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甘肃藏族及其分布
甘肃藏族民居建筑主要分布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另在天祝藏族自治县分布有少量藏族民居建筑。
（一）甘南藏族
历史上的藏区分为前藏、后藏和安多三个较大的区域，与此相应，藏族民居建筑从建筑形态上可分为五种形态：“兑巴”（阿里地区），“藏巴”（日喀则地区），“卫巴”（拉萨地区），“康巴”（云南、四川西部地区），“安多”（青海、甘南、川西北等地区）。甘肃藏族古代属安多藏区，安多藏区位于前藏地区（拉萨地区）之前，这里属与中原文化接触较为频繁的战略缓冲区域，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的、以拉卜楞为中心的藏文化圈，其行政中心设于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其影响范围包括今青海省（除玉树州外）的全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及祁连山北的所有藏区，总面积约80万平方千米[78]。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是我国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东邻定西、陇南两市，北接临夏回族自治州，南通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连青海果洛、黄南两个民族自治州，总面积4.5万平方千米，东西长423千米，南北宽270千米（按：各资料之载录数据有差异：如《甘南州志》、《甘南州年鉴1996—2000》（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记为4.5万平方千米；《甘肃国土资源》记为4.4万平方千米；《甘肃年鉴》（2003年）记为4.2万平方千米；《甘肃省情》记为3.85万平方千米；《甘肃省地图册》记为3.8万平方千米）。现辖夏河、碌曲、玛曲、临潭、卓尼、迭部、舟曲七县及合作市，总人口68万多人，以藏族为主，另有汉、回、土、蒙、满等24个民族，其中藏族人口36.7万，占总人口的54%。全州人口稀少，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3人，是全国人口密度的八分之一和全省人口密度的三分之一[79]。
甘南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境内地形错综复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1100～4900米，大部分在3000米以上。属高寒湿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1.7℃，年均降雨量400～800毫米，地貌有高山草原、高山森林、丘陵低山三类。经济形态分为农区、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其中卓尼、临潭、迭部、舟曲4县属于农区，这里海拔低，较为温暖，洮河沿岸和迭部、舟曲河谷川地的气候比较温和湿润，降水充沛；玛曲、碌曲、夏河县的大部为纯牧业区，这里属高寒湿润区，全年无夏季，多阴雨雪，春秋季短暂，冬季寒冷漫长，年平均气温在3℃以下；以合作市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组成半农半牧区，气候较湿润，年平均温度2.9℃，年平均无霜期48天，年均降水量545毫米[80]。
2.民族文化
甘南州境内居住着二十多个民族，其中藏、汉、回、土族世代居住在这里。
甘南藏族源于上古时期的羌、氐诸族，后不断融合其他民族（包括白兰羌人、党项羌、氐羌、吐谷浑等）而逐渐形成甘南藏族[81]。藏族的祖先是吐蕃。
甘南地区早期的居民是远古时期的氐、羌。《史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82]公元7世纪左右，甘南部分地区为白兰羌人所据。白兰羌是羌之别种，《新唐书》称：“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龙朔后，白兰、舂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籍其兵为前驱。”[83]后来，羌族的一支——党项羌活动于此，《旧唐书》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今临潭地区），西接叶护（西突厥领地），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84]《新唐书》的记载大体同此：“党项，汉西羌别种，魏、晋后微甚。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其地古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85]
西晋末年，吐谷浑统治了今甘南、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广大地区，并于公元329年建立了政权。《晋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86]《南齐书》也载：“鲜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浑为氐王。在益州西北，亘数千里。其南界龙涸城，去成都千余里。其王治慕驾（按：应为“贺”）川。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屋，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地常风寒，人行平沙中，沙砾飞起，行迹皆灭。”[87]唐高宗时为吐蕃所灭，史书载其生活习俗“有城郭不居也。随水草，帐室、肉粮”，“吐蕃出兵捣虚，破其众黄河上。诺曷钵不支，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帝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平两国怨。吐蕃遂有其地”[88]。
吐蕃统治时期，吐蕃文化对甘南地区藏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唐末，吐蕃势力向东发展，占领了陇右大部分地区，到达秦州，接近关中地区。受大唐农耕文化的影响，吐蕃农业快速发展，蕃人居有定所，形成了定居牧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吐蕃占领的安多地区设置节度使和巡边军政人员进行管理，广筑官寨城堡，今留存有夏河县八角城、斯柔城等[89]。
宋、元时期，甘南藏族基本完成了民族融合过程，形成了今日的民族形态。洲塔先生指出：“吐蕃兴起和占据甘南，是甘南藏族形成的主要时期和直接原因。吐蕃实行强迫同化政策，使当地羌、氐、党项、吐谷浑、汉等诸族同化于吐蕃。吐蕃按其本土方式编制部落，吐蕃崩溃后留在甘南的部落继续保留了原来的组织形式、生活习惯和吐蕃王朝推行的语言文字。以上诸因素以及藏地宗教的传入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在此基础上在元明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甘南藏族。”[90]元朝中央政府对藏区实施了以十三万户为基础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甘南藏族形成了以部落为单位的聚居形式。
“藏族”这一名称最早始于明代，藏族“是内地人用汉文给他们所定的”[91]，藏族人自己称为“博”、“蕃”或“斡”。唐、宋至元初，中央政府称藏族为“吐蕃”，吐蕃称宕昌羌人为“蕃族”，史书称为“木家人”。北宋末年，吐蕃鲁黎族大首领木令征（木琳沁）统治岷、宕二州，明代官书称为“木家十六族”。分布在凉州、甘州、肃州、永昌、山丹、临洮、巩昌（陇西）、西宁、洮州、河州、岷州一带的藏族被称为“熟番”，其住地僻远的被称为“生番”[92]，《阶州直隶州续志》云：“番，奴部也，其在阶、文等州者，皆与氐、羌杂处，自分部族，中朝人总以西番名之，不复别为发种、唐种也。五代时衰弱不能为患，至宋熙宁七年（1074），武都夷内附，凡内附者为熟户，今谓土户者，是与齐民无异。”[93]明政府置洮州卫、岷州卫和西固千户所，实施军屯、民屯措施。
清袭明制，置巩昌府洮州抚番厅、循化理番厅。
1953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
（二）天祝华锐藏族
天祝藏族自治县位于河西走廊东端。明、清时期，这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藏族聚居区——华锐藏族部落。“华锐”意为“英雄的部落或地区”，广义上的华锐藏区包括今青海省湟水以北的乐都、互助、大通、门源等县以及甘肃省肃南县东部、天祝、永登等地，从语言、风俗和地理位置上属藏族的安多藏区[94]。
秦汉时期，生活在河西走廊东部、湟水、大通河、庄浪河一带的民族主要是羌族，其中包括先零羌、烧当羌、罕干干羌、日勒羌、当煎羌等150多个部落。
唐代，吐蕃占领甘青大部地区，部分羌人逐渐融入吐蕃族中。后为西夏统治，融入了党项族文化。
元灭西夏后，1237年，窝阔台之子阔端开府凉州，凉州藏区由永昌路西凉州管理。至正三年（1343）设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专门管理兰州以西及河西走廊地区的藏族，形成了今日的华锐藏区。据《安多政教史》载，当时有一位西藏万户首领扎西才秀盘的后裔们带领许多藏民来到多麦乐北部（今天祝县）地区，信奉红教，被称为“夏马尔”，从此华锐藏区有了红教扎提部落，由夏马王、夏马千户管理天祝的夏马五族，其地域包括古浪黄羊川、新堡、横梁、大靖镇部分地区[95]。但整个甘青边界一带的藏民没有统一的部落组织。
明代，甘肃华锐藏族分属凉州卫、庄浪卫、永昌卫管辖，没有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万历三十二年（1604），西藏派嘉赛活佛到今青海互助县修建郭隆寺，后得到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支持，和硕特蒙古控制了华锐北部地区，称“和绕”，郭隆寺成为华锐藏区的政治、宗教活动中心，华锐藏区正式形成宗教联盟。其中庄浪（今乌鞘岭以南的天祝县和永登县）有五十二个藏族部落，乌鞘岭以北地区有二十余族。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加强了对华锐藏区的控制和管理，实行千百户制度。乾隆十八年（1753）设庄浪茶马同知，管辖庄浪藏族三十四部落，同时，凉州府管辖藏族六十二族。宣统元年（1909），庄浪茶马厅管辖三十六族，拥有十四座寺院[96]。民国三年（1914），北洋政府设庄浪茶马理番委员会，管辖天祝藏族三十六族。1930年，国民政府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弃了天祝地区的“千百户”制度，归永登县政府管辖，设永登县天祝乡，管辖三十六族事务[97]。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祝藏族仍然沿袭旧的部族管理体制，“族”下的农区设“村庄”，在牧区设“帐圈”，再下为各个家族，共有14012人[98]。
二、藏族传统聚落文化
甘南藏区在历史上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碰撞地区，属于过渡性文化交叉区域，这一民族文化特征决定了甘南藏族民居有别于西藏、青海、四川、云南地区的藏族民居建筑[99]。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藏族建筑的研究大多围绕其宗教建筑——寺院、学院、经堂、佛塔而展开，对藏式民居建筑、聚落分布的研究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藏族民居建筑是在适应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下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有独特的民族性格和地域文化特征，它也充分吸收了周边民族建筑文化元素而呈现多样性品格。
甘南藏族保留有完整的传统聚落，体现了自然环境与传统文化、藏族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风俗的融合。天祝藏族民居建筑既有受汉族影响而修建的木房，又有当地藏族传统建筑工艺和技术，与毗邻的青海藏族民居建筑形制一致[100]。与汉族民居建筑的发展演变过程一样，藏族最早“以石为屋”，《贤者喜宴》载：当时藏族人们皆“依坚硬岩石而居”；《苯教源流》记载藏族“栖树石穴崖为巢”、“地穴岩洞人所栖”、“垒石为穴始方兴”[101]。
（一）影响藏族传统聚落布局的因素
影响藏族传统聚落形成发展和布局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农牧经济模式对藏族聚落及住宅建筑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千百年来，畜牧业为藏族群众提供了低层次、较稳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使之长期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较小。“地理条件决定了青藏高原的生产方式，雪域藏民族唯有选择畜牧业才有生存的可能”[102]。在漫长的历史中，藏族小规模、大迁徙的民族融合过程形成了其畜牧文化的基本特征，而大分散、小聚合的生产生活状况又形成了藏族传统聚落分布的主要形态，适合于这种农牧结合的住宅建筑形制也就自然应运而生。
甘南藏区的自然环境比较艰苦，个体难于生存，只有通过小规模的聚居和居民间彼此相互帮助，才能与自然条件相抗争。这样，族类聚居成为藏族人民的必然选择，它具有独立的部族组织结构、自成体系的社会系统，也形成了相应的宗法和生产关系，任何个人都由于地缘、部族、生产等各种社会关系而相互依赖、紧密协作，共同抵御自然和外来的侵害，聚居地必须有一个中心，这成为藏族传统聚落的一个重要特征，至今仍然保留其永久不变的传承性。
在草原和乡村开阔地区，藏民多以部族为居住单位，比较集中。如卓尼县西南部的麻路、扎古录、刀告、尼巴以及县城东北部的康多、杓哇和恰盖等乡镇，至今保存有典型的藏族村寨，村寨分布形态具有林区和牧区相结合的文化特色，一个村寨大约有四五十户人家，且有一个全族人的活动中心。如在迭部县森林茂密地区，聚落除了以寺院为中心外，还有以村口磨房等建筑物为聚落中心的，这里成为村民日常聚会、聊天、交换信息的重要场所。
受藏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在纯牧区，民居形制多为简便的“帐房”和“冬窝子”，可分为定居住地和游牧住地两种。在冬季牧场上盖有简陋的土木结构平顶房屋，夏秋季住帐篷；在半农半牧区，民居建筑的形制多为适合农、牧业生产需要的较为复杂的二层平顶藏房，底层全部架空，作为牲畜圈，二层主体建筑退后，形成大面积的晒台，三层平屋顶也作为晒台，这样就形成一种特殊的、将生产生活和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建筑形式。城镇民居建筑既保留了传统的藏式风格，又充分吸收借鉴了现代装饰艺术和汉族民居建筑元素。
第二，特殊的宗教文化影响着传统聚落的形成和布局形态。
藏族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和笨教。宗教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深刻影响着藏族聚落的分布形态和建筑艺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寺院文化和寺院经济[103]。安多藏区存在三大经济系统——地方政府、世袭贵族、寺院经济，随着藏区社会的发展，寺院经济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这种以寺庙为中心的聚落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奴隶主和封建贵族、土司、头人、活佛、僧纲统治阶层的瓦解而走向瓦解，以部落为单位的聚落形式保留了下来，成为今甘南藏族最普遍的聚落形式[104]。从经济角度看，寺院的诞生又促生了新的经济圈的形成，寺院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个藏区总体经济的发展，从事建筑的艺人与工匠对寺院经济的依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住宅必然围绕寺院而建。寺院越大，需求越大，四周的民居建筑也就越多。藏族聚落可分为城镇聚落、高山腹地聚落、河谷平原聚落、草原聚落等几种[105]，无论哪一种聚落形式，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宗教建筑为聚落的中心位置，较大的聚落围绕寺院而建，街巷向寺院汇聚，每座院落出门即可看到寺院；较小的聚落中心位置都建有佛塔，民居多绕塔而建，街巷往往向经塔汇聚。1958年前，甘南地区有大小藏传佛教寺庙161座，均是以寺庙为核心的聚落模式和经济形态，如拉卜楞寺有八大部落、十三庄[106]。因此，寺院、民居建筑相互依存，寺院是藏族聚落（城镇）的中心，如夏河县的藏族聚落红教寺村、洒哈尔村等就是这种布局形态。
在这一特殊的宗教文化影响下，藏族生活在两个特殊的世界中——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藏式民居建筑表现为两种形态：第一，在世俗社会，有规模宏大的王府、贵族府邸，有普通百姓住宅；第二，在宗教世界，随着宗教势力的兴盛，存在大量活佛公署、府邸和别墅以及不同等级的活佛囊欠和普通喇嘛住宅，也有大量底层僧侣的僧舍建筑，在旧社会，还存在数量庞大的供奴隶居住的简易房子。
第三，特殊的思想文化对聚落选址、建筑布局产生很大影响。
藏族聚落的选址体现着藏族特有的建筑文化和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精神是佛教“轮回”思想，以此为基础，聚落发展成为藏族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等众多要素相互关联的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一系统内，聚落选址必须考虑避风、向阳、邻水等条件；考察山、水、风、土、人、林、景等多种环境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山体坡度、河谷开放度、河滩朝向、水量、山体土质与稳定性等；有意地避开奇峰怪石、悬崖峭壁、不稳定的地层，寻求和谐、稳定、安全的人居环境。
藏族聚落表现为“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住宅建筑依山就势排列；公共水源的水质好且水量充足[107]。由于多数寺院依山而建，附近的山峰多为当地民众公认的神山，民居聚落也就是散落在神山周围，祈求神山的庇护。建筑布局均依坡就势，彼此间不遮挡，站在自家晒台上能直接看到神山。藏族民众认为，建筑面对神山或院门朝向神山可以直接迎来神山的保佑，如果院落不能直接面对神山，则将院门扭转一定的方向，使其能够直接面对神山。因此，一个藏族聚落的民居建筑的朝向基本一致，但院门方向不一定与建筑或院墙方向一致[108]。这种环境选择观成为延续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寄托着藏族人民美好的生存愿望。
第四，外来文化对藏族聚落、民居建筑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藏族在长达数百年的民族迁徙、融合中，聚落布局、住宅建筑艺术不断受汉文化的辐射和渗透。靠近内地的合作、卓尼、临潭、夏河等地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最深；舟曲、迭部的半农半牧区次之；碌曲、玛曲等纯牧区受到的影响较弱。如卓尼县藏族民居院落布局明显受汉族传统四合院布局形式的影响，院落北面为正房，面阔三间，正中一间为堂屋，两侧各一间半为厨房或储藏间；东、西两面为厢房；正房檐口比其余各房檐口高70厘米，抬高了空间。合作市勒秀地区的民居建筑底层围绕很大的天井院展开。夏河县博拉地区交通闭塞，与外界交流较少，民居建筑保持着藏族传统民居建筑的工艺和做法，二层晒台上开小天井，作为底层的采光口。
（二）现代文明对传统藏族聚落文化的冲击
如今，延续数百年的传统聚落遭受到现代文明最严重的挑战，许多地区因过度放牧、开垦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源开发，导致水资源枯竭、草场退化、植被破坏、生态恶化，传统聚落面临消亡的危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兴起一轮又一轮城市改造和扩张运动，对传统聚落方式造成最大的冲击。城镇产生大量的商业中心，对以宗教为中心的传统聚落形态构成极大挑战。古老的村庄，人们世世代代生息栖居的老屋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生活需求，传统村落正在破败、衰退，不再呈现田园牧歌般的景象，“被几百年压抑的村民正释放着狂热追逐物质文明的强大能量，大马路、砖楼房和时髦装饰，构成了一幅幅村镇建设方兴未艾的图景。另一方面又可怕地预见到由于暴发财富而追求时尚的粗俗和千篇一律，相对于高格调、多彩而质朴的传统民居，却暗示着文化在衰退”[109]。
近几年来，为了改善甘南藏族人居环境状况，甘南州政府及各县有关部门陆续开展了牧民定居点的建设工程，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形成了房屋均为红瓦砖墙，规划上行行排列、千孔一面的住屋形式，毫无藏族建筑的特色。而且，冬季易受西北风、河风侵袭，不利保温。千百年来在适应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中演变、改进而成藏族民居中最具特色的晒坝、敞间等建筑灰空间，也被室内室外明显区别的房屋和院子代替。由于无视因地制宜的原则，无视传统聚落、民居中朴素的生态思想，使新区建成后，牧民纷纷改建、新建，如房屋采用空心砖，虽然造价低廉，但不利保温，牧民纷纷将空心砖拆去，或下砌土墙，檐口砌砖，或外砌土墙，内砌砖墙”[110]。
总之，现代城市化过程中的民居建设应注重当地的气候、环境、人文、历史特点，否则，将使新的居住环境丧失文化归依感，走向“建筑魂的失落”[111]。
三、藏族传统民居建筑类型
“藏族先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独具风格的居住建筑文化，如木构、井干和石墙建筑，防潮、夯筑技术，干栏式楼居和擎檐碉房等结构形式，对后期藏族建筑艺术的形成、发展、演变起着重大影响”[112]。
宋、元以前，甘南地区的藏族居住形式非常简单，在部落地区，均“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在那些与汉族长期交错而居的地区，由于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较深，多采用合院式民居建筑，但保留了藏式传统村寨组织形式[113]。
明代，藏族村寨已经初步形成，在一般情况下，一个部落为一个村寨，也有几个部落组合成一个村寨的，任致远形象地称之为“藏民住一坡，家家有院落，户户住碉楼”[114]。
藏式民居建筑先后经历了帐篷—马康—土碉房—院落式等几种形制。在建筑技艺上，藏族的石砌、土夯和木作工艺非常成熟。
（一）毡帐式住宅
早期游牧于甘南地区的藏族先民们也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使用移动式帐篷，史书多称之为“穹庐”、“毡帐”、“毡房”、“旗帐”，今人统称为“牛毛帐房”。毡帐系用牦牛毛编制而成。古代甘南牧区的自然条件非常严酷，广大牧民的居处环境和卫生条件都很差，《旧唐书·吐蕃传上》载：“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畜多牦牛猪犬羊马……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氈帐，名为拂庐。寝处污秽，绝不栉沐。”[115]毡帐式民居建筑主要流行于纯牧区。
甘南地区的大多数牧区属高寒湿润性气候，全年无夏季，多阴雨，少晴天，冬季寒冷漫长。为适应四季游牧生活，牧民皆建毡房。毡帐房分牛毛帐房和布帐房两种，两者的结构、造型、功能无大的差别，只是布帐房的规模稍小些。
1.牛毛帐房
碌曲县境内的藏族将牛毛毡房称为“哇”（意为毛屋，即“家”之意）。支搭时用两根木椽为柱子，中间搭一梁，架起帐幕，幕外四角用绳子拽紧于打入地下的木橛上。帐房大小为10～20平方米，没有窗子，通体黑色，帐房外缘编缀各式各样的吉祥图案。在甘南牧区，不同地区的帐房外观样式有很大不同，如夏河县美仁乡一带多为圆形或椭圆形，麦西乡一带多为圆形或锥形，科才乡一带还有蒙古包式帐房。此外，还有形状很像帐篷的半地穴式窝棚建筑。帐篷的中间是长方形土灶，左、右两侧铺羊皮住宿，上席供奉佛像及经典。帐篷的平面多四方形，用八根立柱支撑，用十多根牛毛绳的一端与帐篷顶拴结，牵另一端至帐外，拴在约一丈远的木桩上。帐篷顶部设有可开启的长方形天窗，用于通风、排烟、散热。玛曲县境内的牧区藏式毡帐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牛毛毡房只留一个出口，多朝南开。帐内两柱间垒有一狭长的灶台，藏语称为“塔卡”。正中尊位供奉神龛、经文、酥油灯。帐房外立一根高杆，悬挂灰白色经幡（麻尼达秋）。
2.布帐房
一般为白色的棉布帐篷。其中比较昂贵的是平面方形的白布帐篷，里面加有一层花色布料，外面镶嵌带有宗教色彩或民族风格的蓝色圈案，高大宽敞，这类帐篷在过去只能被寺院、活佛使用，或用于举行宗教仪式，现在拉卜楞寺周边藏区家家户户都有，供待客、娱乐之用。布帐房的外形有马脊形、平顶、尖顶等。
（二）冬窝子式房屋
“冬窝子”，藏语称“耿剌儿”，也称冬居，主要流行于玛曲、碌曲县等高寒地带的纯牧业区，是冬季放牧时的住所。这里全年无夏季，多阴雨，少晴天，冬季寒冷漫长，年平均气温在3℃以下。牧民多在草场、近水源或避风向阳处建有临时性的居所，这就是“冬窝子”。它是一种属于半地穴式建筑，“先将坡地斜面挖出一块较为平整的地面和一面山墙，其他三面山墙用黄泥掺以树枝和草夯筑而成。向阳的一面山墙上开设有门，其他两面山墙上开设有少而小的窗户。房顶搭椽子，覆以树枝、劈柴、灌木、麦草等，再用胶泥抹平，保温效果极好。为适应多雨雪的气候，屋顶有一定的倾斜度。内部陈设与帐房无异”[116]。
（三）马康住宅
在历史上，甘南藏区经常受外族入侵，或各部落间常发生草山纠纷和械斗，为适应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扩展生存方式，牧民门即在半地穴窝棚的基础上建造“马康”式住宅，这是一种半地穴、外形如碉堡的土木结构平顶房屋。
马康的起源较迟，如拉卜楞寺周边半农半牧地区的“马康”式住宅建筑始于明末清初[117]。这种房屋多建于山坡上，房屋的后墙系挖掘山坡形成的断崖，前面及左右侧面用土木搭建，平屋顶，面阔四间，进深两间。室内四壁、天棚、地面皆为木板拼合而成。在房屋的左侧用木板隔成面宽一间、进探二间的马厩，右侧房间较为宽敞，是主人的居室，居室内右上角为一面宽二间、进探一间的大连锅炕，锅灶和暖炕相连，烟火穿炕而过。在正堂上用木板镶装神龛。马康式房屋的四周不开窗，只在墙体的左侧开一宽约l米、高约2米的小门，室内开有两个天窗，供通烟、透气和采光。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藏族农业定居生活的发展，“马康”逐渐演变为二层平顶土碉房。在半农半牧区，人们以牧业为主、农业林业为辅，多修建这种固定式平顶二层楼房，独门独院，有人称之为“半地穴土木结构二层平顶楼”[118]。改进后的马康和楼房建筑相结合，建在避风向阳、地势较平坦的山坡上。楼上住人，楼下及前院为牲口圈。楼房的第一层仍沿山崖挖进去，是“马康”，其他三面用土墙围护，形成一小院落，院内布置天井、牲畜圈等；第二层修建成木构架房屋，为碉房，有堂屋、厢房、佛堂等屋舍，堂屋向外突出一间，堂屋的天棚、地面、四壁镶装木板，正面板壁上镶佛龛，与之相连的一间内有大“连锅炕”。这是如今甘南半农半牧区藏族民居建筑的主要样式。
（四）院落式民居建筑
院落式民居建筑是马康的高级发展形态。它是受汉族四合院民居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多分布于接近汉族的地区，主要流行于合作、夏河等商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和卓尼、临潭、迭部、舟曲等以农业和林业为主的地区。这里海拔相对较低，属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接界处，地形地貌具有明显的农区、半农半牧区过渡性特征。
在天祝县境内，藏族民居建筑多为院落式，其外形具有庄窠院的特点。
此外，藏区的寺院僧舍建筑也属于传统院落式布局形态。
1.甘南藏区民居院落形制
在甘南地区，广大藏族为了抵御高原恶劣的气候和风沙的侵袭，获得充足的日照，避开河风、西北风的吹袭，为了便于日常生产生活，房屋建筑多依坡而建，“就坡建村”[119]并呈簇团布局状，户户毗邻，共用一堵山墙者屡见不鲜。这种处理方式非常有利于黄土热效应的保持，能保温、防风沙，且减少建筑的土方量，节省造价，保证采光充足、保暖节能。甘南藏区院落式民居建筑主要有以下几种：
（1）多进式院落
这种院落与汉族四合院相似，可以是一进，也可以是几进，多分布于接近汉族的地区。藏式院落不像汉族院落那样严格讲究对称、错落有致的布局形态，以体现建筑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藏式院落的平面布局很随意，有矩形、“一”字形、“L”形（也称“转角”、“钥匙头”形，藏语称为“龙德合”）、“口”字形、“日”字形、“凹”字形（也称“一把锁”、“虎张口”）等，总体多呈长方形或正方形，院内房屋建筑一般为二层，进门穿过马厩畜圈，穿过小院，院内设藏式独木梯，可登上二楼（图8-29）。正房为主要建筑，房内正中设佛堂或佛龛，其余三面围合，呈“凹”字形。门、隔墙、地面、天棚皆木板镶装，花窗雕刻，即所谓“外不见木，内不见土”。
图8-29 藏式民居院落布局形式
在洮河上游卓尼县境内的藏区，流行内、外院（两重院）建筑形制，称为“扇子”房，内院为生活院，外院为牲畜、种菜、储藏、晒谷等生产区。院落布局很有特色，首先，在院落北面布置三间或五间正房，东、西两面建厢房，房屋均有较深的檐廊，正房和厢房间用通廊相连；其次，房屋建筑更为考究，正房的前顶部比其他房屋高出约0.7米，且前檐柱、中柱比后檐高，在外观上使屋顶有倾斜的现象，屋架不用随梁，只用一根粗大的梁（称之为“沙度梁”）贯穿前后，檐椽上加飞椽，以抬高空间，檐下采光较好，二楼的外三面围合严密，临街不设窗；第三，屋内布局也与其他藏式房屋有别，正房的正中一间为堂屋，室内两侧设通宽土炕，两次间为厨房和储藏间，侧旁建一门庭。
（2）天井式院落
天井院是藏式民居建筑在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下产生的一种特殊布局形式，这种院落多为经济条件较差的居民建筑所用。建筑比较紧凑，用材较少，有利于保温、防寒，经济适用。无论是农区还是牧区，藏族家家户户饲养相当数量的牲畜，牲畜圈是民居院落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建筑物，牲畜圈均置于建筑物的底层，为了防寒、保温、采光，获得充足的日照，四周皆用厚重的夯土墙或石墙，它只能通过天井采光。因此，天井成为甘南藏族民居平面布局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天井院一般保留一个很小的活动空间，如舟曲县南峪、大川乡等地民居院落的天井很小，当地称这种布局形式为“牛抵角”[120]。
拉卜楞寺附近的藏区民居建筑形制有平房和楼房两种，无论世俗人家，还是僧佛囊欠或普通僧侣房舍，都普遍使用这种小天井院。
夏河县博拉乡地区的天井面积较小，为了获得更多的采光和日照，则用两、三个小天井组合采光。合作市勒秀乡地区的天井面积较大，超过第二层建筑平面并伸出很多，下层的暴露部分不作为牲畜圈，单独构成一个较大的天井院落。
如果修建平房，则均土木结构，在院内的一面一字排开。如果修建楼房，一般为合院式平顶建筑，均在院内两面或三面盖房，房屋前有较宽的走廊，廊檐下枋柱上刻有花纹图案；第二层的两山面挑出，中间凹进，在一楼布置畜圈、储藏室、柴廊、草房和厕所等，在二楼布置灶房、客房、卧室和佛堂（图8-30）。大门门楼非常讲究，施有繁缛的木雕饰，门楼上设有煨桑炉。有人形象地形容这种藏族民居是“一楼关牲畜，二楼住人，三楼住神灵”[121]。室内最引人注目的是碗架和锅台，每户人家的灶房都有一面墙大小的碗架。灶房内的锅台一般置两、三只大锅，与火炕相连。正房内佛堂占四分之一的面积，佛堂里面有唐卡、佛像、经书和各种法器。
图8-30 藏族院落透视图
如今，甘南地区的寺院僧人也多修建这种天井院布局的房屋，藏语称为“扎夏合”，也是平顶结构，房屋外墙粉白，但与世俗世界的住宅不同，僧舍房屋对外不开窗，形成封闭内向的空间，且外观比寺庙建筑更为朴素。
（3）单体小院
在迭部县白龙江沿岸、碌曲县以东的双岔、阿拉一带，由于盛产木材，流行单院榻板房，也是这一地区藏式民居建筑的主要形式。单体院其实没有院落，就一座房屋，一般面阔2～3间，或有很小的一点院落空间。房屋的构筑方式与陇南地区的板屋形制接近，木楼较高大，外围为土墙，墙内侧为木结构，平顶；内屋多为两大间，一间为锅灶，一间为住房，正中置佛龛，设天窗，墙上不开窗[122]，屋内布置很简单。
总之，藏族院落式民居建筑多为木结构，每隔几年就需翻修，建筑原貌和风格很难保留下来。如迭部县旺藏乡茨日那村13号院是比较典型的藏式院落，1935年9月，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曾住宿在该院落的一座榻板房中，此后得到当地政府的妥善保护和修缮，保留了较多藏式板屋的早期风格。
2.天祝藏区民居院落形制
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的传统藏式民居主要分布在半农半牧区，受自然条件和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这里的藏式院落也称为“庄窠”院，每家有独立的庄院，多为四合院布局，大户人家也有一进两院、一进三院式。庄院墙夯土筑成，高大厚重，房屋多为土木结构，且专有一间佛堂，供奉佛像。
藏传佛教文化深深地渗透到天祝藏族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房屋修建从破土动工至新居落成乔迁过程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选址、奠基、立柱、封顶、竣工和乔迁，每个环节都有诸多禁忌和特定的仪式，如房屋选址、布置院门时，都要邀请活佛来念诵经文，举行宗教仪式；动工之时，必须按照藏历规定的吉日择时动土；院门（当地人叫“庄门”）的朝向非常讲究，朝山、靠山的山形必须规整、吉祥，这与全家的财运、健康密切相关[123]；上房（堂屋）的屋顶装饰最富有民族特色，在四角搭建有插放蓝、白、红、黄、绿五色旗幡的墙垛，分别象征蓝天、白云、太阳、土地、草地，旗幡上印有经文，这种旗幡在每年重大节日时还要更换。每当初一、十五或节日、喜丧之日，都要点灯、烧香、献净水，全家人拜佛。这些风俗礼仪寄寓着藏民祈求吉祥、驱邪避魔的理想和对神灵的虔诚敬畏。
（五）藏式传统榻板房
板屋主要流行于陇南地区，但在甘南藏区也有不少板屋式民居建筑。
甘南藏族称板屋为“木楞子”、“搭板房”，主要分布在甘南中部、东南部的森林河谷和丘陵低山地，这里多为农区和林区交错的半农半牧区，集中分布在迭部县、舟曲县等地，这种板屋式民居建筑平面呈木匣子式，是藏族木楞子房的遗风古制[124]。甘南藏族的榻板房大致分三种类型：
1.全木结构榻板房
一般建在平缓的山坡上，或以临近的山崖或土坝为天然防护墙。在迭部县的林区，这种榻板房的比重较大，很少用土、石材料，全为木构造，房屋墙体多用圆形、半圆形、方形、矩形的大圆木互相垂直咬结，叠垒架成“井”字形，与“井干式”民居如出一辙。榻板房的规模大小由柱子的多少来决定，最小的是9柱间，多的有40柱间，故有“ⅹ柱间房”之称。需要指出的是，藏式建筑空间计算单位“间”与汉族不同，一柱间相当于汉式的面阔两间。
2.土木石混合修筑的榻板房
首先用土、石等材料修筑外形似“土庄窠”的围墙，一面开门。院内修建一至二层单间或多间木构屋，当地称为“土包房”，类似于汉族四合院，但二者有很大区别，藏式民居建筑主要表现“内不见土，外不见木”的艺术风格。由于受本区地形条件的限制，一些民居院修筑墙体存在一定的困难，则在山坡上将山体削成剖面“厂”字形土台，土台以下用木柱支撑，将架空的平台修整好，在其上面修建房屋，形成“干栏式”楼居，也称为“半边楼”，下面为畜圈及储仓，上面住人。
3.混合型塌板房
这种房屋没有固定的模式，是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顺着地势展开，系土、木、石混合修筑而成。常见的建筑形制为土木结构二、三层平顶房。若在沿河岸地区，墙多用黄土、碎石砌筑；若在草原及河谷地带，墙体多用黄土加小灌木、树枝或草甸砌筑，墙体有收分，墙基厚1米，顶厚0.3米。室内每2～3米立一根木柱，柱径约0.3米，层高2.4米[125]。先置木构架，后立墙，也有“墙倒屋不塌”之说。它既不像雕房、羌楼那样布局严密，也不像“半边楼”建筑那样层次分明。
4.屋顶设阁楼式榻板房
这是传统榻板房的变体形式，主要分布在迭部、舟曲及卓尼县的康多、北山一带，无论是平顶房或是单面、双面坡顶房，都在屋面上建一个外形似三角形的悬山顶屋架[126]，其上用木板、块石覆盖，里面可储存柴草杂物，加大了储存空间。
总之，甘南地区的板屋构筑方式与陇南地区基本接近，但也有区别：
第一，在屋顶形制方面，陇南地区的板屋屋顶均为双坡顶式，甘南藏族板屋多为平顶式，也有两面坡顶者，做工与陇南地区明显不同，如卓尼县杓哇、康多、恰盖等乡镇一带，房屋的两面坡木板屋顶上既不抹泥，也不布瓦，仅用一些乱石压住；
第二，在墙体方面，甘南藏式板屋有的墙体用圆木垒砌，外围柱子有的用木板、卯榫连接，有的墙体部分用木、部分用土夯筑而成，外围涂以草泥；
第三，在屋顶榻板的铺设方面，甘南板屋有两种规格：一种是均匀型，厚薄相等，称为汉式榻板；另一种是刀片形，一边厚、一边薄，称为藏式榻板[127]。所有的藏式榻板房外部都建有“年都”（即防火设备存放处）。
（六）藏式传统碉房
碉房，外形似碉堡，主要建筑材料为块石。它是在充分适应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和气候特点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隋书·附国传》记载了当时藏族碉楼建筑的平面形式、立面构造与外部形态：“附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山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级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盗贼。”[128]
乾隆时期成书的《西藏志》也记述了当时藏族的民居建筑形态：“屋皆平顶，砌石为之，上覆以土石，名曰碉房。有二三层至六七层者。凡稍大房屋中堂必雕刻彩画，装饰堂外，壁上必绘一寿星图像。凡乡居之民多傍山坡而住。”[129]藏族称碉房为“墙包房”，羌语称为“邛笼”。
甘肃藏族碉房主要分布在临潭、卓尼县以及白龙江、大夏河流域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迭部县扎尕那乡境内分布有大量藏族村寨，家家户户都住碉房，既有藏式碉房，也有羌族碉房。尽管碉房内各建筑与汉族堡寨建筑不同，但在建筑形制方面与汉族堡寨有异曲同工之妙。碉房内均为院落式布局，围墙用石块砌建或砂土夯筑而成，高20至30米，也有高达40米者。实际上，安多藏族地区的民居建筑形式多为藏式平房和平顶楼房，但清代以来，内地汉族各界误将百姓居住的平房或平顶楼房也统称为“碉楼”或“碉房”，这种混淆的说法沿用至今，已被学界所接受。
藏式碉房均就地取材而建，充分利用当地的卵石、毛石和土砌筑外墙，墙体收分明显；梁枋均插入墙体内，外不见木头，窗户少而小；墙内壁平直，外形方整[130]。藏式碉房建筑的平面布局没有固定的模式，内部庭院有的深而广，其规模大小根据家庭经济状况、人口而定，平面形制常见的有正方形、长方形、“凹”、“凸”字形和“日”字形等。现存碉房建筑多为四角形，平面呈方形或“回”字形，立面呈逐渐向上内收的方锥形高台状[131]（图8-31）。
图8-31 藏式碉房建筑样式
碉房内单体房屋均平顶结构。《旧唐书·吐蕃传》所载“屋皆平顶”的居住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单体建筑的结构各不相同，可分为墙承重式、混合承重式以及木框架承重式三种。单纯的墙承重式碉房仅见于面积较小的辅助用房，大多数民居建筑都是混合承重式或木框架承重式。木框架承重式是安多藏区最具代表性的、应用最广泛的一类碉房。有学者按照其上下层柱子的结构关系，将其进一步分为擎檐柱式碉房、叠柱式碉房和整合柱式碉房。擎檐柱式碉房即在檐下用柱子承托悬挑的屋檐，这也是藏族民居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叠柱式碉房即各层房屋的柱子上下重叠，荷载由上而下逐层连贯传递至地基。整合柱式碉房即上下各层分设柱子，以柱、梁构成整体框架，是受汉族传统穿斗构架建筑技术的影响，并对叠柱式结构进行改善，将梁柱接榫，形成一个整体，非常有利于抗震[132]。这种结构处理方式非常巧妙，各房屋用纵横向搭建的檩子、梁和椽子组成屋架，椽子以上铺刨花、麦草、树枝、小灌木，再铺泥浆、粗土、三合土，并用力碾打，形成厚0.5米的防水层，具有很好的防漏、防裂、防潮、防水、防鼠的功效。有的还在屋顶四周加砌女儿墙。
（七）王府与贵族府邸
在旧社会，藏族还有一个特殊的阶层——贵族。由于贵族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他们的住宅建筑集中了藏式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如拉卜楞寺初建时，就得到了具有很强政治经济实力的蒙古贵族——和硕特部固始汗的曾孙、青海黄河南前首旗亲王察汗丹津（当时为贝勒、后晋升为亲王）的全力支持，察汗丹津亲王世袭爵位，修建有规模很大的王府，现拉卜楞寺西面洒合尔村保存有藏式王府建筑三处，现均仅存院落轮廓和部分房屋建筑遗迹。
根据藏传佛教习俗，王府建筑的规模、层高、装饰规格和级别都不能高于寺院建筑，如金顶、宝幢、宝瓶类的镏金法器装饰也不能用在贵族府邸之上，就连墙上的红色边玛墙，一般贵族也不能享受，只有高级喇嘛的公馆建筑才能享有边玛墙的礼遇。但贵族府邸建筑比普通民居奢华得多，以体现他们特殊的等级身份和特权。
（八）僧舍——宗教世界特殊的藏式住宅建筑
在阶级社会，无论是宗教世界还是世俗世界，藏族民居建筑仍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强烈的等级制度。藏族寺庙与汉族寺庙有很大不同，汉族寺庙多在寺内设有供僧人集中住宿的寮房，藏族寺庙均不设此类房屋，修行的僧人各有自己的住宅，但均围绕寺庙而建，少则十几户，多则几百户、几千户，形成比较庞大的僧侣住宅建筑群，只有那些有特定身份和地位的高僧、活佛或寺主（如拉卜楞寺的嘉木样活佛）则可以在寺院内拥有专门的住所。
下面以拉卜楞寺为例，予以详细论述。
1.拉卜楞寺藏传佛教僧侣等级制度
僧侣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拉卜楞寺僧侣等级制度是随着寺院政教事业的日益发展逐渐形成的。藏历水猪年（1743），虚位二十余年的嘉木样大师转世灵童正式坐床，寺主活佛系统得以正式形成和延续，后发展为完善的政教合一制度。寺主第一世嘉木样·俄项宗哲和他从西藏带来的诸多高足弟子在创建拉卜楞寺时功勋卓著，他们纷纷转世，形成了各自的转世系统。由于各自的功德大小不一，其地位和待遇相应有了区别，都在本寺或教区建有自己的囊欠或官邸，拥有属寺、属民、土地和财产，共同掌管拉卜楞寺、属寺及部落政教大权，形成了四大色赤、八大堪布、十八位大活佛和其他大小高僧大德以及众多的普通僧侣等各级别的僧侣阶层，他们之间等级森严，按其地位高低大致可分为六种[133]：
（1）寺主嘉木样活佛
他在拉卜楞寺僧侣阶层中属最高等级，是最大的活佛。一世嘉木样大师创建了拉卜楞寺，成为拉卜楞寺的寺主，集政治、宗教权力于一身，拥有管理本寺及属寺、部落的政教大权。享有最特殊的待遇。
（2）四大色赤
色赤是继嘉木样活佛之后的又一特殊阶层。实际上，相当于色赤或享有色赤地位的活佛共有六位：贡唐仓、霍尔藏仓、萨木察仓、德哇仓、喇嘛噶绕仓和阿莽仓，其中贡唐仓、霍尔藏仓、萨木察仓拥有甘丹赤巴佛位，德哇仓·罗桑敦珠因立有大功，嘉木样二世特许其享有甘丹赤巴待遇，这四人是拉卜楞寺著名的“四大色赤”。
（3）八大堪布
属于拉卜楞寺活佛等级的第三等。实际上，堪布级活佛以及相当于堪布一级的活佛很多，约有16位堪布级活佛、40多位相当于堪布级的活佛。著名的“八大堪布”是郭莽仓、嘉仓、德唐仓、堪布诺门罕、堪布·俄项格勒仓、俊格尔仓、囊佐堪布仓。此外，娘仓、华热哇、加那华、诺如仓、阿莽琼哇、琅仓、努古仓、贡却桑盖仓也属堪布级活佛。相当于堪布的活佛共40多位，地位比堪布低些，他们是：江若仓、雍增仓、惹仓、念智仓、索智仓、然旦加措仓、哲贡巴仓、霍尔仓、加夏茸仓、高大仓、罗藏金巴仓、俄昂扎西仓、色拉仓、觉拉仓、拉然巴仓、尼尔洪仓、德合隆仓、郭察仓、托古仓、措都仓、达格仓、更登达尔吉仓、多华参巴哇仓、达让仓、拉考仓、夏秀仓、作格多丹仓、甘珠尔哇仓、姜夏尔仓、察科尔仓、却藏仓、措卡哇仓、阿木去乎木道仓、麦西木道仓、达尔干堪布、念妥焦巴哇仓、贡哇仓、华热赛尼仓、喇嘛彭措仓、甲卡尔仓、贡秀仓、久格仓、强木格仓、赛理仓、特尔玛仓等。
（4）侧席地位的活佛
共有20余名，分别是：桑木卡丁科仓、丹仓、韩仓、岗卡仓、柔扎仓、恰盖仓、耶尔哇仓、加夏茸强哇仓、则卫参巴哇、章哇仓、江周仓、扎油仓、松巴仓、郭察仓、尤加仓、华热达隆仓、郭烈仓、西仓夏茸仓、苏通仓。此外，还有贡日仓，系甘加白石崖女活佛，因属女性，不能进入拉卜楞寺学经，但在拉卜楞寺有其囊欠，寺院集会时有其位置，其地位在侧席之上。侧席在拉卜楞寺活佛系统中的地位比较低下，但比僧人略高一等。
（5）普通僧人
这是拉卜楞寺最低的一个等级。拉卜楞寺在兴盛时，僧侣人数约四千余人，现有1818人。
2.等级制度下的僧舍建筑
根据藏传佛教文化传统，僧人的住房统一为小型合院式，土围墙，房屋为平顶式，内镶木板。随着僧侣等级制度的出现，僧侣特权制度形成，打破了自古以来僧舍建筑的统一模式，高级僧侣特权阶层（大活佛）都拥有居住楼房式囊欠住宅和使用彩绘装饰的特权，房屋内雕梁画栋，陈设华丽。墙壁、天花板、梁柱上均绘有壁画。如拉卜楞寺的大小活佛享有不同地位的特权，根据前述等级制度，地位越高，特权越多，体现在居住、服饰、丧葬等各个方面，所有的活佛、普通僧人都有自己的府邸或僧舍，以嘉木样活佛的府邸建筑（也称为嘉木样活佛寝宫）规模最大，形成藏传佛教寺院特有的文化现象。
（1）第一等级——嘉木样活佛府邸
嘉木样活佛的府邸主要有四处：夏宫，系一座别墅，位于拉卜楞寺西南数百米处，前临大夏河，依山傍水；扎西拉持，位于拉卜楞寺西南三里外，室内装饰最为奢丽；九母山别墅，位于寺院西南五里处，建于山顶之上；拉卜楞寺的嘉木样寝宫建筑。
（2）第二等级——其他活佛囊欠建筑
拉卜楞寺的各活佛均修建有自己的住宅——囊欠，最著名者为“十八囊欠”，这是曾经跟随一世嘉木样来拉卜楞创建寺院的18位格西弟子们的住所。
活佛囊欠均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修建，名望大、财力足的活佛囊欠有很大的院落。大活佛的住房有冬、夏之分，院内设有佛殿、客厅、灶房、仓库、客房以及管家和仆人的房子。规模最大者如贡堂仓、萨木察仓、加洛华、阿莽仓活佛囊欠等，建筑形制基本一致，主体建筑二至四层，属藏式平顶建筑，带有前院，院内三面环绕僧舍；另在府邸旁边建有附属佛殿，佛殿与府邸的位置因具体情况而定，或在东面，或在西面，如琅仓囊欠的佛殿与府邸并列，阿莽苍囊欠的佛殿文殊菩萨殿则位于府邸的北面。
在拉卜楞寺，任何级别活佛囊欠建筑的高度和颜色受到严格的等级制约，如堪布级活佛的围墙只准是红色，不允许涂黄色。各大色赤囊欠楼房的高度、层数都不能高于嘉木样“拉章”宫。门楼建筑的高度和彩绘也受到限制。彩画和彩绘的等级限制最为严格，只有嘉木样、色赤、呼图克图、堪布或相当于堪布级活佛以及侧席活佛的囊欠允许油漆和彩画，其他活佛和僧人的房屋不能油饰，也不能修建楼房，违者将予以处罚。
（3）第三等级——普通活佛
普通活佛的等级为堪布或相当于堪布的活佛，其囊欠建筑都为一进两院，前院平房，后院楼台围绕。因本级别活佛的财力较弱、布施范围有限，其囊欠建筑规格较小，一进一院式，但可以用油饰色彩，比普通僧舍建筑等级较高。
（4）第四等级——普通僧舍建筑
根据藏传佛教的修行习俗，普通僧人（喇嘛）都在寺院内学习、生活，寺院不提供住宿，但提供修建房屋的场所。一般位于寺院周边，僧人的住宅均由修行僧人自行出资修建。因此，在寺院四周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喇嘛住宅建筑群，成为藏传佛教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语称喇嘛住宅为“扎康”，这是一座寺院内数量最多的建筑，占据整个寺院的三分之二，这些聚在一起的“扎康”组成“康村”。在拉卜楞寺，康村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为联院式，即土木结构藏式小楼组成小院，众多的小院依次排列，组成小巷；第二种为独门独院式，每个院落都是独门独户，主要分布在拉卜楞寺东部区域。
格鲁派戒律规定，普通喇嘛居室只需满足“住、行、坐、卧”的基本要求即可。因此，在总体布局上，各僧舍建筑须遵循寺院的各项等级制度规定，并结合当地的地形、环境修建，不许建楼房，不准彩画油漆和栽树。普通僧舍的建筑结构大致相同，都是当地传统藏式民居建筑形态，院内两面或三面有建筑，组成“凹”字形四合院，或矩形、不规则四边形院落，院门朝外面道路开，具体方位并无定制。院内为单层平顶小屋，外不见木，称为“墙包房”，墙体外涂白石膏粉、黄泥土，窗户涂黑框。房屋矮小。通常一院住三四人或更多。普通僧舍属个人所有，可以转让和出售，但必须在寺院内部僧人间转让或出售。
（九）新式藏族民居
新中国成立以来，藏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得到很大改善，甘南藏族民居建筑在保持传统民族建筑形式的基础上，充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艺术风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长期居住帐篷和简陋土平房的游牧民族住进了宽敞明亮的现代住宅。有的为砖木结构红瓦房，有的为钢筋水泥结构平顶楼房，有的利用高原太阳光照充足的条件，积极进行太阳能民居的建造。这种新式藏族民居建筑不再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的传统样式，前门面装有木板或上部为木、下部为砖，门面板上装有花格玻璃窗，可以防沙、防寒、防盗。新式平顶的堂屋、厢房内仍然布局佛堂、客厅、卧室、灶房、储藏室等，传统的“连锅炕”依然存在，所有房间的墙壁、天棚、地面皆用木板铺装。城镇居民还在壁板中镶装电视柜、书架等现代家具。
四、藏式民居建筑艺术
（一）民居建筑的选址和布局艺术
1.充分适应自然环境
藏族聚落为典型的山地村落，建筑只能依托山势分布。为适应这种自然条件，民居建筑的一部分嵌入山体，形成半地穴式建筑（马康），与当地地形、地貌结合在一起。由于高原地区的太阳辐射过于强烈，藏族民居在平面上多使用半室内、半室外的回廊，以连接各房屋，使阳光产生过渡，在回廊外侧梁下悬挂遮阳板，以减少阳光的伤害；堂屋、经堂等重要房屋靠北布置，避免阳光直晒；卧室靠南布置，以利充分用阳光照射来提高房间的的温度；底层（牲畜圈）利用天井（院落）为采光口，以满足牲畜圈内阳光照射的需要。
受汉族传统风水术的影响，藏族群众在营造聚落、修建房屋时也普遍运用堪舆术。在选择宅基地时，邀请喇嘛卜算宅地方位和开工吉日，举行祭祀龙神的宗教仪轨。在藏族心目中，龙神蕴含的文化内容极其丰富，龙神既是山神，又是财富的象征；既是地上财富如树木、花草、飞禽、人的主人，又是地下财富如金银铜铁、珠宝玉器的守护者[134]。开土动工后，要煨桑、摆设祭食，祈求龙神保佑，还要在新居安置龙神，仪式如下：
第一，主人请大寺僧侣或活佛（“拉索”）占卜请神吉日。僧人在选定地方后，在此处挖深l米、直径1.3米的坑，取出该地的不净之物，填进洁净的白土，填至低于地面18厘米后，在此平面上用指南针测准方向，利用藏族传统天文历算知识，组成一个边长20厘米的正方形。僧侣结合家中男性的年龄、生辰、属相，在图案内左边标明“今日时辰”之位置等，在正方形框内洒上牛奶，用红、白、黑、黄、绿、蓝色颜料绘制龙神图，图长5厘米、宽3厘米，黄色为底，绿红色为边，龙神像人身鱼尾，头上有7条蛇，身着袈裟。
第二，祭拜龙神。在龙神像正前方献上青稞、大米、豆类、红白糖等各种食物和“道玛”（糌粑捏成的供品），其余三个方向献上花和生长期长、能开花结果的枝条，枝条上系白羊毛，点燃酥油灯，寓示五谷丰登、财源茂盛、吉祥如愿。供品摆好后，僧侣指派合适的家庭成员分两次在“今日时辰图”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取少量土，放置盘中，并将房主提供的金银、宝石、硬币、五谷等放入土坑内，举行特定的仪式后填平。将那些在龙神前供奉的三白（牛奶、酥油、酸奶）和三甜（砂糖、蔗糖、蜂蜜）以及从“今日时辰图”上最后一次取出的土一并煨桑献给龙神，表示财富滚滚。
第三，祭家神和灶神。甘南藏族普遍在家中祭祀家神和灶神。家神主要保护家庭平安、发财致富，也充当战神和财神。灶神主要与厨房有关，在藏族住宅中，厨房里的柱子是灶神的神位，藏族妇女在打完酥油后，一般都在柱上抹一点，意思是首先敬献给灶神享用，不能将毛发等不洁之物扔在灶火里，那样会惹灶神发怒，降灾于家庭。早期苯教认为，灶神是“现实世界的国王什巴桑波奔赤与后曲坚木杰莫所生的第七女恰则杰莫，它是财神和母牛女神，又是马神、牦牛神、羊神、山羊种、门神等神之母”[135]。
2.充分展示藏族人民的精神世界
藏族全民信仰宗教，其神学思想是“神圣中心”和“三界宇宙”观。在此基础上，藏式建筑布局形成一种特殊的宇宙图式——曼陀罗。“曼陀罗”，梵语为“Mandala”，藏语称“尖郭”，汉语译为“坛城”，意为“轮圆具足”。曼陀罗最初源于古印度教的一种宇宙图式，后为佛教密宗继承和发展，是佛教密宗修行时必须供奉的一种对象。藏传佛教将生命界称为有情世间，其中心是须弥山，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上分布展开。在横向平面上有四大洲及八小洲；在纵向世界按等级由低到高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三界中又存在着高低不等的层次，象征着生命和非生命界的多样性。曼陀罗作为一种哲学观、宇宙观和人生观，在藏区的壁画、唐卡中最常见，形式繁多。
由于青藏高原地区建筑材料相对匮乏，藏族聚落和民居建筑受物质条件的限制较大。因此，民居建筑不像宗教建筑那样严格地遵循曼陀罗图式，但作为人世间最理想化生存环境的物质表达方式，建筑艺术饱含丰富的宗教含义，在民居建筑营造中主要表现为象征“神圣中心”和“天梯”的实体或空间形态，只有通过这种表现方式，才能实现居住者与神灵的沟通，取得神灵的保佑。藏族普遍将佛、法、僧奉为“三宝”，凡有寺庙的地方必有依附的民居群落，民居或围绕着寺庙形成聚落，或寺庙占据最高点，俯视民宅，其中也包含神圣中心的含义；也有几个村寨共用一处寺庙的情况，但每座民居院落始终离不开寺庙这一“神圣中心”，这个中心永远是世人与神灵沟通的“天梯”[136]。在这一思想观念指导下，藏族人民均聚族而居，每家都有自己的独立院落，院落通过不同的组织排列方式（连排式、散点式）形成整体聚落。院落的朝向充分适应现有的地形、地貌条件，尽量争取最好的日照，呈现出灵活多变的风格。房屋的开间以五间、六间、七间为主，宽敞的平面非常有利于南北方向的采光、通风。在“马康”式院落中，堂屋则依靠天窗采光，使用较大的进深，如六间、七间甚至八间；如果堂屋位于第二层上，则进深较小，常采用五六间的进深尺度。
目前，甘南境内的许多欠发达地区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保持着传统的农耕、农牧文化，传统聚落与民居建筑是这里农牧文化的主要载体。但许多房屋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由于缺乏维护，卫生条件恶劣，房屋过度密集，居住环境已不适应现代化生活的需要。
（二）建筑营造体系和工艺
藏式民居建筑有自己的营造体系，以土、木、石为主要建筑材料。在河谷、平川一带多为土棚子，在山林区域则为塌板房。藏式民居与汉族传统建筑有很大区别，主要表现在院落布局、墙体结构、单体建筑构架、防潮保温技术、装饰工艺等方面。
1.院落空间组成
藏式民居建筑是中华民族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如堂屋、经堂、卧室、储藏间、天井、晒坝等，是甘南藏式民居建筑的重要元素，因为民族生活方式和习惯不同，在一些房屋建筑的布局和使用功能方面与其他民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与汉族院落式民居建筑的布局形式不同，甘南藏族民居院落的平面布局多为四合院形制，当地称为“卧房”或“一颗印”。院落多选择坐北向南。房屋建筑形制主要为“上厅下楼、东楼西厦”式，北屋为“上房”，称之为“卧虎厅”，比其他厢房（耳房）的地基高、体量大，正中厅房一般由2～3间房屋组成，左右为套房，供家中老人居住。厢房（耳房）与上房之间为“五转三”或“七转三”的比例关系，即上房面阔七间或五间时，耳房必须面阔三间[137]。与汉族一样，藏式民居的上房（北方或堂屋）非常讲究，建于高1米的土筑台上，一般面阔五间（称为“三明两暗”式），每间宽3米，进深5米；东、西厢房稍低，面阔三间或五间，进深3米；下房与上房相对，间数与上房同，中间为出入门道。但与汉族院落不同的是，藏式民居院的上、下堂屋前有回廊与厢房连通，若是二层楼结构，则必须有角楼，如卓尼县一带的“扇子”房就是这种布局形式。
2.墙体结构
藏式民居建筑非常重视墙体营造工艺，墙体多为石块、土坯砌筑或砂石土夯筑而成[138]，墙体厚重，以利于保温。墙体下均设宽大的基槽，基槽的宽度略大于墙体，在土质坚硬、含水量少的地区，二层房屋的基础埋深约1米。基槽系块石、碎石和泥浆塞缝垫夯而成，基础垫出地面两层石块后，即为室内地坪，其上再砌墙身。墙身片石砌筑，一般厚50厘米，有精细加工的石块，有粗糙加工的普通石块。条件较差的则选择成本较低的夯土墙，厚约65～70厘米。随着现代建筑材料的引入，如今也出现了用水泥砌墙体的现象，但保温隔热性能均不如传统的石墙和土墙。
此外，如果院落围墙为夯土打筑，俗称打“庄窠”，其做法与汉族筑墙工艺一样，有椽打墙和版打墙两种，这也是藏族民居建筑主要的传统工艺。在临潭和卓尼县一带，也流行土坯砌墙工艺，与汉族民居建筑工艺一样。
3.房屋构造
（1）梁架结构
藏式民居单体房屋梁架组合与汉式建筑不同。藏语中，“梁栋”指一种特定的亲属结构，“栋”指世系，谚语里常用柱子比喻父亲、有德行的佛教门徒，如“尊杰的弟子中，著名的有所谓四柱六梁，他们弘传了直到现在还被称为夏鲁教法的佛法”；“素尔穷的弟子有四柱八梁、三十二小柱、两大功臣”等[139]。房间的数量则以柱子的多少来命名，如“一柱间”、“两柱间”等。“柱间”即柱子的数量，用来计量和表达房间和建筑面积，与汉族的概念不同。汉式建筑的空间组合是“以立柱四根，上施梁材，牵制成一间”，藏式建筑则将屋顶四壁以内的空间称为“间”（图8-32）。“一柱间”即中央有一根柱子，若根据汉族建筑的梁架概念，这种“一柱间”的开间、进深各为两间；“两柱间”为开间三间、进深两间；“四柱间”即室内有两列柱，每列两根，其开间、进深各为三间；无柱的房间如小储藏室等则称为“半间”[140]。四根柱子以上的房间可称为“厅”、“堂”、“殿”等，四柱厅堂式建筑属于比较高级的民居建筑。梁柱以纵向排列方式计算，一柱间是一柱二梁，二柱间是二柱三梁，这样，如果梁柱排列按照汉式建筑的横向排列计算，则是二柱四梁，因为藏式建筑皆用纵架，这样可省去一根梁。这种称谓关系在舟曲县与其他地方不一，这就是民居建筑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强烈表现。舟曲境内的藏族称房屋建筑规模为“三柱落脚”或“五柱落脚”，即纵向立三根或五根柱子的房屋，梁头穿柱头而过。梁与柱子的交接有印丁法和夹多罗法两种，印丁法即将柱头做成正方形榫，梁头做成母卯口，二者套接在一起；夹多罗法即在柱头上开口，将梁头置于开口内。纵向的梁枋称为“天栿”、“随栿”（位于一层屋顶的大梁及随枋）、“二栿”（位于二层屋顶）[141]。
图8-32 藏族房屋之“间”计算单位
藏式民居建筑的柱式由柱础、柱身、柱头栌斗及上面的托木、梁等组成，与寺院建筑相比，其体量、规模要小得多。其中最具民族建筑文化特色的构件是梁柱之间的过渡构件——托木，其形如弓，藏语称“修”，也是“弓”的意思。在重要的堂屋建筑中，最突出的装饰和承重构件就是托木，两梁头在柱头相交，托木在柱头承托梁，起着增大承接面、增强承载力的作用，托木也是民居建筑中非常重要的装饰构件。藏式民居建筑常省去栌斗构件，用两层托木，下层托木的两端做曲面结束，外形如元宝，俗称“元宝木”，上层托木的长度为元宝木的三至四倍，宽度大于柱头和梁枋，两端也做曲面，相当于汉式建筑的雀替（图8-33）。
图8-33 藏式民居建筑的柱子结构
立柱与立柱间用一种特殊的横向木构件（藏族称之为“锨”）相连，梁架组合成一个整体，临潭县一带称为“一锨套”。纵向的梁与柱间用榫卯相接，梁与梁间搭方形或圆木檩子，这是洮河、岷江流域流行的营建形式[142]。横向的梁柱组合不用榫卯，上、下层直接搭接，梁头嵌入墙体的深度等于或超过1/2墙厚，也可直接搭在墙上，或在梁底置一横木以承托。在夏河县一带，群众多用五架梁、七架梁支撑屋顶举架，屋顶呈缓坡或平顶状，椽子比檐柱伸长0.3米，有的在檐椽上施0.4米长的飞椽。门廊、储藏室仅用一根托木，结构更为简单。
（2）屋面处理
藏式民居建筑的屋面多为平顶结构，也有一檐水和两檐水的坡屋顶形式。平顶屋面的一般做法为三层结构，即梁上架椽，椽距约20厘米，椽径约10厘米，椽子插入墙体约20厘米，椽上再密铺不规则的树枝（当地称为“灿子”或“榻子”），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用直径6～8厘米的圆木、半圆木或木板替代树枝，其上再铺石片或碎石，石片上再铺18～25厘米厚的当地黑土拌成的泥层，泥层上再铺一屋砂石土，碾压拍实之后的厚度为15～20厘米，砂石土中掺有细沙。多数房屋设有很矮的女儿墙，在女儿墙中部建有“松科”，每月的初一或十五举行煨桑仪式。
藏式民居建筑的檐部处理很具民族特色，或隐藏结构，或完全暴露在外。隐藏结构的方法即在屋面结构层的外侧包上一圈木板，檐部显得古朴、厚重；暴露结构的方法是近现代以来藏式民居通用的做法，将檩条、梁暴露在外，上涂色彩，显得轻盈，并起到丰富建筑立面造型和色彩的效果。檐口用短椽挑出10厘米，上铺石片或木片，其上再用土做弧形压顶。屋面雨水常用引水槽引出。现在的水槽多为铝合金制作，也有用木槽的。为使排出的雨水远离墙基，水槽挑出墙面大约40～60厘米。
（3）防潮保温技术
甘南境内地表和地下水资源丰富，在半农半牧区，年均降水量500～600毫米，年均温度2.9℃，蒸发少，湿度大。藏式民居建筑均采用当地建筑材料，运用原始的土木和石木构筑艺术，有效地解决了保温、防潮、防水问题。其工艺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基处理。将地基基槽内的原生土夯打平整，铺垫厚约2厘米的黑灰土，其上再用黄土或红土掺细沙铺垫10厘米，其上再涂抹一层草泥或直接铺木板。可有效阻挡地下水汽进入室内。
第二，室内楼板、地面的防潮技术。一般民居使用上述第一种防潮技术，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采取更加复杂的处理方式，首先，在结构层上铺设直径约7～8厘米的小圆木（栈棍），再用厚2～3厘米的碎木板铺设，然后再铺厚1～2厘米的泥浆；其次，用厚20～30厘米黄土或红土掺细沙子铺垫，再铺设厚2～3厘米的精细木板。
第三，墙体的防潮。房屋、牲畜圈的部分墙体为石墙和夯土墙，除了其自身具有良好的防潮功效外，还要在第二层主体建筑（堂屋等）的木板墙与石墙、夯土墙间留宽70厘米的空隙，起到了地层架空防潮的作用。藏族民居建筑均以地层架空地作为牲畜圈，架空层相当于在底层地面和楼板间形成巨大的空气层，防潮效果非常理想。
第四，保温措施。受当地自然条件的影响，藏式民居建筑巧妙地解决了房屋的防冻保温问题：
①它充分考虑季节变换和昼夜温差变化对室内温度的影响。藏式平顶屋均为木椽子上铺设黄土层，厚0.2～0.3米，在冬季，气温降低，木结构的导热能力强，黄土层的导热能力相对弱，避免了屋顶木椽子直接与冷空气接触，减少了室内与室外冷空气的热交换，减少屋内热量损失；在夏季，太阳辐射强，黄土层可避免屋内温度过快增高。在白天，房顶黄土层大量吸收太阳能量并储备起来，在夜晚，室外温度下降，黄土层释放白天吸收的能量，能有效地保持室内温度。
②它也充分考虑建筑物接受阳光照射的面积。藏式民居单体房屋的面宽较小，进深较大，这样，整体建筑受阳光照射的面积比较大。
③它还充分利用墙体保温隔热技术。首先，藏式民居采用梁柱承重体系，石墙或夯土墙为外围围护结构，第二层建筑主体用木墙作为围护层，石墙厚度达0.8～0.9米，夯土墙厚1.2～1.5米，由于石墙（或夯土墙）与主体木墙间收分程度不同，在这两者间留有约0.7米的空气层，用稻草等物填充，墙体的导热性能较低，传热较慢，能有效阻挡冷空气对建筑物的侵蚀。更由于这种双层墙体的设计原理犹如现今的双层玻璃幕墙，利用两层墙体之间的空气层调节温度变化[143]。其次，由于单体房屋抵抗寒冷的效果不理想，藏式民居建筑之邻里间常共用一处山墙，共用的山墙成为两邻民居院的内墙，这样可减少房屋被寒风吹袭，达到相互取暖的目的，这也更进一步影响了甘南藏族民居院落的布局方式。
藏式民居建筑的门窗外部造型很有民族特色。在门窗洞口外面的左、右、下边涂有黑色梯形门窗套，洞口上做小雨篷。次要建筑的门窗上挑出一排短椽，左、右各大于门窗宽度30厘米，在挑出的椽子上置木板或片石，做成防水雨篷。重要建筑物的门窗洞口挑出两重短椽，出挑约50厘米，经济条件较好的也有挑出三层椽子的（图8-34）。夏日太阳高度角大，窗檐利用向下的坡度，遮蔽高原上强烈的日晒，使其只能到达窗台，窗内空间则处于窗檐的阴影中，室内温度不至于因为曝晒而急剧升高；冬日太阳高度角较小，阳光能满窗照射进室内，提高室内温度。
图8-34 藏式建筑窗户黑色窗套
第五，屋内取暖的重要设施——火塘。早期，室内空间以火塘为中心，现代牧民的帐房之中仍然保留着这种原始布局形态。特别是现代使用火炉之后，住宅布局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居住与堂屋分离；其次，堂屋空间划分为多种功能区域，火炉与“连锅炕”组合形成堂屋的日常活动主体空间。连锅炕位于堂屋西南角，占据一间，炕前设火炉，成为一家人日常生活的活动场所，“围绕火炉形成的堂屋中日常活动主体空间和活动方式，究其根本，仍然是火神崇拜的延伸”[144]。
（三）装饰艺术
民居建筑的装饰艺术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的最精确表达。藏式民居建筑的装饰类型很多，深刻反映了藏族悠久深厚的历史文明、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别具特色的生活习俗。藏式民居建筑使用各种装饰物及装饰色彩，是远古图腾崇拜文化的遗痕，“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环境是文化形成的起点。自然地理环境是一定文化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一定的族群在创造文化时必然要在一定的自然地理区域中进行。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给生活、生产于其上的藏族人民提供了最初的生存空间和创造文化的物质条件，也深刻影响到藏族的生态伦理，成为其传统文化产生的基础”[145]。藏式民居建筑装饰艺术，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表达的是对神灵的敬仰和崇拜，藏文史书《第吴教法史》等文献记载了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神灵体系：“天有天神，地下有鲁神，空中有年神，岩石中有赞神，地方有地方神，水有水神，林中有林神，家有家神，城有城神，灶有灶神，门有门神……世界万物中皆有神灵存在。”[146]如：藏族民居建筑常以带角牦牛头骨置于院门雨篷之上或院墙上，面对神山，起到避邪、保佑家族的作用；或将牦牛头骨悬挂于客厅中，并配以哈达，作为家中镇宅之物；或在房屋的门、梁、柱等处绘牦牛和老虎以及鹰、鸟、孔雀等飞禽，这都是原始图腾崇拜的遗痕；或在门框上置白石，表示对神山的崇敬。这种习俗是对其先民古羌人白石崇拜的延续[147]，表现了藏民族对神圣自然的敬畏和崇拜。甘南藏族民居的堂屋中常供奉角角神，一般位于进门对角线上，离地面2.3米左右，神龛周边有牛角或羊角的变体装饰线，这里也是家神出入的地方。
一个民族的居住习俗极大地丰富着该民族建筑装饰的内容和色彩。藏族居住习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和现象，就是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哞”崇拜。六字真言是佛教经典的根源，“唵”表示佛心部，“嘛呢”意为如意，“叭咪”表示莲花部，“哞”表示金刚部。藏族除了每天念六字真言外，还通过转经活动实现信仰，即绕转专门的经轮、放置经卷的嘛呢房，或绕转寺院中的转经筒、白塔等，或手握转经轮自绕等。寺院和嘛呢房是藏族聚落、民居建筑群的物质和精神空间中心，念嘛呢、转经轮成为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垒放嘛呢石堆、插箭、拉卜则（意为“山之巅”，祭祀山神的地方）等活动习俗[148]。
民居建筑空间不仅是一种住所空间，而是一种文化表达空间。在藏族住宅建筑的空间结构中，以左侧为尊，右边是女人的居处。这一文化现象也对藏式民居建筑的布局、装饰、色彩应用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1.装饰部位
藏式民居建筑的装饰部位主要集中于回廊栏板、门板、窗框、梁枋上。装饰方式有涂饰（彩绘）和雕饰（木雕）两种。藏族人民把大量财富与精神寄托都奉献给神、佛，各种装饰图案、题材及艺术表达均寄托着藏族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追求。
（1）回廊栏板
藏式民居各房屋前均设回廊栏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装饰部位。装饰图案多为简单的圆形、三角形、线条等，并在扶手处附加木雕的虎头、鸟头等。
（2）屋檐及椽头
藏式民居房屋的正面装饰常以椽头为中心，椽上部用青砖压边，下部用红色的木板衬底（望板或栈板），椽头用不同的色彩绘饰。有的在房屋檐部上面设二至三层假椽头，每层假椽头涂饰不同的色彩，各层以厚约10厘米的饰红木板分隔开来。条件好的家庭一般都在檐部涂刷不同的颜色如红色、黑色、白色等，也有保留木质本色的。檐部色彩使建筑的轮廓线十分清楚，在广漠的高原上更加突显出建筑的吸引力。条件差的家庭多不做檐部装饰，仅在墙体上部做墙檐帽。
（3）门饰
藏式民居建筑的门很多，根据其结构可分为股子门、棋盘门、一片玉三种形制。棋盘门分上、中、下三段，状若棋盘，门板上绘饰各种图案。一片玉门素面无饰。做工最精良的是股子们，多为堂屋（上房）使用，近似于汉地的六抹槅扇门，但二者有区别，共四扇，每扇分上、中、下三段，上段为窗子，中段较窄，面板上或浮雕或镂空八仙、梅兰竹菊等图案，下段装木板。这种形制的门称为“上明下暗”，也有“一明两暗”者，即中段嵌镂空雕花板，上、下两段装木板。还有全装木板者。棋盘门、一片玉等形式的门多用于次要建筑物上[149]。
藏族门面装饰集中在门板、门楣、门檐、门壁、门廊以及色彩组合等方面。
藏族民居建筑的门楣和门额装饰十分考究。与汉式建筑不同，藏式民居的门楣上置梯形挡雨蓬，用于遮风挡雨，还起一定的装饰效果。门楣由多层面板、挑梁枋、椽木等组合而成，外露部分或雕饰，或彩绘，可达3～5层。在门额上方正中置一方龛，内置白色石头、玛尼石刻。在雨篷顶部置放带角的牦牛头骨或盘羊头骨，起避邪、驱魔和装饰作用，也是祈求财富和御除邪运的象征物。
门板边框常绘复杂的云纹、花草纹，中间绘画。门壁（包括门道左右墙壁、顶部）有的带装饰图案，有的素面，装饰图案与门板一样，主要有日月、卍字、雍仲、蝎子、用糌粑点缀的吉祥物以及“财神牵象”和“蒙人驭虎”等传说故事。门的着色处理也有很多讲究，多选择原木色或涂饰为褐红色。门顶部常置牛羊头饰物等（图8-35）。
图8-35 供奉牛头的藏式大门
（4）窗体
藏式民居建筑的窗体有固定窗、平开窗、中悬窗等形式。一般为“虎张口”形制，即由上宽下窄的两扇窗子组成，上部可支起或取下，也有两扇、四扇、六扇者。窗棂图案有豆腐块、胡椒眼、八卦窗等。装饰重点在于窗框方格上，分别涂蓝、绿、红、黄等颜色。近代藏式民居窗扇的做法学习了很多汉式做法，采用方形格和花格，一般刷黑、红、白等色。窗框上多涂饰堆经、莲花等图案。窗扇多为木雕彩绘，图案多为花纹或几何图案。
（5）梁架
藏式传统建筑对梁、柱等木构件多施雕刻和彩绘。普通民居也是如此，但彩绘图案较为简单，梁柱多涂饰花卉、鸟兽、佛像等，以宗教题材为主，反映了藏族群众的精神生活内容。
（6）煨桑台
煨桑台是藏式民居建筑特有的构筑物。藏族民众对山神的崇拜主要通过煨桑祭祀活动展开。民居院落的煨桑台一般设在自家晒坝上，面对神山。煨桑的对象有两种，一是对战神、凶神、财神、山神、寨神、河神、林神等的祭祀；二是祷告佛祖，祈愿幸福安康[150]。
（7）经幡
藏族民居建筑的大门西侧均立一到两个高耸的经幡，或高或低，高约9～12米，有的白色，有的为红、白、蓝等色，其上或印或用手写经文。经幡必须立在大门西侧，因为佛祖在西方，房间的西侧也是最好的朝向。
在甘南不同的地区，悬挂经幡有不同的意义，如家中有老人去世，挂彩色经幡，请寺院僧人念经，是主人积善德的行为；如家里有人出远门，则悬白色经幡[151]。经幡除了其本身的宗教意义，还有重要的装点功能，它打破了藏族民居建筑平缓的立面轮廓。
（8）室内装饰
藏式民居的室内装饰集中在客厅、卧室、门庭上，一般均绘有各种花饰图案，以传统吉祥图或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菱形、圆形、六角形等为主，很少雕刻。由于宗教在藏族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民居建筑布局、室内装饰起重要的影响，经堂建筑是藏式民居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家家户户都设有专门供奉神佛的经堂，不住人，是早晚诵经之所，装饰非常讲究，既保持了当地装饰艺术传统，又吸收了寺院建筑装饰艺术特点。佛堂内有专门的佛龛和供桌，并悬挂唐卡或佛教画[152]。
2.装饰题材
藏族民居建筑装饰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涂饰，一种是挂饰。涂饰是涂绘各种颜色和彩画，最常见的图案是四飞禽走兽、八瑞相图、“财神牵象”、“蒙人驭虎”以及“卍”字吉祥图。挂饰是在门板、门额等处用钩钉悬挂各种饰品，如门环座等，刻有简单的图案。
（1）四飞禽走兽
四飞禽走兽（虎、狮、鹏、龙）图常以绘画的方式表现，在画面上分布在四个角处，鹏龙在上，虎狮在下，中央是骏马扬蹄，背上驮一宝瓶。该图体现的是藏族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理解，用动物所处的自然环境表示自然界的五大要素，虎居密林，画虎表示木；狮卧雪山，画狮表示土；鹏飞空中，画鹏表示火；龙藏大海，画龙表示水；风无处不在，为天。土、木、水、火、天五大要素处于平衡状态，自然界风平浪静，人类就会享受自然赋予的幸福生活。
（2）八瑞相
“八瑞相”是藏族传统吉祥图谱，由八种象征吉祥、圆满、幸福的图案组成，图案有横、竖、圆、方等多种组合方式。“八瑞相”的八种图案为：
①吉祥结。是一种用绳打的结。原为牧民挂在腰间的一种饰品，后演变为服装、法器、建筑等方面的装饰品，材料有金属、木质、瓷等，具有祥和、团结、和睦的意义。在宗教上则表示佛智圆满之五智：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
②妙莲，即“莲花”。莲花有“出污泥而不染”、性情温和、善于传法等特点。表示人们摒弃不善和妄语。装饰用的妙莲与实际的莲花有很大差别。
③宝伞。源于古印度商人使用的遮阳用具，后发展为贵族和国王的专用品，是权力与富裕的标志。佛教又将这种伞演变为活佛、大喇嘛的专用工具，赋予了新的意义，标志着消除众生的贪、嗔、痴、慢、疑五毒。
④右旋海螺。也称法螺。原是古战场上的军号，后变为佛教之法螺，相传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时，帝释天将一右旋白色海螺献给佛祖，作为吉祥圆满的象征。螺声不会挑起战火，带给人们和平安祥，用于宣传佛教教义。螺有左旋右旋之分，“旋”是指螺尖的螺纹，顺时针方向的纹称右旋螺，逆时针方向的称左旋螺。海螺的旋纹方向与海拔、阳光等有关，多数为左旋，右旋的极少。
⑤金轮。又称法轮。藏传佛教用金轮象征佛法，寓意佛祖说法如车轮辗转不停，将说法喻为“轮”，能摧破众生烦恼。金轮也标志着佛教之经、律、论。金轮的形状很多，主要有两种，一是将金轮镶嵌在桃形镂花装饰中，下设莲花托；二是没有装饰的，广泛应用于各种书刊、法器和建筑上。
⑥金幢。又名胜利幢、宝幢、幢。幢原是古印度军队的旗帜。佛教幢表示佛法坚固不摧、战胜邪道、蓬勃发展。幢的形状有两种：一种是绸缎幢，长筒状，用九层彩锦缎缝制，色彩依次为蓝、白、红、绿、黄、蓝、白、红、绿，主要置于佛堂内；铜幢，铜皮打制而成，其上镌刻咒文、狮头、璎珞。幢顶为火焰宝珠，幢盖呈六角或八角形，每角上挂一铃。一般安置于寺院佛堂平顶的四角或门头两旁。
⑦宝瓶。与格鲁派用于掣签的金瓶形状相同，但内容完全不一。金瓶用于遴选活佛的灵童，而宝瓶标志着聚满千万甘露，包罗善业智慧，满足众生愿望。
⑧金鱼。与常见的观赏鱼不同，是一种有胡须的江鱼，也称高原鱼，寓意吉祥安康。
（3）日月图
藏式民居建筑的大门常涂绘日、月图案。它源自藏族古老的自然崇拜——天体崇拜（日月）观念。中国古代以太阳为原型的神话特别多，如羲和生日、羿射九日、夸父追日等。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太阳是最引人注目的天象，它融化冰雪，生长万物，给人温暖，对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实践起着决定性影响。东方被认为是吉祥方位，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阳光，主要房屋多朝南，院门多朝向东，煨桑炉也以朝东为佳。日月图案的表现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在院门、墙体上涂绘日、月图形；一是以抽象的“卍”字吉祥图表示日月。“卍”字吉祥图是藏传佛教寺院、民居建筑装饰最常见的题材。“卍”字符号在世界各地的称谓不同，人们对其内容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藏族人“将日、月图案称为日月雍仲，《修福》（gyang-sgrub）中说：‘生命之日不昏而耀辉，福泽之月犹如上弦月，族系不变坚固如雍仲，由此福运生衍今吉祥。’”[153]涂绘日月图可给人们带来好运。日月图在藏族人的心目中是最为尊贵、最为神圣的文化载体和精神符号，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建筑物或其他佛教用物上，寄托着人们对吉祥、福祉的期盼。
3.装饰色彩
藏族长期聚居在雪域高原，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藏族对洁白的雪山、蔚蓝的湖泊及碧绿的牧草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用白色代表神圣雪山的颜色，蓝色代表对高原湖泊、河流的水神崇拜，绿色代表生活的安定和美满。因此，白、红、蓝、黄、绿、黑色成为藏族建筑中最常用的装饰色彩。在藏传佛教理论中，世间所有的事业都包括在“息”、“增”、“怀”、“伏”四种范畴之内，分别代表温和、发展、权力及凶狠，藏式建筑色彩与这四种范畴一一对应，“息”对应白色，代表温和；“增”对应黄色，代表发展；“怀”对应红色，代表权力；“伏”对应黑色，代表凶狠[154]。同时，藏族民居建筑多在门窗下悬挂红、蓝、白三色条形布幔，周围窗套为黑色；屋顶女儿墙的脚线及其转角部位则饰红、白、蓝、黄、绿五色布条，都表示吉祥[155]。
藏式民居建筑的墙体装饰颜色也代表其佛教信仰派别，如萨迦派民居墙上涂有白色条带。各种色彩依附在建筑上，形成有规律的搭配，保持了建筑的可识别性，呈现出高原民居特有的风情风貌。甘南南部的民居墙体为土墙或是石墙，土墙刷成白色，石墙则裸露材质本色。檐部多涂黑色或白色。在北部接近汉族的地区，民居墙体多为夯土墙，刷白色或直接外露，或用泥土刷饰外墙，檐部也以黑色居多，窗套为黑色。根据藏族生活习俗，每年九月上旬，家家户户用红、黑、白色涂料粉刷房屋外墙，并用蓝、绿、红、黄等各种颜料涂饰门窗洞口，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建筑文化风俗，不能随意更改。
五、现存藏式传统民居建筑实例
拉卜楞寺嘉木样寝宫
也称“拉章”，位于拉卜楞寺院的西北隅，系一规模很大的住宅建筑群，沿慧音山脚“一”字形展开，坐西北朝东南，由若干院落组成，占地面积1.4公顷，建筑面积为2463平方米，分上、中、下三院（图8-36）。上院称“德容宫”（藏语“德央宫”，意为吉祥福安、舒展宽敞）；中院名“图坦颇章”；下院称“德容秀”（已毁）。历辈嘉木样大师就居住在德容宫中。
图8-36 拉卜楞寺嘉木样寝宫总平面图
1.上院——德容宫
德容宫由四个院落组成，院落总体方位为坐西北朝东南。为描述方便，编号为1、2、3、4号院。
（1）1号院
此院为德容宫的南院，是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院落，属仓库、杂役服务区。现有仓库、厨房及少量杂役居住用房。东南面、南面设有围墙；西面开侧门；西北角有楼梯间与4号院上下贯通（图8-37）。北面布置藏式平房僧舍，坐东北朝西南方向，藏式平顶结构，面阔八间（21.7米），进深两间，局部带前檐廊，通进深4.8米。背面墙为藏式片石砌筑，其中左侧一间辟为门洞，通向图坦颇章院。该院西面一列建筑为储藏室和僧舍，也是4号院的负一层，现存建筑面阔四间（10米），通进深7.2米，无台明，室内地面略高于室外。正立面为片石砌筑的墙，墙厚1米，外侧带收分，正面开一门，左、右各开一圆窗；其他三面墙体均为夯实土墙，外抹灰层。北侧有夯土墙与3号院的接待楼连接，夯土墙长7.4米。(www.xing528.com)
图8-37 嘉木样寝宫1号院西侧正立面
（2）2号院
为嘉木样召集会议、安排接待的重要地方。汉式合院式布局，主体建筑正殿坐西北向东南，在南面、北面、东南面和西面均有二层藏式平顶廊房环绕，三面的廊房相互连通；廊房的屋顶与图坦颇章北面的第一层屋面处于同一水平位置，也相互连通，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防卫功能。
东面为一排僧舍建筑，坐东南朝西北方向，两层藏式密檐平顶建筑，内外檐装修的等级明显低于其他建筑，面阔七间（21.9米），进深三间（6.8米，其中廊深2.3米）。从正面看，是一层样式，从背面看，是二层结构（属于一号院的地下室），背面与一号院相连，在第一层正中开一门，两侧各开一个圆窗洞；在第二层开梯形窗洞5个，北端的尽间原为卫生间，现在改为厨房，当心间有楼梯间，下楼梯可达地下一层的厨房，并通往1号院。院内北面有一座与释迦牟尼佛殿相连的二层藏式平顶房，这是最早的嘉木样寝宫所在地，也是拉卜楞寺最早的建筑之一。与之毗邻的另一座藏式二层平顶楼房是嘉木样大师的夏季住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12.9米），前出檐廊。在这两座建筑之间的第一层开一小门，通往释迦牟尼佛殿。
主体建筑正殿坐西北朝东南方向，二层楼式，面阔八间（22.7米），进深三间（9.6米），五檩前后出廊双坡硬山顶，建于靠近山体的护坡台基上，台基高2.3米，立面砖雕3幅图；台基两端为石砌踏步，南、北两端均有楼梯通至二层（图8-38）。前廊内两端山墙青砖砌筑并开门，墙面雕刻花草。前廊柱下置硕大的石柱础，石柱础上又施木雕莲瓣柱础。山墙为清水砖墙，后檐为藏式片石砌筑外包砖墙，前檐槛墙为青砖墙。槛窗两层，内层为支摘窗，外层为推拉窗。柱子均为通柱，左右两梢间墙体在檐柱位置，形成“凹”字形平面，即当地汉、藏式民居与回族民居建筑的“虎抱头”形式。明间开四扇四抹槅扇门。这里是嘉木样大师召集重要会议和讲经说法、摸顶受礼的重要场所。一层的中部为过厅，内设有小型会议室、会客室、卧室及厕所，室内装饰非常华丽。正殿内保存有嘉木样大师的九龙金座，座高1.2米，1.5米见方，左右雕立柱，柱上悬四条金龙。另有檀木雕制的屏风，屏风上嵌有十幅彩绣西湖十景图和堆绣人物画、唐玄奘取经彩绘图。还有檀木、花梨木和红木雕刻的明代坐椅多对。
图8-38 嘉木样寝宫2号院主房正立面
（3）3号院
与2号院以一道砖石墙隔开，墙上开三个劵门，拱券上砖雕西番莲。主体建筑正房位于西侧，坐西北朝东南方向，建于高0.6米的台基上，台基前施垂带踏步，藏式二层密梁平顶建筑（图8-39）。前檐墙青砖砌筑，屋檐以片石挑出两层；两侧山墙为砖墙，后檐墙为藏式片石墙。第一层为嘉木样活佛的会客厅，第二层为卧室，是嘉木样活佛的冬季住房。1985年，十一世班禅大师来拉卜楞寺时住在二层房屋内，室内铺地毯，西墙设博古架，有纯金或镏金佛像多座，天花彩绘宗教图案，墙面挂饰唐卡，现室内陈设仍保持十一世班禅大师居住时的状态，并被称为“班禅大师行宫”。东面主体建筑为会客厅楼，坐西北朝东南方向，正面为二层结构，一层前面有台基和垂带踏步，中间开门洞，是联系前院和中院的通道，通道内铺石条踏步；背面为一层。砖木结构二层楼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包括前后廊各一间）。二楼平面布局呈倒“凹”字形（即“虎抱头”式），各室内存放各种用具。
图8-39 嘉木样寝宫3号院主房正立面
（4）4号院
为嘉木样家属居住区，属半独立的一处三合院，坐西北朝东南方向，北、西北、西南三面建二层楼，负一层为1号院的杂物库房，杂物库房的平顶又构成三合院的前院，前院南面设一上下通道。主体建筑为抬梁式与密梁平顶相结合，北面面阔六间，进深两间，西面面阔四间（其中一间为出廊），东面面阔四间（其中一间为出廊），上、下层均前出廊一间，楼梯设在东面和北面交接处（图8-40）。
图8-40 嘉木样寝宫4号院主房正立面
各院的建筑均无斗栱，其中第2、3、4号院建筑施丰富的彩画，图案以旋子彩画和当地彩画图案为主，梁架保存有完整的清式彩绘。
2.中院——图坦颇章
图坦颇章是活佛自用的经堂，也是历代嘉木样活佛举行坐床大典的场所。分前、后两院，前院为德容秀，已毁，现为空旷地；后院包括释迦牟尼佛殿（小金瓦寺）及佛殿前、左、右的回廊建筑。图坦颇章建于一处高起的台地上，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高三层，第一层的后面出檐廊十一间，与东、西两面的回廊共同组成“凹”字形，环绕佛殿；东、西两面也各有回廊四间，进深三间，地面通铺石板。后回廊东面的一间设为大门，西面回廊北端处也设门，通向德容宫的东院。
图坦颇章为典型的藏式平顶建筑，每层室内空间很大。两侧墙开两层窗，每层开5个。第二层窗的位置绕红色边玛墙带一周，屋面女儿墙覆盖绿琉璃瓦；墙体通体饰红色。图坦颇章室的底层与前院建筑的屋顶平齐，后院的地坪与图坦颇章第二层建筑的地面平齐，这样，通过巧妙的限制采光，达到渲染宗教气氛的效果。
3.下院——德容秀
德容秀即图坦颇章的前院。该院落建筑已被拆除，近年新修大门一座。
拉卜楞寺活佛囊欠建筑
拉卜楞寺曾经有活佛一百多位，他们均修建有自己的住宅——囊欠（即活佛居住的府邸）。除寺主嘉木样的大囊外，能够修建囊欠的活佛须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一般均属于第二、三、四等级，即色赤或享有色赤地位的活佛、堪布或相当于堪布级的活佛、侧席地位的活佛。拉卜楞寺著名的“十八囊欠”是曾经跟随一世嘉木样来拉卜楞寺创业的18位格西弟子的囊欠，属于第二、三等级。
拉卜楞寺现存囊欠36处，重要的囊欠建筑有贡唐仓囊欠、萨木察仓囊欠、德哇仓囊欠、阿莽仓囊欠、郭莽仓囊欠、朗仓囊欠、念智仓囊欠、然旦加措仓囊欠等。
囊欠建筑形制与本寺的佛殿差不多，有很大的院落，一进至多进不等，院落的三面环绕厢房，供仆役居住。第一进院的三面布置附属用房。较大的囊欠均平面长方形，主体建筑一般为三层，第一层高3.5米，二、三层高3.35米；进深达4～5间，每间进深3米左右，面阔5～7间，每间宽2.2～3.2米。如朗仓活佛的囊欠为两进院落，住宅与佛殿位于第二进院，坐北朝南，佛殿在东，住房在西，并排布置，东、西两面布置附属用房（图8-41、8-42）。
图8-41 拉卜楞寺朗仓活佛囊欠南立面
图8-42 朗仓活佛囊欠剖面结构
拉卜楞寺普通僧舍建筑
拉卜楞寺的僧侣有私人财产，经济独立，一般僧侣都有属于自己的僧舍，先是租用，或跟师傅住，有条件时可以自建。拉卜楞寺现有僧舍500多院，每院住3～4人或更多。均为当地民居建筑形式，院落平面长方形，1～2进，房屋单层平顶建筑，较低，有一间佛堂，三四间住房，其余为库房、厨房等。房屋以五开间为主，高2.9米，每间阔2.2～4米，进深2.2～2.5米。房内有火炕、柜、炉灶等生活用具。条件好的还有一间客厅。按格鲁派清规，僧舍一律不许建楼房，也不准彩画油漆和栽树。许多小院连成大片，以小巷间隔，小巷的尽头以寺院中心的高大建筑为背景。
夏河县博拉乡藏式民居院落
博拉乡位于夏河县东南60余千米处，距离合作市40余千米，东连合作市加茂贡乡、勒秀乡，西接阿木去乎乡，南接吉仓乡，北依扎油乡，是夏河县唯一的半农半牧乡。这里保存有数处比较典型的藏族村寨——吾乎扎村、旦代村，计有传统藏式民居建筑29处（其中吾乎扎村17处，旦代村12处），这些民居建筑完整地保留了藏式建筑传统做法。但由于博拉地区的海拔较高，林木产量较小，民居建筑用材规格均较小，一般柱径15～24厘米，部分“马康”建筑的柱径27厘米。
（1）周西加宅院
位于博拉乡吾乎扎村。初建于1946—1950年，1992年前进行修缮。主人周西加为藏族，主要从事牧业（养殖牛、羊、猪、鸡等）和农业（主要种植青稞、燕麦等）。宅院西北高，东南低，坡度22°。院落总面积400平方米（图8-43）。宅院的东、西、北面以石墙为主，石墙有明显的收分。南立面底层为石墙，二层为木墙。大门为原木色，未涂饰，门扇宽82～84厘米，上设出挑雨篷，深46厘米。底层为牲畜圈。第二层为各种居住房间，屋顶为晒台。一层牲畜圈平面呈矩形，室内用木柱支撑，构成方格柱网，高1.9米，木柱直径15～22厘米。楼梯设在中部，上楼必须经过畜圈。在第二层平面上，房屋向北侧退后，南侧形成大面积的晒台，是家庭主要劳动场所，堆积大量草料、木材以及其他劳动工具。晒台、房屋和天井均处于二层，中部为梯井和天井，天井南侧的平屋顶为晒台；房屋面阔六间，进深五间，呈“凹”字形，主人卧室和客房分别位于“凹”字形的两端，堂屋和储藏间位于“凹”字形的底端。堂屋三开间，进深两间，高2.5米，北墙上设有佛龛，四周墙壁上设壁橱、壁柜，涂有各种装饰图案和色彩，门开在东南角，进门可直接看到西南角的“连锅炕”，这里是家庭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图8-44）。堂屋两侧分别为草料间和储藏室，不开窗，与石墙相连的部分也不设隔断，石墙上有很小的透气孔。主卧室位于“凹”字形的东侧尽端，小卧室和客房位于西侧。
图8-43 夏河县周西加宅一层平面图
图8-44 夏河县周西加宅南立面
各房间的门均开向半开敞的回廊，回廊及其他房屋净高2.2米。回廊外侧设高45厘米的栏板，下设藏式拼花装饰。窗台高68～70厘米，窗扇高90厘米，属镂空拼花结构，中间镶嵌玻璃。二层门扇宽83厘米，高180厘米，有彩画。
屋面为平顶式，结构层分别由大梁、次梁、檩条等组成，厚57～59厘米，檐部向外出挑60厘米，檐下涂有蓝、绿等色彩；结构层之上为覆土层，厚20厘米。屋面四周之北、东、西侧建有高25厘米的女儿墙。南立面为石墙、原木色围墙和门窗[156]。
（2）吉旦布宅院
位于博拉乡吾乎扎村。主人吉旦布，藏族，主要从事牧业（养殖牛、羊、猪、鸡等）和农业（主要种植青稞、燕麦等）。住宅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1990年修缮。位于16～18°的坡地上。与周西加宅院落毗邻。平面由北侧的“马康”和南侧的二层平顶楼组成。与西侧的苏南才让宅院共用一堵山墙，总面积430平方米。
房屋北侧为“马康”，以石墙与南侧二层建筑分隔开，隔墙基宽0.8米，顶宽0.3米，建于山坡上，高约5米，后墙挖进山坡断崖，前墙很厚，左、右墙为邻居隔墙。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净高3.8米。东面两开间为草料间，西面三间为堂屋。堂屋北侧墙壁正中为佛龛，西侧为连锅炕，东侧铺有毡席，是家庭日常活动的场所。南墙壁设有壁柜。“马康”的四周不开窗，顶部开天窗，为堂屋的主要采光口。
马康之南侧为二层平顶建筑。第一层平面呈矩形，为牲畜圈。室内用木柱支撑，方格式柱网，柱径15～18厘米。室内用低矮石墙、木栅分割，净高1.8米。二层由房屋、晒台、天井三部分组成。晒台、天井面积较小。房屋整体呈“L”形，净高2.2米，主卧室位于“L”形的短边一侧，内间设经堂；其他房间位于“L”形的长边内侧。楼梯间位于“L”形的长边中间，东侧为次卧室和储藏间，西侧为草料间和工作间，次卧室内装饰简单，室内梁柱涂刷红色。卫生间位于晒台东南角，露天设置。各房之间以回廊相连。底层与二层之间设有板式楼梯，二层与屋顶晒台间设有藏式木梯。
第一层立面墙为石墙，顶部加一高20～30厘米的夯土墙，墙体收分明显，墙上不设窗，有两处二层晒台的排水孔。第二层立面以木墙为主，石墙为辅。木墙上开窗，窗台高80厘米，窗扇分别宽43厘米、57厘米。小窗外侧有雕花，大窗为双层窗扇，外层窗扇有藏族拼花装饰。屋顶为平屋顶，结构层为大梁、次梁、檩条、望板，厚达32～35厘米，檐下出挑55厘米；防水层为覆土结构，厚18厘米。屋顶之北、东、西面有高40厘米的女儿墙[157]。
（3）其他民居院落
主要有功其才让、才让扎西等家的房屋，均修建于20世纪30—40年代，属完整的“马康”建筑形制。格尔藏家的房屋形制较特殊，是较罕见的9开间结构。
此外，博拉乡旦代村保存有藏式传统民居院落12处，其中卓玛才旦、桑吉才让家的房屋均修建于20世纪30—40年代，属完整的“马康”建筑形制。
合作市勒秀乡藏式民居
勒秀乡位于合作市南30千米处，东连加茂贡乡，西接碌曲县阿拉乡、夏河县博拉乡、吉仓乡，北依那吾乡，是以藏族为主的半农半牧乡，乡政府驻地仁占道村。勒秀乡拥有全州最大的林场——下巴沟林场。现存比较典型的传统藏式民居院落4处。由于这里木材资源丰富，民居建筑多用直径20～30厘米的木柱，部分“马康”建筑的木材直径达35厘米。
（1）饶他奔宅院
饶他奔宅院的主人楞寺，藏族，主要以农业（种植青稞、燕麦等）为主，放少量牛羊。住宅平面西北高，东南低，位于18～24°的坡地上。坐西北朝东南，系一独立式院落，门前为村道路。
第一层平面近正方形，利用房屋主体和四周畜圈围成矩形院落，四周用木板搭建木墙。用低矮的木栏把院落分成前院和后院。后院北侧为草料间和杂物间，前院南侧为牲畜圈，室内用木柱支撑，高2.1米，方格柱网，柱径20～25厘米。楼梯设在后院，今已改为水泥台阶。
第二层有晒台、房屋，牲畜圈的屋顶作为晒台，草料间之上层为主房，面阔六间，最宽者2.6米，最窄者1.8米，进深五间，平面呈“凹”字形。主卧室和工作间分别位于“凹”字的两端，高2.3米；堂屋和草料间间位于“凹”字的底端，各房间的门均开向半开敞的回廊。堂屋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净高2.5米，东侧为杂物间，不开窗，与石墙连接处不设木隔墙，石墙上有较小的透气孔。卫生间位于主卧室西侧。各房屋间用木墙分隔，以门和回廊相连。二层至屋顶间搭独木梯。
一层墙体为夯土墙，墙基石砌，高50～60厘米，无窗，大门两侧设有二层晒台的排水孔。大门门扇宽97厘米，上设雨篷，出挑52厘米。二层立面以木墙为主，石墙为辅。窗台高80厘米，窗扇均为双层，内层雕花玻璃，外层加藏式拼花窗扇。屋顶结构层由大梁、次梁、檩条等组成，厚32～35厘米，檐口出挑55厘米，檐下悬挂遮阳帘，高35厘米；防水层为覆土层，厚18厘米。屋顶北、东、西侧三面的夯土墙高30厘米，是为女儿墙[158]。
（2）楞寺宅院
位于合作市勒秀乡吉利仁尕布村。主人楞寺，藏族，主要从事牧业，兼从事农业（主要种植青稞、油菜等）和林业（砍伐树木）。住宅建于20世纪40年代左右，1994年进行修缮。院落东北高，西南低，建于16～19°的坡地上。为独立式宅院，面积320平方米。主体建筑二层结构，内部空间、平面构成与吉旦布宅类似。
第一层平面正方形，由主体建筑、杂物间、牲畜圈围绕成院落，形成既避风又向阳的庭院（图8-45）。后面的“马康”以木柱支撑，净高4.1米，柱径35厘米，面阔六间，进深3.8米，其中西三间为堂屋，东两间为卧室，屋内设连锅炕，两侧墙上有壁柜。
图8-45 合作市楞寺宅院南立面
第二层主体平面呈“L”形，长边分别为储藏室、工作间和客卧，房屋进深两间；短边为主卧室；各房屋间以回廊相连。主体建筑的梁、檩用材较其他村落的藏式宅院大，室内净高2.4米[159]。
合作市仁子村藏族村落
位于合作市那吾乡。该村落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1985年改建。院落布局沿用传统的合院式，有天井式、内外院式两种，封闭内向。房屋均为木框架结构平顶房，土墙围护。村落中心有公共活动地点“更迭”，这是专门用于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村民常围绕更迭念经、祈祷。更迭的选址和修建非常讲究，修建地点一般为活佛选定，或者选择高僧、活佛幸临的地方修建，房内放置佛经[160]。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仁子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人口激增，过度砍伐林木、过度放牧使得草场退化、湖泊减小、水质变差。
合作市唐尕昂乡藏居村落
位于合作市北20千米处，这里以半农半牧经济为主。原名“唐格昂”（藏语意为“白雕沟”），有唐格尔、曼隆、让埃尔三个藏族部落，南边山上建有拉卜楞寺的属寺曼隆寺，寺院成为聚落的中心，居高临下。
碌曲县华格村藏族村落
位于碌曲县城西3千米玛艾镇。原为游牧村落，1987年改建为定居村落。2002年，在甘肃省“村庄建设试点”工程中得到改造[161]。房屋是统一规划建设的，布局为8行28列，形似兵营。以“更迭”为中心，呈格网状划分，空间形态较为单调、呆板，没有藏族建筑文化的特征，道路设计只有3米宽，杂乱不堪。新建房屋用材单一，其尺度、布局、形式偏离了传统民居文化的基本风格和面貌。
夏河县黄祥故居
位于夏河县城。民国时期建。是典型的藏式平顶屋民居。土木结构，三面建屋，各屋间以宽敞的檐廊相连。房屋的墙体夯筑而成，上有收分，墙与立柱之间有一上宽下窄的架空层，佛龛与碗橱嵌入其中，外侧是土，内侧镶木板。屋面用边玛草和泥土构成，保温效果很好。室内铺木地板，设有连炕炉灶。院内有水井[162]。
舟曲县上翠号民居
位于舟曲县县城中心，清代修建。坐北朝南，三合院布局形式，占地面积847平方米。1992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存正庭、东厢房、西厢房和大门。现改为县政府幼儿园。
正房面阔五间（21.6米），其中明间面宽6.6米，次间4.4米，梢间2.9米，进深三间（8.2米），土木结构悬山顶上下两层前出檐廊结构，上层高2.5米，下层高3.8米，廊深2米；前、后檐出飞椽，正脊饰空心砖浮雕花纹脊筒子，屋面覆阴阳瓦，勾头滴水俱全。整个建筑用材硕大，共有柱子40根，其中前檐柱径47.7厘米。前檐置六抹槅扇门四扇，槛窗的制作最为考究，系纯木雕须弥座式，雕刻各种花饰，窗框周围镶木板；墀头嵌砖雕花卉。
东、西厢房左右对称，各面阔三间（11.6米），进深二间（10米），土木结构悬山顶二层楼式，上层高2.9米，下层高3.1米，明间面宽3.8米，次间宽3.3米。大门位于东南角，面宽3.3米，侧宽2.75米，门额施两组斗栱，石条门槛。屋脊装饰与正庭相同。有雕花槅扇门4扇，槛窗也是纯木雕刻的须弥座式。
《舟曲县志》称该民居院为“清道光年间（1821—1850）建，民间大户住宅，形若殿堂”[163]。李振翼《甘南藏区考古集萃》[164]也有载录，认为是光绪年间修建。根据现存建筑形制、雕饰艺术风格，当属道光年间修建。宅主杨氏，兄弟二人杨蔚华和杨炳华经营药材生意，修建了上、下两院豪宅。杨氏的商号为“永盛翠”，当地人习称杨蔚华宅院为“上翠号”，杨炳华宅院为“下翠号”。后杨家衰败，兄弟二人迁出上、下翠号宅院。民国时期，上翠号先后为衙门和西固军阀等占用。新中国建立后，为当地政府、公安第十一团占用，下翠号院落已被拆除[165]。
迭部县高吉村民居院
位于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内。民国时期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俄界”藏语意为“八个山头”，今名高吉村。现为“俄界会议旧址”。院落坐北向南，面积约100平方米。正房为二层木楼，面阔三间（9米），进深一间（3米），双斜坡顶式榻板房。1935年8月，红军长征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下进入该村，住宿于农家院内。期间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抗日告同志书》。新中国建立后，该旧址得到妥善管理和修缮。
迭部县次日那村民居院
位于迭部县旺藏乡次日那村13号院。民国时期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次日那红军驻地旧址”。院落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20平方米。现存房舍10余间，均为藏式二层平顶建筑。1935年9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途经这里休整，毛泽东居住于此。新中国建立后，该旧址得到妥善管理和修缮。
【注释】
[1]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地方志编委会编：《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志·概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页。
[2]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地方志编委会编：《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志》第二编第三章《民族人口》，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2～44页，481页。
[3]赛尔江·艾尔买克：《哈萨克古代城市与居住民居》，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刘铮：《蒙古族民居及其环境特性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5]张金胜：《内蒙古草原传统民居——蒙古包浅析》，《古建园林技术》，2006年第1期；张晓东：《蒙古包——古老的毡帐建筑艺术》，《古建园林技术》，1998年第2期。
[6]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7]（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一下“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22页。
[8]《辞源》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2659页；《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424页。
[9]《汉语大字典》第二册，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873页，3226页。
[10]（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七篇下“穴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345页。
[11]《汉语大词典》第八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449页；《汉语大字典》第四册，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2732页。
[12]萧默：《敦煌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184页。
[13]崔树稼：《青海东部民居——庄窠》，《建筑学报》，1963年第1期。
[14]临夏州档案馆编：《清河州契文汇编》，1993年印行（内部材料），28页，47页，31页。
[15]马平、赖存理：《中国穆斯林民居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民族宗教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17]王绍周：《中国民族建筑》卷二，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220～224页。
[18]王青林：《土族民居中的大房子》，《中国土族》，2007年第2期。
[19]辛克靖：《风格独具的庄窠式民居》，《长江建设》，2002年第1期。
[20]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民族宗教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402页。
[21]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
[22]马平、赖存理：《中国穆斯林民居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3]马建新：《黄河臂弯里的撒拉族古民居》，《中国土族》，2006年第1期。
[24]东乡族自治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东乡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112～114页。
[25]《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概况》，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227页。
[26]马自祥：《东乡族》，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27]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第一章《建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28]《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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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董克义主编：《积石山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31]徐仁瑶、王晓莉：《中国少数民族建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第一章《民族》，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399页。
[32]徐仁瑶、王晓莉：《中国少数民族建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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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顾颉刚、王树民：《甘青闻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69～70页。
[38]朱刚：《西道堂大事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76页，79页。
[39]青海民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院民族研究所编辑：《西道堂史料辑》（1987年内部印行）。
[40]宛耀宾：《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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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王树民：《陇游日记》，《甘青闻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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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马平：《中国回族的“普埃布洛”——甘南临谭西道堂尕路提大房子研究》，《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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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伦珠汪姆，昂巴：《神性与诗意：拉卜楞民俗审美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19]任致远：《甘肃藏居》，《建筑学报》，1983年第7期，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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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舟曲县志》第五章《文物胜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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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齐琳：《甘南藏族民居地域适应性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3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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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齐琳：《甘南藏族民居地域适应性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6～50页。
[160]安玉源：《传统聚落的演变，聚落传统的传承——甘南藏族聚落研究》，清华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161]资料来源：碌曲县城建局《关于推荐华格村为甘肃省村庄建设试点村庄的报告》（2001年）；甘南州建设局关于牧民定居点的调查（州建委[2002]20号文件）。
[162]汪之力：《中国传统民居》，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76～77页。
[163]《舟曲县志》第五章《文物胜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548页。
[164]李振翼：《甘南藏区考古集萃》，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165]裴卷举：《上翠号古民居》，《舟曲文史资料》第三辑，1989年9月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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