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古代民居建筑形态及居住文化

第三节　其他民居建筑形态

陇南地区的民居建筑类型非常丰富，居住文化多样。除了板屋，还有帐庐式民居、羌族石屋、汉族传统合院式民居等。

一、庐帐式民居

这种住宅形态源于古老的游牧时代，现已不存，仅见于文献记载，如《魏书》载：宕昌羌“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72]说的就是帐篷建筑。又，《北史·党项羌传》：“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獼猴种……织犛牛尾及羖羊毛为屋，服裘褐，披氈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屯聚，无徭役，不相往来。”^[73]《岷州志》也记载了岷州（今定西南部、陇南、甘南一带）的番（即藏族）居住风俗：“岷州所属番地不啻万余里，其俗同于汉者可□，论余则不可不详也。番人去城近者居土室，□□者居板屋，去城远者居帐房，以牛毛为之。”^[74]这一论述真实地反映了处于相同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下的各族群众受同一民居建筑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生活习俗和面貌。

二、羌族石屋

石屋是羌族民居建筑的主要形态之一。现当代的羌族人延续了古代羌人最古老、最纯正的文化和风俗。因此，羌族建筑历来被誉为“中华建筑的活标本、活化石”^[75]。

羌族居住区以村寨为基本单位。甘肃境内的羌族村寨主要分布在文县和宕昌县的高山河谷之地，这里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风貌，每寨有住户三五家或十多家。由于羌族多杂居于汉、藏族之中，村寨呈现汉、藏式建筑风格和特征。羌族村寨的民族文化特征非常明显，灵活自如，布局多样，或者以碉楼为中心，民居建筑皆围绕碉楼展开，没有轴线，不追求对称；或者以水渠为中心，呈现错综穿插的景观特征；或者以道路、过街楼为中心，民居建筑耸立于四周，显示出强烈的封闭性特征；或者以官寨为中心，官寨建筑不仅在物质形态上影响全寨的空间分布格局和面貌，而且在精神上构成全寨居民生活的中心^[76]。羌族民居建筑形态主要有天然洞穴石屋、石碉楼。

1.洞穴石屋

洞穴石屋出现得很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今羌族民居建筑的“邛笼”式石屋。这种石屋多为天然洞穴，现已无人居住。杨海帆先生曾在岷江流域考查时，在宕昌县二盘子深峡之中的悬崖上发现了两处大型居住石洞^[77]，就是古代羌族洞穴石屋的遗迹。

2.石碉楼

石碉楼是羌族民居建筑中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碉楼”也称“鸡笼”、“邛笼”等，“邛笼”一词源于当地羌语，意为碉楼，“碉”是汉族对“邛笼”的称呼。《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以为汶山郡……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十余丈，为邛笼。”^[7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记载道：“古冉马龙地，垒石为碉以居，如浮图数重，门内以辑木上下，货藏其上，人居其中，畜圈于下。”^[79]

羌寨碉房一般建于高山或半山台地上，根据其功能特征，可分为居住型碉房、防御型碉房、战事碉房三种，其中居住型碉房多为三、五家或七、八家聚住一起，顺着山势排列，呈现高低错落之状。每座碉房平面呈方形，墙体均用石片叠砌，从底至顶逐渐收分，平顶，呈梯形，外形较矮小；一般为三层，每层高约3米，各层设楼梯，底层圈养牲畜，二层为堂屋及卧室，堂屋上方设神龛，三层是晒台、储藏室；房顶有木板或石板伸出成屋檐^[80]，四角有一堆小石垒成的小塔，塔顶立一白石。

20世纪80年代，我国民族学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古宕昌国的腹地，即今武都县两水以北、舟曲县城以东，宕昌县官亭以南，岷江和白龙江沿岸南北约百里左右的峡谷地带，居民居住着一种笼子式的、没有院子（即四围无障蔽）的高大楼房”，他们认为这种独特的房屋建筑就是演进后的古代羌房^[81]。

今宕昌县境内的岷江至白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从官鹅乡始，经新城、甘江头、官亭镇、秦峪、化马、沙湾等地，处处皆石屋。而在官亭山一带，石屋均依山势修筑，为保持楼体的水平状态，在石屋的下层均用木柱支撑，远远望去，如同一排排悬空的房屋，非常壮观。

三、木垒房

在宕昌县岷江与舟曲县白龙江分界的大石山（良恭山）北麓林区一带，羌藏族民居建筑形制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这是一种特殊的“木垒”式住宅，即用大圆木作墙铆，互相重叠搭建，构成大木框架，框架内用木板隔为二、三、四间不等，通体长3～8米，宽2～3米，高2～3米，顶部为斜坡状，覆以木板或树枝茅草。墙体门窗处锯断横穿的圆木，形成洞，并安置门窗。这是广大林区普遍使用的典型干栏式民居。

四、汉族合院式民居建筑

（一）陇南地区合院式民居建筑艺术风格

陇南和天水部分地区毗邻，古代均属“板屋”文化区。陇南地区的汉族合院式民居建筑，无论是“人”字坡顶还是单面坡顶，主要房屋（堂屋）均为二层阁楼式硬山结构，与天水地区的民居建筑结构相近，流行于相同的历史时期。

1.院落布局

受商业文化的影响，陇南地区的民居宅院多为临街布局形式，由临街铺面、左右厢房和正房围成一个合院，院中设有狭长的天井，组成第一进院；然后以中门为界，左右厢房、正房及边门组成第二进院。这是北方汉族合院式民居建筑的共同特征。

从历史渊源上讲，陇南地区的汉族主要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其合院式民居建筑都是从天水、中原等地引进的。清末、民国年间，少数豪族地主利用当地丰富的优质木材修建了许多大型合院式豪宅，均为两层四面连通的木楼，称“转角楼”，整体院落如“一颗印”式。一颗印式民居院简称“印子房”，其主要特征是“单体建筑为木构架，土坯墙，多绘彩画，布局与四合院相同，在房屋转角处相互连接，组成一颗印章状。平面布局较单调，多为楼房，正房与厢房的大小、高低颇有变化，独具特色”^[82]。如宕昌县儿家湾民居院（1954年西固县治迁至宕昌时寄居在此，今为宕昌镇政府驻地）属典型的陇南土木结构房屋，一进两院，前院为楼房，后院为平房，中间有过厅，呈两颗正方印式布局，有正堂6间，过厅5间，侧室34间，共计45间。门、廊木雕花草、禽兽图。其他保存比较完整的民居院有两当县杨店镇民居建筑群（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宕昌县哈达铺镇民居院（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等。此外，其他各地零星留存部分一颗印式民居建筑，典型者如康县白杨乡的上坪村民居等。

2.单体建筑形式

陇南汉族合院式民居建筑的单体房屋（包括堂屋和厢房）以二层楼为主，下层用于圈养牲畜、堆放杂物，上层用于住人。而临近的天水地区民居院落也有部分以二层楼为堂屋或过厅，但不十分普遍，厢房普遍为单坡顶土木结构。在室内布置和梁架结构方面，天水地区比陇南地区的工艺更为细腻精致。

3.建筑艺术

（1）豪门大宅的营造工艺最为考究

陇南地区林木资源充足，汉族合院式民居建筑工艺比当地少数民族的同类建筑更为细致考究，所用木料很多、很大。正厅（堂屋）高大壮观，其他三面为相互连通的木构楼房。各房屋的立面均安置雕刻细腻、花纹繁缛的门窗。椽子的搭建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圆椽，椽上铺设竹笆，笆上铺瓦；一种是做成板椽，直接在椽上铺瓦。其优点是体量高大，坚固耐用，使用一、两百年以上都不倒塌。

（2）普通民宅的营造工艺比较粗糙

社会地位较低的普通人家的住宅多为土筑墙、墙包柱形式，以面阔三间为“一座房”；也有直接在土墙上置梁架的。这种房屋的缺陷是窗子小，室内光线不足。时至今日，这里仍有少数贫困群众还住茅草房，更有极少数的穷人住草盖的木摞房。茅草房比较简陋，在土墙上直接架木梁，梁上置椽，椽上以木条、树枝系结成笆，笆上铺压茅草。这种房屋低矮，室内阴暗潮湿，通风采光极差。

（3）等级最低的木摞房

木摞房是最简陋的住宅建筑形态，其四周以圆木咬合相叠为墙，顶上铺盖茅草而成。新中国成立前，在山区多见这种住宅，现多为牲畜圈。当地俗语称“木摞房，透骨琼，冻死老牛气死狼”。意即条件差、不保暖^[83]。

（4）就地取材的石板房

陇南地区多石板房住宅，主要为少数民族修建，部分汉族也居住这种房屋。石板房与瓦房的结构相同，只是以石板代替瓦件。陇南各地的山崖多为页岩，层次均匀，石面平整光洁，开采方便，经济实惠，故为民居建筑的主要材料。

如今，陇南地区的许多老宅院因其后裔衰败而被典卖，或被拆分，或毁于其他原因，但也保存了部分完整的汉族合院式民居建筑，这一方面归因于原有房主后裔们积极、热心的保护工作；另一方面，受近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许多院落曾用于展开革命活动而得以保留下来。

（二）合院式民居建筑实例

杨店镇古民居建筑群

位于两当县杨店乡杨店村。明、清时期修建。2003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杨店镇被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07年，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实施了勘察测绘。近年，当地政府为35座院落划定了保护范围。

杨店镇地处甘肃东南之门户，明清时期，这里是陇南“茶马古道”的重要通道，现存古民居建筑多修建于这一时期。全镇现有人口4700人，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为回族。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期间进驻杨店镇。镇区为一条呈南北走向的街道，长718米，宽近10米，街道两侧保存比较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筑35院，总计房屋123间，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有78、79、80、88号、97号（永顺店）、101号（太和堂）、154号（余圣宫）、69号（堆金所）、万全老店等17座院落，占地1605平方米。多数院落和商号临街修建，院落紧密相连，多为一进两院布局^[84]，形式比较统一，即临街铺面、左右厢房和正房围成前院，构成一狭长的天井；前、后院间置中门为分界线，后院内设左右厢房、正房及边门；有的以边门为界，左、右组成跨院，形成三进布局，如78号院（图7-1）。

图7-1　杨店78号院落纵剖图

所有房屋的建筑风格完全一致，其主要特征包括：

第一，上房（堂屋）均为土木结构二层楼阁式。其中一层作为铺面或居住使用，二层堆放货物或粮食等，亦可作为居住间使用，如78号、89号、92号、154号等院落的堂屋（图7-2、7-3、7-4）；上下施通柱，梁架以四架梁前后出廊式为主，从侧面看，后檐长于前檐，也有四架梁前出廊者，如78号临街铺面，三架梁上多用脊柱及角背，个别用叉手（图7-5）。

图7-2　杨店78号院主房立面

图7-3　杨店90号主房立面图

图7-4　杨店89号主房立面

图7-5　杨店78号院临街铺面剖面

第二，墙体的砌筑方式非常统一。山墙墙基用卵石或土坯砌筑，或夯土墙外包砖；墀头用卧砖一丁一顺包砌，个别用立砖包砌。台基边缘用条石砌筑，台基及室内地面用条砖铺砌。店铺的地面铺设木地板，槛墙处多以土坯砌墙心，外表包砖。

第三，屋面形式一致。屋面前檐多用飞椽，后檐无飞椽，椽子属乱搭头式，椽上铺柴栈，栈上敷泥苫背和灰瓦。正脊两端为吻鱼。

第四，外檐装修讲究。堂屋的第二层明间为菱形格心走马板，次间为木雕六抹槅扇门，典型者如78号院西厢房门窗装修（图7-6）。砖、木雕饰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多为梅、兰、竹、菊、牡丹、石榴及暗八仙等。

图7-6　杨店78号院西厢房槅扇门大样

康县谈家院

位于康县县城西南24千米豆坝乡栗子坪村，东经105°28'、北纬33°14'，海拔1395米，东临王沟湾；南面隔河与倒角梁相望；西距豆坝乡政府1.5千米；北靠庙梁山。

（1）院落与建筑形制

院落坐北朝南，“一颗印”式布局形制。“一颗印”式民居的平面呈方形，由正房、厢房和倒座组成，瓦顶土墙，因其平面布置紧凑、方方如印，故称为“一颗印”^[85]。谈家院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咸丰三年（1853）重修。原有上堂屋、东、西厢房、倒座、大门、照壁、游廊、花园、池塘、马圈、粮仓和围墙等建筑，现存正房、倒座以及东、西面的楼式厢房等，建筑面积113.5平方米。2007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正房位于中轴线北端，坐北向南，建于高1.5米的台明之上。东西长20.5米，南北宽9.4米。面阔五间，通面阔19.8米；进深两间，前出廊，通进深7.8米。为七檩六步架前出廊结构，单檐悬山顶。屋面为合瓦屋面，施扁担脊，无正吻。山墙为夯土墙，下碱块石砌筑。台明为青石包砌，台明陡板有石雕图案，共两层，上层7块，下层8块，通高1.5米，雕刻图案为花草、鱼虫、人物等（图7-7）。山墙及后檐墙由下碱和上身构成，山墙下碱为块石砌筑，墙身均为夯土墙。后檐墙体底部厚0.7米，两山面墙体底部厚0.8米。屋内三架梁上施脊瓜柱，檩下施枋，不施垫板，檩上为桷子。前廊单挑出檐，上托檐檩，檩下施枋（图7-8）。明间和次间均为六抹槅扇门，明间正中两扇槅心为高浮雕，现已被铲除，其余为棂条槅心，计有套方、井字口和龟背纹等。次间设窗。

图7-7　康县谈家院正房立面

图7-8　谈家院正房剖面

东、西厢房建于高0.4米的台明之上。对称布局，大小相同。南北长13.8米，东西宽7.3米。面阔三间，通面阔12.9米；进深两间，通进深5.9米（图7-9、7-10）。七檩六步架前出廊结构，单檐悬山顶二层楼式建筑。屋面为合瓦屋面，施扁担脊，无正吻。山面墙身为夯土墙，下碱为块石砌筑。室内外地面均为素土地面。屋内明间施立柱，柱间用穿相连接，穿之间施壁板，以分割室内空间；次间梁架为三架梁，上施脊瓜柱，檩下施枋，不施垫板，檩上为桷子。三架梁下为三步梁，梁间以金柱和金瓜柱相连。前廊施前穿，单挑出檐，上托檐檩，檩下施枋，其上为屋面。一层明间为四抹槅扇门，无槅心；其余各间开有夹门、板壁及窗。

图7-9　谈家院东厢房立面

图7-10　谈家院东厢房明间剖面

图7-11　谈家院倒座立面

倒座位于中轴线南端，建于高0.4米的台明之上，坐南向北。东西长20.5米，南北宽6.4米。面阔五间，通面阔19.9米；进深两间，前出廊，通进深7.5米。七檩六步架前出廊结构，单檐悬山顶。屋面为干槎瓦屋面，施扁担脊，无正吻。台明为青石包砌，阶条石以下为陡板石包砌。后檐墙底部厚0.5米，两山面墙底部厚0.5米（图7-12）。山墙及后檐墙由下碱和上身组成，山墙下碱为块石砌筑，墙身均为夯土墙。屋内梁架为三架梁，上施脊瓜柱，檩下施枋，不施垫板，檩上为桷子。前廊施前穿，单挑出檐，上托檐檩，檩下施枋，其上为屋面。明间和次间均为六抹槅扇门，明间正中两扇槅心为高浮雕，现已被铲除，其余为棂条，计有灯笼锦和套方。次间为板壁及窗。

图7-12　谈家院倒座剖面

房主谈家政，咸丰三年（1853）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据《谈家政夫妇合葬墓碑》载：嘉庆年间，谈家政从锣潭河（今武都洛塘）与妻两人搬迁到康县豆坝乡栗子坪，在黄家茔前创业兴家。由此，谈家院当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后一直由谈家子孙世代居住。谈家院是康县保存较为完整的四合院民居建筑，也是我省保存较少的“一颗印”式民居建筑之一。该建筑深受四川民居建筑风格的影响，对研究陇南地区与四川民居建筑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谈家院集建筑、雕刻文化于一体，正房及倒座的金柱装修雕饰采用浮雕和透雕两种技法，正房两旁的窗户上雕有“福寿安康”，倒座槅扇木雕极为繁复；台基和柱础石料选材考究，石雕内容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情趣。保存有石刻家谱一方，具有很高的艺术和研究价值。由于缺乏有效的日常保养和管理，长期受雨水侵蚀和“5.12汶川大地震”的影响，墙体有裂缝、歪闪和局部坍塌的现象，墙体下部酥碱严重，石雕风化剥落，屋面漏雨严重^[86]。2011年，当地政府组织实施了保护维修工程。但随意改建、任意拆除的现象相当严重，属于典型的破毁性维修，导致该建筑历史文化信息和艺术价值的大量丧失。

（2）正房前台基石雕作品

在正房台基的正面镶嵌15块石雕，长度不等，宽均为60厘米，上、下两层，上层7块，下层8块，每层有13幅构图，均为高浮雕，工艺精细，花鸟的写实性、立体感很强（图7-13）。图案无一重复，在造型上大胆地将写实、夸张与变形结合，运用象征、寓意等手法强化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87]。

图7-13　谈家院正房台基上的砖雕图

上排石雕由西向东为：

第一块全长53厘米，题材为“燕子春柳”。表现六只燕子和一树春柳，画面中安排六只燕子，体现主人祈求平顺之意，故有“六六大顺”的寓意。

第二块全长153厘米，有两幅图案。一幅为“凤凰公鹿”，表现一只凤凰和一只梅花鹿，画面左边奇石矗立，折枝牡丹从左上角伸出，一只丹凤立于石上；画面右下角有一只梅花鹿，右边一古树，“凤”是“俸”的谐音，“鹿”是“禄”的谐音，暗寓主人“俸禄长存”。第二幅为“麒麟秃鹜”，刻有一头麒麟兽和一只秃鹜，麒麟兽两翅为蝙蝠翅膀，四周为阴刻双线“回”纹外框。麒麟兽长了蝙蝠的翅膀，是“祈临”之谐音，“蝠”为“福”的谐音，表达了主人期望“祈福临祥”的思想。

第三块全长130厘米，有两幅图案。第一幅“兔子鸽子”，表现了两只鸽子和两只兔子和平相处的场面。鸽子寓意“和平”，兔在十二生肖中排位第四，二者同处一个画面，故寓意为“四季和平”。第二幅为“松鼠葡萄”，画面有一树果繁叶茂的葡萄和六只偷食葡萄的松鼠。六只老鼠都立地升空、吃喝无忧，暗寓主人“六连高升”。

第四块全长106厘米，有两幅图案。第一幅为“莲花鸭子”，莲池中有盛开的莲花和鸭子，共有四只鸭子，一只游泳捕鱼、一只空中飞翔、一只立岸鸣叫、一只在河岸啄痒，右上角一只蜻蜓飞动。莲花、小鱼寓意富足的生活，表达“连年有余”之意。第二幅为“芙蓉锦鸡”，有两只锦鸡，一只依枝摇曳，一只卧石对望；一束芙蓉花繁叶茂。寄托着主人前程似锦的思想，寓意“锦上添花”。

第五块全长110厘米，有两幅图案。第一幅为“斑鸿松果”，刻有两只斑鸿和一树松果。“松子”寓意“子孙”，寄托着主人“子孙长久”的思想。第二幅为“老虎小鸟”，刻有一只老虎和一只小鸟，另有一棵松树，枝叶遍布画面顶部，老虎张牙舞爪，小鸟安详自若。老虎是兽中之王，家有虎图能镇宅辟邪，有“虎虎生威”之意。

第六块全长175厘米，有两幅图案。第一幅为“荷花仙鹤”，刻有三只仙鹤与荷花，画面为一片宽阔的荷塘、荷花。仙鹤、荷花都有“和”之意，寓意“家和万事兴”、“和睦相处”。第二幅为“蝙蝠幼鹿”，刻有一对梅花鹿和一只蝙蝠。两颗古松挺立，右上角有一只蝙蝠倒挂枝头，地面上有一公一母两只幼鹿。蝙蝠谐音“福”，鹿谐音“禄”，故寓意主人“福禄双全”。

第七块全长106厘米，有两幅图案。第一幅为“喜鹊梅花”，表现的是四只喜鹊和一树梅花，梅花绽放枝头，两只喜鹊栖息其上。古人把喜鹊和梅花搭配，寓意“喜事”、“美事”、“喜上眉梢”。第二幅为“凤凰牡丹”，刻有一只凤凰和一束牡丹，凤凰栖息牡丹枝头，回首朝向树叶生长的方向（太阳），寓意“丹凤朝阳”，表达主人前程似锦的愿望。

下面一排石雕由西向东为：

第一块全长120厘米，有两幅图案。第一幅为“莲花兵器”，表现的是一只花瓶、两支莲花、三支兵器。花蕊呈小孩状，莲叶一正一反。古代兵器中的“戟”竖立，寓意“升级”，图中“戟”和莲花摆放在一起，寓意主人在官场上“连升三级”。第二幅为“猫捉老鼠”，表现的是一只猫捕捉三只老鼠，在一花园的左边有一瓶插花，露出一半；右边一盆栽花，正在绽放；地面上一只猫咬着一鼠、踩着一鼠，另一鼠屈身仰卧。寓意“守护平安”。

第二块全长114厘米，有两幅图案。第一幅为一大荔花。第二幅为一盆栽花。用连续两组花卉并置，寓意“繁花似锦”。

第三块全长90厘米，画面之左右各一瓶插花，中间一盆栽花，花繁叶茂，穿插有序。寓意“风华正茂”。

第四块全长146厘米，有两幅图案。第一幅为“雄鹰豺狼”，表现的是一只雄鹰、一束梅花和一只豺狼。梅花上站立一鹰，俯首怒视地面的豺狼，寓意“傲骨正气”。第二幅为“竹子麻雀”。表现的是十只麻雀和一丛竹子，一丛竹子茂盛地生长，四只麻雀飞舞，六只麻雀栖息竹子间，寓意家庭“十全十美”。

第五块全长138厘米，有两幅图案。第一幅是两瓶菊花和一盆兰草，左右花瓶各插一束菊花，中间花盆栽种生长茂盛的兰草。兰花暗生幽香，菊兰枝叶相连，携手共生；“梅、兰、竹、菊”古代寓为四君子，故有“君子风骨”之寓意。第二幅也是左右两瓶插花，中间两束万年青，万年青生长茁壮，叶厚花肥，线条穿插交错。寓意家族“万年长青”。

第六块全长114厘米，有两幅图案。第一幅为“蝴蝶蝙蝠”，表现的是一只蝴蝶、一只蝙蝠和一盆鲜花，寓意全家“福禄叠重”。第二幅为“喜鹊柿子”，表现的是两只喜鹊和一树柿子，柿树自右下向左上斜生，画面一分为二，右上、左下各一喜鹊啄柿。喜鹊为“喜”，“柿”谐音“事”，寓意主人“喜事连连”。

第七块全长82厘米，局部脱落，表现的是花盆牡丹图，左、右各有一半花瓶及孔雀、凤凰的尾羽。牡丹代表富贵，寓意“富贵平安”。

第八块全长34厘米，局部脱落，表现的是“花瓶兵器”，一花瓶中插三只兵器，左、右下垂两条鱼纹图案，寓意“平升三级有余”。(www.xing528.com)

康县上坪民居

位于康县白杨乡金钗峪村上坪社。地理坐标为东经105°47′56.5″，北纬33°14′44.3″，海拔1116米。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1），坐北朝南，系一颗印式布局（图7-14、7-15、7-16）。门庭上有匾额“树德务滋”。现由黎玉生、黎玉良、黎福全、黎贵全四户人家居住。占地面积707.2平方米，建筑面积577平方米。部分建筑雕刻在“文革”中遭到人为破坏。2010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院内门窗雕有花鸟人物等图案。

图7-14　康县上坪民居院二层平面

图7-15　康县上坪民居院落横剖图

武都区李顺家宅院

位于武都区盘地乡李家山村。始建于清同治八年（1869）。坐北向南，四合院式布局，由正房、东西偏房和南房组成，占地600平方米。正房木石结构，面阔五间（17米），进深二间（6米），灰瓦悬山顶，前有廊檐，石砌台基高2米，上置栏杆，陡板石上雕古装人物故事画30余幅。东、西厢房均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悬山顶二层木楼结构。南房（倒座）面阔一间，进深一间，实际是一座门楼，单檐悬山顶。

徽县东关民居

位于徽县东关回族乡东关村。民国时期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村民马平昌宅，占地约80平方米。现存上房面阔四间（10米），进深二间（6米），高2米，土木结构单檐两面坡灰瓦顶。1936年8月，红二方面军长征经徽县东关回族乡，在该地区建立东关抗日委员会，该院是其活动据点之一。

徽县东柳沟民居

位于徽县东关回族乡东柳沟村。民国时期。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面积60平方米，坐北朝南，面阔三间（7.5米），进深二间（6米），高2米，土木结构单檐两面坡灰瓦顶。1936年8月，红二方面军长征途经徽县，期间建立地方政权，该院为活动据点之一。

徽县东河民居

位于徽县东关回族乡东关村。民国时期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面积60平方米，坐南朝北，面阔三间（7.5米），进深2间（6米），高2米，土木结构两面坡灰瓦顶。1936年8月，红二方面军长征途经徽县，期间建立地方政权，该院为活动据点之一。

两当县城关镇民居

位于两当县城关镇县文化馆院内。民国时期修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两当兵变”旧址。现存砖木结构二层楼一座，建筑面积150平方米，共有房屋10间。1932年4月，原国民党十七路军警备师三旅二团一营在调往徽县时途经此地，在刘林圃、习仲勋等人的领导下发动兵变，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驻地。

两当县红二方面军营级政治部旧址

位于两当县城关镇小学院内。民国时期修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合院布局形式，坐北向南，现存土木结构北房三间，建筑面积25平方米；东房三间，建筑面积60平方米。房外墙壁保存当年的宣传标语。1936年8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人的率领下经徽县进入两当，在此设政治部。

哈达铺镇旧街民居建筑群

位于宕昌县哈达铺镇。民国时期修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5年红军长征至此修整时，借住当地富商宅院和商铺，后得到保护。有三处院落，建筑风格一致^[88]。

（1）毛泽东、张闻天旧居

位于哈达铺镇旧街，原为“义和昌”药店后院，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及中央纵队突破腊子口，到达哈达铺，红军领导人住宿于此。土木结构平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2.4米），置四屏门，开两窗。右次间为毛泽东住室，左次间为张闻天住室，明间为办公室。新中国成立后，将毛泽东住室改为“红军长征纪念馆”。

（2）中央红军司令部旧址

位于哈达铺镇旧街，原为“同善社”大院。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及中央纵队长征到达哈达铺，在此设中央红军司令部，周恩来也住在这里。院落系一长方形四合院，东、西、南面为土木结构平房，均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北面为二层土木结构楼房，面阔三间，台基铺条石，门面用红土涂刷。

（3）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

位于哈达铺镇张家大院。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途径此地，总指挥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李达等红军领导同志在此居住56天，在此部署了《洮岷西战役计划》和《成徽两康战役计划》。

【注释】

[1]韩博文、陈启生：《陇南风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73页。

[2]（民国）《东方杂志》24卷第16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101页。

[3]刘海明：《陇南山区小城镇空间结构形态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4]《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1609页。

[5]罗卫东：《陇南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41页。

[6]（宋）王存等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三《秦凤路》，《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2004年版，121～130页。

[7]《辞源》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818页。

[8]《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2735页。

[9]（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七下“宀”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342页。

[10]陈启生：《宕昌考略》，《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11]研究成果主要有：陈启生《宕昌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洲塔《宕昌民族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杨士宏《宕昌羌故地遗俗述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傅千吉《白龙江流域藏族传统经济文化特点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杨须爱、辛国强《白龙江流域藏族家庭生活变迁之研究——以宕昌县新坪藏族村为个案》，《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周松《宕昌羌源流管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周松《宕昌羌人历史轨迹》，《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宕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宕昌文史资料》，2006年印行。

[12]《北史》卷九十六《列传》八十四《宕昌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3190页。

[13]《魏书》卷一〇一《列传》八十九《宕昌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2241～2242页。

[14]《南史》卷七十九《列传》六十《夷貊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1978页。

[15]《南齐书》卷五十九《列传》四十《宕昌王》，中华书局，1972年版，1032页。

[16]刘仲文：《宕昌国》，（甘肃）《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17]周锡银等：《论白马藏人的族属问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丛刊》之二，1980年编印。

[18]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5页。

[19]林惠详：《中国民族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版，141页。

[20]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219页。

[21]《明史》卷一百七十八《项忠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4727页。

[22]《明史》卷一百七十八《余子俊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4738页。

[23]张维：《陇右金石录》，中国西北文献从书编辑委员会编《西北史地文献》第182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10月影印，260页。

[24]任乃强：《达布人的族源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25]宕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宕昌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26]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54页。

[27]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41页。

[28]杨士宏：《宕昌羌故地遗俗述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90页。

[29]洲塔：《甘肃藏族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80页。

[30]费孝通：《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社会科学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66页，268页。

[31]尚理、周锡银、冉光荣：《论白马藏人的族属问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4～14页。

[32]王铭铭：《初入藏彝走廊记》，《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64～83页。

[33]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8～289页。

[3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208～211页。

[35]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36]刘启舒：《文县白马人》，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28页。

[37]李绍明：《羌族与白马藏人文化比较研究》，《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

[38]黄布帆、张明慧：《白马话支属问题研究》，《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115页。

[39]季富政：《氐人聚落与民居》，《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52页。

[40]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75页。

[41]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9年版，340页，342页。

[42]《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4年版，1644页。

[43]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十七《渭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428页。

[44]《南齐书》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1027页。

[45]陈宏天、赵海福、陈复兴：《昭明文选译注》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203页。

[46]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卷四《编年诗》，中华书局，1997年版，397～398页。

[47]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卷一百七十六《州郡六》“同谷郡”，中华书局，1988年版，4615～4616页。

[4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六册，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80年版，1796页。

[49]（清）郭京范、田而穟：《岷州志》卷一七《艺文》，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西北史地文献》第39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本，195页。

[50]宕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宕昌文史资料》第一辑，1992年印行，96页。

[51]杨慎：《升庵诗话补遗》（二）卷十二《开梅山》，《丛书集成初编》本，1987年版，172页。

[52]饶龙隼：《何景明诗选——明清十大家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53]（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49页。

[54]《清史稿》卷三三一《列传》一百十八《海兰察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10941页。

[55]（清）叶恩沛、吕震南：《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三十一《艺文》，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西北史地文献》第46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本，249页。

[56]《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西域四》“答儿密”，中华书局，1974年版，8618页。

[57]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卷上，达浚、张科点校：《西北行记丛萃——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16页。

[58]杨应琚：《据鞍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9]吴毓江、孙启治：《墨子校注》卷十四《备城门五二十》，《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93年版，787～788页。

[60]《南史》卷一《宋本纪上第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10页。

[6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南直三》“淝水”条，中华书局，2005年版，1023页。

[62]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一百六十《兵十三》“攻城战具附”，中华书局，1988年版，4110～4112页。

[63]《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五《列传》二百六十二《洪秀全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64]季富政：《氐人聚落与民居》，《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65]谭继和：《氏、氐与巢居文化》，《四川文物》，1990年第4期。

[66]（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十四下“阝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735页，731页。

[67]季富政：《氐人聚落与民居》，《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68]沈德泉、梁思佳、胡纹：《岷江流域传统民居的特点》，《村镇建设》，1999年第2期。

[69]邹卫东主编：《舟曲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136～137页。

[70]季富政：《氐人聚落与民居》，《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71]张学虎：《舟曲农村榻板房亟待改造》，《甘肃日报》2003年9月18日。

[72]《魏书》卷一〇一《列传》八十九《宕昌羌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2241页。

[73]《北史》卷九十六《列传》八十四《党项羌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3192页。

[74]（清）郭京范、田而穟：《岷州志》卷十一《风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西北史地文献》第39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本，137页。

[75]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76]季富政：《中国羌族建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7]杨海帆：《炎帝·宕昌羌》，《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

[78]《后汉书》卷八十六《列传》七十六《西南夷》，中华书局，1966年版，2857～2858页。

[79]（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597册。

[80]马宁、钱永平：《羌族碉楼的建造及其文化解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81]陈启生：《宕昌考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3期，82页。

[82]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编：《中国文物大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8年版，1006页。

[83]黄俊武主编：《康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777～778页。

[84]甘肃省文物保护维修研究所：《两当县杨店镇民居勘察报告》，2007年。

[85]单德启等著：《中国民居——绪论·中国民居概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6页。

[86]甘肃省文物保护维修研究所编：《甘肃省康县谈家院抢险加固工程方案》，2009年。

[87]张永权、杨清军：《甘肃康县谈家院石刻作品的形制管窥》，《美术界》，2010年第6期。

[88]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保护规划》，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