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善祥
今年是我国近代音乐学家王光祈博士逝世五十周年，在人们缅怀这位卓越的音乐家的时候，总会自然地联系到他在从事音乐专业活动的短短十多年时间里，通过刻苦勤奋的写作，给后世留下了四十多种音乐专著或论文这一罕有的事实。这一大批音乐论著，是我们民族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份很有价值的遗产，至今也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王光祈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音乐学家，他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目的在于“引导民众思想向上”，从而拯救民族，振兴中华，在他所有的著作里，无一不洋溢着这样的伟大爱国主义思想。他主张创造能代表我们民族的“国乐”，并提出“第一步须将古代音乐整理清楚”，同时也主张在音乐“形式方面，尽可取自他人”（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欧洲音乐进化概观与中国国乐创造问题》）。他这种很有创见的继承与借鉴统一的音乐观，鲜明地体现在他的音乐论著里，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他的《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今天我们再次对该书进行学习并试加评论，不但有助于对中西乐制研究的历史状况作进一步了解，也是对著名爱国音乐家王光祈博士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
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成书于1924年，192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58年音乐出版社据中华书局版重印发行，今年为了纪念王光祈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以及为了进一步推动对王光祈的研究，巴蜀书社将出版《王光祈文集·音乐卷》，并对收入该卷的《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进行了重新点校。由此也可见该书在王光祈的音乐论著中的地位和价值。
王光祈在1923年所写的第一部专著《欧洲音乐进化论》中提出了创造“国乐”须首先整理古代音乐和音乐形式可以借鉴外国的主张以后，立即踏踏实实地按自己的主张开始了工作，他很快地在1924年便写成了《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这部专著把中国、阿拉伯、波斯和希腊等国的乐制分别加以陈述，并进行比较研究。从体例和内容看来，王光祈把中国乐制放在首位，并用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进行了较详细地论述。这和他在“自序”里表露出“今日中国虽万事落他人之后，而乐理一项，尤可列诸世界作者之林而无愧色”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不但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体现了他整理古代音乐的主张。
在1924年之前，我国还没有一部既系统而又对照了外国不同乐制进行论述的专书。中国古代有关乐制的记载，大都散见于各代的“律历志”中，而且还有不准确的地方。王光祈在撰写这一专著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考诸正史，旁采专著”，将我国古代律制演变情况按历史顺序，系统地加以论述。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王光祈为了比较中西律制和不同律制之间的音程大小，以及统一西方各种书籍中不同的音律计算方法，他采用了日本音乐学家田边尚雄于1909年（发表）创用的“平均音程值”，对不同音律一一加以计算。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先进的辅助计算工具的情况下，要进行那样浩繁的演算工作，如果没有极大的毅力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就连王光祈自己也在“著者敬白”中写出这样略带感叹的话：“著者计算音值，往往至于深夜，虽已仔细校阅，然仍恐不免错误，幸读者指出，以便再版时更正（譬如著者计算钱乐之三百六十律时，只误减一数，遂致全盘皆错。不得已乃从头再算一通，最后错误虽已改正，而所浪费时间则已不少矣）。”由此可知，单是计算一项，也费了如此巨大精力。
王光祈采用“平均音程值”（用1表示平均律全音，0.5表示平均律半音）对不同音律加以计算，不但便利于对音程大小的直接感觉，而且他对每律的平均音程值都取至小数后的五位数，也给对音律作精密研究者提供了现成数据。王光祈是我国采用统一计算方法对不同音律作系统、精密计算的第一个人，即在这一点上，便应当充分肯定他在我国律学研究上的历史功绩。
王光祈在《东西乐制之研究》里用了很大篇幅，将司马迁、郑康成、京房、钱乐之、蔡元定和朱载堉等人对中国古代不同律制的主张和推算方法，依次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使人们对中国古代律变情况有一个概括了解，而且对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蔡元定十八律和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等，均从科学和实用角度作了确切评价。他以为“理论上我们尽可以分出六十律、三百六十律、千百万律，而实际上则万不能应用；只成为纸上空谈。”对于十八律，他虽然认为“自蔡元定增加六个变律之后，于是古人所谓十二律还相为宫之理，始能精确应用。”但同时也指出蔡元定主张在十二正律之外再增加六个变律的做法，只是“从京房六十律中取出六个律来，另自与他们取了一个名字”而已。他并且列表说明，以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中吕诸律为宫的结果，都会遇到变律，而所有的六个变律，“无往而不较原律为高”，实质上仍然不是真正的十二律还相为宫。但王光祈对明代朱载堉在世界律学发展史上首先发现十二平均律一事却作了高度的评价：“到了明代的朱载堉，他便不再增加什么变律，只是直截了当把那十二律的距离平均起来，每律相隔皆为‘半音’（0.50000），从此以后，无论那一个律当宫，皆能适合。这真是中国音乐界中一个极大的革命。”他还总结了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具有的长处：一、“古代十二不平均律，不能实行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至于朱氏十二平均律，则不必再加什么‘变律’，即可以实行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二、古代计算出的各种不平均律均有“音差”，“现在朱氏十二平均律，则一刀两断，并无所谓什么‘音差’，由中吕可以直接上生真正黄钟。”三、“朱氏十二平均律各律间之距离，均系‘半音’，易学易奏。”他对朱氏十二平均律的优点，给予充分肯定。(www.xing528.com)
王光祈不但对中国古代律制论述特详，而且还仔细地论述了我国的音阶、调式和乐谱等问题。看来。《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为他最后写作《中国音乐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该书完成以后，王光祈还继续撰写了《东方民族之音乐》（1925）、《中国乐制发微》（1927）、《中国音乐短史》（1927）等论文或专著，这些论著之中，无一不论及乐制问题。到了1931年，他终于写成《中国音乐史》（上、下两册）。该书对中国乐制的论述便占了整整一册，可见王光祈在整理史料时对中国乐制的重视，和他对这方面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
这本书对于东西方乐制进行了比较研究。王光祈称：“所谓‘乐制’者，即研究‘律’与‘调’两大问题之意也。”从书的内容看来，“律”指的律制；“调”包括了音阶、调式两个内容。各种音阶（包括调式音列）的差异与所采用的律制有关，虽然各种生律的方法除了五度相生之外还有采用四度相生的，但纯四度相生实质上是五度相生。一个“音级”（王光祈指的八度）内用律的多少，与音阶的不同有着直接的关系。王光祈认为中国采用十二不平均律，“最古之调只有宫、商、角、徵、羽五音”的“五音调”（五声音阶），后来又增加为“七音调”（七声音阶）；欧洲律制源于希腊，由采用十二不平均律到十二平均律，音阶也属“七音调”；而欧、亚、非三洲接壤诸国，却在律制上有所不同。“波斯、阿拉伯之‘律’在古代系‘十七律制’，近代则改为‘二十四平均律’”，音阶中存在着“中立三阶”和“中立六阶”。“此两种‘中立间阶’，在东方民族音乐中，占极重要的位置”。“印度之‘律’系‘二十二律制’”，他在图表中标明了印度音阶中的大整音取四律，小整音取三律，说明了波斯、阿拉伯、印度诸国的音阶中，都存在着具有四分之三音的特征。由此看来，王光祈通过对东西乐制的比较研究后，已形成了将世界乐制划分为中国乐系、希腊乐系和波斯、阿拉伯乐系的观点。于是在次年（1925）写成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中，便明确地提出把世界乐制归纳为三大乐系这一具有创见的理论。这对于从世界范围，宏观的角度去研究乐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东西乐制之研究》是王光祈采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撰写的。比较音乐学是19世纪到20世纪在欧洲新兴的一门学科，在德国由霍恩博斯特尔领导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活动很活跃。王光祈在德国柏林大学直接受教于霍恩博斯特尔，他不但将比较音乐学的某些观点和方法首先向国内介绍，而且还贯注于自己的著作中。由于这门学科比较年轻，理论方面的材料在当时是很少的。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1925）一书的“自序”里就这样提到：“研究各种民族音乐，而加以比较批评，系属于‘比较音乐学’范围。此项学问在欧洲方面，尚属萌芽时代，故此种材料，极不多觏。”因此，《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可以说是王光祈向国内展示的一部具有示范性的用比较音乐学观点和方法撰写的专著。当时比较音乐学在欧洲，研究涉及的范围往往局限于非欧洲的口头流传的民间音乐，存在着非历史主义倾向。王光祈却从乐制问题着手，历史地、系统地进行比较研究，他站到更高的角度，从世界范围内“兼及东西各国”的乐制，不论从内容、时间、地域等方面讲，王光祈都扩大了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畴，这不能不说是对这门世界新兴学科的一大促进和贡献。
《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不但从比较音乐学的角度看来，当时对东方是一部示范性的著作，而且在乐制方面（也包括他以后的几乎所有的音乐论著）也是一座架通中西音乐文化的桥梁。
《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是王光祈在20世纪20年代旅德期间写成的。在他身居异国，和当时国内外对乐制研究也不系统的情况下，要求获得较全面的参考材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该书的某些内容方面，还有疏漏或过分简略的情况。我们如果历史地去看待它，那些不足之处，也会得到理解和原谅。但从该书在当时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和它具有的深远历史影响，却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应当给以充分的肯定，高度的评价。
原载《黄钟流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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