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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阿炳研究的阶段划分及成果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尤其在阿炳的介绍、研究的阶段划分上,更值得探讨。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阿炳研究的阶段划分及成果

◎萧前勇

(1942- )原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二胡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我国杰出的盲人民间音乐家阿炳(即华彦钧)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为了纪念这位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作出卓越贡献的音乐家,曾于1983年专门组织了纪念音乐会,同时还举行了关于华彦钧艺术成就的学术讨论会。这些活动一方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于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问音乐传统的关怀和重视,同时也充分说明了阿炳的音乐在人民中的地位和影响。

九十年前,阿炳悄悄地降临于人世,在五十七载的风风雨雨中,他深受恶浊社会的损害和凌辱,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和痛苦。而当新中国的曙光刚刚展现时,这位被旧社会折磨得尚存一息的音乐家,又含恨忍辱地默默地离开了我们。他的辞世,是我国民族乐坛的一大损失。据说阿炳能演奏两百多首器乐曲,这其中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创作。而他创编、演唱的歌曲,则更是多不胜数。但非常遗憾的是,抢救保留下来的民族器乐曲仅有二胡曲《二泉映月》、《寒春风曲》、《听松》和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等六首。将阿炳这六首器乐曲抢救录音,避免了这些音乐珍宝的完全失传,应当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果断措施和杨荫浏、曹安和二位先生的辛勤劳动。

阿炳作品能受到听众的热爱并饮誉环球,这在中国音乐史上也是少有的。据说,毛泽东同志于1962年曾在上海听过二胡家项祖英演奏《二泉映月》,听时还轻轻地点头击拍,听后抚摸着二胡,鼓励这位演奏家以后要为发展民族器乐艺术多多努力。中央另一位老一辈革命家也曾在北京一次全军文艺汇演时,专门到后台去欣赏著名二胡家张锐演奏《二泉映月》,听后对这首乐曲赞叹不已,还表示要亲自习奏这首名曲。无锡广播电台曾以此曲作为每晚的终了曲,而深夜聆听它更成了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有艺术享受。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听奏此曲后,竟然感动得潸然泪下。日本音乐评论家清冈卓行对此曲更有独到的感受,他说:“如果说,卡萨斯的大提琴独奏能使人在外部广阔的自由天地里深呼吸,而阿炳的音乐、二胡演奏,则使我深深地吸入了浸透人的内向精神的芳香的气息。”像愈置愈醇的美酒,阿炳音乐作品随时间的推移而其知音有增无减,于是演奏它、欣赏它、改编它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各个角度研究阿炳及其作品的热情也是盛况空前,于是各抒己见,竞相争鸣。阿炳匆匆地辞世,留下的有关资料有限,他本人万万没有料到后人会出现那么多的异议和争论。例如:如何看待《二泉映月》的标题和乐曲内容?如何看待阿炳研究的分期?如何评价阿炳?等等。我根据多年的演奏和思考,也想就上述几个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音乐界的同仁们。

一、阿炳研究的概况和杨、曹两位先生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阿炳及其作品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正在不断地发展,研究成绩也是可喜的。但也还有些方面是空白,例如阿炳创作的美学意义,阿炳作品的继承性和借鉴性等。尤其在阿炳的介绍、研究的阶段划分上,更值得探讨。

有的研究者将阿炳的介绍和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51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送阿炳代表作《二泉映月》,1954年出版《阿炳曲集》,为阿炳演奏的四首民族器乐作品灌制唱片,1959年由有关部门将《二泉映月》介绍给外国友人,使之在国外流传;第二阶段——十年动乱期间,阿炳被毁誉,其作品被某些人强行否定,而人民群众却更加怀念阿炳和珍视他的作品;第三阶段——粉碎“四人帮”以后,阿炳的名誉得以恢复,他的音乐重新广泛流传,他的作品在国外获得愈来愈高的评价,从学术上研究阿炳及其作品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认为,上述对阿炳的介绍和研究阶段的划分欠妥,它有一个重要的疏漏之处,就是杨荫浏和曹安和二位先生受党和政府之派遣,代表音乐研究所去无锡说服、接触阿炳,创造条件让阿炳继续他已经中断两年之久的器乐演奏,并抢时间为阿炳录下了可贵的六首乐曲,这件具有重要意义的阿炳的介绍和研究工作被遗忘了。

“皮之不成,毛将焉附?”要是没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没有杨荫浏、曹安和二位先生对阿炳创作、演奏的录音、整理工作,则阿炳的艺术珍品就将失传,也就谈不上他的名曲、或演奏与国内外听众见面,更谈不上对阿炳作品的演奏、研究了。因此,我认为把这次对阿炳音乐的抢救、录音和整理工作,作为对阿炳的介绍和研究基础的重要阶段来认识和看待,是完全应该和十分必要的;而杨荫浏、曹安和二位先生所做的这项工作,是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建设的重要贡献,也必须加以肯定,并应给予较高的评价。

鉴于上述情况,我认为对阿炳的介绍和研究,自解放(即1950年夏天,杨、曹二位先生去无锡为阿炳录音)至今,实际上经历了四个时期(或称作阶段):发掘、抢救、录音和整理、介绍、研究的阶段;开始传播和继续研究的阶段;由于十年动乱,被迫中止传播和研究的阶段;广泛介绍和深入研究的阶段。

二、关于《二泉映月》的标题和内容

在阿炳的器乐作品中,最博人赞赏者,莫过于《二泉映月》,它因其曲调委婉动人,感情无限深沉,充满着浓郁的江南风格,透露出来自劳动人民底层的质朴气息而“尽得风流”。也由于其美名远扬,所以研究者甚多,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分歧也不少。这些分歧中涉及到两个重要之点,即对此曲的标题和内容的理解和看待方面。

(一)关于乐曲的标题

通观最近几年来的几篇有关文章,对《二泉映月》的标题持异议者,提出否定这标题的根据或理由不外乎以下诸条:二泉不能映月;《二泉映月》这标题是强加于阿炳的;即使是阿炳同意取这曲名,也是有客观原因的;乐曲之曲名“题”不对“文”,仅是一个“雅号”而已,等等。有的文章提出这标题“与二泉不能映月基本事实不符,与阿炳创作此曲那些年代的社会处境不符,与阿炳生前所说的不符,特别是与音乐本身所表达的……感情不符,他们是对这首二胡曲音乐内容粗暴的令人痛心的歪曲! 也是对阿炳的歪曲”。并结论说:“‘二泉映月’这个虚假的雅号必须推翻,强抹在阿炳那幅愁苦脸上这块粉红的胭脂必须擦掉。”看来这些争论已经针锋相对,确有认真研讨之必要。

(1)“二泉”到底能否“映月”?

对乐曲标题持异议者认为,“月亮根本‘映’不到泉水中”,这到底是不是事实呢?

先看看二泉的历史环境吧。惠山二泉相传为唐代宗大历末年,无锡县令敬澄叫人开凿,原名惠山泉,后经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而闻名遐迩。泉分上、中、下三池。上池八角形,水质最好;中池方形,水质较差。宋高宗南渡时,筑亭子二泉上,名二泉亭,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书“天下第二泉”石刻。下池最大,长方形,凿于宋代,池壁有明弘治十四年杨离雕刻的螭首,泉水由螭口入方池,北面墙上刻有王澍所书“天下第二泉”大字。

从上述不难看出,二泉的概念,绝不是仅指泉眼一处,也不是仅指上池,而是包括泉眼和上、中、下三池。既然如此,那么池中明镜般的泉水为何不能映出天上的月光呢?

笔者曾于1980年夏季趁旅行无锡之机,多次去惠泉山赏光,并数次留连于二泉一带,亲自领略过那月照泉、泉映月的景色。虽说中池有亭盖所遮,但并无房壁,月光仍然可以斜射池中,泉水依然可以映月。所以“二泉上面亭子盖遮住了月光和阳光,不可能出现二泉‘映月’的情景”之说,似乎欠妥。

再则,艺术不等于生活,它来自生活,但却又比生活更集中、更凝练,阿炳将他失明前关于泉和月的记忆和想象联系于一块,反映到艺术中去,我想也是可以为人们所理解的。

由此可见,无论从自然的角度或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二泉”都是可以“映月”的。

(2)乐曲取名的来龙去脉。

关于曲名的来由,杨荫浏先生一直坚持说“标题《二泉映月》是阿炳自己所说;可以设想,这标题正代表着阿炳的创作意图和表演倾向”。持不同见解者则引证曾参加为阿炳作品录音工作的祝世匡先生的证词说,这标题系杨萌浏先生所取,而为阿炳所点头同意,并说阿炳当时点头同意,似乎是出于感恩和激动,于是得出结论说,《二泉映月》这标题是杨先生硬加的“雅号”。笔者认为,这样的结论似乎有些失之偏颇和臆想推断之嫌。

首先,杨先生和祝先生两人的说法,现在俱无其他旁证材料可以将其肯定或否定,只能疑信各半,而没有理由用祝世匡先生之说来否定杨萌浏先生之说。其二,阿炳点头同意杨萌浏先生为他的乐曲取名,到底算不算数呢?至于说阿炳当时对其乐曲之取名是出于感恩和激动,恐怕只能算作是想当然吧。这种推测,是缺乏说服力的。尽人皆知,从阿炳的全部历史和言行来考查,他往往是说话算数的,是不会轻易容忍别人把观点强加于他的。故而,以上述论据而推断出的杨先生强加了曲名“雅号”之说,其理由好像还不充足。

(3)如何看待“依心曲”和小泽征尔的听后感?

对《二泉映月》标题持不同见解者,举出阿炳的亲属、邻居和无锡某记者等当时听奏此曲的感受——是在凄风冷雨之中表达当时忧愁心情的“依心曲”,和小泽征尔都听出了此曲为“断肠之音”等事实为依据,便断然否决该乐曲与现在的标题有任何联系。这问题又该如何理解呢?

首先,我们应该讨论一个音乐作品的内容是主要取决于作者的世界观、艺术观和写作这首作品的创作构思、立意呢,还是主要取决于当时创造(或二度创造)的环境或其他因素?我们认为显然是前者而非后者。否则,阿炳在解放以后获得新生之时演奏、创作和录音(民间音乐家的每一次演奏都具有创作的性质)的《二泉映月》岂不成了愉悦音调和欢乐乐曲了?殊不知那仍然是融景于情的深沉动人之作呢,人们从中所感到的依然是那“月光虽明,世道却暗;泉水虽甜,人世却苦;水面虽平,人间不平”的内心倾诉和悲愤感慨。

其次,关于“依心曲”之说,许忆和在最近的一次学术讨论会的题为《阿炳的生活道路与艺术成就》的发言中已有说明:“他的六首遗作哪一首不是‘自来腔’、‘依心曲’呢?至今很多听过阿炳琴声的人都能说明……”这就说明,“依心曲”这评价只能是对阿炳音乐均属“情从中来,乐发内心”的一种好评,而不能作为情与景相离或“题”与“文”无关的佐证。

那么,“甚至连外国人也听出来这是‘断肠之音’”,又作何理解呢?小泽征尔具有“音乐的耳朵”,这自不待言,乐曲中那如泣如诉的乐韵打动了他也是事实,但这是否说明小泽征尔用“断肠之音”否认了这乐曲的内容与凄泉冷月有任何联系呢?我认为断肠之感并非等于无关之说,这浅显的道理是为人所知的。

(4)《二泉映月》这标题是“雅号”吗?

认为《二泉映月》这标题必须取消的一些论者,他们觉得这标题容易使人们联想起光明的月亮和清澈的泉水,而这恰恰与乐曲凄怆的曲情风马牛不相及。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或理解未免有些望文生义,失之片面和肤浅。难道一见“泉、月”二字就一定要理解为良辰美景、闲情逸致吗?

看看李白笔下的月光世界吧:李白在其《月光独酌》、《襄阳歌》、《谢朓楼饯别》、《下终南山》和《自遣》等咏月诗中,便有对污浊世界的现实的轻蔑和深深的孤独感的流露。白居易在《琵琶行》里不是也面对“唯见江心秋月白”而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之伤感吗?我国有一首古老的民歌不也面对“月儿弯弯照九州”而愤然唱出“几家欢乐几家愁”吗?联系阿炳失明的痛苦、生活的艰辛以及乐曲中的音调,我想人们往往会想象的是:月儿那般的凄淡,泉水那般的冷清,甚至水中的月影,也因泉面被风吹动而成了碎影。我想这样的理解是通情达理的。如果基于这种理解,对于《二泉映月》这标题,是贴上了“雅号”标签的说法,恐怕很难轻易苟同吧。

(二)关于乐曲内容的理解

这个问题更是确定《二泉映月》标题准确与否,即是一首成功的标题音乐或是一首标题失败了的标题音乐,以及这首乐曲是标题音乐或是无标题音乐的一个要害问题。

(1)两种迥然相异的理解。

杨荫浏先生在1980年出版的线谱版《阿炳曲集》中,仍然认为《二泉映月》一曲是“用音乐形象来描绘他想象中的旧时曾目睹的美丽风景,但他当时所感到的,却是周围漆黑的一片。这就使得他在婉转优美的旋律中,时时流露出伤感苍凉的情调来。”

与杨先生相同或近似的看法还有——

李民雄认为:“阿炳以‘二泉映月’命名这首乐曲,他通过‘二泉’将情寄于景。当我们听了那深刻动人的音乐之后,不仅想起夜阑人静、泉清月冷的艺术境界,而更多的是犹见其人——一个刚直、顽强的盲艺人在向人们倾吐他坎坷的一生,阿炳在乐曲中抒发了他对生活的无限感慨和悲愤之情。”

马可是这样看的:“不能说乐曲的主题思想与标题一点关系也没有,‘触景生情’向来是我国诗歌音乐创作中的一种传统手法……那么在以描写故乡的美丽风景为题的乐曲中寄托了自己的生活感受,深切地抒发着内心的感触、自傲的生活意志,自然是可以被理解的。”

和上述看法持不同见解者,观点也十分鲜明——

沈洽的看法是:“在乐曲的具体音响运动中,我们既感受不到任何外部世界的声态或动态等的描绘,更谈不上有任何所谓‘泉’和‘月’的造型”, “它只能算是一首失败了的标题音乐……只要一旦把这个标题抛弃,它就是一首无标题音乐杰作。”

张振基则认为:“他留给后人的、本无标题而在录音时被冠以‘二泉映月’的二胡曲”,“该曲不是那种借景抒情,‘造型性’的音乐作品。”

笔者认为,马可和李民雄等人的看法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而后者的观点则是难于被理解和接受的。

(2)关于音乐形象的对照。

要弄清所谓外部世界的声态或动态以及造型等问题,这就必然要涉及音乐形象及其特征的问题。立论于“表现说”的理论家们,把音乐形象分为“主观性的感情形象”和“客观性的感情形象”;立论于“造型说”的理论家们则把音乐形象分为“一个侧重于描绘内心世界,一个侧重于描绘客观世界”;而目前三类音乐形象论者则又把音乐形象划分为“绘画性的音乐形象”,“文学性的音乐形象”和“建筑式的音乐形象”。如以“造型说”来研讨问题,则有两个侧重之分,然而侧重只是有所偏重而已,并不排斥内心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结合描绘,也似乎无法证明《二泉映月》的曲情没有借景抒发。如以田青的“三类形象”论来对照,乐曲的音乐形象显然与“建筑式的音乐形象”不沾边,如将之划入“绘画性的音乐形象”也不尽合适,倒是把它划入“文学性的音乐形象”较为恰当。

鉴于乐曲标题和内容的争论,和“情”与“景”的关系问题,有必要提及一下“绘画性的音乐形象”问题。音乐的目的主要不是描绘客观世界本身,而只能将其作为音乐思维的一个触因。用音乐再现客观世物,不是“勾勒”,而更接近于“渲染”,即一种气氛的再现。如一味地追求“细节的真实”,则可能滑到自然主义的歧路上去。音乐的擅长是什么?贝多芬在谈及他的《第六交响曲》的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示:“《田园交响乐》不是绘画,而是表达乡间的乐趣在人心里所引起的感受,因而是描写对农村生活的一些感觉。”这就是说,描写“感受”与“感觉”才是音乐最为擅长的领域。假设若用“绘画性的音乐形象”来对照阿炳的乐曲,不也可以说,《二泉映月》不是绘画,而是表达凄泉冷月的惨淡情景在阿炳心中引起的感受,因而是描写对旧时景物的一些感觉吗?为何一定要去寻求外部世界的声态、动态或造型呢?

再用“文学性的音乐形象”来对照《二泉映月》吧。我赞成田青的这种说法,自有音乐以来,最大部分的音乐作品属于这一类,其中尤以“标题音乐”最为明显。这类音乐形象,在音乐表达方式上可能有这样两种:侧重写景和侧重抒情。比如《二泉映月》这文学形象要转化为一首音诗,一种写法是采用对月色波光的描绘,传达出阿炳的凄怆悲愤之情;但最为常见和有效的写法却是,完全抛开这些对景物的描绘,而单独表现“断肠人”的凄凉心情,通过一种深沉的感伤的倾诉的旋律来感染听众,同样也给人以泉凄月冷的联想与感受。从以上研讨不难看出,持不同学术见解者认为《二泉映月》里所听不到的声态、动态或造型,正是阿炳在乐曲中所要抛开的,因为那些描绘只是唤起阿炳音乐旋律的一种诱因。

(3)与“情景相生”两种方式相比较。

在我国传统器乐曲中,情景相生的方式常常有两种:一种为融情于景,偏重于写景;另一种是触景于情,侧重在写情。但它们又都无不具有抒情含蓄、意在言外之特色。前者类似《人间词话》里所说的“无我之境”,而后者类似“有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是指作者心中蕴含着炽烈的感情,当这种感情接触到外界事物, “物”就被染上一层感情色彩(即“物皆着我之色”),这也就是融景于情之意。因而应当看到, “融景于情”的“景”,不同于客观存在之“景”,它完全为艺术家的“情”所支配。《二泉映月》恰好就是这种情况。它的“景”是与阿炳心中之“情”紧紧联系于一起的,尽管客观存在的二泉映月的景色是那样幽静秀丽,阿炳对二泉的水光月影是那样熟悉,但由于作者把内心充溢着的悲愤之情倾注于创作之中,这就使得二泉的景色也蒙上了“我”的色彩,即是说这泉月之景已不同于客观之景,而具备感情的色彩了。因此,我认为要在《二泉映月》中寻找出对外部世界的声态、动态或造型性的描绘是不必要和不可能的,而以此来否定乐曲标题与内容的联系,似乎不大能为人们所理解。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那种认为《二泉映月》是杨荫浏先生硬加“雅号”,是标题失败了的标题音乐,或者本来是无标题音乐,就应还其本来面目之说,皆无充分的理由让人信服。而欲把《二泉映月》编为“阿炳作品×号”或“阿炳×大调二胡独奏曲”的想法,是不大符合我国民族器乐艺术传统的,因而也是不现实的。当然,杨荫浏先生早先对该乐曲内容是有某些欠妥的理解,但也应当允许他随认识的改变而修正自己的某些看法。在这方面,恐怕任何过激的言论或武断的看法,都不太利于继续正常地探讨问题。

三、关于阿炳评价问题

纵观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几乎少有阿炳这样的民间音乐家:生活遭遇如此的苦难和不幸,艺术生涯如此的曲折和坎坷,阶级爱憎如此的分明,革命精神和爱国热情如此的令人钦佩。可以说,阿炳是一位于逆境中奋力拼搏的生活强者;是用毕生心血浸透艺术,并将旧中国劳苦大众的愤怒心声和爱国思想忠实传达的琴手和歌者;同时又是一位在恶势力面前毫无奴颜媚骨的、以音乐为武器对敌人进行战斗的、具有强烈革命倾向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硬骨头音乐家。但是,通观近些年来所发表的一些研究阿炳的文章,对上述所提及的关于阿炳的评价问题,却要么有所回避,要么提得含糊其辞。而笔者认为关于阿炳政治思想和行为的研讨,涉及阿炳的全面、正确评价问题,应当列入阿炳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议题,故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上述看法的提出,是基于以下的事实。

(一)阿炳在逆境中是顽强的奋进者(www.xing528.com)

阿炳是个“天落子”(即私生子),在封建礼教和世俗者的眼光中,他意味着低贱和耻辱,故而阿炳自幼未享受过人间的天伦之乐,经受的是讥讽和辱骂。但这孤苦的童年并未使他颓废和落荒,倒使得他倔强和好学了。他如饥似渴地随父学艺并四处寻师访贤、锻炼艺术功底,从而吹拉弹唱无所不精,为他以后向艺峰奋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在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岁月里,他以顽强的意志,忍受着双目失明的痛楚,鼓起与命运作殊死搏斗的勇气,走上了街头卖艺的道路。卖艺中的阿炳也是很有气节的:“他从来没收取过人家一个施舍的大钱,他是纯粹靠演唱来维持生活的;他从来没有做过向人乞怜的样子,人家叫他奏,他才奏,人家给报酬,不管多少,他并不道谢,也不争多嫌少;有时人家请他奏唱,即使不给他钱,他也一样很高兴地奏唱。”卖艺生活是那样艰难,有时一天收入只能够他和妻子董催弟两人分吃一碗面。但只要收入略好,他总要分几文钱给邻居穷孩子去用,这不正表明阿炳人格和心地的美好吗?从上不难看出阿炳处逆境也总是在与之抗争和勇敢地探求。

(二)阿炳在恶势力面前是无畏的抗争者

抗战以前,无锡有个恶霸地主名顾艺初,有钱有势,县里省里都有他的关系,于是他在当地胡作非为,有恃无恐。他强奸了他家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这事给阿炳知道了,便立即编成歌词,到处演唱,加以揭露,引起群众的公愤,“吓得顾某销声匿迹,多时不敢公开露面”。

据考查,阿炳还根据一个童养媳被迫害致死的真实故事,编写过《一个黄瓜三扁担》的歌曲,以揭露权贵们的罪恶,表达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

国民党江苏民政厅缪斌恃势占用雷尊殿为养马场,阿炳听了很气愤,又编了歌词,连日到缪家门前去高声歌唱,终于使缪斌的母亲觉得不好意思,而出面叫人把马牵走。

据考查,有一次在无锡的一个饭店里,有几个卑劣的敌伪军官,带着几个舞女在痛饮狂舞。他们约了阿炳去,却并不是为了想听他的音乐,而是命令阿炳为他们伴舞,他毫不客气地严词拒绝,遭到了敌人的毒打,但暴力照样无法叫阿炳屈服,他一声不响,回身掉头而去,给了敌人以无声的愤怒抗议。

上述事实无不说明阿炳面对残酷的现实,不是悲观和懦弱,而是仗义执言地愤懑地反抗。

(三)阿炳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是革命的支持者和参加者

1927年3月,当北伐革命军攻克南京后来到无锡时,阿炳在苦闷与徬徨之中,似乎看到了前途的光明和希望,他用琵琶演奏出革命歌曲《打倒列强》和热烈欢快的琵琶曲《龙船》,以表达自己的兴奋激动之情。

事隔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无锡的反动派血洗了无锡总工会,工运领导人秦启壮烈牺牲,阿炳目睹这一血的惨案,愤然编唱了《秦启血溅大雄宝殿》的歌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罪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发动内战,一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阿炳十分愤慨地唱出了“前走狼,后走虎”的愤世之歌,还编唱了讥讽、揭露反动派腐朽的歌曲《金圆券,满天飞》,歌中唱道:“金圆券满天飞/花花绿绿‘好东西’/早上可以买头牛/晚上只能买只鸡/十块金圆券/只够量升米/印花小/发票长/本来印花贴在发票上/捐税多/印花涨/发票只能贴在印花上。”

据考查,阿炳编写过无以数计的说唱新闻唱曲,这是阿炳创作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惜记录下来的极少。这些说唱如利剑,似投抢,射向敌人,揭露了反动派的残暴和社会的黑暗。阿炳这些自发的革命行动,从一个方面教育争取了群众,客观上支持了人民革命。

(四)阿炳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是热忱的爱国主义战士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在这时,阿炳用胡琴为人们演奏《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给当地人民以深刻的印象和莫大的鼓舞。同时,他还歌颂过风云一时的抗日人物马占山。

阿炳也挨过日本人的毒打。他是一个有良心有骨气的中国人,每每外出演唱回城,他总是用琴声来表示自己进城的意图,而从不向守门的日本兵乞求。

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孤军与日寇拼杀,英雄事迹传遍全国,阿炳编了《十九路军大刀队杀东洋鬼子像切西瓜》的故事,并唱道:“说起(哩格)新闻/话起(哩格)新闻/新闻说到啥地名?/黄浦江边,十九路军/大刀列队,杀敌称英/日本鬼子,逃窜无门/头颅落地,像断瓜藤/全国上下,愿做后盾/抵制日货,顶顶要紧。”

1938年日伪县长杨高伯被游击队员击毙,出事之后,敌人将消息封锁,关闭城门搜查,也一无所获。第二天阿炳就在“三万昌”茶馆门前唱出了《枪毙杨高伯》的新闻。

这期间,他还曾用歌声抨击投敌当汉奸的国民党游击队长章某,揭露敌伪五分局警察局长李某所做的坏事,又编了《汉奸的下场》等歌词以警告投敌的败类。

1939年阿炳以惠山听松石为题材写成了二胡名曲《听松》,乐曲雄健、豪迈,充满激情。阿炳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借古喻今,以岳飞击败金兀术的历史故事为依托,比喻中华民族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表现了自己勇于与敌人斗争到底的气概和必胜的信念。

由于阿炳在说唱新闻里经常揭露日寇和汉奸的种种罪行,屡次遭到敌人的毒打。他们砸坏他的乐器,并威吓说:“再唱,立刻摆平你们。”但阿炳毫不屈服,坚持斗争,直至抗战胜利。

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了阿炳是一位不顾个人安危,以音乐为武器向侵略者进行战斗的大无畏的战士,具有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

综上所述,阿炳在我国音乐史上,不仅在继承、捍卫和发展民族民间音乐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他对贫困、逆境、恶势力、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方面,也应给其以充分肯定的评价。

结束语

我们研究阿炳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目的在于总结经验,进行探索,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我们肯定阿炳和他的艺术创造,并未想去掩盖他在某些方面受旧社会毒害的事实,也不是要把他作为一尊偶像,而是把他看作我们可资学习、借鉴的历史人物。同时,希望在学术探讨和争鸣中,我们应在各抒己见、互相研讨的基础上来共同求索,以寻求正确和富于说服力的认识。本着这样的愿望,我才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

注释:

①项祖英:《琴声禁不住,绝处逢生音》,《文汇报》1978年5月24日。

②姚仲逸:《二泉映月圆,阿炳笑颜开》,《文化与生活》季刊1979年第一期。

③④清冈卓行:《优美断肠的小曲〈二泉映月〉》,《外国音乐参考资料》1979年第二期。

⑤杜亚雄:《阿炳传略》,《中国音乐》增刊《民族音乐学论文集》第62页。

⑥杜亚雄《阿炳传略》,张振基《阿炳无标题二胡曲的音乐内容,素材来源及其艺术创造》、沈洽《阿炳事考一二及其他》,分别见《民族音乐学论文集》第62页、76页、95页。

⑦张振基:《阿炳无标题二胡曲的音乐内容,素材来源及其艺术创造》第79页。

⑧同注⑤,第66页。

⑨《天下第二泉》,《太湖旅游》第一辑第17页,孙云年主编、无锡太湖旅游服务社编印。

⑩杨荫浏:《乐曲说明》,《阿炳曲集》,1983年版,第6页。

⑪同注⑦,第76页。

⑫何苍岭:《准确理解与深刻揭示》,《人民音乐》1979年第二期第28页。

⑬李民雄:《传统民族器乐曲欣赏》,第36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⑭马可:《中国民间音乐讲话》,第127页和第128页,音乐出版社1959年版。

⑮沈洽:《阿炳事考一二及其他》,第100页。

⑯同注⑦,第76页。

⑰伍雍谊:《形象思维和音乐创作》,《音乐论丛》第二辑。

⑱吴毓清:《论音乐的描写与音乐形象》,《音乐研究》1980年第一期。

⑲田青:《三类不同的音乐形象》,《音乐研究》1983年第四期第37页。

⑳《贝多芬札记》,《音乐论丛》第四辑第149页。

田青:《三类不同的音乐形象》,《音乐研究》1983年第四期第41页。

大意取自刘明澜《论我国传统乐曲的抒情特色》,《音乐研究》1980年第四期第57页。

杨荫浏:《阿炳小传》,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阿炳曲集》第1、2页。

同注,第3页。

同注⑤,第67页。

同注⑤,第66页。

原载《音乐探索》198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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