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著名音乐学家的探索与成就

◎韩立文 毕 兴

（1932.8- ）原四川音乐学院社科部副主任，教授。

（1929.4- ）原四川音乐学院社科部主任，教授。

王光祈是我国五四时期颇有影响的一位社会活动家，也是我国本世纪20年代初期至30年代中期具有卓越贡献的一位著名音乐学家。他一生辛勤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直至最后耗尽自己，客逝异邦。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动了五十个春秋，然而，不该忘记的，终是不会为人们所忘记!

伟大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页。这个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革命社团，这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民主爱国运动的直接产物。当时，“少年中国学会”是具有很大影响的最大社团之一。在七名发起组织者中，除李大钊等三人外，其余四人就是以王光祈先生为首的四川人。从那时开始，王光祈的名字，就逐渐为中外人士所熟悉。应该指出，将近半个世纪，对于王光祈先生毕生从事的社会活动与音乐实践，一些报刊虽偶有提及，但有的文章难免语焉不详，甚或有错讹之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川籍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学家才终于开始得到社会文化界应有的重视。特别是音乐界、史学界的一些前辈和同志开始对他进行研究和重新评价。1984年6月，又在成都召开了第一届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对王光祈的研究，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此后，我们还从王光祈先生的中学同学魏时珍教授处得知，50年代初期，毛泽东趁陈毅赴川之便，曾先后两次委托陈毅探询王光祈先生及其家属的下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公务中，还惦记着早在五四时期结识的朋友，曾介绍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这正表现了毛泽东对故人的怀念以及对待历史人物的一贯态度。有鉴于此，我们在这里重新介绍为振兴中华而辛勤探索一生的王光祈先生生平事略，以引起大家对他早期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和后期所从事的音乐理论著述的重视和研究，从中探讨、总结其生平的价值和经验，这对今人、后人或许都不无意义。

少年时代的坎坷生活

王光祈，字润玙，笔名若愚，四川温江县人。1892年10月5日（旧历八月十五日）出生于县城西门外五华里的鱼凫镇小河村。祖籍原在湖南。高祖王宏信，约在清朝乾隆年间因经营铸锅业入川，始定籍温江。

王光祈的祖父王再咸，字泽山，清朝咸丰壬子科举人，能诗善文，尤精于诗。中举后，由于两次会试未第，滞留北京教馆，过着寄人篱下的教书生活。曾做过后来相继出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赵尔丰两兄弟的授业老师。王泽山名士风流，潇洒出尘，时有新作发表。困顿潦倒二十年后，五十二岁卒于北京。家产全无，唯有《泽山诗钞》二卷传世。

王光祈的父亲王展松，字茂生（或梦生），本县秀才。曾在清政府内阁供职，后弃职回乡，经营锅厂。在王光祈出生前两月，不幸客死隆昌旅次。作为遗腹子的王光祈，自幼家道衰落，生活清苦，几陷困境。他小时候除帮人放牛割草外，家庭生活全仗母亲罗氏（一说颜氏）做手工和出租锅厂的微薄收入以及叔伯们的接济为生。王光祈的母亲是一位具有封建文化素养的妇女，她能背诵许多古诗，且能自作五言诗。王光祈自幼由勤劳而聪慧的母亲亲自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孝经》、《唐诗三百首》等书，王光祈从小酷爱诗歌，记性甚好，一经教读，闭书能诵。很快他就学会对联语。一次，其母戏出“以天下为己任”，王光祈脱口而出，对以“视富贵如浮云”。[1]在朋辈中，他写作旧诗词的功力过人，是同爱好诗歌的母亲和诗人祖父的影响分不开的。王光祈九岁时，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他的母亲还是咬紧牙关，卖掉家里仅有的院落和几亩园林，迁居县城西门外麻市街，把王光祈送进离家不远的一所私塾读书。

塾师蒋春帆，是一位饱学之士，推崇康有为、梁启超，常向学生讲述维新六君子的故事。在童年时代王光祈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蒋春帆老师出“观今鉴古”上联，命塾中年龄较大的学生接对下联。王光祈要求参加，老师同意让他试一试，他立即对出“除旧布新”，塾师十分满意。[2]

1907年，当赵尔巽即将来川接任总督之前，忽忆起业师王泽山的家属乃在自己即将管辖之地，于是写信询问，表示关怀，并要王光祈到成都读书。在赵的帮助下，王光祈才得于十五岁时，从四十里外的家乡欣欣然来到成都，以同等学力就读于胡雨岚创办的第一小学堂高年级。王自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故从此刻苦自励，发奋求学。赵尔巽就任四川总督后，要王光祈带着祖父的遗作去见他，赵为感报恩师，还要王光祈每周作文一篇交去，并亲自给他批阅删改。这段时期，王光祈在语言文字能力上受到了严格的训练，这对他以后的著述生涯不无裨益。

当时，王家孤儿寡母，经济拮据，度日益艰。赵尔巽知道后，便从成都四十八家当铺罚款中，指拨纹银一千两，存入两家最大的商号生息。每年可支给王家息银四十余两，供给王光祈学费和母子生活。自此，经济才稍有保障。

“同学中的佼佼者”

1908年，王光祈小学毕业，考入有名的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从小好学深思的王光祈自来到成都后，大大开阔了心胸和眼界。成都是天府之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对于国际国内的大事均能得到较为迅速的了解，宣传民主、科学以及民族革命的书刊也易得阅。特别是考入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这样一所师资力量很强而又富于革命精神的学校，他所在的丙班同学中，如周无（太玄）、李劼人、魏嗣銮（时珍）、曾琦（慕韩）、郭沫若、蒙文通等，都是有学问有见识的人，彼此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政治。这段时期，四川的保路风潮，无情地冲击着清王朝统治下的成都府。有志的青年都在开始探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出路，都在开始考虑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救国救民的良方？当时的一代青年在洪流中沉浮，在苦闷中徘徊，在求知中探索。以后，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各人接受了不同的社会思潮，而走上了各种不同的道路。此时的王光祈，在接受了《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等大量的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之后，又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以充实自己的头脑，转变自己的观点。就是在这个革命的转折时期，他为自己终生坚持的民主爱国主义思想打下了基础。

王光祈在中学时，用功苦读，直接受到许多良师的熏陶和培养。老师中有的是同盟会人，长于史学的教育家、监督（即校长）刘士志先生，修身教员王铭新先生（四川保路运动的倡导者），英文教员杨沧白先生（1918年曾任四川省省长），卢鉴池先生，以及国文教员刘咸荣先生，这些在当时都是些思想开明而博学的良师。例如，辛亥革命前就被赵尔巽逼迫离校去京的刘士志先生，他出身举人，但却具有新思想，他积极从事民族革命，反对赵尔巽对学生的严密监守和控制，秘密地在学生中进行“排满兴汉”的活动，倡导学生阅读当时宣传推翻清朝、鼓吹改革的《新民丛刊》、《民报》、《神州日报》、《民呼报》以及“危言深论，振聋发聩”“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报刊书籍。王光祈深受川人革命前驱者如戊戌六君子喋血中的刘光第、杨锐，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痍死的邹容，奋不顾身炸良弼的彭家珍以及徐锡麟、秋瑾等革命事迹的激励和影响，反抗封建统治，正直做人，以国家、民族复兴为己任。后来，王光祈在五四前后积极从事社会活动，“薄于自奉而勇于治学”，“立定脚跟向前迈进”，是与此时所接受的教育分不开的。王光祈的求知欲很强，学习各科课程都十分刻苦用功。如英语，在当时教学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学习此课难度较大，但王光祈深深懂得，打开世界之窗离不开外语。因此，他认真学习英语，很受教员卢鉴池的称赞。由于他重视全面的知识学习，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

在同学中，王光祈曾被视为“怪人”、“冷僻的人”。因为，尽管他在成都已生活了几年，可他总是不愿改变那温江县城打扮的土样儿，“发辫老是拇指粗一条，靴子鞋子要穿顶大的，长衫短褂照规矩总是褦褦襶襶的，与同学们一向是那样冷冷落落，在自习室里读他喜欢读的书读得摇头播脑，不读时，便撑起高眉骨，鼓起圆眼睛，看着空际，那是怪人在作诗了。”[3]殊不知，王光祈却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他不仅会写一手好诗，还会弄箫吹笛、拉胡琴，喜欢打围鼓（即川剧清唱）、看川剧，即使学校管得很严，不准吹拉弹唱，但偶尔还是可以听见他悄悄哼上几句川戏哩! 王光祈实际上是一个纯正而不怪，清高而不僻，说话不多而言必有物的青年。只因他的家庭清苦，自尊心强，从不轻易和人交往，更不愿与同学中的纨绔子弟为伍，而喜欢交博学有志之士，如同学中的周太玄、李劼人、魏嗣銮、曾琦、郭沫若等，均与他至为友善。在当时，可谓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曾琦、郭沫若都是从外县转来的插班生。当时，他们正是一批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热血男儿，他们经常邀约一起，漫游成都的名胜古迹，如武侯祠、杜工部草堂寺、浣花溪、望江楼等地，并围坐“撞诗钟”、“对神仙对子”，作诗唱和，以抒发和表达自己愤世嫉俗、立志奋飞的思想感情。郭沫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指出，这些同学在当时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4]而王光祈在其中又名列首位。

在分设中学，一方面有良师益友的关怀教导和帮助；另一方面，又有以新任的监督（即校长）都静阶（绰号都喇嘛）和学监（即训导主任）夏××这样一些晚清末代王朝的忠实奴才的统治。他们不准学生外出，禁止打闹说笑，只准规规矩矩读死书，稍有违反，则施用高压手段。如1911年初，成都教育界以高等学堂为首发动了要求召开国会的罢课风潮，郭沫若和张伯安就由于代表他们丙班拒绝复课考试而遭到“斥退”。就在都静阶到校任职的那一年，王光祈连自己也不知道在什么事情上顶撞得罪了这位都校长，暑假过后，当王光祈从温江回到学校时，一进校门竟看到学校挂牌上写着：“王光祈、魏嗣銮两生桀骜不驯，不准住校。”为了此事，王光祈的情绪受到影响，大约还是通过赵尔巽的关系说情才得准予重新住进学校。

1911年夏秋之间，由于清王朝的卖国腐败政策，酿成了四川的保路运动。王光祈和同学们一起，被卷进反抗清王朝的洪流中去。他们参加了罢课，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去听过四川咨议局副局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罗纶激动人心的讲演，高唱过“废约保路兮，吾头可断志不移”，“川粤汉路不争回，不死复何期”的《保路歌》。1911年夏赵尔巽之弟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后，于九月七日逮捕四川咨议局和铁路公司代表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并制造了开枪杀害请愿群众数十人的“成都血案”。王光祈虽然痛恨丧权辱国、黑暗腐朽的清王朝，但因与赵家的特殊关系，平时受赵氏兄弟的挟制甚严，故没有能够站在群众运动的最前列来积极参加反对赵氏兄弟的斗争。

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取得了胜利。它赶走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废止了一些封建陈规（诸如男留长辫、女缠小脚），王光祈和同学们一起，在辛亥革命的前夜，不等到独立的宣布，就迫不及待地剪去自己头上那象征腐朽落后和屈辱的辫子，随后，又帮助一些怕事的师生剪掉辫子，那位正统旗人都静阶的辫子，竟然也在同学们的围追和谈笑之中被剪了下来。

辛亥革命的结果，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民主的精神、民主建国的思想，广为传播，但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是很不彻底的。它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北洋军阀袁世凯很快篡夺了革命的成果，在全国建立了大军阀大官僚的反动统治。四川也同全国一样，政权由清王朝移到反动的地方政客和军阀手中。封建的顽固势力始终没有被打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实质上还远远没有完成。四川依旧民穷财困，生灵涂炭，巴山蜀水仍在一片黑暗之中。

民国元年，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由于经费困难而停办。原丙丁两班，合并到成都府中。王光祈也随之进入该校，编入第九班即新乙班学习。革命后，由于成都兵变，藩库、商行、当铺及大小公馆，一夜之间被叛兵、土匪、流氓纵火焚烧，洗劫一空。这场灾难，完全断绝了王光祈一家赖以生活的四十两息银的来源，他顿时几乎陷入赤贫境地。在衣食交困中，他终于挣扎到1912年12月在成都府中毕业。[5]李劼人在《诗人之孙》一文中说：大凡他后来那种“打得粗”、“吃得苦”、“跑得路”、“打落牙齿连血吞”、“咬紧牙巴不求人”的精神，就是在这时候炼成的。

王光祈在校时，同学们曾经相约，毕业后无论条件如何，都定要设法出省去京沪或出国到欧美读书深造，奋起图存。然而，当时面临的是失学、失业，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哪来出省出国的旅费呢？好不容易通过同学的种种关系，才得于1913年春，到重庆与曾琦、郭步陶、宋小宋等人编辑《民国新报》，试图一展抱负。由于辛亥革命失败，四川政局混乱，很难有所作为，他思想极度苦闷，常和报社同人，作诗消遣，曾作有《清明词》三十首。不久，报馆关门，王光祈只得返回成都，挤进一家无聊的报社作主笔，混得一碗饭吃。这段时间，王光祈只叹命运多舛，无用武之地，大有怀才不遇的感伤情绪。无聊时，便常去找与他境遇相近的同学李劼人，或谈天说地，或读《西清散记》，或围着火盆“打诗钟”。后来，王光祈的心绪更为索然。有时，他们在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半天，却相对无言，情绪低沉，兴会全无。半年后，因他不愿意“随波逐流的鬼混”[6]，只好挟起一个小包裹，径直回到了他的家乡温江。

王光祈失业回家。母亲正在重病之中，他家仅靠出租锅厂和妻子绣花的收入维持最低生活。他的妻子姓罗，名次玙，比王小一岁，是受过新旧两种教育的妇女，后在温江女子小学教书。其父系本县一小地主，因看中王家母子得到总督赵尔巽的特殊资助，故于宣统二年（1910年）千方百计地遣媒说亲。王光祈的母亲为了要独子早得子嗣，便由她做主，让年仅十八岁的王光祈在毫无爱情基础的情况下，与罗次玙结了婚。婚后，先后得一子一女，但不幸在王光祈出川前相继夭折。

王光祈在家闲居期间，与妻子相处尚还亲密。一天，其妻在廊上绣花，王光祈也拿了针线陪伴着她学习刺绣本领，不到五分钟的光景，他的手指竟已被刺得鲜血长流。他的妻子心疼地叫道：“放着罢，不要太淘气了!”此后，王光祈自告奋勇地担当起全家烧饭的任务。后来，王光祈在回忆这段艰苦生活时这样写道：“民国元年从中学毕业，做了半年的报馆主笔，后来因为不愿意随波逐流的鬼混，就回到家中，我家里又经成都兵变，家产荡然，搬到乡间一个顶坏的房子居住，我母亲又在病中……当时受了‘孔方兄’的压迫，真是实行不用仆役主义，我自己做饭炒菜，做了好几个月。”[7]

在温江，王光祈和少年时代的朋友赵君凯、崔干臣、彭云生等经常往还，或作诗唱和，或纵论国事。王光祈的诗才辩才，常为同辈钦羡。曾远侯在给许孟余的信中，曾用“润玙旧相识，遣词潘陆美”这样的句子来赞扬王光祈。

王光祈在家还抓紧时间读书。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攻读完了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名家的专集，深入研究了诗的格律和各家的艺术特色，他对陶诗爱不释手，特别赞赏《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美不胜收的世外桃源生活。在读到《卜居》“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这类诗句时，总不免要摇头晃脑地反复吟诵一番。王光祈在这段贫困的日子里，致力于中国古诗和经史的研究，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由于失业、贫困，王光祈的母亲因长期劳苦忧瘁，身体更加衰弱，于是年病逝。王光祈困居农村家中，尽管可以从陶潜等人的田园、山水诗里求得某些精神上的暂时寄托和慰藉，但他那失意后洁身自好的避世思想，对现实不满的隐逸生活，实际上都是被黑暗的社会所逼出来的，并非出自这位血气方刚而具有宏图大志的青年的本意。虽然，四季常绿的川西平原是美的，温江的白酱油拌蒜泥肉是令人永远回味的，但山外有山，海阔天空，他终于对挚友崔干臣说：“温江再也不能住下去了，我必须走!”为“要彻底打破现状，创造新路子”，必须逃脱困境。王光祈重新鼓起了勇气，展开受伤的翅膀，准备吃尽千难万苦，跨巴山，越夔门，朝着理想奋飞!

飞舟出夔门

1914年春，李劼人的舅父官任泸县知事，依靠这个关系，李劼人到泸县当了文教科长兼县知事的秘书。王光祈出川前，曾到泸州小住，筹措赴京旅费。其间，常和李劼人一起，倾吐肺腑，纵论国事。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表露了许多惊人而宝贵的见解。春暮，经重庆，乘船东下，飞渡夔门，触景生情，他曾写了《夔州杂诗》六首，咏志抒怀。诗中描述了故乡人民的苦难生活：“蜀道仍荆棘，秦军自鼓鼙。居民苦行役，闭户水东西”；赞美了“两崖如壁立，一线漏青天”，“雷声才着壁，风已过夔门”的壮丽景色；表示了“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的勇气和决心。

从王光祈当时的经济情况来看，出川游学是困难的。所以，当他突然出现在吴淞车站时，他的好友周太玄、魏嗣銮喜出望外，几乎不敢相信。魏嗣銮回忆当时情景说：“他一身破旧衣裳。一个脸盆，一部杜诗，是他仅有的行当。长途跋涉，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面对风尘仆仆的老同学，魏嗣銮曾在内心感叹：“光祈兄何以一贫至此啊!”

其后，他到过青岛，复由上海至北京。在赵尔巽（时任清史馆总裁）的帮助下，到清史馆担任书记员，月薪八元，后升为三十元，以此收入维持基本生活。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赴德留学时为止。就在夏秋之间，他曾在《寄内》（七律）一诗中，表达了“万里依人计已非，百年出没寸心违”的寄人篱下的失意心情。同年秋，考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并悉心研究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寓居北池子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他为了培养俭朴的生活习惯，在冬天里，每日的生活费也仅用四个铜元。早晚两餐均在极便宜的饭摊上与一般人力车夫一样，啃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米粥，半个铜元的小菜，后来，他对恽代英回忆这段穷苦生活时说：“如是者两月，我才晓得在号称生活昂贵之北京，每月有一两元的生活费，亦可以过活”[8]。王光祈在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学习时，趁在清史馆工作之便，接触了大量清政府与各国所订的条约。他潜心披阅、研究，为后来从事社会活动及有关近代历史和近代外交方面的著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光祈在大学的四年，正是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四年，从国际情况来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互相厮杀，欧洲上空乌云翻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战争期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冲破了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人们心头点燃了希望的火花。

从国内情况来看，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战祸连年，生灵涂炭。“中华民国”的招牌，岌岌可危。段祺瑞卖国求荣，引狼入室，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当时的中国，就像鲁迅所形容的，是一个黑沉沉的囚笼，闷得人透不过气来。有志之士，都在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腐朽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其后，李大钊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创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9]。一个蓬蓬勃勃的新启蒙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王光祈在这样的环境中，眼界开阔了，思想充实了。面对内忧外患的祖国，他和当时一般的热血青年一样，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痛恨军阀的黑暗统治，信誓旦旦，要为国家民族尽炎黄子孙的一份力量。这年的中秋佳节，正是王光祈二十三岁生日。他与友人黄廷锐登上陶然亭，议古论今，思绪纷然，感而赋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西台痛哭谢皋羽，东观淹留定远侯。投笔声威传万里，临风涕泪亦千秋。”表现了他对班超、谢翱爱国精神的崇敬和为国效力的宏图大志，同时，也流露了一些对黑暗现实无能为力的忧愤情绪。

1916年秋，周太玄到北京任《京华日报》编辑，相约王光祈一起工作。他觉得王光祈和中学时代相比，前后判若两人。“双目炯炯，内蕴至强”。“风流不羁的性格，虽偶尔发露，但他克制自己的力量却也不小”[10]。周太玄回忆，有一次，他得到稿费二十元，按理应该寄给乡居的妻子，但是，这时正醉心于国际外交研究的王光祈，经过一夜彷徨寻思，最后，毅然买了一部商务出版的外交月报全份。

在研究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的过程中，中国对外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常常使他彻夜难眠，击案而起。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他又常常感到，孤掌难鸣，窘迫无计。在一些诗中他曾多次感叹：自己像“枯柳飘蓬”，虽有报国之志，但“落拓都门”，只有“相对欷歔”，仰天长叹了。

就在读书这段时间，他除了在清史馆工作，维持学费和生活外，经李劼人推荐，还兼做《四川群报》驻京通讯记者，每天向成都寄剪报，发新闻，积极从事反袁护国斗争和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李劼人回忆说，当时在偏僻的成都，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

由于报纸编辑工作的缘故，也由于陈淯（愚生）的介绍，1917年5月，王光祈和周太玄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于1916年6月自日本返北京后，担任《晨钟报》主编，1917年1月，担任《甲寅》日刊编辑。）他们通过交往，彼此十分投契。李大钊年长王光祈三岁，他虽然工作异常忙碌，但对和王光祈、周太玄接谈却十分重视。每次约集，一定早到，而且不限时间。经多次深谈彼此间推心置腹，有时至午夜二三时，竟毫无倦意，不想离开。周太玄回忆说：“守常先生比我们年长……见到小兄弟辈奋发向上，他是很高兴的。”他“思想成熟深入，气魄很大，但外表却非常谦和亲切，由于他这种感召力，又由于他对这种结合的认真和虚心，很快地便使我们把他当成一个知心的老大哥，真是相见恨晚”[11]。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大量增购宣传和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王光祈、周太玄经常到这里阅读书报，并密切注视上海《民国日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情况和文章，努力吸吮新的知识，并向李大刊请教。所以，李大钊常对人说：“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12]

1918年7月，王光祈以优异的成绩（第二名）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并从北池子移居南池子磁器库八号，与北京大学的林德扬、黄秉礼、郭有守同住。房子由后门出入，狭陋不堪。因无门牌，故钉一木牌，题名“蓬庐”以示之。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等经常来这里与王光祈晤谈。是年冬，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这是一个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和《新青年》互为补充，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刊物。王光祈是这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并执笔为创刊号写了《国际社会之改选》的社论。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一些知识分子被美国总统威尔逊伪善的十四条声明迷惑，对“巴黎和会”寄予莫大的期望，错误地认为“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王光祈在社论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热情地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说“这回战争的结果，有两件差强人意的事情，第一就是那俄国革命，社会党骤然跃起”。他认为这是“大战的价值”，是我们“应该尊重宝贵的”，是符合人类社会“进化轨道”的。他表示根本不信任巴黎和会。指出：“每次国际战争，都是几个野心政府惹出来的，那野心政府的背后，就是那些政治家、资本家、军阀、贵族在那里怂恿。”“无论战胜战败，享福的总是贵族，吃亏的总是平民。”“将来由这种政府代表的国家所组织的国际大同盟，一定是不可信赖的。”因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现在又要在巴黎快开和平会议了，恐怕这回会议的内容，大概又要研究杀人应从那里开刀；灭国应从那里入手了。”这些观点，十分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唤起了人们的觉悟。在文章的最后，他说：“如还要想谋世界永久的和平，人类切实的幸福，就应该动起手来，胆子不要太小了，须知我们大多数平民的生活，是我们大多数平民自己可以改选的，并不是上天生就的，亦不是贵族给我们的，千万莫相信那贵族所造的命运谣言。”在五四运动的前夜这些话的确起了激励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当然，文章中也提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比如，主张打破国界人种偏见，打破现状，扫除资本家、军阀、贵族的权威，建立一个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联合起来的理想社会。这无疑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

在《每周评论》上，他前后还发表了若干篇文章，痛斥了日本占领我国山东的侵略行为，指出日本将是东方德意志第二。揭露了“巴黎和会”高唱和平是一张“不兑现的支票”。提出了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强权，等等。这些思想在当时产生的客观效果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一阶段，王光祈不仅在北京积极从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统治的宣传活动。他的影响也波及到成都，对成都后来的爱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18年，《四川群报》被反动军阀封闭。不久，昌福印刷公司又约请李劼人与刘觉奴另行创办《川报》，由李劼人摄理总编辑和发行人。李依然聘请王光祈为驻京通讯记者。由于李劼人比较注意省外消息和国家大事，曾为北京、上海的通讯记者筹备了一笔经费，除要求寄剪报、拍专电外，还要求每周至少写通讯报道一至二篇。1919年春，北京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爱国青年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的动向，群情愤懑，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王光祈这时不断地将北京的消息发回成都，有时一天之内，接连发两三篇稿子。这一阶段，他先后共写了五十余篇通讯，分析国际形势，抨击中国政局。他的文章透辟而有见解，敏锐而富有煽动性，给偏僻的四川，投进了一线光明。

五四运动时，王光祈正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他积极参加了这场以学生为主体的，在中华大地上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亲自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行列。当天下午，即将北京的情况，用简洁的语言，发回成都。7日，《川报》在简要新闻栏，用大字刊出，但未引起社会上特殊的反响。5月16日，王光祈在“五四”夜晚写的长篇通讯到达成都，李劼人满怀激情在文章前后写了富有政治鼓动性的按语。“并在通讯前后做了很多含有刺激性的标题，把五四运动更加渲染得有声有色，这样一来，王光祈关于‘五四’的通讯，在成都许多人——尤其是在前进的含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圈子中，真无异是投下一颗大的炸弹!”[13]17日晨，成都高等师范的学生们正在早膳，袁诗荛大步登上饭桌，高声朗读王光祈的北京通讯，“登时似乎火山爆发了，群众嚷成一片，食堂变成了会场”[14]。一致通过拍发专电，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声讨北京卖国政府，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自此，就在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展开了。

李劼人在回忆中说：“北京五四运动之所以及时传到成都，使成都青年得以及时看到这线光明，就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了。”[15]

“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五四运动后，各种进步刊物，有如雨后春笋，欣欣向荣。各种进步社团，也纷纷成立。追求真理，追求解放，形成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在这一股洪流中，“少年中国学会”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社团。它编辑出版的《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在当时思想界、文化界也具有相当的分量。蔡元培先生当时曾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它的言论，它的举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16]

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最主要的发起人和最早的组织者，也是五四时期学会的实际负责人。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前，曾经有一个酝酿和筹备时期。当时王光祈和周太玄同在北京《京华日报》做编辑。他们经常议论时弊，探讨未来。中学时期的抱负，这时便成为倾心交谈的主题。他们深感“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17]。决心“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18]他们决定：“首先要坚持发扬志气，艰苦奋斗，绝不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一定要奋勇向前，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道路；第三，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必须扩大圈子，多求同气，使有为的青年都能团结在一起。”他们还设想，要有一个不单在学问方面，还要在事业方面共同奋斗的团体。他们把这些想法，以通信的方式和在东京留学的陈淯、曾琦、雷宝菁等进行讨论。

后来，陈淯、雷宝菁、张尚龄、曾琦等先后由日本东京返国，并陆续到达北京。由于同乡同学的关系，王光祈、周太玄和他们经常在南池子陈淯的住宅和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等处聚会。有些看法，互相投契，一拍即合，愈谈愈深。有些问题，各有观点，唇枪舌剑，争执不一。在讨论学会的宗旨时，曾琦坚持要以“少年意大利党”为模式，要大家为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而奋斗，在朋辈中，他比较崇拜旧势力，景仰昔日偶像，竟跑到天津与梁启超拜门。

王光祈当时态度比较激进，他认为“十九世纪之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所造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19]。他主张坚决与旧的一切划清界限，决不与任何旧势力妥协，决不同流合污，得过且过，要以一个完全崭新的姿态和做法，刻苦奋发，为中华民族找一条出路。由于他和曾琦私交甚好，虽然互有争执，但多采取细谈的方式求得一致。最后，由王光祈起草了一个《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

1918年6月30日，在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会。列名发起者为：陈淯、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雷宝菁、王光祈等七人，会议推选了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太玄为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辑部主任，并委托王光祈起草学会规约，与李大钊商榷一切。筹备时间，预定为一年。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通过了王光祈起草的学会规约七十条。规定学会的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王光祈解释说：“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20]

筹备会后，王光祈全部精力都倾注于会务，大小事情，都由他悉心擘画。这一段时间，他谈话不离会事，精神专注，神采飞扬，对未来事业充满了信心。周太玄说，这是“光祈一生兴致最高，天才得以发展最充分的时代”[21]。由于他的努力，在筹备的一年中，编译图书数种，发行会务报告四期，发展会员四十二人。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都是他亲自介绍入会的。毛泽东在京期间和王光祈经常往还，王光祈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常以“弟弟待之，每与谈话，更多笑容”[22]。

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回回营陈愚生宅，举行了“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成立大会。王光祈任大会主席。首先由他报告了筹备经过，接着讨论选举职员及会后进行方法。会议还根据李大钊、王光祈等六人的提议，将规约中学会宗旨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王光祈被选为执行部主任，主持学会的工作。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著名的社团。它一直存在了六年多的时间。先后加入学会的有一百二十余人。除北京总会外，南京和成都设立了分会。会员分布于全国十二个省市。国外在巴黎设立了分会。德国、美国、日本、南洋等处，也有它的会员。

学会从一开始，就兼容了三部分人，一是以李大钊和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希望通过学会，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进行革命活动。一是以曾琦、左舜生为首的一批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参加政治活动，企图把学会作为实现他们政治目的的基地。再就是以王光祈为首的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满现状，企图通过学会寻求出路，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不能正视现实和把握现实，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之中。在以后的发展中，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公开分裂。

乌托邦幻想的破灭

王光祈在发起创立“少年中国学会”时，还没有成熟的政治主张，只是笼统地提出：“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国’，为进步的非保守的，为创造的非因袭的，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23]所以他仿效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的经验，在学会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1919年1月23日，他在吴淞筹备会上讲：“本会为青年组织，青年思想与世界潮流是共向一个方向进行的。战后世界潮流是变迁最烈的，因之青年思想亦是一种变迁锐进的。故本会会员有偏重国家主义的，有偏重世界主义的，亦有偏重安那其主义的，是不能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思想界像开了闸的洪流，泥沙俱下，泡沫飞溅，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也一拥而进，一个时期，都当作新思潮，在报刊上予以介绍。王光祈这时贪婪地学习，良莠不分，兼收并蓄。他表示厌恶美国式的民主。他说：“美国人因拜金主义，造成一种世界无敌的财阀，一般平民生活在这种财阀之下，与我们生活于军阀之下，同是一样的痛苦。”他向往社会主义，说他“因留心世界大事，不知不觉地中了社会主义的魔术了”[24]。他渴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贫穷的国家，但他又认为，“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拿国家的权力来干涉个人生活，是一件不合民情的主张”[25]。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他当时是“隔着窗纱看晓雾”，模模糊糊，朦朦胧胧，左顾右盼，莫衷一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是主张“旁通博采的，不是主张一派的。是比较各派的。”其概要是：“（一）现在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推翻不可。（二）现在社会上一切虚伪和束缚，非根本铲除不可。（三）将来的组织，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名词就叫它为中国式的……主义。”[26]

其后，他通过自己的主观臆想，吸收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及其无政府主义，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创造了一个少年中国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一个错综复杂，兼容并包的集合体。

1919年8月，他在与左舜生的通信中，披露了他理想社会的蓝图。这就是在离城不近不远的地方，租一个不大不小的菜园，中间修十余间中国式的两层建筑，楼上为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游戏室。楼下是卧室、饭厅。西南角上是厨房，东北角上是厕所，房子后面砌球场。周围挖小溪，溪边种杨柳，柳边置竹篱。会员每日种菜两小时，读书三小时，译书三小时，其余时间游戏或阅报。种菜解决物质生活的需要，读书寻求精神的快慰，译书“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翻译的书，由自办的印刷所出版，利润一半给译者，一半作为共同生活的费用。此外，还要附设平民学校，免费教育附近农家子弟，“常常到那些农家，与他们诚诚恳恳的周旋”。星期日聚集他们开演说会，演幻灯，放留声机，“使他们大家快活”[27]。

王光祈十分向往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他说：“我们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天真烂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片，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28]。

王光祈把他幻想的这种乡村乐园，作为他理想社会的雏形，改革中国的起点。他热情地宣称：“新生活园里的花儿、草儿、鸟儿、蝶儿正在那里盼望我们，我们莫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29]

王光祈这个“最美最乐的自由世界”的设想没有能够在最短时间变为现实，他认为是“他生平一桩极可耻的事。”“犯了中国人向来一种毛病，只说不做的习性。”是年12月4日，他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提议组织一种“男女生活互助社”，帮助青年脱离家庭压迫，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养成互助劳动的习惯，创造读书的机会。“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30]。文章发表后，他即四处奔走，终于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名流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支持下，联名募捐，筹措了一笔经费。王光祈本人也倾囊相助。不到半月工夫，“工读互助团”首先在北京问世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的消息刚一传出，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有些外地青年也不远千里跑来，要求投入这一新生活的试验。由于条件限制，只吸收了三十余人，成立了三个组，他们一面从事办食堂、洗衣、制订、印刷、制造小工艺品和贩卖新书报等体力劳动；一面在各校听课。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幻想实现“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崇高理想，为了改造社会，几十名青年甚至狂热地宣布，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关系，集体生活，实行共产。一个时期“曾经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就可以拣来穿”[31]。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在青年知识界曾经轰动一时，也引起社会上广泛的关注，对国外勤工俭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光祈于1920年1月，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七期撰文，对工读互助团的性质、前景以及在改造社会中的地位和特点，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他说：“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运动，便可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他对工读互助团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期望将来各地的小组能够联络起来，实行“小团体，大联合”的计划，使团员随便到什么地方，皆有工可做，有书可读。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劳动互助的习惯，所有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我们以后的生活便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32]

由于王光祈的鼓吹，在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武昌、南京、天津、湖南、上海等地也相继组织。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参观了女子“工读互助团”，“觉得很有趣味”。3月，他曾与陈独秀、王光祈等二十六人联名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同时致函周世钊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33]

“工读互助团”是具有五四时代特点的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它是当时进步青年痛恨旧社会，痛恨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同情劳动人民，憧憬向往社会主义的反映。王光祈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光祈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个不应略去的人物。

“工读互助团”虽然名噪一时，影响颇广，但其生命极其短暂。1920年3月，由于薄弱的经济基础与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矛盾，团员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矛盾无法克服，第一组只好宣布解散。到了6、7月份，其他各组也相继失败。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光祈感到十分痛苦。他曾说：“若是此次试验成功，吾人理想社会便不难实现；若是失败，至少可以阻滞进化半世纪，我们都是大罪人!”在痛苦的折磨下，他决心暂时告别亲爱的祖国，远涉重洋，到当时正在致力于战后复兴的德国，学习考察。他表示：“这是最末一次之洪炉”，若果学无所成，愿“到太平洋与鱼虾作伴”，永远不再与国人见面了[34]。

其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后，党又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发生了剧烈的斗争。王光祈这时已漂洋过海远离祖国，由于脱离实际，他仍然沉醉在自己主观幻想的王国里。他坚决保持学会“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坚持创造“少年中国”和确定学会的主义，非有长时间之讨论和“预备工夫”不可。他反对夺取政权，进行革命。“抱定宗旨，从事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35]他认为政治运动是“跳”的运动，“跳来跳去，终是未离原地”，是“驱逐一般的小孩向河里跑，自然只是一种牺牲。”“只会引起一般民众的悲观失望”。他所从事的社会活动，是“走的运动”，只要持以毅力，“终有达到理想目的之日子。”[36]

他所谓的社会活动是什么呢？即是一种“有基础事业的文化运动”。他提出：“先办一半工半读之小学校，并租田十余亩为自耕之计，收入不敷，则以译书或任他校教员为补助。小学三年之后，即扩充为中学校，又四年之后，即扩充为大学，同时筹办工厂。大学生仍是半工半读。农事要有进步，即扩充为新农村，《少年中国》月刊即在此地编辑，此地即作为学会永久通信之地点，亦即本会之大本营。”“大本营既立，然后多多物色本地同志，进而为改造全省计划。”“只要把一省办好，便可以立国……一年之内，改造省城空气，三年之内，改造全省空气，十年之内，基础已立，再进行改造中国。”[37]这一套设想，依然是他过去提出的“小组织”和“工读互助团”的扩大版。

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全国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少年中国学会”内部斗争势如水火。王光祈这时表示：“不相信国家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但认为在最近的中国，国家及共产两种运动，皆各有其用处，只求不要过火，我都相对赞成。”他表示相信民族主义，说“民族主义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为宗旨”，“其方法系从‘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入手，以培养民族实力”[38]。

这一时期，由于他远去异国，对祖国情况隔膜，在政治方面，实际上走上了妥协改良的道路。

为探寻真理赴德留学

王光祈为了解德国战败后如何复兴社会经济，为拯救中国寻求真理和经验，学习新的知识，决心赴德留学。

去国前夕，陈独秀、汪孟邹等在上海曾为王光祈举行晚宴饯行。王光祈还召集在沪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讨论关于《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两种月刊改革刷新问题，并决定按照两种月刊的性质分国研究。法国号、德国号由王光祈负责组稿。后黄仲苏回忆当时聚议的情景说：“君复举介绍会友，召集年会，推行月刊诸事，相与讨论，且谈且录入手册。神情欣悦，而语多亲切，顾虑周详，指挥若定。”“会将散，君慨然叹曰：‘国事败坏，岂真不可收拾耶! 吾人律己必严，努力向学，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十年二十年后，当可有为。今日之事，拨乱而反诸正，固非异人任也。果欲报国，岂乏机缘，但恐力之不胜耳!’又曰：‘求学宜专，办事尚忠，为人贵诚……志存救国，言行相顾，而不谓俗尚所左右者，乃得谓新少年。’”[39]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以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特约通讯记者身份、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友魏嗣銮、陈宝锷乘法船“保来加”号由吴淞启航赴欧。王光祈由于经济拮据，赴德旅费由魏嗣銮慨然资助。

船过香港，王光祈远望青山罗列海岸，因念去国日远，特作《去国辞》五章以陶情励志。辞中提出：“欲洗污浊之乾坤，只有满腔之热血”，“愿我青春之中华，永无老大之一日”，“惟我少年努力努力!”

船至红海，时值五四爱国运动周年。船上同仁集会纪念。当时，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林长民在演说中，大吹大擂，被王光祈驳得无言以对，陈剑翛在讲演中则认为五四之后，应埋头向学术研究努力，也被光祈责备“何其抱负过小”。王光祈在行船途中，常常自负自豪地说：“少年崛起，中国复兴，倘果得为国家尽瘁，那么丰功伟烈，正属大丈夫分内之事。”[40](www.xing528.com)

王光祈于6月初抵达德国法兰克福，先寄居德烈士博士之家，后搬往法兰克福郊外。刚到德国，他就着手加紧补习德文，了解欧洲现状和学术近况，同时攻读政治经济学，并利用晚上时间与魏时珍一起浏览德国各大报纸，择其重要的有价值的新闻、消息，由魏时珍口译给王光祈听，再由王光祈笔录整理成文，分寄回国。同时，他还为国内各期刊撰稿。此后，王光祈完全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王光祈寄回的特约通讯稿，向国内同胞广泛介绍了国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以及艺术活动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帮助国内人士开阔视野，了解世界，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王光祈在德虚心求学，刻苦自励。当他耳闻目睹中国留德学生中出现的一些浪荡坏习后，他就为《申报》写了《留德学生之近况》一文，以揭露劣迹，引以为戒。殊不知，由纨绔子弟操纵之柏林中国留德学生会，认为王光祈的文章“内容不实，有伤此间学生之名誉”，并委托德国律师博罗向法庭起诉。博罗竟致函王光祈说：“君曾谓此间生活，每月五百马克已可足用。又谓此间学生常常寝至中午，午后赌博，晚则与妇女游戏……如此类者，殆难备举。因此种情形之颠倒，于是留德学者之父母，脑筋顿起不安。”博罗律师要求王光祈立刻更正，除在上海更正外，还须向中国留德学生会及外交代表道歉，博罗还威胁说：“如果十日之内，犹无承认之答复，即向法庭起诉。”还要求王光祈付给他因此事而需之费用。王光祈义正词严，函复博罗的同时，又致书柏林中国留德学生会，对该会援引“洋大人”对他进行诈吓，作了愤怒的斥责。他说：“若诸君能以中国法律与王光祈相见，王光祈尚可与之周旋，若引‘洋大人’以自重，则非王光祈所能从事矣。”“王光祈系顶天立地之男子……宁肯受屈以至于死，亦不愿依赖‘洋大人’之力，以与同族争此丑事也”；“诸君驰书骂我，我必不怒，诸君持刀杀我，我必不怨，惟引‘洋大人’以自重，则吾泪涔涔下矣! 曾不料吾中华民族之堕落，竟至于如此。”柏林中国留德学生会得王光祈回复，大哗，开会集议，举无善计。适值蔡元培自法来德，留德学生会举行欢迎大会，并将王光祈之事告诉蔡元培，希望得到蔡的支持。蔡元培在北京时就很了解王光祈的为人，不但未与支持，且为王辩护，留德学生会一些纨绔子弟，极为不满，有人甚至极不礼貌，蔡元培未开完会即拂袖而去。

“慨然有志于音乐之业”

王光祈由攻读政治经济而改习音乐，这是在他赴德三年之后的事。那么，为什么怀着救国济民之志，热衷于创造“少年中国”的社会活动家突然转攻起“冷僻困难”的音乐学呢？其实，王光祈出国留学，尔后又改学音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出国前夕，他看到由他一手参与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向着左、中、右急速分化，在思想上出现了深刻的分裂；他所热衷的、由他亲自发起的、作为社会改革实验的“工读互助团”，不到半年时间就以失败告终，自行解散。这使他惶惑不解，十分苦恼。此时，满腔热情的王光祈在重重矛盾面前，没有找到改造中国的真正出路，他在斗争面前深感内疚和失望。他在《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一文中，曾讲到过此时的心境：“忽忽半年，毫无建树，清夜思之，汗如雨下。加之一年以来无暇读书，思想破产。直欲赴郊外放声痛哭一场。”[41]因此，他急欲出国，求得一种较有系统的学问，以学术上的奋斗，来创造“少年中国”。

王光祈初到这个音乐之邦的德国，深受音乐之风的熏陶和感染，实地看到了国民“以至非有音乐不能生活的境地”[42]，这对他的刺激和影响颇大。王光祈本出身于没落世家，自幼崇尚儒家学说，在家乡时也会吹箫弄笛，喜欢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爱国心的驱使和传统的礼乐观在他思想上扎根较深。他十分崇拜孔子，自称是“孔子的信徒”[43]，表现了他对孔子的敬仰与企慕之情。王光祈主要吸取了儒家的积极用世精神，并以为生活的圭臬，他要用孔子所提倡的礼乐来“处世治心”，拯救中国。他在1923年10月为《申报》撰写的第一篇音乐通讯《德国音乐与中国》一文的开始就指出：“吾国孔子学说，完全建筑在礼乐之上”。他从其传统的礼乐观出发，认为立国的根本在于“中华民族之‘民族性’”，而礼乐又与中华民族之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礼乐不兴，则中国必亡”。当他看到欧洲物质文明破产的情况，转而想到要改造中国，必须从精神文明着手，即应先行改造人心。而改造人心，就必须从恢复礼乐开始。然而，在处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统治阶级却不知音乐为何物。王光祈气愤地看到：他们视音乐为“末技小道，不能修洋房，造汽车者”；对“涵养兴趣”（指美育）的训练“视若等闲”，或斥之为“无用之学”，以至国内一部分教育家也对音乐这门艺术“根本不甚承认”。为了振兴中华，王光祈高度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他认为音乐是“最足引起‘民族自觉’之心”，具有“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之功”[44]的艺术，特别强调“音乐化人”、“寓教于乐”。因此，他明确宣称自己转而从事音乐事业，目的乃在于“欲借此以唤醒‘中华民族本性’，为抵抗外国文化侵略之工具”[45]。他在1924年底于柏林成书的《东西乐制之研究》的“自序”中说：“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燃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音乐之业。”满腔爱国热情，溢于言表。王光祈幻想通过音乐，唤起民众，以同心合力地去实现“少年中国”之理想。具有坚强个性的王光祈，并未因其在社会活动中的重大挫折和个人感情生活上的失意而稍减自己的事业心和对于祖国的眷恋深情。他以“以音乐再造中华民族”的宏志，抱着“焦头烂额死而无悔”的决心，去从事音乐研究。

1922年，王光祈开始利用工读之余学习小提琴。一年以后，他决意放弃政治经济这一社会科学的研究，转到柏林一所音乐学校补习小提琴、钢琴和音乐理论。此后，王光祈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从事着音乐学的研究和著述。在1927年考入柏林大学音乐学院以前的短短四年中，他已经在国内发表出版了《德国人之音乐生活》（通讯十篇）、《欧洲音乐进化论》、《东西乐制之研究》等十二种有关音乐的著作，开始显露出他在音乐学研究方面的才能，使一些过去反对他改习音乐的朋友感到意外和惊讶，同时也引起了当时国内音乐界的注目。

“孤苦奋斗”的学术生涯

王光祈于1927年4月，正式进入柏林大学音乐学院深造，以音乐学作为主课，攻读达七个学期之久。他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进入德国大学的音乐学院学习，是因为早几年前就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在《德国音乐教育》一文中清楚地讲道：“我在未入德国大学之前，即从柏林一位普通音乐教授补习；每星期学习提琴六点钟，如是者四年，寒暑不断。”此外，还在纳生民众大学听《比较音乐学》讲座。平时，“常与彼邦大学音乐教授及音乐学者数人往还，受益不少。否则，一个未具乐理基础之人，跑到大学听讲，简直会不知道讲些什么。”王光祈在柏林大学，先后师从霍恩博斯特尔、舍尔林、沃尔夫、萨克斯等教授。他坚持全面学习，课程包括音乐理论、钢琴、音响学、乐器学等等。他在柏林乐器博物馆馆长萨赫斯教授班上学了三个学期的乐器学，并到乐器博物馆实习达一年半之久。为了更好地掌握视唱练耳的基本原理，他还师从柏林国家医院耳科主任“研究耳朵、喉管解剖之学”。由于刻苦钻研，用力至勤，王光祈在音乐学研究上，特别是在音乐史学方面，获得了较高的造诣和成就。他在德国专门研习音乐总共只有十三年，但其论著竟多达三十四种，国内正式出版的就有近二十种。另外还编译了《国防丛书》、近代中国外交史料等不少书籍，同时，还撰写了数百篇通讯文稿。

王光祈热爱祖国音乐文化传统，他从其强烈的民族感情出发，在身处异国、中国音乐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仍积极整理、研究和总结祖国传统音乐文化，其目的乃是为了使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他曾说：“吾之志，在以乐为学，而不以乐为技。吾将遍究各国之音乐，考其嬗变，审其异同；吾国先民音乐之素养，视各国为深，吾尤将发湮抉微，张皇幽渺，使吾国音乐，亦得与欧洲各国，各占一席，一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46]王光祈在德国生活期间，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所受到的歧视，有着切肤之痛。尽管他在德国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却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始终立足于自己祖国的民族音乐。对那些缺乏民族自尊心，轻视祖国文化遗产的人，他则嗤之以鼻，称之为“疯狂状态的中国人”。为了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他经过认真比较研究之后而得出结论：“吾黄帝子孙不能不独居创造，数千年以来，学者辈出，讲求乐理，不遗余力。故今日中国虽万事落他人之后，而乐理一项，犹可列诸世界作者之林，而无愧色，只惜现代中国之人，事事反常，将祖宗遗业，认为一钱不值，偶有习者，群起笑之，呜呼，今日之中国人，今日入于疯狂状态之中国人。”他还在1925年写成的《各国国歌评述》一书中指出：“现在学中国的日本人，尚知道保存几分‘中国音乐’的本来面目，而中国人自身反把‘中国音乐’认为一钱不值，不肯细心去研究，这真是我们从事音乐的同志，所当引为深耻的。”1927年8月，时值法兰克福举行“国际音乐展览会”。王光祈邀约友人凌纯声，身着中国古服，在会上演奏七弦琴，表现泱泱大国风度。同时，他还特为该会撰写了《中国音乐短史》一文，对中国音乐的律、调、乐器、乐队、诗乐、剧乐、器乐以及音乐思想等，向欧洲人作了提纲挈领的介绍。可见王光祈的苦心，也充分表露出他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成就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当他在国外看到西洋“汉学家”对我国学术界的轻视态度时，十分气愤。他渴望中国学术界奋发有为，“能一洗此种奇耻大辱!”

王光祈潜心于音乐研究的最高理想和直接目的，是为了创造“引起民族自觉心”的具有“民族性”的“伟大国乐”。这是他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在音乐研究中的集中体现。他在1923年底完成的《欧洲音乐进化论》一书的“著书人的最后目的”中说：“著书人的最后目的，是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而且，这种国乐，是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因为，这两种东西，是我们‘民族之声’。”后来，他又在1929年成书的《翻译琴谱之研究》的导言中指出：“音乐作品是含有民族性的，欲创造国乐，则中国固有材料，万不能加以忽视。”还说“余既主张‘音乐作品’是含有‘民族性’的，非如其他学术可以尽量采自西洋，必须吾人自行创造。”那么，如何创造呢？他认为音乐艺术决不可以像引进其他科学技术那样照搬西洋的一套，决不能“以西乐代庖”，更不能依靠那些“黄面黑发”的“洋音乐家”，而必须自己进行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即一面先行整理我国的古代音乐遗产，一面要辛勤搜集民族民间音乐，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创造出一种具有民族性的国乐，并说这种国乐完成后，“才有资格参加世界音乐之林，与西洋音乐成一个对立形势”。王光祈在德国克服了种种困难，不遗余力地埋头从事有关中国音乐史的整理、研究和总结，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以促进“国乐”的建立，创造出具有民族性的新音乐，并使这种新音乐“跻于国际乐界而无愧”。王光祈这种热爱祖国，渴望祖国独立自强的民族热情，从他撰写的一本一本著作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不难设想，倘若离开了作者蕴藏在内心的那种爱国的炽热情愫，他的许多音乐著述就失去了依托和光彩，他在现代音乐史上的功绩和贡献，就会黯然失色。这应是王光祈音乐论著中的一个突出之点，也是应予以首先肯定的。

应该指出，王光祈在音乐研究中，也如同他对待社会改造的观点一样，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他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无识”“无业”，在性格上存在缺点。因此，主张除了普及教育和发展实业可以治疗这些社会弊端外，就是利用西洋的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代的礼乐，“用以唤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他在一首诗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音乐救国”的思想：“处世治心惟礼乐，中华立族旧文明，而今举世方酣睡，独上昆仑发巨声!”[47]他要用孔子所提倡的“礼乐”来“处世治心”，拯救中国。什么是礼乐呢？“‘礼’，便是外面行动的一种节制，‘乐’，便是内心生活的一种谐和。”[48]他认为孔子依靠“礼乐”这个武器便一下子“把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他所理想的‘谐和态度’之民族。”[49]因此，他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恢复礼乐。他说：“唤醒民族改良社会之道奈何？曰：自礼乐复兴始”[50]。他不是用社会革命的方法，而是要发扬所谓音乐的“谐和精神”来治理社会。他说：“吾人如欲扫除中国下等游戏，代以高尚娱乐，廓清残杀阴气，化为和平祥气，唤起将死民族，与以活泼生气，促醒相仇世界，归于大同幸福，舍音乐，其莫由。吾所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能否实现。吾将以是卜之”。[51]总之，他一再强调的是“和谐态度”、“和谐精神”与“和谐主义”。他说：“我们是拿着‘和谐主义’去感化他们，不是征服他们，有如耶稣布道，如来说法，费尽苦口婆心，使人同归大道……我们用以感化全体人类的利器，是感情与意志，不是理智!”[52]他在《少年中国歌》的第一章中，还唱出了“彼以耶来，我以孔对。彼尚强权，我讲仁义。请君看将来，将来谁胜利!”的所谓礼乐之邦的“仁人君子”风度的歌词!

诚然，孔子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大师，是他开创了我国音乐教育和音乐美学的先河，并为我国古代音乐文化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王光祈在他的一些论著中，也反映出接受了孔子“礼乐”思想中的一些封建性糟粕，即“礼乐”思想的基础—— “仁”，也就是强调人性爱、人类谐和。他在改造社会问题上，不是从根本改造社会着眼，通过革命，夺取政权，而是回避阶级斗争，强调阶级调和。这种思想，妨碍了他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分析各种复杂的音乐现象。譬如，他在论及音乐的价值时，不适当地夸大了音乐的社会作用，认为音乐可以“立国”“兴邦”，等等。他想借助音乐的手段，实现振兴中华的目的，而他那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也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大同世界”，仍然没有超出民主主义思想范畴。王光祈致力于音乐研究，是在六十年前的那种历史时代和他个人的具体情况的特定条件下，他从时代、社会和自身的需要出发来探索复兴祖国的新路时，由于主客观原因，没有能够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但基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要求，他一直信奉空想的社会主义，因此提倡“音乐救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在音乐思想上出现一些模糊认识、缺点或错误，是不足奇怪的，但是，又是应该加以识别和舍弃的。

王光祈一生勤工俭学，具有坚韧刚毅的个性。他曾说自己“是一个极穷的小子，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我所有已过去的生活，都是半工半读”。他在旅德十六年中，特别是在从事音乐研究和著述期间，更是艰苦备尝，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初到法兰克福学习德文阶段，每月的生活费只用六百马克（相当中币二十元）。尽管德国城市繁荣，风光绚丽，历代文明古迹甚多，但王光祈除了在郊外住处开窗临野，遥看青山野色外，数月中决不进城浏览一次。在柏林时，他总是去工人食堂用餐，每餐只吃一菜。间或有好友邀请他去餐馆用膳，也坚持不肯前往。他在德国多年，完全以卖文为生。他勤奋写作，治学态度严谨。他主张研究任何问题都要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而且“不惜以毕生之精力从事”。因此，他往往为研究一个问题，查阅一条资料，翻译一个名词或几首古谱而在图书馆里耗费数月心血。他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说：“余留德十余年，皆系卖文为活，自食其力，即本书一点成绩，亦系十年来孤苦奋斗之结果。国内同志生活情形既不如余此间之紧张，或者多有时间探讨，亦未可知。因读中国书籍，往往纠纷错乱情形数月不能得一解决故也。”

王光祈独处异国，生活艰苦，曾患胃溃疡及贫血症，呕吐晕昏以至卧床不起。后在柏林国立大学医院诊治，并卧病该院四旬之久。由于过度勤奋刻苦于研究和著述，不上四十岁的王光祈，虽然目光炯炯，面色泛红，但头发已渐稀露顶，身体开始衰弱了。后来，他又患头痛症，常服止痛药片，病发时，仍“左手抚头，右手作字，至痛楚无力时，工作始废”。就这样坚持他的学术生涯，竟至数次昏倒于波恩图书馆中。

“以著译事业报效祖国”

王光祈虽然历尽坎坷，后来从事音乐研究，但并非像有的人所怀疑的那样，是个消极遁世之人。事实上，蕴藏在他内心的对祖国、对民族的爱，是深沉而热烈的。在1930年前的几年中，王光祈深感“弱国无外交”，他利用业余时间编译了中国近代外交史料七册。其中有《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李鸿章游俄纪事》、《瓦德西拳乱笔记》、《库伦条约之始末》、《西藏外交文件》以及《三国干涉还辽秘闻》、《美国与满洲问题》，书中提供的外交史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王光祈主动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活动，当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时，他正因病住进柏林医院，闻此噩耗，“百感交集”，“寝食难安”。他因远在异国，无能为力，却竭诚“希望国人能从各方面积极准备，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努力”。[53]为了在国际上澄清是非，以正视听，王光祈带病坚持写了不少揭露日本侵略野心的文章。这些文章，陆续发表在国内和德国的一些报刊上。在文章中，他热情歌颂战斗在抗日前线的东北义勇军，指出“东北义勇军与日军血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使日本暴军，疲于奔命，不能安枕。表现出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决心和牺牲精神”。[54]由于王光祈痛感强敌压境，国难当头，而自己远离他乡，鞭长莫及，于是主动致函上海中华书局编辑舒新城，提出编译一套《国防丛书》，在国内出版，以直接为抗日服务。他在1932年4月译成的《国防要览》一书序言中说：“余本以研究音乐为终身职业，但鉴于此次沪变之被敌蹂躏，而自身远处异国，不能稍尽抵御之责，至以为愧。乃发愤收集西洋国防材料，于课余之暇，从事译述，以备国人参考。”还指出，“有国无防，实际等于亡国。若自己不能防而冀他国为之代防，更是无耻之尤。因自御外侮一事，乃是一个民族要求生存权利时应尽之最低义务故也”。读此，可知其用心之良苦!

1934年2月15日，有一日本教授，拟在波恩大学作侵华讲演《满洲国与日本》，并携带有关的纪录影片，于讲演后公开放映。王光祈与留德同学愤起阻止这次讲演，未成，又组织同学写出抗议书，在会前大声宣读，然后全体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接着王光祈又暗中雇用两个德国人，速记日本教授的演说词，并将演说词寄往中国驻柏林使馆，敦请使馆速向德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后来，王光祈担心其他地方会有同样的活动，他赓即给留德同学、葛庭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会长魏嗣銮写信说：“将来葛庭根方面，恐不免同样事件之发生，尚希预防为荷。”王光祈身在异国，处处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与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

1935年，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公开向中国华北伸出了魔掌，加快了吞并中国的计划，而蒋介石国民党却加紧反共“剿”共。此时，正值国家危难之际，经“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左舜生的推荐，蒋介石曾电致柏林大使馆转询王光祈有无归国之意。原电有“闻王君光祈绩学苦行，不胜钦佩；如愿归国，当图借重”，等等。王光祈因不愿跟蒋介石从政，不肯“勉强苟合”，故以已应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文学讲座续聘，不便中途解约为由，继续留在德国。

荣获博士学位

王光祈抱着“音乐救国”的目的，从事音乐理论研究，范围极广。他从1923年转习音乐开始，通过译著编选有关著作，坚持比较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音乐文化，一方面介绍西方各国人民的音乐活动状况，一方面介绍音乐科学与作曲理论。这方面的著作有《德国人之音乐生活》、《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西洋乐器提要》、《东西乐制之研究》、《西洋音乐与戏剧》、《西洋制谱学提要》、《各国国歌评述》、《对谱音乐》、《音学》、《西洋音乐史纲要》、《西洋名曲解说》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音乐知识相当贫乏和眼界比较闭塞的二三十年代的国内青年来说，显然具有启蒙意义，促进了当时国内对西欧音乐文化的学习和了解。特别是他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著作中，向国内介绍了20年代时，在德国也属于新兴科学的比较音乐学，对我国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从1926年起，王光祈又开始注重将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介绍于西方。他先后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导报》、法兰克福的《科学导报》、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精神工作出版社等刊物和出版社发表或出版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文章和专著。计有：《音乐在中国的意义》、《论中国音乐》、《论中国记谱法》、《论中国诗学》、《中国古典歌剧》、《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关系》、《中国的道白戏剧和音乐戏剧》等。另外，他还在1929年《大英百科全书》、《意大利百科全书》重新修订时，担任了有关中国音乐条目的撰写。迄今德国出版的一些音乐著作中，涉及到有关中国音乐内容的，多半都是参考了王光祈的著作。1934年，王光祈以《论中国古典歌剧》的论文获得德国波恩大学哲学（音乐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第一个音乐学家，也是我国最早获得世界承认和肯定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21年，他就与魏时珍、宗白华等人发起组织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其宗旨就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德两国民族的了解。他在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和比较音乐学上所作出的众多著述和贡献，都是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客死波恩魂归故国

王光祈清贫一世，孑然一身，长期营养不足，又过度勤奋于研究著述，终于积劳成疾，因脑溢血不治，于1936年1月12日不幸骤逝于莱茵河畔的波恩医院，年仅四十四岁。

王光祈逝世后，波恩大学立即以校长毕脱罗斯基名义向全校教职员发出讣告，同时，波恩大学外国学生联合会也发出通启。1月18日下午，在波恩大学举行了追悼会。会上，教授们在悼词中，一致推崇王光祈的学问和品格。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教授卡勒博士说：“他在研究院无时不以最大的努力和确定的态度来工作。他是一个很静默稳重的人，只有很接近的去细细认识他，方可以了解他的伟大。”还说：“在中国，音乐学科的研究，也还是在萌芽之中。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的精华到中国去，并且应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还未有人碰过的材料；在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前驱者。”波恩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希德玛博士说：“因他率直和蔼的本质，以及纯粹的性情，取得了许多师友们的信仰与同情。他依着一条路走，可以说每个研究音乐的人都走着这条路——科学之路。他把握住了西欧，特别是德国方面研究音乐的科学方法与途径，由此设法与他故乡的音乐与戏剧的艺术相接近。这居然给他做到了! 他已是一位受有严格教育的音乐学家。”[55]

王光祈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内，“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们及王光祈生前好友，先后在南京、上海和成都举行了追悼会。3月15日，南京的追悼会在中央大学音乐系召开。遗像为徐悲鸿所作。到会的有田汉、徐悲鸿、宗白华等知名人士三十余人。追悼会由宗白华主祭。德国驻华大使代表到会致词说：“王博士不仅是一个学者，并且也是一个沟通中德文化的一个重要人物。”蔡元培在悼词中，对王光祈的一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当时到德国去研究音乐的留学生不多，他只认识王光祈与肖友梅，“肖先生注重音乐的技术，而以学校为传播的机关”，“王先生注重史实，而以著作为传播工具”。他痛惜王光祈竟“在壮年去世，不克进展所长，公认为全国的损失”。上海的追悼会于同日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大礼堂举行，由舒新城主祭，黄仲苏司仪。到会的有黄伯樵、沈怡、郭步陶、汪孟邹、肖友梅、左舜生等及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共百余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肖友梅代表该校送的挽联是：“旷代仰宗师，著述等身，寿世更留音乐史；穷年攻律吕，栖迟异地，夜台长伴贝多芬”（因波恩系贝多芬的故乡，贝多芬青年时代曾就学于波恩大学）。黄伯樵等在会上作了长篇讲演。肖友梅博士原准备讲演，后因病体不适，改由该校教务长黄自教授代表讲演。黄自在演说中，除了将王光祈对于音乐的贡献作扼要的介绍外，还特别强调其“所著《中国音乐史》及对于普及音乐之努力，为最有不可磨灭之价值”。追悼会后，由“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南京筹募“王光祈先生音乐奖学基金”，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实现。成都的追悼会，由李劼人、刘大杰、周谦冲、周太玄、李幼椿、魏时珍等筹备，于4月19日在文庙西街成公中学召开。因为成公中学曾是四川省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旧址，即王光祈的母校，是他幼时与同学读书游乐的所在。在这里举行追悼会，更能使人低回凭吊、生无穷之感了! 追悼会的当天，刊行了一本纪念专刊，其中有一篇《公祭王光祈先生启》，苍凉凄楚，传诵一时。追悼会上，由周太玄、魏时珍和李劼人等介绍王光祈的生平事迹与“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之始末。“少年中国学会”会友李思纯等人作了演说，他们认为王光祈“有天才，有热心，有毅力。他是文学家、音乐家、社会改良运动家。他生平毫无凭借，只是赤手空拳，仗着一支秃笔，满腔热情，抱无畏的精神，不妥协的态度，去不断地与社会一切恶魔奋斗。所以，他的一生，便是一部苦斗史，里面充满了长期的和短期的战绩!”

王光祈的遗骸在波恩火化后运到上海。1938年，又经过沈怡将骨灰辗转运回成都。1941年冬，在著名作家李劼人的主持下，将骨灰埋葬于成都东郊沙河堡李劼人的居处“菱窠”对面菱角堰侧周太玄的私人墓地上。墓上覆盖着一块镌刻着“温江王光祈先生之墓”的大青石碑。碑文题字系王光祈生前挚友、生物学家周太玄先生所写的楷书。石碑正面四周由芙蓉花朵组成花环，碑额的圆圈里有两个八分音符（），石碑寄托了同窗好友对故人的无限哀思。然而，人们却很少知道，王光祈先生在自己故乡的墓地上已经安息了三十年之后，却也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十年动乱”的劫数：别致的墓地被平整了，远从德国运回的骨灰被委弃于地里，典雅、朴实的墓碑被弃置在野草丛中……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块墓碑才被找回。为了这不该忘却的纪念，王光祈墓碑已经迁置于成都四川音乐学院校园内，并修建了墓碑亭。横匾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亲笔题写，两旁楹联为“革命先驱，少年中国；蜚声寰宇，音乐名家”，系四川前辈、老革命教育家张秀熟撰文，由书法家李半黎书写。

王光祈短暂的一生，是辛勤探索的一生，是热忱爱国的一生。他在“五四”前后，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旅德期间，是著名的音乐学家，是现代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是我国音乐学家在欧洲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我们对他的历史功绩和贡献，应当充分肯定。尽管，王光祈在政治上也说过错话，思想观点亦多趋向空想的改良主义，在音乐研究上也时有错讹之处或肤浅不足之处，然而，这都瑕不掩瑜。因为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可避免地由于历史或阶级的局限而有其缺点和弱点，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凡是为我们祖国和民族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应该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王光祈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功绩是卓著的，他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纪念!

1983年6月完稿

1985年11月修改

[1] 戴尧天：《王光祈温江故乡生活志略》。

[2] 戴尧天：《王光祈温江故乡生活志略》。

[3] 李劼人：《诗人之孙》，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4] 郭沫若：《少年时代》。

[5] 《石室记事》，甲子五月二日成都联合县立中学编。

[6] 王光祈：《致黄霭女士》，载《少年中国》一卷二期。

[7] 王光祈：《致黄霭女士》，载《少年中国》一卷二期。

[8] 《王光祈致恽代英》，载《少年中国》二卷十二期。

[9] 李大钊：《青春》，载《新青年》二卷一号。

[10] 周太玄：《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11]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12] 傅斯年：《追忆王光祈先生》，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文海出版社。

[13] 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载《川西日报》1950年5月4日。

[14] 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 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16]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169页。

[17]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18]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19]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20] 周太玄：《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21] 周太玄：《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22] 李璜：《我所认识的王光祈》，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23]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24] 《王光祈致君左》，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25] 《王光祈致君左》，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26] 《王光祈致君左》，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27] 《王光祈与左舜生书》，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28] 《王光祈与左舜生书》，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29] 《王光祈与左舜生书》，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30] 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31] 傅彬然：《忆北京工读互助团》，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32]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33] 《毛泽东给周世钊》，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一）。

[34] 王光祈：《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载《少年中国》一卷八期。

[35] 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36] 王光祈：《社会活动的真义》，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37] 王光祈：《今年南京大会的提议》，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38] 《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39] 黄仲苏：《哀辞》，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文海出版社印行。

[40] 陈剑翛：《与王若愚先生同舟赴欧的追忆》，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

[41] 王光祈：《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载《少年中国》一卷八期。

[42] 王光祈：《德国人之音乐生活》。

[43] 王光祈：《论中国古典歌剧》附录二《我的简历》。

[44]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自序》。

[45] 王光祈：《国人能力破产之可惊》，载《醒狮》三十二号。

[46] 魏嗣銮：《我所能记忆光祈之生平》，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47] 《醒狮》周报第4号。

[48] 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自序》。

[49] 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自序》。

[50] 王光祈：《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二）。

[51] 王光祈：《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一）。

[52] 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自序》。

[53] 王光祈：《东北问题与国际形势》，载《生活周刊》七卷十期。

[54] 王光祈：《国防问题》，载《生活周刊》七卷二十六期。

[55] 《德国波恩的追悼会》，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