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民族器乐艺术问题探讨：四川音乐学院老教授论文选集

◎何一昌

（1939.3- ）原名何遗昌，原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培训中心支部书记，副校长，扬琴副教授。

过去被江青一伙几乎扼杀的民族器乐艺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在1982年的全国民族器乐独奏观摩演奏会上，一大批有才能的年轻选手已崭露头角；在1983年的全国民族器乐作品评选中，涌现了《长城随想》、《流水操》、《蜀宫夜宴》、《达勃河随想曲》等这样一批优秀作品；在一些民族乐器的改革方面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敦煌琵琶古谱的破译，仿唐乐舞的问世，编钟乐舞的复苏，一一再现了沉睡千年的多姿多彩的古乐之风貌。这人才辈出、创作繁荣的局面，确实令人欢欣鼓舞。然而，我们也不可盲目乐观，因为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人民群众对各门艺术的要求正在不断提高。据说，我们的一个邻邦准备建立一个以中国民族乐器为主的、有别于西方并将与之媲美的“东方交响乐团”。这个受我国古代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为了东方音乐更加繁荣昌盛，尚且如此雄心勃勃，而有着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炎黄子孙，焉能满足于现状和甘落人后! 所以有的同志说，我们的民族音乐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这并非危言耸听。着眼于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使命，结合1983年的全国民族器乐作品评选情况，应该看到，民族器乐艺术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探求与解决。

一、关于创作问题

1. 我们的祖先已给我们留下了不少艺术水平很高的百听不厌的经典作品。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有志于民族器乐曲创作的作曲家们也创作出了一批各种类型、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并深受人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打倒“四人帮”以后，民族器乐创作更是形势喜人，据悉，仅参加1983年全国评选的大小民乐作品就有二百一十余件之多，如果再加上未参加比赛的作品，其数目是一个以三字带头的四位数。近年来，四川音乐学院的民乐创作也是硕果累累：在1981年的“蓉城之秋”音乐会上，该院创作演出的民族管弦乐曲《蜀宫夜宴》引起了音乐界的极大兴趣与关注，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继而又涌现了《达勃河随想曲》、《阿诗玛叙事诗》、《康巴盛会》、《哪吒闹海》、《盼》、《西藏舞曲》等好的或较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均获四川省1983年度创作奖。其中前三部作品分别获1983年全国民族器乐作品评比一等奖及二等奖）。然而，正如某些负责同志和专家们指出的那样，当前在创作上虽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应看到不少作品水平仍然不高，或者说还停留在业余水平上。笔者赞同以上的估价，并认为某些作品水平不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不少作者缺乏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他们创作的作品，音乐语言贫乏，其曲调属信手拈来而显得平淡无味，一部新作却往往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

第二，不少作者不是根据作品内容的需要运用丰富多彩的曲式结构，而是千篇一律、惯用一种流行的曲式结构。这容易使人联想起我国戏曲一些剧目的结构来，往往是些才子佳人的定情、落难、退婚、发奋、中举、还乡、团圆，等等，一看开头便可预料其结尾，这种落套的程式结构，容易使人乏味。

第三，一些作者缺乏将音乐主题不断深化的手段。有些作品，音乐主题或旋律片断写得相当动听，甚至非常精彩，但遗憾的是它们往往没有在作者乐思的发展和意境的展现过程中得到升华，这表现在其或者把主题重复过去、重复过来；或者在将其音乐主题陈述之后就顺口而溜之；或者是将不同的音乐材料生硬地组合于一块，确有堆砌、拼凑之嫌。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对于一些作者来说，除了要继续深入生活以外，还完全有必要去努力地、刻苦地、系统地学习作曲理论和技能，把创作水平迅速地提高一步。须知，我们现在是生活在80年代，如果我们拿出的作品还停留在一般的水平线上，就很难受到听众的喜爱。如果时至今日，作曲者对旋律发展、曲式结构、调性安排、和声布局、层次处理等基本创作手段仍缺乏了解与掌握，不但难以写出表现重大题材及感情变化较大的大型作品，就是谱写了一曲精彩的小品也很难成功。我们应当尽快地从业余创作水平中解脱出来。

2. 当前，我们发现有不少作者尚缺乏标新立异的勇气。他们既没有深入地研究、学习传统音乐丰富的表现手段，更不敢向外来音乐借鉴某些有用的创作手法，仅仅满足于他的作品绝无“异端”，这也是影响创作水平不断提高的一大思想障碍。

关于继承和借鉴，这是几十年来一直在倡导、争论、探索而又未得到恰当解决的问题。其实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拒绝继承和借鉴外国文化和文学是错误的。在民族音乐问题方面，谈论继承可能分歧不大，因为继承自己民族的传统，是无可非议的。至于是积极的继承或是消极的继承，这似乎并不要紧，好像只要高喊这样的口号就绝无“洋奴”、“媚外”之嫌，也不会遇到麻烦。而借鉴，却是一个使人敏感的问题，总有人担心，借鉴就容易“西化”、“洋化”，国乐就会不“纯粹”，就会变成西乐。事实果真如此吗？刘天华先生走过的道路，足可以解除这样的忧虑。正是由于刘天华先生在演奏和创作方面的虚心继承和大胆借鉴，才使二胡这一重要的民族乐器由民间状态走向了专业化，从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结果不仅没有使二胡“洋化”，相反，他的十大二胡名曲时至今日仍然是二胡演奏者的必学教材，成为我国民乐宝库中一笔珍贵的财富。刘天华先生无愧于扎根民族音乐土壤、科学借鉴外来音乐的一代楷模。

在全国民族器乐作品比赛中名列前茅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合奏曲《蜀宫夜宴》、《达勃河随想曲》等，除在体裁、结构、和声、织体、转调等不同方面借鉴西洋外，其中《达勃河随想曲》还将人声哼鸣首次加入民乐合奏之中。这些富于想象、富于创造的大胆尝试，打破了过去陈旧的格局，使作品特点鲜明，色彩斑斓和充满新意，从而将民族器乐创作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事实证明，一个有出息、有作为、有民族自尊心的作曲家，只要他牢固地立足于本民族音乐的根基之上，在创作实践中牢牢掌握我们民族音乐的灵魂——民族音调和民族风格，并大胆借鉴外来文化的一切有用的创作手段，是完全能够创作出不失本民族特色的绚丽多姿的优秀作品来的。

3. 创作队伍的强弱是民族器乐事业兴衰的重要环节。当前，在从事民乐创作的队伍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专业创作人员还为数不多，因此，演奏者即是作曲者的情况是很普遍和自然的。这些“兼职作曲家”，几十年来为民乐事业的发展与兴旺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卓著的成绩，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即使他们在创作上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无可厚非。他们生活在民族音乐的天地中，熟悉乐器特性，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是民乐创作的基本队伍。而目前为他们提供创作机会和创造写作条件，以提高他们的创作能力，应该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一些有远见的民乐演奏团体，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将有创作潜力的演奏者送到音乐院校专攻理论作曲，或者开办一些作曲训练班、讲座等，我们深信这些做法将会收到显著的效益。

受过专门训练并从事专业民乐创作的作曲家们，为繁荣民乐创作担负着光荣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自不待言。而事实证明，专业创作人员与演奏者合作，也是一种有效的创作组合方式，他们将各自的长处共同溶于一块，这样诞生的作品往往在作曲和演奏两个方面都比较完美。1983年全国民乐作品评选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佳作。我们认为，应大力倡导和促进这种合作。

一些从事管弦乐写作的作曲家，近年来为民乐创作了一些优秀作品，他们所作的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并且期待他们谱写出优美的新篇章。对于准备尝试民乐创作的专业作曲家们，我们更满腔热情地欢迎和支持他们。在他们试笔阶段，亦不应去求全责备。我们深信他们在逐步熟悉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定会有所作为。

总之，培养、团结、发挥各种创作力量，建立一支浩大的创作队伍，是民族器乐创作更加兴旺的希望所在。

二、关于乐队建设(www.xing528.com)

人所共知，创作与乐队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西方交响乐艺术早在一两百年前就取得那样高的成就，创作了那样多的经典作品，出现了那样多的音乐大师，与当时有相应的交响乐队进行二度创造，从而把作品变成活生生的音响，变为人们所能接受的听觉形象是分不开的。从我国去年民族器乐作品评选获奖的情况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规律：凡是名列前茅的作品，大都有一个较好的乐队为其后盾，中央广播民乐团演奏的《流水操》是如此，中央民族乐团和上海民族乐团演奏的《长城随想》也是如此。可以这样认为，好的乐队不仅可以刺激创作、推动创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创作的“成活率”。反之，无论怎样精美的作品，如果没有较好的乐队为其演奏，也只不过是一纸空谱而变得毫无意义；如果遇上一个水平低下的乐队，也大有被宣判“死刑”的可能。

民族乐队当前的状况如何呢？据一位对全国民族乐队有考察与研究的老前辈讲，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三五人、十几人的民族乐队倒也不少，而编制较齐全和训练有素的乐队就为数不多了。然而身处异国他乡的华夏子孙倒是非常珍视自己的民族音乐，据悉，美国、新加坡等地的华人民族乐队不但非常活跃，而且有的乐队的规模也远远超过我们国内最具典范性的民族乐团。两相对照，深感惭愧。四川人口有一亿之众，除四川音乐学院有一个四十多人的乐队，能演奏一些大型作品外，在省内也许是别无分店了。听说外省一位作曲家，为参加1983年全国民族器乐作品评选，付出很多时间与精力写了一部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但该省没有相应的乐队为之演奏，结果无法参加比赛，实在令人惋惜。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作曲家的创作热情必然会受到抑制，谁还愿意把汗珠与心血轻抛，让乐谱束之高阁呢？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国内现有的几个民族乐队（乐团）缺乏规范，缺乏统一，往往形成你的作品我不能演奏，我的作品你不能演奏，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民族器乐作品（特别是合奏曲）的交流、推广与普及。

与乐队建设密切相关的是乐队指挥的培养问题。指挥在乐队中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谁也不会忘记，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于1983年10月28日在圣彼得堡亲自指挥他写得最好的一部交响乐——第六交响曲《悲怆》，但演奏效果平庸，观众反映显然不如对作者过去的作品那样热烈。报纸的批评说：“这一作品的感染力远在柴可夫斯基的其余交响曲之下。”然而，廿天后在指挥家那普拉夫尼克的指挥下再度演奏这一作品却获得了极大成功，听众深为感动。这充分说明了专业指挥在第二度创作和解释作品中的重要性。目前国内有经验的指挥屈指可数，并且年事日高，培养年轻指挥人才的课题已刻不容缓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们殷切希望有关领导应当了解、重视、研究民族乐队的现状，支持、发展民族器乐事业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更不能甘居欲建“东方交响乐团”的那个邻邦之后，而应抓紧建立一批既能演奏传统音乐，又能演奏带交响性的现代作品的民族管弦乐队（团），应该说这是势在必行的一项任务。

三、关于演奏技术

不言而喻，演奏技术的不断提高，为作曲家乐思的驰骋提供了保证，而创作手法的日渐丰富与复杂，又刺激着演奏技术的不断发展，这既是西方音乐发展史所证明了的事实，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民族器乐表演艺术从民间状态走向专业化，才不过几十年的历史，将其纳入音乐院校专业教学的轨道，时间也不算长，因此，表演艺术的很多环节还处于成长过程之中。几十年来，通过教育家们的不懈努力，虽然培养出了一批技艺精湛的独奏家，但从整个表演艺术水平特别是合奏艺术水平看，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比如，在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能力方面，在追求共性抑制个性方面，在音高、节奏的准确方面，在新技法、弓法、指法、换把的学习与掌握方面，都还处于不断地尝试、追求和探讨的阶段。

今非昔比。自《蜀宫夜宴》等作品问世以来，不少新作已在向交响性方面发展，其和声、节奏、调性、织体、旋律进行方式等大都突破了以往的格局而日趋复杂。因此，新作品给演奏者不断地提出着新问题。

在用谱与调性感觉方面，不少演奏者（包括一些专业演奏者）习惯于使用简谱与首调，当然，简谱与首调在某些时候有其方便之处，我们不能一概加以排斥，然而演奏家如果仅限于用简谱而不熟悉五线谱，只习惯于首调而不熟悉固定调，在演奏一些转调离调频繁或大量使用临时升、降号的作品时，定会感到棘手。

就上述问题不难看出，民族器乐表演艺术中还有一些新问题有待教育家及演奏家们在今后的教学与训练中去解决。而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不断地提高演奏水平，以便为作曲家们提供“天高任鸟飞”的广阔天地，是每一个演奏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关于乐器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民族乐器的改革十分重视。致力于乐器改革的专家们几十年来呕心沥血、埋头苦干，对若干乐器进行了有效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扬琴为例，50年代仅有两排码和两组多半音不全的音域，仅能演奏两三个调。而现在普遍使用的改革扬琴则有四组多音，而且半音齐全，可以演奏任何调性的乐曲。这种改革扬琴的音域、音色、音质、造型等都是老式扬琴所不能比拟。但是，扬琴改革家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还在不断地探索、进取。又如笙的改革也是卓有成效的。然而，在民族乐器的改革问题上，并非人皆言善和畅通无阻。有些情况就很使人焦急，如：一些人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见不得在乐器上加金属键，听不得乐器的音色有毫厘差异；一些人满足于他所持的那种乐器源远流长，特色突出，操作熟练，惟恐改革之后，他的演奏将由熟练转化为生疏，动摇了他的“权威”地位，如劝之重新学习，他可放不下架子，也不肯花力气，故而对乐改持冷漠态度；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乐改中闭关自守、互不买账，不管召开多少次乐改成果鉴定会，其结果是互不采用，难以推广。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将极大地阻碍民乐事业的发展。

记得不久前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场面：一个不小的民族乐队正在演奏一首笛子协奏曲。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独奏者面前摆着尺寸不一的大小笛子共五根。只见独奏者一会儿吹奏这一根，一会儿又换上那一根，拿来换去，有如杂耍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和啼笑皆非。猜想起来，独奏者可能是使用转调受到限制的半音不全的六孔笛，而乐曲又需频繁转调，迫使演奏者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就出现了上述场面。可是获奖作品笛子协奏曲《阿诗玛叙事诗》其全曲共用了十多个调，乐曲进行中转调、离调非常频繁，并且根本没有设计调换笛子的时间，必须一笛奏完。此曲如采用六孔笛是不可能演奏的，而采用四川音乐学院生产的改良笛则效果令人满意。

早在50年代初期，四川音乐学院笛子专家沈文毅就改革出了九孔、十孔梆笛、曲笛。几十年来四川音乐学院笛子专业师生和省内一些专业团体乃至一些业余笛子爱好者都喜爱这种半音齐全、使用方便的笛子，而全国不少专业笛子演奏者和演奏家，直到今天，仍然习惯于吹奏那半音不全的六孔笛，他们宁可为了适应转调或音区变化的要求而使用大小不等的一套笛子，或者不厌其烦地去钻研“仰吹”、“俯吹”、“用劲吹”、“轻轻吹”、“按半孔”、“按半孔之半”等极不科学，而且音准极靠不住的方法，以寻求解决半音不全的问题（实际上做不到），而不愿采用多了几个孔但却半音齐全、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的改革笛，这现象岂不令人费解和发人深省吗？如用这种态度对待近年来四川音乐学院以及上海、南京等地改革的加键曲笛，只怕是更难以推广了!

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大笔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决不能仅仅满足于继承民族音乐遗产，更要做一名繁荣民族音乐的创造者。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艺术天地无限广阔的伟大时代，是吃老本，或是创新绩？是故步自封，或是勇于革新？我们将为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原载《音乐探索》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