏宇博士，对于王光祈及其相关的人和事也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自1992年以来，先后发表有《Wang Guangqi（1892—1936）：His Life and Works》[63]、《王光祈初到德国》[64]、《王光祈与德国汉学界》[65]等多篇文章。宫宏宇的相关研究工作不仅以国际学术视野为参照，同时又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视角，他在王光祈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果，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

目前，欧美学者对王光祈的关注度和相关研究虽远不如日本，但仍有个别学者已在不同层面将王光祈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德国学者Thomas Hamisch博士在199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学生在德国》（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一书中，即有小章节以“王光祈为首的法兰克福学生团体”为题。美国路维斯-克拉克州立学院（Lewis-Clarke State College）的Marylin Levine教授，也曾将王光祈作为中国五四时期的个案人物引入她的讨论课[66]。

2009年以前，在成都和温江共举行了三次全国性的王光祈学术讨论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支持，参加相关学术活动的专家学者不仅涵盖音乐学、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而且从地域上看，已覆盖了国内十几个省（市）和港台地区。而从1984—2012年公开发表的“王光祈研究”相关文论来看，所涉及的区域则更为广泛。

2009年10月，四川音乐学院与成都市温江区合作召开了“2009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实现了将王光祈研究从国内延展至国际范围的一次重大突破。在这之前，除中国大陆之外，仅有台湾地区的一位学者[67]应邀参加过1992年在成都举行的“王光祈讨论会”。而2009年的研讨会不仅特邀了德国驻成都领事馆文化参赞出席相关的活动，而且还邀请到牛嶋尤子、宫宏宇、王勇等人与会交流，从而将王光祈研究的学术视野和交流层面切实提升到国际性的高度，同时也为王光祈研究搭建了一个更为高端的学术交流平台。

由上可见，对王光祈的关注度以及王光祈研究所涉及的区域和范围在高级阶段得到了明显的延伸。王光祈独特的个人经历及其超越一国之阈的人文思想和学术成就，也决定了王光祈研究从国内向国际范围逐步延展的必然趋向。

（四）由中心人物向关联人物层层推展

经验告诉我们：研究历史文化名人，务必注重其各方面的关联性。所有与主体研究对象相关联的人和事，都应该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如果把王光祈作为整个“王光祈研究”的中心人物，我们会发现：在其周围一定有一个与其密切相关的“人物链”或“人物群”。在这种“人物链”或“人物群”中，若按不同的层次或层面细分，又有其疏密之分和远近之别。

王光祈的“关联人物”不仅极其广泛，而且关系甚为复杂，不仅涉及政治、历史、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经济等各个学科专业，而且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度。从此意义上看，研究王光祈及其相关联的“人物链”或“人物群”，自然就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及诸多方面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王光祈作为中心人物，可列举出中共党史方面的一些重量级的关联人物，如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刘仁静、恽代英、沈泽民、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等（以上均由王光祈直接或间接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另外，尚有施存统、高君宇、杨贤江、侯绍裘、张申府等人。

除中共党史外，在政党史方面的关联人物有：曾经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后来分化出来，成为右翼中国青年党成员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张梦久等人，以及曾经是中国国民党成员的杨亮工、吴保丰、沈怡、周佛海等人。

与五四时期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相关联的人物有：与王光祈一同发起并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的关联人物李大钊、陈淯、周太玄、曾琦、张梦九、雷宝菁等人。

在政治、思想史方面的关联人物有：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施存统等人。在民国史方面的关联人物有：赵尔巽、赵尔丰、吴虞等人。

在文化、教育、科技史方面的关联人物有：郭沫若、许德珩、李劼人、宗白华、舒新城、田汉、朱自清、张申府、易君左、郑伯奇、方东美、谢循初、周炳琳、黄仲苏、周太玄、魏时珍、杨钟健、卢作孚、恽震等人。

在音乐史及相关方面的关联人物有：中国的肖友梅、黄自、廖辅叔、缪天瑞等人；德国的霍恩波斯特尔、萨克斯、沃尔夫、席德迈尔、施密特、卫礼贤等人；日本的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佐藤谦三、牛嶋尤子等人。

王光祈生前的学友、挚友方面的关联人物有：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曾琦、李璜等人。

除上所述，王光祈赴法、赴德留学时期的一些关联人物也值得我们关注，其中重要的人物有：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宗白华、陈剑翛、居励今、何鲁之、金其眉、林长民、王独清、俞秀松、张梦九、郑寿麟、张国基、吴伯蕃、孙少荆等人。

根据文献检索的结果来看，在对王光祈关联人物的研究方面，近30年来已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文献。日本岸边成雄的《王光祈与林谦三的卓见》[68]、清水贤一郎的《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69]、齐藤道彦的《五四时期之思想状况——李大钊的少年中国主义》[70]等文章对王光祈的一些“关联人物”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郭正昭、林瑞明的《王光祈的一生与少年中国学会》一书，也述及“少年中国学会”中一些与王光祈相关联的人物。而吴小龙的《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71]、肖自伟的《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时间考》[72]、马宣伟的《毛泽东与王光祈的友谊》[73]、韩凌轩的《李大钊与少年中国学会》[74]、奉贤次的《曾琦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75]、陈俐的《郭沫若与少年中国学会同乡同学关系考》[76]、余三乐的《恽代英与王光祈——五四时期同始异终的典型》[77]、叶菊珍的《张闻天与少年中国学会》[78]、刘爱国的《刘仁静离开少年中国学会的必然性探析》[79]、周鹏飞的《田汉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考》[80]、郭志强等的《王光祈与李劼人》[81]、侯敏的《宗白华与王光祈的友谊与共识》[82]、韩立文的《廖辅叔先生与王光祈研究》[83]、宫宏宇的《王光祈与德国汉学界》等，则更是涉及王光祈多方面的关联人物。

通过对王光祈关联人物的关注和探究，可以不断发现与王光祈相关的新的历史线索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并能借此引发新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思路，进而使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成果更加宽泛、丰厚、

结 语

如果从王光祈研究的时空内涵来看，无论其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可以说均得到了大幅度的拓展。回眸王光祈研究近90年的历史进程，它所历经的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发展阶段，都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学术研究领域萌发、成长、壮大直至成熟的全过程，同时也向世人全面展示了王光祈研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然而，面对可喜的发展局面，我们还应冷静地看到：王光祈研究工作尚有不少“未竟的事宜”等待我们去完成，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和疑点需要我们去一一解决，一些“未知的领域”也还在召唤我们去不断地开拓进取。首先，《王光祈全集》的编辑出版仍在众人的期盼之中，它不仅寄希望于从事此项工作的有识之士对历史时机的把握，同时更需要广大学界同仁对此举的可行性论证和精心准备。而另一终极目标——真正意义上的《王光祈文献全目》的编制，也只有在《王光祈全集》所有原始资料搜集、甄别、整理齐全之后，方才可能随之而同步完成。

虽然我们在王光祈研究的高级阶段已实现了“由音乐学科为主为重向多学科并举并重的格局全面拓展”，但至今却仍存在着对王光祈著述所涉及的学科研究对应上的缺位和空白点。有鉴于此，还应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拓展力度，争取早日实现王光祈研究的全学科覆盖。

未来的王光祈研究尚需用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去探索更多新的问题、新的研究路向，去不断拓展和深化王光祈研究的领域，以取得更多更新的突破。另外，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及其相关的学术活动，今后完全可以由点及面地加以扩展，在规模、内容、形式等方面也还可以更加灵活和多样化，以期构建一种点面结合、规模大小兼备、学科专业齐全的学术研究体系。这样一种研究体系的构建，必将为王光祈研究开创一个更加深入持久、生动活泼的崭新局面。

原载《音乐研究》2013年第1期

[1] 见《王光祈文集》附录（三），巴蜀书社2009年版。(www.xing528.com)

[2] 载《音乐季刊》1925年第5期。

[3] 见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前言”，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4] 载《音乐探索》2012年第2期。

[5] 载《音乐探索》1984年第4期。

[6] 载《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7] 载《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8] 载《音乐研究》1984年第3期。

[9] 载《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10] 载《音乐探索》1992年第4期。

[11] 载《音乐探索》1993年第1期。

[12] 载《音乐探索》2002年第1期。

[13]④ 载《音乐探索》2010年第2期。

[14] 载《音乐探索》2010年第1期。

[15] 载《音乐探索》2010年第3期。

[16] 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7] 载《昆仑巨声—— “2009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巴蜀书社2010年版。

[18] 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9] 载《音乐探索》2010年第1期。

[20] 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1] 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2] 巴蜀书社2009年出版，内含音乐卷（上、中、下三册）、时政文化卷（一册）和中国近代外交史料译文卷（一册）。

[23] 载《音乐探索》2008年第2期。

[24] 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25] 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26] 载《音乐研究》1984年第4期。

[27] 载《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28] 载《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29] 载《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30] 载《音乐探索》2003年第2期。

[31] 载《音乐探索》2003第3期。

[32] 载《文史杂志》2005年第6期。

[33] 载《音乐探索》2003年第2期。

[34] 载《音乐探索》2003年第4期。

[35] 载《昆仑巨声—— “2009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巴蜀书社2010年版。

[36] 载《昆仑巨声—— “2009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巴蜀书社2010年版。

[37] 载《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38] 载《乐府新声》2002年第1期。

[39] 载《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40] 载《昆仑巨声—— “2009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巴蜀书社2010年版。

[41] 载《龙岩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42] 载《音乐研究》1984年第3期。

[43] 载《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44] 载《音乐探索》2003年第1期。

[45] 见《王光祈文集》附录（三），巴蜀书社2009年版。

[46] 见《王光祈文集》附录（三），巴蜀书社2009年版。

[47]⑩ 载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2007年版。

[48]⑪ 日本亚洲文化综合研究所出版会2007年版。

[49]⑫ 载日本《东洋音乐研究》1937年第1卷第1号。

[50] 见牛嶋尤子《中日的王光祈研究之现状与课题》，《音乐探索》2010年第2期。

[51] 载日本《花园大学研究纪要》1990年第20号。

[52] 日本岩波书店1999年版。

[53] 载2002年《第2届日中琴学国际研讨会专刊》。

[54] 载2007年《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第57届全国学术大会专刊》。

[55] 载2008年《国际亚洲文化学会第17届全国学术大会会刊》。

[56] 载2009年《国际亚洲文化学会第18届全国学术大会专刊》。

[57] 载《亚洲文化研究》2008年第15号。

[58] 载2008年7月26日《日本广岛中国近代史研究例会专刊》。

[59]⑩ 载2008年UTCP，第143-156页。

[60]⑪ 该学者1992年本计划应邀参加在成都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但因故未能成行。

[61]⑫ 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62] 载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2007年版。

[63] 见MA Thesis，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New Zealand，1992。

[64] 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2002年第3期。

[65] 载《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2期。

[66] 载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2007年版。

[67] 该学者为时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庄本立教授。

[68] 见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日本讲谈社1982版，第184-185页。

[69] 载日本《中国研究月报》1995年573号。

[70] 载日本《讲座中国近代史》1978年第4卷，第245-270页。

[71] 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72] 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73] 载《文史杂志》2000年第1期。

[74] 载《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

[75] 载《传记文学》1976年第2期。

[76] 载《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

[77] 载《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78] 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79] 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年第4期。

[80]⑩ 载《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1期。

[81]⑪ 载《音乐探索》2010年第4册。

[82]⑫ 载《文史杂志》2004年第6期。

[83]⑬ 载《音乐探索》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