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组歌》评析：伟大壮举与现实意义

◎河山星

（1935- ）原名何福琼，原四川音乐学院音教系理论作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值此之际，谨以拙文表示我对英雄史绩的纪念。

发生在五十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人间奇迹，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一切苦难和考验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象征。这一史诗般的英雄壮举，曾激励过无数人的心志，引发过无数人的灵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领袖、战士、诗人毛泽东率先用诗句讴歌了红军指战员的高尚情怀和坚强气魄，随之表现红军长征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诸如电影《万水千山》，丁善德的《长征交响乐》，肖华的《长征组诗》等等皆是成功之作。据《长征组诗》谱曲的《长征组歌》，亦是堪与同一题材的其他艺术珍品媲美的瑰丽乐章，它和各种歌颂长征的优秀作品一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是反映革命历史的形象化教材中不可不顾的一页。

在60年代中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三十周年时震动乐坛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是一部气势宏伟的史诗性大型声乐套曲。它有如雄浑灿烂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展示出长征历程中一幅幅里程碑式的战斗生活画面，传神地表现了英雄群体的精神气质，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领导红军长征的丰功伟绩。二十年来，《长征组歌》以其独具的好唱、易记、动听的艺术特色获得广泛的好评，是我国现代合唱艺术中少有的一部民族化、群众化的大合唱。

在艺术创作的原则和方法上，《长征组歌》的作者们继承和发扬了《黄河大合唱》的传统，遵循革命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一贯原则，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艺术创造，使之成为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合唱杰作之一，它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无疑地应在我国现代合唱艺术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一页。今天，正当各种思潮冲击着中国乐坛的时候，在创作上革命历史题材几乎无人问津；在理论上，对这类作品进行评析也似乎不合时宜；这类作品成功的创作经验则更似乎是已经过时。而我却不想附庸新潮，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的时机，对《长征组歌》加以研析，我以为仍然可以从中获得些切实的教益（至少对我本人来说），借以追寻那被人们日渐淡忘、或者可能消失的东西，此即写作拙文的契机。

大型声乐套曲，就其艺术形式的特殊性而言，它是由文学（诗词）和音乐（人声、器乐）相结合的一种大规模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诗词作为其中一个首要组成部分，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前提，但在分析研究中却往往被忽视，因此拙文拟先析其文学部分。

一、歌词部分

《长征组歌》的歌曲词是肖华同志据本人参加长征战斗历程的亲身体验，倾注心血凝结而成的英雄诗篇，那火热的诗句字里行间洋溢着战士和诗人的激情。在歌词中，不论是对毛主席正确领导的歌颂，或是对战斗情景的忆述，或是对红军战士思想境界的展示，都是以动情的语言和生动的描写表现出来的，因而富于真实感、形象感，这是组歌成功的先决条件，并为曲作者提供了形象思维的丰富依据。概括起来，歌词从以下几个方面为组歌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主题集中 主线突出

组诗共分十段，以再现长征为主题，以歌颂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为主线贯穿始终，从而形成了完整统一的艺术构思和符合史实的布局。第一首《告别》，从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作战略转移的历史背景开始，拉开了悲壮的序幕。第二首《突破封锁线》中，描写突围时的激战，表达了红军在危难中对毛主席的思念，以此为其后的歌颂作铺垫。从第三首《遵义会议放光辉》直至第十首《大会师》，首首均围绕主线紧扣主题，热情赞颂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十段歌词在统一的线索下把红军长征的全过程——被迫转移、历经艰险、胜利会师概括地表现了出来。歌词的完整统一有助于组歌的音乐处理。在多乐章的声乐套曲中，歌词领先起着统一的作用。

（二）形象鲜明 情景交融

歌词中，不论是对历史背景的概括（如第一首），还是对战斗情景的描绘（如第二、四、五、六各首），或是对光明前景的向往（如第一、三、四各首）以及表现胜利时的欢乐和抒发全军亲密团结共庆会师的豪情（如第七、八、九、十各首），均栩栩如生，真切感人。歌词的时（间）空（间）感有利于启发曲作者的形象思维，使之能够凭借歌词的文学形象进入音乐的想象，从而创造出个性鲜明的、浮雕般的音乐形象。

（三）结构精简 语言凝练

组歌歌词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格律诗）和民歌民谣的传统，吸收二者的表现形式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格式，肖华同志把这种格式称作“三七句，四八开”，即每段由四个三字句，八个七字句组成。十段歌词均同一格式，全长仅一百二十句、六百八十字就把红军长征的全貌和主要历程高度概括地、绘形绘声地勾画出一个轮廓来，足见作者精于诗词、善于概括的功力。在语言上，兼有文言古诗与民歌口语两种特色，用字考究言简意赅，凝练而不晦涩，譬如“敌重重，军情忙；抢.湘江；盼太阳；战马吼，歌声亮；天如火，水似银”等句，均有一字着色彩、出情绪、造气势之功。简短的结构，凝练的语言，为音乐处理提供了多种可塑性，使音乐部分的功能大有发挥的余地。

（四）节奏铿锵 韵律和谐 音乐性强(www.xing528.com)

“三七句，四八开”的独特格式使歌词很自然的获得节奏上的力度感和韵律上的和谐感。节奏上，每段歌词用含有两个重音的三字短句（多数含两重音）开始，重音突出、短促有力，而且连用四句，因而重力感强很有分量，其后接以含有四个重读音节的七字句，这样便取得了节奏发展的效果，而且是富于动力性的节奏发展。韵律上，每段歌词十二句，不论三字句或是七字句均隔句押韵，即古诗和民歌中通用的“单句不韵双句韵”，这样既可使韵律和谐统一又可获变化对比。在选韵上也很讲究，除第七段《到吴起镇》选用了在十三辙中响亮程度属细微级的“一七辙”外，其余各段均选择用了洪亮级辙韵：一、二、十各段为“江阳辙”；三、四、五、八、九段为“人辰辙”。除第六段转韵（ “江阳”—— “言前”）外，各段均一韵到底。上述两方面（节奏、韵律）的特点，使歌词念起来明快流畅，响亮有力，朗朗上口。歌词的音乐性强，是引发作曲家创作出好唱、易记、动听的旋律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对《长征组歌》歌词的简略分析，意在引起人们分析研究声乐作品时（特别是大型声乐套曲），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起先导作用的歌词予以重视，从而沟通文学和音乐汇合的渠道，以利于词、曲作者的交流和协调。当然，对歌词的分析，无疑地也有助于加深从总体上对作品的完整理解。

二、音乐部分

《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是一部具有宏大的宣传画般效果的多乐章声乐套曲，总标题明确地说明了音乐的内容和歌颂性质。在结构上，《长征组歌》由十首曲式各异、相对完整独立的合唱曲按对比并置原则组合而成。这十首合唱曲，由统一的标题内容和总体构思联系着而又相互对比，各有其鲜明的个性和风格，犹如一套多姿多彩的组画，生动地展示出长征历程中各个重要的里程碑所特有的战斗生活情景。组歌各乐章按红军长征的时间、路线、地点的顺序依次排列，每一乐章的小标题贴切地点出了该乐章的特定内容、预示着音乐的风格和表现上的着重点。

《长征组歌》虽然称为组歌，却不是一般的歌曲联唱，而是由统一的内容和完整的构思（按事件发生的时序安排结构和总体布局，以告别为起点，会师作终结，选取长征途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点和战事作中间环节）所联系的大型声乐套曲。它不仅具有大合唱（Cantata）体裁的一般特点，譬如常以歌颂重大题材为内容、由合唱队与管弦乐队共同演出、音乐层次丰厚、表现手法和形式多样化等等，更重要的是，在音乐创造上有它自身的特色。下面拟从音乐形象、音乐语言、结构手法、表现形式等四个方面谈谈《长征组歌》的艺术特色。

1. 音乐形象个性鲜明，具有典型性，富于真实感，是《长征组歌》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尽管十段歌词言简意赅，情感内容丰富、形象栩栩如生，但歌词的形象并不等于音乐的形象，能否使文学形象和音乐形象融汇统一为一体构成歌曲完美的艺术形象，关键还在于曲作者如何去发挥音乐的特殊功能进行艺术创造。组歌的曲作者们正是凭借歌词所提供的丰富内容，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和方法，抓住了每首歌词所反映的典型环境和事态，以及不同的心理状况和感情特征，在生活的基础上（四位作者虽未参加过长征，但他们有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亲身体验，以及从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词作者肖华那里得到的关于长征的史实为依据）和继承民族音乐传统（特别是自聂耳、冼星海以来的革命音乐传统和部队音乐工作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组个性特征各个不同、神采风姿彼此相异的音乐形象。十首歌曲所刻画的音乐形象无一雷同，因而能够使人听后，分得清记得牢，不会将其混淆。即使是体裁相同或近似的几个乐章，其所刻画的音乐形象也是各不相同的。譬如《告别》、《突破封锁线》、《大会师》三首歌曲中都有快速行进的段落，三者都是进行曲体裁，但作者并没有以一般的体裁特征去代替音乐形象的个性特征，而是创造了能够准确生动地反映歌词特定内容、特定事态、特定情景的音乐形象：《告别》中的快速行进乐段刻画出在悲壮的气氛中，红军战士被迫转移急切踏上征途时的坚毅沉雄的音乐形象；《突破封锁线》中那富于冲击力的音调和重力感的节奏所刻画的则是紧张急促的、处于战斗动态中临危不惧的红军形象；《大会师》中的快速行进乐段，则是以响亮的音调和刚劲的节奏刻画出各路劲旅大会师时红军队伍威武雄壮的形象。三者各自刻画出来的形象是何等地准确、鲜明、生动! 又如《告别》的中段和《报喜》的首段，虽均是抒情曲体裁，且都具有江西民歌的音调特征，但其所刻画的音乐形象也是大不相同的，前者委婉而深沉，描绘出军民依依惜别的情景；后者亲切而热情，表达了红一方面军殷切怀念兄弟部队的真挚感情。再如《遵义会议放光辉》和《过雪山草地》，前者表现的意境悠远深邃富于诗意；后者则抒发了红军官兵的高尚情怀，音乐形象始如沉思继而豪放。除以上所举几例外，毋庸置疑，在组歌中，由于战斗性和抒情性统一，歌唱性和舞蹈性对应，叙事性和诙谐性结合以致构成各乐章特定的音乐形象，更是不乏其例。在刻画音乐形象方面所显示出的功力，首先反映出《长征组歌》在音乐创作上的独创性。

2. 音乐语言平易质朴亲切感人，是组歌又一突出的艺术特征。在我国的大型声乐套曲中，继《黄河大合唱》之后，还难得有像《长征组歌》那样具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在群众中普遍传唱的好作品。它能够博得广大人民的喜爱，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它所反映的题材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它所刻画的音乐形象有鲜明的个性，同时还在于它所使用的音乐语言是民族性的、群众歌曲性的。概括地说，组歌的音乐语言（最重要的因素——旋律），是具有淳朴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的语言，是与民间音乐的语汇（特别是民族）和革命群众歌曲的音调相联系的语言，是能够准确地表现歌词内容而又具有深刻性新鲜感的语言，也是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和掌握的通俗化语言。可以说，组歌中的每首歌曲在旋律上都具有这些特征，曲曲亲切熟悉，首首好唱易记。这样的音乐语言不是轻易能够创造出来的，更不是依靠机械的推算能够创造出来的，它反映出曲作者在旋律写作上有扎实的基础和雄厚的功底。这几位作者都有长期从事部队音乐工作所积累的创作实践经验，对群众语言非常熟悉，对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都有较深入的了解并能把握住其特征，善于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因而才能创作出《长征组歌》这样的作品。可以设想，假若不是这样，而是盲目的追求所谓大合唱气魄，脱离了民族的群众基础去人工地制造稀奇生僻的音乐语言，怎么可能创造出为群众所喜闻乐听的作品？

3. 艺术手法简洁朴素是组歌又一特征。不论是在旋法、结构、和声、织体、配器等哪一方面，都显著地表现出简朴的风格。在旋法上，较多地运用了民歌和群众歌曲中常用的发展手法（如重复、变奏、引申、对比、贯串等）；在曲式结构上，突破了十段歌词格式单一的局限，从表现歌词内容出发，分别采用了民歌和群众歌曲中常用的一段式、二段式、三段式、变奏式等，总的说来，各乐章结构都很简练紧凑；在和声方面，以古曲传统的功能和声为基础，而且较多地使用自然音体系的和弦，同时又有目的地适当采用了民族民间音乐中常见的四、五度和音以及某些民族的、带有地区性的二度和音，用以表现民族的风格，在调性关系上有首尾统一的调性布局，没有复杂的转调和尖锐的调性对比，因此，和声简单明晰；在合唱织体方面，以混声四部为基础，也较多地采用了支声式或模仿式的二声部，即使在需要加强音响力度和音色浓度时采用了混声四部，也常以男高音重复女高音声部（或反之），这样既照顾到和声的丰满又可使主旋律清晰突出。层次分明、浓淡适度、繁简得当、音区适中等是组歌在织体写法上的特点。艺术手法简洁朴素也正是我国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之一，《长征组歌》在借鉴大合唱这种外来形式时，注意保持民族的特色，这样既有利于广大群众所理解，又便于中小型合唱团演唱，易于普及。

4. 表现形式生动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是组歌有别于同类作品而闻名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不仅因其在演出时运用了舞台艺术的各种表现手段作为造型的辅助因素，譬如结合内容配以适当的布景、相应的服装、必要的动作等，视听合一备受欢迎。单就音乐而言，表现形式上也体现出作者大胆尝试勇于创新的精神，在运用大合唱体裁通常惯有的独唱、重唱、合唱等多种声乐演唱形式的基础上，又穿插了生动活泼的表演唱（如第四、第八首），使之更富于生活情趣，音乐形象的地方色彩也更浓厚，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器乐部分采用以大合唱体裁一般通用的管弦乐队为主、兼容部分民族乐器组成混合乐队的形式，并充分发挥了民乐在艺术表现上的功能，而不是仅仅当作点缀或陪衬，特别是在需要渲染色彩烘托气氛时，突出地使用了民族乐器的色彩（如三、四、六、七、八、九等乐章中都大段地突出了民乐的主奏作用），使作品更亲切感人。

《长征组歌》虽说还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如明显地存在着各乐章间连续性不够、分割间断太多，以及终乐章分量不足等），但我认为它仍不失为我国现代合唱艺术中继《黄河大合唱》之后的优秀作品之一。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在大合唱体裁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是我们民族音乐宝库中一笔可贵的财富，其成功的创作经验并未过时，今天仍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

三、结 语

如果说一、二部分是拙文的第一主题的话，那么这部分便是第二主题。这第二主题的动机是一个 “？”号，即革命历史题材在今天是否已失去了现实意义？愚不避添足之嫌，拟以此作为结语。这话得另起头说起。

半年前，在报纸上读到了连续选载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的新著《长征新记》（原译《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虽然是旧题新作，却不乏吸引力。我敢肯定被这闻所未闻的故事所吸引的读者不在少数。在此不欲说其文笔，倒想谈谈读后引起的思索和联想：当今的美国文坛不是风行各种新奇么？长征又不是新闻，这索尔兹伯里一个美国人，无奇不有的美国社会他不去写，却要写这世人早已尽知的旧闻，我在思索他对长征为什么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他是不是共产党（其实我们的党员作家对长征未必都有那样的兴致）或者受共产党的委托作宣传？本不新鲜的长征为什么在索尔兹伯里笔下写得那么动人？我在寻觅答案。重新翻阅旧报，美国《时代》周刊的编者按语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的有些话就好像对我而作的答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以前是《纽约时报》的外事记者，获得过普利策奖。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长征这样的史诗般事件可能有助于说明共产党中国领导人的品格。”这段话说明索尔兹伯里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描写长征的，所以他写得很动情，只有作者先动情，而后才有作品的动人。请看《长征新记》“无人世界”一章中的一小段作者动情的描述：“在夏季，草地像奇异的鲜花编织的毯子，极目远眺，无边无际，你能想象的各种颜色，都呈现在你的眼前：朱红色、紫罗兰色、蓝色、黄色、玫瑰色、紫色、白色。苍穹之下，五彩缤纷。……今天，在这些青葱的草原上，已沟渠纵横，肥沃程度不亚于蒙大拿和怀俄明州的草原，白色的羊群和黑色的牦牛隐现其间，处处是毛毡帐篷，牧民们在那里照管他们的牛羊。但是，当红军五十年前走过这片草地时，那里没有帐篷、没有牧民、没有羊群，有的只是无言的鲜花。”这段文字的内涵多么丰富，特别是最后的一句，在感情色调上涂上了浓浓的一笔，使人感到在冷清的色调中浸透着作者对红军长征深深的敬意。“文如其人”，“有感而发”的道理在此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文学如此，音乐不也是如此么？该按语中还有一段文字说明了《长征新记》获得成功的因果关系：“一九七二年，索尔兹伯里要求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允许他沿着长征的路走一趟周只是笑笑。索尔兹伯里一再..要求。去年，在七十五岁的时候，他终于得到北京的批准，开始了历时两个半月追寻过去的艰苦旅行，成为第一个进行这种再长征的人。由此产生了一本不可多得的书《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注：文中着重号系笔者所加）这段文字使人感触尤深，其中的“一再要求”、“七十五岁”、“追寻过去”、“第一个进行这种再长征的人”，这些字句在我脑海中不断连续出现，勾画出一个令人敬佩的老人形象，并牵动着我去联想。近期在我国，有些人对表现长征这类革命的历史题材已不再感兴趣，也少有人能够像索尔兹伯里那样写出新意，难道这仅仅是或主要是写作技巧的问题？为什么有人对自己历史（特别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还不如一个外国人那样的珍惜？若是要写历史嘛，宁可追溯到盘古开天地到甚至宇宙混沌时而不顾近代的，总之，似乎离今天愈久远愈新奇。这种倾向在乐坛上不尤盛么？舍近取远不可思议，是好发思古之幽情还是因难有艺术评价的客观标准？今天，在我们的作家中为什么没有出现索尔兹伯里那样的壮举？（对于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来说，沿着红军长征的路走一趟，我以为是够得上称壮举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包括艺术领域），为什么很少有人去追寻像红军长征那样的过去？我仿佛听见夹金山上冻死的英灵和草地泥塘下淹没的战士在叹息……如果说，现代化的日本，今天犹在追寻“阿信”，那么，为实现现代化尚在奋斗的中国，长征，首当是我们的追寻!

原载《音乐探索》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