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音乐触角与古代琴曲的卓越表现

◎朱 舟　罗永明

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化名人苏轼（1037-1101），以其斑斓多彩的文艺创作，为我国文学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的文章诗词都有专集传世，广为人们称许乐道；他的书法和绘画，也留下了珍贵的墨迹；唯有他的音乐，则已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流失，只有其音乐活动的事迹，尚散见或隐伏于他的著作或他人的笔记杂文之中。兹从一些有关的文献资料里，将其初步予以选辑归纳，草成初稿如下，俾便继续研究探讨。

苏轼驰骋在宽阔的艺术原野里，与音乐方面的接触也是颇为广泛的。他对音乐有十分浓厚的兴趣，或进行欣赏聆听，或亲自参与某些音乐活动，有着丰富的艺术经历和实践。他的音乐生活，概括起来约有三类，即：一、对各个音乐品种的聆赏和理解；二、对民间音乐的感受和重视；三、在“词”（宋代的一种歌曲）方面的创作。

一

苏轼不仅是诗文世家，同时也是音乐世家，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弹琴的能手，（ 《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琴经·大雅嗣音》：“古人多以琴世其家，最著者……眉山三苏。”）家藏有唐代的名琴—— “雷琴”使用。他自幼受着音乐文化的熏陶，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已对七弦琴音乐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1059年，他们父子一家水路出蜀，夜泊戎州（今四川宜宾），他在船上细心凝听父亲所弹的琴曲，产生了许多感受，即时写出了《舟中听大人弹琴》一诗：

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袵窃听独激昂。风松瀑布已清绝，更爱玉佩声琅珰。自从郑卫乱雅乐，古器残缺世已忘。千家寥落独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世人不容独反古，强以新曲求铿锵。微音淡弄忽变转，数声浮脆如笙簧。无情枯木今尚尔，何况古意堕渺茫。江空月出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这首诗不仅写出了他聆听和欣赏七弦琴音乐的感受，同时还表露了他对当时琴曲的演奏内容和创作倾向等方面的看法。在复古思潮泛滥的北宋中期，一些文人士大夫各自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追求古律古曲成风；而苏轼则认为，只有传统的琴曲才是真正的古代音乐，强以什么“新曲”来返古，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这对于那些制造赝品冒充古曲的人来说，真是一次有力的抨击。

此后，他一生对七弦琴音乐是经常接触的。他游山玩水时要听琴（见《游桓山记》），会客访友时要听琴（见《题赠田辨之琴姬》），写诗作文有时也要听琴（见《杂书琴事》），甚至连睡梦中也在听琴（见《书仲殊琴梦》）。几乎七弦琴音乐已经成为他终身不可缺少的艺术生活，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1100年），也在和琴友们论琴（见《书王进叔所蓄琴》），并且还有人送给他琴枕（见《欧阳晦夫惠琴枕》）。他咏写琴事的诗词，除了上引那些外，其他还有《次韵子由弹琴》、《听贤师琴》、《听僧昭素琴》、《琴诗》、《破琴》、《听武道士弹贺若》、《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减字木兰花·琴》、（ “神闲意定”），等等。

他重要作品之一的《醉翁操》：

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东坡七集》原注：泛声同此。）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是专为七弦琴歌重新创作的歌词。这首作品原先是沈遵所作的一首器乐曲，“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欧阳修十分喜爱它，曾经为之配词，但可惜与曲调未能相谐，不大动听，后又由苏轼另配词，遂而珠联璧合，成为一首出色的琴歌。作品问世后，博得琴家们的赞赏，广泛演唱流传。这首琴歌的曲谱存见《风宣玄品》（1539年），题作《醉翁吟》，现已辑入《琴曲集成》。

他还认为另一琴歌《瑶池燕》原来的歌词，也与曲调的情绪很不对头，于是另作新词《闺怨》（ “飞花成阵春心困”），使之具有贴切的音乐情调。（眉山三苏祠刊本《东坡集·杂书琴曲》：“琴曲有《瑶池燕》，其词既不甚佳，而声亦怨咽，或改其词作《闺怨》云。”）

由王维的《渭城曲》一诗发展而成的琴歌《阳关三叠》，苏轼也对它作过一番研究。在音乐的结构方面，他认为第一句不叠，其他三句每句再叠才是正确的。他说：

旧传《阳关》三叠，然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语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云唐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新（听）唱阳关第四声。”注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第一句叠，则此句为第五声矣。今为第四声，则第一不叠审矣。（ 《东坡集·记阳关第四声》）

果然他对这首琴歌是深有体会的，后至他苍苍年岁，又从北方远贬岭南，路过汴京与晁补之饮别的时候，自己还感慨系之地唱起了它。陆游《老学庵笔记》：“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

他在《杂书琴曲》一文中，曾对传统的民间歌曲—— 《子夜歌》、《凤将雏》、《前溪歌》、《团扇歌》、《懊侬歌》等的产生原委进行了解释，并又谈到了这些民歌的变化情况。他说，“凡此诸曲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者；有因金石丝竹造歌以备云，如魏世三调歌之类是也。”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民歌发展与艺术歌曲的关系，同时还能理解当时的七弦琴音乐已经吸收和融汇了许多古代的民歌。

他还专为七弦琴艺术撰有文章《杂书琴事》，其中有《家藏雷琴》、《琴非雅声》、《戴安道不及阮千里》等条目。《家藏雷琴》记叙此琴具有“其岳不容指而弦不收（㪇），……其背微隆如薤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余韵”等特点。为了知道此琴的发音原理，他还亲自把琴破开来研究过。在《琴非雅声》中，他认为“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这种音乐见解是十分宝贵的，可还七弦琴音乐来自民间的本来面目。这也正如现代古琴家查阜西先生所说：“苏东坡喜欢弹琴，也会作曲，并且干脆自认古琴‘正是郑卫之音’，这说明他们肯定着古琴的民间性。”（ 《漫谈古琴》）

除了七弦琴艺术，苏轼对其他一些器乐品种，也是十分喜爱和了解的。

他的《水龙吟·赠赵晦之吹笛侍儿》：

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龙须半剪，凤膺微涨，玉肌匀绕。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月明风袅。自中郎不见，桓伊去后，知辜负，秋多小。闻道岭南太守，后堂深绿珠娇小。绮窗学弄，凉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声云杪。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作霜天晓。

是文采绚烂的歌词，同时也是笛子艺术表现情况的概括。作品先以山林云竹起兴，意境幽深；接着美化笛子的形态，继而概言吹笛人物史事，最后再添曲韵声情，可见他对笛子艺术真是深刻理解的了。

他还很赞赏名士李委的吹笛艺术，说“缭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并对所吹的《鹤南飞》曲颇为知音，竟连曲中带有西北边疆少数民族风情的音调，都听得十分清楚。旋即以诗相赠题：《李委吹笛》。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苏轼也很喜爱琵琶艺术。他家有善弹琵琶的乐工，能演奏《濩索凉州》等大型的古典乐曲，技艺精湛，“凛然有冰车铁马之声”。后来这个乐工走了，他还有时提到她。（见《与蔡景繁书》）对一些传统琵琶乐曲的音调来源和异名，苏轼也曾作过一些解释：

今琵琶有独弹，不合胡部诸调，曰某宫多不晓。乐志又云：“《凉州》者，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贞元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予尝闻琵琶中所称《轹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宫调也。（朱弁《曲洧旧闻》）

他和宋叔达是知音好友，曾在一起听弹琵琶，欣赏着《玉连锁》、《郁轮袍》等乐曲。听后甚有意兴，作诗咏记其事：

数弦已品龙香拨，半面犹遮凤尾槽。新曲从翻《玉连锁》，旧声终爱《郁轮袍》。梦回只记归舟字，赋罢双垂紫锦絛。何异乌孙送公主，碧天无际雁行高。（ 《宋叔达家听琵琶》）

另一好友章质夫也是音乐爱好者，常常让苏轼给他家里的乐工撰写琵琶歌词，所作的《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就是一例。而苏轼也非常热心从事这些艺术活动，所以说“章质夫求琵琶歌词，不敢不寄呈”云。（ 《与朱康叔书》）

关于琵琶，另外他尚写有《古缠头曲》、《诉衷情·琵琶女》、《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虞美人·琵琶》、《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等诗词。这些作品都对琵琶艺术的有关情况作了多方面的描述。

此外，苏轼咏写其他器乐艺术的诗词也还不少，诸如《润州甘露寺弹筝》（筝琶合奏）、《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武昌山闻黄州鼓角》、《月夜与客吹洞箫饮酒杏花下》、《洗溪沙·方响》等。这些作品在托物言情的同时，或对某种器乐艺术作了精致的描写，或又对其特点作了概括的表达，俱甚有见地。

二

苏轼对民间音乐也是很注意的。一些民间艺术形式，诸如山歌、竹枝、儿歌、民族歌舞等，均为他文笔涉猎的对象。有的咏写其事，有的又或记录其活动情景。

1084年，他撰有专文一则，记下了当时山歌演唱景况的一幕：

余来黄州，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其词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转其声，往返高下如鸡唱尔；与庙堂中所闻鸡人传漏微有相似，但极鄙野尔。……土人谓之山歌云。（ 《东坡集·书鸡鸣歌》）

文中有些语句对山歌音乐持贬抑口吻，今天看来自有其局限之处。但这却是古代记录民间艺术活动罕见的文献材料，颇富史料价值。(www.xing528.com)

其实苏轼早在青年时代，就已对一些民间歌曲十分留意了。他二十三岁那年路过忠州（今四川忠县），就依据当时流行在巴东荆楚一带的民歌——竹枝，写过若干首歌词。他在词前的小序里提到这种歌曲之所以“幽怨侧恒，若有所深悲者”，是由于前人“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的缘故。因之他所写的这些竹枝词，也就基于这样的内容和注意到应有的风格：

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叩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载，满般哀唱似当年。（ 《竹枝歌》其三）

三户亡秦信不虚，一朝兵起尽欢呼。当时项羽年最少，提剑本是耕田夫。（其七）

后来他到杭州时，游览九仙山，耳闻吴越地区的儿童民歌《陌上花》，具有“含思宛转，听之凄然”的艺术感染力。但他觉得原来的那些歌词还不够理想，于是予以加工润色，另配新词：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上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辇来。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教从歌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教缓缓妾还家。

这些新词果然带有民间歌谣朴质清丽和好唱易记的特点，广为人们喜爱和传诵。

“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彻凉州花自开”，是苏轼《惜花》诗中的名句。这首诗抒写着他于1072年春日，在钱塘吉祥寺游赏花会时的心情。这个集会不仅是看花，而且有精彩的文艺表演。当时观者如山，游人多达数万。他在这样喧腾的场合，感受到民间歌舞的火红热闹，遂而以此情此景入诗。他似乎对这种歌舞还特别有兴趣，因之后来他在黄州郊外，又把在当地“听打百面腰鼓”的事，也随笔记了下来。（见《东坡志林》）

由于苏轼对这些民间艺术甚为爱好，所以许多有关民间歌舞和风俗习尚的场景，都是他咏的对象。《蝶恋花·密州上元》中，记叙着民间“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的风土人情；《次韵刘景文路分上元》中，也有“三吴重时节，九陌自歌舞”之句。甚至他在海南所见闻的少数民族的“铜鼓壶芦笙”音乐，也曾在诗中涉笔提及。（见《和陶拟古》）

苏轼关心民间艺术生活的事，后世一直传为美谈，即至现代河北定县一带的人民群众中，尚还传说“秧歌是宋朝苏东坡创编的”（李景汉、张世文《定县秧歌选》，1933年）。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民歌研究》一文中也曾提到：“据说苏东坡在定县任事时，看见农民在田内工作时的劳苦情形，而为他们编歌曲。”这些不是信史，但却可从一个侧面看到苏轼与民间音乐的关系。他接近民间音乐的一面是值得推许的，这也正是他接近人民、了解人民、同情人民——仁政爱民思想的一种表现，反映出他整个思想和行为中许多可贵的地方。

三

苏轼自身的音乐实践，除了七弦琴艺术外，便是他在“词”方面的创作了。

北宋时期的词，是音乐与文学（曲调与歌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艺术形式，也就是音乐中的声乐作品。南宋以后，它的歌词与曲调分家而独立成为一种文学形式，便是所称的宋词。而今天连同其曲调来说，叫做宋词音乐或词曲音乐。

由是，今所能见的苏轼所作的三百多首词作，应是大都可以入乐歌唱的。现在为了进一步探讨苏轼词的音乐效果，仅选其明文记载的曾经歌唱过的重点作品，作一些简略的叙述。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082年秋夜，苏轼与友人杨世昌泛舟赤壁，抚今追昔，发思古之幽情，引吭高歌骋怀。杨世昌吹箫伴奏，“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前赤壁赋》）时值他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打击，贬谪黄州，面对这不安的现实，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音乐感，从而写出了这一抒情代表作。作品语调峥嵘，曲情豪放，音乐显得非常激昂慷慨。对于这首歌曲的风格，俞文豹在《吹剑录》中曾用柳永的歌曲作过比较：“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这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外（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历代诗余》）通过这一对比，就更能说明《赤壁怀古》的音乐特征了。这首歌曲问世后，当即获得人们的喜爱，广泛传唱不绝。后有曲谱存见《九宫大成》（1746年）。

他的又一首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于1076年中秋之夜。曾由歌唱艺术家袁綯演唱。曲情空灵蕴藉，清幽飘逸，恰好与他感时叹世的心情相呼应。唱完这首歌曲后，苏轼本人还趁着余兴而起舞，恍然有欲仙之感。（蔡絛《铁围山丛谈》：“歌者袁綯，乃天宝之李龟年也。宣和间，供奉九重。尝为吾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澒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綯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这首歌曲后来也有传谱，载《碎金词谱》（1847年）。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是他非常出色的创作，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关于这首歌曲的演唱情况和音乐格调，苏轼告诉他的朋友说：“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与鲜于子骏书》）由此可以想见，这首歌曲在当时演唱得多么雄浑响亮，其最后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句，当为全曲的高潮，唱出了他为国杀敌的壮志豪情。

苏轼认为，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有其词而无其声，不能歌唱，于是“稍加隐括”（编词），配以〔般涉调〕《哨遍》曲牌。这首《哨遍》（“为米折腰”）作成后，接着就让家里的牧童歌唱起来。当时苏轼正在田间做体力劳动，便放下农具跟着一起唱，还敲打着牛角作为拍子，感到十分快乐。（《哨遍·序》：“……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永遇乐·明月如霜》，则是不胫而走的歌曲。苏轼刚一完成这个作品的初稿后，人们并不知道，忽然一天已在城中广泛唱开了。他十分惊讶，经过询问，才知道这首歌曲最先是由一个士兵听记下来，再由他传播出去，然后又才四处流行起来的。（见曾敏行《独醒杂志》）这首歌曲后来的传谱，亦载《九宫大成》。

他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写于1082年9月。作品表现了他宦场失意，欲遁迹江湖以寄余生的精神境界。他作好这首歌曲后，情不自禁，便和几个朋友在船上大声歌唱起来。而这样一唱，却因特定的社会背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甚至还使那里的地方官员惊恐万状。〔叶梦得《避暑录话》：“（苏轼）复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翼日暄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

他有四首《水龙吟》，都是明文记载入乐的。其中题作《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这首，乍听起来，似乎歌词与曲调还结合得不够紧密。但是多听几下，又觉得字正腔圆而富有情趣，实为一首佳作。（朱弁《曲洧旧闻》：“章楶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词，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

此外，他的《定风波》（ “好睡慵开莫厌迟”）、《华清引》（ “平时十月幸莲汤”）、《哨遍》（ “睡起画堂”）、《三部乐》（ “美人如月”）、《戚氏》（ “玉龟山”）、《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阳关曲》（三首）等，都是有证可征的入乐作品。前四曲后来的传谱，也都保存在《九宫大成》里。

苏轼的音乐生活，除了以上概述的三方面外，其他还有不少有关的轶事，诸如对古代金石乐器的关注（见《书黄州古编钟》、《书金錞形制》、《杨次公家浮磬铭》），对历史上音乐事实的评论（见《八佾说》、《陈隋好乐》、《唐制乐律》），以及他与乐工们亲密无间的关系，如为乐工作画题词（见何薳《春渚纪闻》），等等。另外，在他的某些政论文章里，还涉及一些古代音乐的社会作用问题。这方面的材料比较零散，内容也比较复杂，尚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分析。

苏轼的音乐活动——特别是他在词作方面的实践，在当代及后世都引起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的词与音乐结合，在艺坛展现了独特的风格，使宋词音乐的创作和演唱焕然一新。诗人陆游听了他的作品后，赞叹备至地说：“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历代诗余》）南宋声律家王灼，也非常推崇苏轼一扫过去乐坛陈腐之风，“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的划时代的意义（见《碧鸡漫志》）。当时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人，都直接受到了苏轼的影响，承袭和发展着他的艺术风格。稍后的辛弃疾的词作，也曾得到苏轼的豪放乐风的启迪，进而蔚为大观，形成“苏辛词派”，把宋词音乐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时代的高峰。

后至元代，戏曲音乐茁壮兴起，而宋词音乐亦为元杂剧音乐的一脉先河。戏剧大师关汉卿的名作《单刀会》，其第四折（即今昆曲《刀会》折）中后用的〔双调〕《新水令》、《驻马听》曲牌（谱见杨荫浏、曹安和合编《关汉卿戏剧乐谱》），不仅词意展衍着苏轼的《赤壁怀古》，竟连其音乐基调也与之十分相近。关于此点，近代曲学家童斐早已论及：“元关汉卿作《单刀会》北曲，第一支《新水令》，即用‘大江东去’四字起，甚觉有声有势；第二支《驻马听》，怀想周郞黄盖，亦苏词后半意也。”（ 《中乐寻源》）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到，苏轼词的余音，已经长足地注入了元杂剧音乐。

及至明清已降的音乐园地，苏轼的影响仍绵延不绝。最近由傅雪漪先生所发现的明代嘉靖七年（1528年）精抄的琵琶谱，封面题款作《高和江东》，这显然是由于苏轼的音乐—— “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所引起的一种效果。与此同一时期的戏曲文学家王世贞（1526-1590），在评论苏轼的音乐时恰好也说：“果令铜将军于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 《艺苑扈言》）这两件事如果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真可以使人感受到当年演唱苏轼作品时的具体的音乐形象。

由于苏轼在文艺创作领域是一个多面手，因之他在音乐方面的影响，自然也就随着他的多方面的艺术成就而作用于社会。他的词树起了革新的旗帜，也就意味着这种音乐也自成流派。他的词作文学方面的影响，也就包括了一部分音乐方面的影响。而音乐的影响在更多的时候还是潜在的，甚至是无形的，其对后世的音乐艺术及其他姊妹艺术，乃至现在某些传统的戏曲音乐（如昆曲），恐怕也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如丝如缕的关系吧。

我们认为，今天探讨苏轼与音乐这一课题，可以为研究苏轼的整个创作生活提供更为多样的材料。同时也可促使文艺领域对苏轼词的研究，能够尽量注意其音乐。过去，有些人研究宋词作品，只是单从文学角度出发，比较忽视其音乐的一面，以致有人对苏轼合文入乐的“隐括”手法表示反感。但从音乐角度来说，这种手法正是使某些文学作品音乐化的一种手段，对于传唱文学名著的旨意和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意义。

同时又还想到，现在研究苏轼与音乐，如能引起反应，也可继而研究宋代其他词人的音乐，进一步研究唐宋以来的词曲音乐，甚至推以及之去研究探索历代乐府文艺的音乐。这样可使我国文学史中诗词与音乐结合的体裁，都能从音乐方面显示其应有的地位。

动荡的生活，坎坷的道路，和那一历史时期的形形色色，为苏轼的创作准备了无数的题材。而苏轼的艺术天地又是十分自由的，诗词文章与琴棋书画融会贯通，互相表里，从而丰富了他的创作思维，导致他在文艺领域的全才多能。他一生辛勤的劳动，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充实了祖国的艺术宝库，国人引以为荣，赞誉遍于中外。他是一个大文豪、大诗人、大词人、书法家、画家，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高度的音乐艺术修养的人。

原载《音乐研究》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