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古代民居建筑特征及研究

第二节　甘肃民居建筑主要特征

一、强烈的多元民族文化特色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各种文化交融荟萃之地，不愧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熔炉。自古以来，羌、氐、大月氏、戎、匈奴、汉、鲜卑、吐谷浑、突厥、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先后角逐进退于此地，许多域外民族也通过丝绸之路不断进入陇原各地。

汉、蒙（古代称胡或匈奴）、藏（羌、氐或吐蕃）三大民族轮流入主陇右，共同杂居，共同生活，其余各少数民族都是近数百年间由域外或外地迁入后与原有民族融合而成，包括回、土、满、东乡、撒拉、保安、裕固族等，他们大多数已使用汉语言文字。

甘肃境内现有44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占全省总人口的9.38%，有甘南、临夏两个民族自治州，天祝、肃南、肃北、阿克塞、东乡、积石山、张家川7个民族自治县，39个民族乡。千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回族、藏族、东乡族、土族、满族、裕固族、保安族、蒙古族、撒拉族和哈萨克族等。土、东乡、撒拉、保安、裕固五个民族为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全省有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等五种宗教信仰，信教群众262.2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1%。

任何民族的宗教、文化对其生活方式、居住环境、聚落形态、住宅建筑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甘肃地处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圈（内蒙古自治区）、回族伊斯兰教商业及农耕文化圈（宁夏回族自治区）、黄土旱作农耕文化圈（陕西省）、巴蜀稻作农耕文化圈（四川省）、藏传佛教高原农牧文化圈（西藏）、中亚伊斯兰教绿洲农牧文化圈（新疆）之间及其过渡地带，这里是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之地，文化生态具有兼容性与综合性特征^[19]，特殊的自然、经济、人文、宗教等因素和环境决定了民居建筑的丰富多样性、民居建筑文化风格的差异性。甘肃少数民族建筑与中原汉族传统文化之间既有深刻的继承关系，又有明显的地域民族差别，如：合院式民居建筑完全承袭了中原传统四合院布局形式，轴线明确，构图严谨，层次分明，主从有序，为适应甘肃各地不同的地理、气候、宗教文化环境，发展演变为一进院式、多进院式和多进连院式等；同时，又突出强调照壁、垂花门建筑的装饰意义，门面造型美观，雕饰精致，无论是在外观设计方面，还是在文化内蕴上，都表现了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建筑风格上，各类民居建筑迵异其趣，有汉族夯土墙围合式院落，藏族碉房、帐篷，蒙古族蒙古包，回族庄窠等，各种建筑形态竞显风采。

（一）天水地区物产丰富，民居建筑表现出规整、精致的品格

天水境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民俗多样，文化底蕴深厚，有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先秦文化等，其中大地湾遗址发掘出大量史前住宅建筑遗址，有着完整的住宅建筑发展序列，从穴居到半穴居，再到地面建筑，全面展示了甘肃史前住宅建筑及居住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秦汉至中世纪时期，天水地区林木茂盛，非常流行板屋建筑，是陇右住宅建筑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史籍文献多有赞誉之词。但明、清以来，随着陇右各地生态环境的恶化，森林植被锐减，古代的板屋形态已非常少见。天水市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融入大量传统文化街区之中，这些街区保存有丰富的、造型精致、布局规整、装饰华丽的四合院民居建筑群，可与中原和京畿地区相媲美。

（二）陇南地区完整地继承和延续了古代的板屋式民居建筑

陇南地区气候湿润，林木茂盛，资源丰富，生活和居住在这里的广大汉族、宕昌羌族、文县白马藏族和藏族依然延续着千年不变的全木结构板屋式民居建筑形态，成为陇南地区特有的民居建筑文化景观。

同时，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苯教、伊斯兰教以及诸多原始信仰在这里并存发展，并有少量天主教与基督教文化遗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文化共处一地。受此影响，形成了汉、藏、回、羌等多民族民居建筑文化并存的格局。

（三）甘南地区属高寒气候区，宗教文化丰富，民居建筑具有浓郁的宗教气息

甘南地区的藏族大多分布在高原牧区、半农半牧区。藏族民居建筑在传承、发扬本民族建筑艺术的基础上，大量吸收汉式建筑和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产生了全新的艺术风格。藏族民居建筑形制独特，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既有用材粗犷、突出宗教装饰艺术的合院式民居院落，又流行石材砌筑的“碉房”式民居。

藏族聚落、民居建筑的布局最具民族文化特色，“藏民住一坡，家家有院落”是对藏式民居布局形态最恰当的概括，体现了藏式民居建筑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性。藏式民居建筑材料多为砖石土木，建筑形制有碉房式、合院式、板屋等。甘南地区的藏式碉房与其他地区的石砌碉房有别，都是独门独院，院落均有带很大收分的石砌墙或夯土墙；合院式民居有单院、双院（内外院）、上下院和三进院之分，院内四周设木柱回廊，房屋结构有单层、二层，三层者很少，大量使用单坡顶与平顶样式，装饰艺术略显粗糙。

甘南藏族民居建筑在继承中国传统四合院建筑形态的基础上，完全适应当地的气候、民族习惯、居住风俗等，强调防御功能，它与汉族堡寨式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与纯粹的汉式民居建筑有明显的区别，平面布局多“回”字形，外墙封闭，内部建筑功能也与汉族堡寨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外不见木，内不见石”的藏式建筑文化特征。

（四）河湟地区是穆斯林民居文化的核心区，民居建筑具有鲜明的伊斯兰风格

甘肃回族经历了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发展历程，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态势。回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等穆斯林群众集中居住在临夏市，民居建筑自成体系；在兰州、天水、平凉、陇南及河西走廊等地也分散居住着相当数量的回族，其建筑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兼容性品格，建筑形制、布局及雕饰艺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吸收和借鉴了当地汉族传统民居建筑风格，又饱含着丰富的伊斯兰教文化元素，充分张扬自身的文化个性，形成多元建筑文化汇聚、整合、重构现象，体现了回族民居建筑文化既保守又开放，既排斥又兼容的特点，如院落平面布局比较灵活，不要求严格对称^[20]，临夏、河湟地区有大量围绕清真寺而建的穆斯林民居建筑群。临夏地区也是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汉族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交融荟萃之地，回族民居建筑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色，与其他地方的四合院形制有很大区别，建筑风格比较完整地传承至今，屋顶多为单坡形式，坡顶均朝向内院；屋顶靠屋檐处坡度平缓，靠屋脊处甚为陡峭；特别突砖木雕饰艺术，雕饰物多置于照壁、墀头、廊檐端部、窗台墙下等处，形成了独特的河州砖雕艺术，被誉为“临夏一绝”，临夏砖雕艺术在中华民居建筑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当地的汉族民居建筑也在装饰艺术上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文化风格的影响。临夏民居建筑艺术的影响远及青海、天水、平凉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历史上，今青海、宁夏和新疆的部分地区均属甘肃管辖^[21]，在这一建筑文化区域内，回族民居建筑表现出明显的共性特征。

伊斯兰教教义对民居建筑的布局、装饰也具有深刻的影响。所有民居院的正房两侧或靠近厨房处设有“水堂子”（淋浴室）；主体建筑堂屋（上房）坐北朝南，面阔3～5间，室内西端设火炕，面朝麦加方向，供做礼拜之用，特别强调西炕位置的重要意义。

（五）陇东的庆阳、平凉两地是窑居文化中心

庆阳、平凉及部分陇中地区地处世界最大的黄土高原地带，是先周文化的发源地。由于这里的森林资源匮乏，民居建筑以黄土窑洞为主。从史前时期至现当代社会，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以窑居为主，形成了丰富的窑居文化。窑居文化是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一种地域文化，时至今日，居住在窑洞院里的人们依然生在黄土窑洞里，葬在黄土地里，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构成窑居文化的核心元素。窑居者对黄土倾注了终生的热情，对黄土的利用达到了极致：首先，修建窑洞时挖出大量的黄土，这些黄土均用于夯筑院墙、隔墙，或制成土坯用于砌筑墙体、火炕，或烧制成砖；其次，经过精心计划，窑洞洞内外合理安排各种土台、土炕、土踏步、土照壁、土桌、土凳、土龛、土壁柜、土炉灶、土烟道、土鸡窝、土花池等，很少浪费；第三，多余的黄土还可用来平整耕地，垫坡填坑。

此外，古代佛教、道教文化都曾在庆阳、平凉两地几度繁荣，几度衰落，现遗存有道家圣地崆峒山、佛教圣地南、北石窟寺等。

陇东地区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运动的大后方，革命遗址、遗迹非常丰富。

（六）陇中地区是各地民居建筑文化的交汇之地

陇中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干旱少雨，资源稀少，植被较差。

北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相接，民居建筑文化和风格属于同一文化圈，可谓同宗同源，一脉相承，建筑形制古朴，甚至单调和简陋。会宁、通渭等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三大主力长征途经、驻宿修养和会师之地，留存有大量的红军驻宿过的民居院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南部与陇南、甘南地区相接，民居建筑艺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呈犬牙交错分布状态，既有汉族传统四合院式建筑，又有延续千年之久的板屋式民居。陇西是天下李姓的祖地，家族及祠堂文化比较发达，是海内外李氏寻根问祖之地。岷县深受藏传佛教、土司文化的影响，宗教建筑遗迹非常丰富，民居建筑融合了陇南、陇中地区的建筑艺术和风格，民俗风情别具特色。

兰州市——甘肃的省会，是一座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工业城市，文物古迹、民居建筑众多，民俗文化多彩多姿，有黄河古渡、水车、太平鼓、鼓子词、土司衙门建筑、民居建筑群等，多种形态的民居建筑在这里并存发展，相互借鉴，呈现出多民族、多元建筑文化共存发展的态势。但近三十年来，兰州市区内的民居建筑大部分遭到破坏，已所剩无几，仅在周边地区的榆中县青城镇、金崖乡和永登县连城镇保存有比较完整的民居院落群和鲁土司衙门建筑群。

（七）河西走廊地区的民居建筑自成体系

河西走廊地区地域广阔，其东段为武威、民勤盆地；中段自东而西有张掖、民乐和酒泉盆地；西段为敦煌、安西凹地。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河西四郡，河西走廊地区归中原王朝管辖，大量移民涌入河西走廊地区进行屯垦，使农牧分界线逐渐向西推进到今甘肃与新疆的交界处，很多自然绿洲沦为耕地，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明代以来，这里的自然条件已经变得很严酷，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森林草场锐减。今日，走廊北部的风沙线平均每年以8～10米的速度不断向南推移，目前有600多个村镇面临被流沙掩埋的威胁。特殊的自然环境对民居建筑形制和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高大厚实的院落围墙及堡寨式民居是河西走廊地区民居建筑的主流。

河西走廊地区居住着蒙古族、哈萨克族、裕固族、土族、藏族等农牧民族，他们多以毡帐式民居为主，由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形成了蒙古包、哈萨克毡房、裕固族帐篷、藏式毡房等多种建筑形态，成为甘肃少数民族民居建筑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目前，许多少数民族已改变了游牧生活方式，从事农业生产，有了定居聚落和居住院落。

二、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民居建筑分布范围广，分布不平衡

甘肃省的总面积为45.37万平方千米，留存下来的古代民居数量较多，分布范围广，在时空上很不均衡，主要集中分布在四大片区内：陇东窑洞区；陇中和陇南区；河西走廊区；甘南藏族区。明长城以北地区很少留存古代民居建筑。产生这种不均衡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1.当时社会文化和风气的影响

民居建筑深受当时社会文化和风气的影响，其中包括民族、家族制度、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它决定着民居建筑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方向，对民居建筑的规划布局、装饰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范或引导作用。

在封建社会，住宅建筑的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非常严格。在一个地区，具有较高建筑艺术水平的住宅都是当时的官僚、富商等中上层人士修建的，普通平民百姓的经济能力有限，其住宅建筑简陋粗俗，易于损坏，很难保存下来。因此，一个地区民居建筑的分布规模往往由该地的官宦、富商数量及他们对当地经济、文化资源的占有量所决定，金榜题名成为官宦者的数量、富商们发家致富者的数量与豪宅大院修建的数量成正比，这一现象又与当时教育资源的配置有很大关系。明、清时期，甘肃东部地区的文化、经济相对繁荣，有明代书院15所，其中平凉、天水、定西三地有8所。清代，全省有书院83所，其中兰州12所、天水10所、定西9所，占全省书院总数的21%^[22]。光绪元年（1875），甘肃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人数达3000人，比以往去西安参加应试者多出两三倍^[23]。科举的繁荣，中榜进士的增多，促进了当地经济、风俗和民居建筑文化的发展，也为当地文化名人的出现、深宅大院的修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因为这些地方均拥有优越的生产生活环境，又是府、直隶州治所在地，有优越的文化教育资源，如清代进士多集中在兰州、武威和秦州（天水市），其中兰州府的皋兰县48名、武威42名、秦州21名^[24]。武威有天梯、雍凉两书院；秦州有天水、陇南两书院；兰州有兰山等书院。武威“人文之盛，向为河西之冠”^[25]，这里保存下来的民居建筑数量也很多，如武威市的牛鉴故居、李铭汉故居、张兆衡故居、贾坛故居、罗家院、陆家院等；兰州府的兰山书院山长“牛运震、吴镇、张澍、吴可读、张国常诸人，皆一时硕学巨儒，善教流被，蔚为士风”^[26]，他们许多人的故居也保留了下来；天水的民居数量更多，许多著名学院山长的故居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其中王权长期任天水书院山长，他还被左宗棠称为“陇右读书人”^[27]；任其昌先后主讲天水、陇南两书院凡28年，培植人才甚众，被尊奉为“陇南文宗”。

明、清时期，科举人才特别是进士的分布对当地经济、教育、社会结构、建筑文化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只有那些科举进士们才有资格、有能力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来修建豪门巨宅，他们的宅第建筑最能代表当地的民居建筑艺术水平。明代，定西、兰州、天水三地共有进士246名，占明、清两代甘肃进士总人数的50.2%^[28]。清代，甘肃有进士351名（包括宁夏府38名、西宁府9名、固原直隶州2名）。甘肃各地进士人数的分布很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性与民居建筑留存数量的不均衡性基本一致。进士最多的是兰州府（74名），其次为秦州（44名），再次为固原、肃州府等地^[29]。形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进士数量较多的府（直隶州）、县（州）往往地处河谷平原。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甘肃大部分地区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河流经过的地区相对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相对较为稠密，如渭河干支流上的秦州、陇西、伏羌等州县；黄河河谷地带的皋兰、靖远等县；黄河支流洮河河谷的狄道等县；河西石羊河流域的武威、镇番等县；湟水流域的西宁等府县；宁夏府地处平原地带，进士的数量也相对较多，留存下来的深宅大院建筑也较多。

第二，城市的进士较多，农村偏远地区较少。因为城市多为一地行政、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聚集了较多的公共资源，也拥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如兰州、陇西、武威、天水等各府治所在地，都出现了较多的进士。有些直隶州的幅员、人口都不及属县（州），相反，进士人数却较多，如秦州、阶州等，可视为政治中心影响的结果^[30]。

2.民族宗教的影响

清代，甘肃西北部、西南部两地考中进士者较少。这些地区以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为主，正如左宗棠所谓“汉敦儒术，回习天方，蒙番崇信佛教，自古之今，未之有改”^[31]，如回族是甘肃境内非常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但在清代，中进士者只有5人^[32]。又，清代河湟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多沿袭土司制度，如卓尼藏族的杨土司、河州藏族的何土司和韩土司等，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后才被废止^[33]，土司统治的社会基础是部落组织，文化教育制度相对落后，如卓尼藏族的杨土司“居在卓尼堡，并有众土司，兼及四川松潘镜，隐然千里之国。土民或欲读书应试，必多方阻遏之”。

3.交通区位因素的影响

古代民居建筑多分布于交通便利、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或社会较为安定的地区。如天水市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为陕甘川三省军事要塞，为陇南重镇，“商旅辐辏，号称阜邑”，“州人作业，士农之外，商为多”。便利的交通和优越的区位优势吸引各地商人居住于此，促进了商业和文化的繁荣。今秦州区的西关是明、清、民国时期官宦、文化名人宅邸集中分布的地区，保存有全省规模最大的明、清历史文化街区和民居建筑群，其中胡氏民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陇中腹地的榆中县青城镇毗邻省城兰州，便利的黄河水运为水烟经济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各地客商往返、定居于此，民居建筑文化形成一定的规模。又因这里地处僻静之隅，受城市建筑的影响较少，传统民居保存相对完好。

河西走廊地区的民居建筑主要保存在绿洲城市和镇区中，其中张掖市、武威市相对较多。

同样，明长城经过的地区或古今战事频发的地区很少有古民居建筑保存下来。明初，蒙古贵族时常南下侵扰，河西地区战乱不断，“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凯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34]。洪武以后，肃州（今酒泉市）、甘州（今张掖市）、凉州（今武威市）、镇番、兰州、平凉、庆阳、环县等地都经常受到蒙古贵族的侵扰。为巩固统治，加强边防，组织抗击，明政府大规模修筑长城，长城沿线很少有明代的民居建筑，留存最多的是由军屯转化为民居的堡寨建筑。

（二）民居建筑的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是指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以及地方文化特征的总和。一个区域的资源、气候状况及地形地貌都对建筑形制产生重要的影响。地域性特征对建筑艺术的影响表现为同一性，对建筑形制的影响表现为差异性，不同地域、民族之间存在着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文化风俗的差异，民居建筑受所在地自然、人文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该地域特有的文化属性。古代住宅建筑是在古代自然经济状态下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建筑文化的主要载体形式之一，其建筑规模、建筑形态深受自然、科技、社会、人文诸多因素的影响。

1.自然因素的影响

影响民居建筑风格形成的自然因素有地质地貌、气候、建筑材料等，它对民居建筑的形态、规模、风格等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黄河流域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这里分布有丰富的、取之不竭的黄土资源，建筑材料皆以土、木为主。特别是发展并形成了非常发达的夯筑工艺，主要用于修建墙体、房屋台基等，既保证了木构建筑的稳定，也有防潮作用，避免了木柱基部受雨水的浸泡而腐蚀^[35]。

甘肃民居建筑体系是在完全适应各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一些历史文化村镇、街区中，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大、中、小街道（巷）形态，拥有自己的街坊、街巷或道路标志，民居院落点缀于街巷之中。天水市和张掖市两地的气候、地理、文化传统差别很大，天水市地近中原，文化传统接近中原地区，气候湿润，在民居建筑风格上，天水民居建筑秀丽规整，深受北京四合院建筑风格的影响，院落布局层次分明，层层递进，砖木雕饰非常精细，大门、倒座、堂屋、垂花门等主要建筑的檐下及槅扇上都有精细的木雕，特别是砖雕木构的垂花门成为天水民居建筑艺术的一个亮点。相比之下，张掖市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地区，这里气候干燥，少雨、多风沙，民居建筑在保持和延续中原汉族合院式建筑的基础上，又受到西域民族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为适应当地干旱少雨多风沙的气候条件，出现了大量的堡寨式院落，院落均修建高大厚重的围墙，以阻挡风沙的侵袭，堡内建筑布局仍然沿袭传统合院轴线对称模式，在中轴线上依次布局有大门、倒座、垂花门、堂屋等，两边有对称的厦房、书房、套间等，大门建在轴线上或稍偏的位置，官宦人家的门楼多为砖木雕饰的“三彩”、“五彩”式，并刻有象征吉祥如意或姓氏功名的匾额。

2.建筑技术和施工工艺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改造自然、改变生存环境起决定性作用，也改变着建筑材料的使用与建筑施工工艺。“从原始社会的掘地而居和构木为巢，到具有独特姿态的多种民居形式，其发展是与科学技术和选材技巧方面的进步分不开的。我国民居遵循着穴居与巢居两大序列发展。随着穴居的不断发展，其深度越来越浅，最后终于形成了土木结合的地面建筑形式；而巢居也由简单的棚架式发展到成熟的梁架结构，最终形成了底部架空的干栏建筑形式”^[36]。传统民居建筑的材料从单纯的土、石发展到木、砖、瓦、陶等，建筑材料和营造工艺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很少有变化。直到现代装饰材料大规模使用之后，传统民居建筑的形态、风格、工艺才发生了彻底改变。

陇东、陇中广大地区的民居多为窑洞式建筑，挖掘窑洞的技术相当成熟。窑洞建筑是最为古老的人类居住形态之一，具有依山就势、就地取材、施工简便、造价低廉、冬暖夏凉、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优点。在陇南各地及甘南东部一带，木材丰富，木材加工制作工艺非常娴熟，民居建筑以板屋为主，板屋也是一种重要的原生态生土建筑；这里还有独特的羌族民居建筑，它多建于山区或半山区，依山就势，逐级而上，雄伟的碉楼和石块砌筑的民居院落错综其间，体现出高原山寨民居建筑的原生态特性。居住在甘南高原西部、西北部一带的藏族，因所处海拔最高，终年气温较低，降水少，林木稀少，石材丰富，石材的加工、砌筑、雕饰工艺高度发达，这里的藏族民居多以石材为主，用石块砌成正方形平屋顶碉房，碉房均依地势而建，墙厚窗少，以防风寒。

甘肃民居建筑普遍使用土坯砌筑或夯筑工艺，且技术成熟。明、清以来，受当时政治、社会动荡等因素的影响，甘肃各地群众为了防卫自保，修建了大量的土堡（堡寨）建筑，土堡建筑的外形接近于“庄窠”式民居，但体量比庄窠大，多为汉族修建的防卫堡、屯军堡、居住堡。堡子的外墙为夯土版筑而成，部分为土坯砌筑，房屋建筑的围合墙体多为土坯砌筑，高大厚重的围墙主要用于防卫和遮挡风沙的吹袭。汉族土堡式民居建筑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堡内各建筑的布局和功能划分仍然沿袭我国北方地区传统三合院或四合院式形态，规整有序，房屋采用传统木构架承重，设檐廊，以利于采光和阻挡风沙的侵袭。

庄窠式民居建筑主要分布在临夏、河西走廊干旱少雨、多风沙、高寒地区，这种自然条件促使了当地砂石土夯筑技术的成熟与发达。庄窠民居建筑历史悠久，是典型的生土建筑，在高大的院墙内依围墙修建房屋，形成四合院、三合院等布局形态。今临夏广大农村地区，为便于生产劳动，庄窠院多分散修建于接近田地的地方，各庄窠院间以村道、河流相连，或随山就势，形成自然村落。

3.人文思想的影响

民居建筑中的人文思想是人们在建筑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和升华获得的，包括建筑制度、规范、理论、思想观念、匠师设计、艺术审美、工匠习俗、建筑经验汇集等，它对民居建筑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和心理暗示作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特别是传统风水理论对民居主人的心理判断、感受、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很大影响。凡此种种，形成了一个地域内民居建筑的艺术、工艺和风格体系，如合院式民居建筑是以庭院为中心的向内的家庭组合体，纵、横轴线分割明显，前后、左右对称，各房屋间以檐廊、转角回廊、院墙、垂花门等相互连接，组合成统一的整体，严谨方整；主体建筑突出，每座居民院内的上堂屋始终处于主体位置，形成庭院的核心部分，通过高大的台阶和房顶，凸显其外形体量。同样，传统村落和聚落也非常注重街、坊、院落之间的划分与联系，形成具有丰富社会生活内容的建筑社区，典型者如榆中县青城镇、金崖镇民居建筑群、通渭县榜罗镇民居建筑群等，各院落间以小回廊、小巷道、围墙等互相联结，真实地反映了家庭生活与邻里之间、与社会间的关系，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

4.民居建筑的分布范围与地名有深刻的关系

现存各地民居建筑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乡镇和城市边缘地带，从建筑的命名可知其建筑类型及分布特征，构成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中包括两种情况：(www.xing528.com)

一种是地名暗示着本地的主要建筑类型。人们的聚居之地，多以最具典型性、代表性的建筑命名之，如城、堡、寨、庄、户、湾、滩、梁、岘、塬、沟、崖、园、岔、垧、台、墩、铺、坪、路、壕等，它既是地名，也包含建筑类型与建筑特征方面的内容。不同的聚居地，建筑的命名形式与建筑类型基本一致。

一种是以大家族的族名来命名的。有大家族存在的地方，传统民居院、堡寨、祠堂建筑留存得较多，如陇西县有许多村庄或地名是以姓氏命名的，有汪家门、张家塄、柴家门、米家门等。早期的移民皆同姓聚居在一起，形成宗族，这里相应地保留相当数量的传统民居和祠堂建筑。

三、民居建筑工艺自成体系

甘肃古代民居建筑属于我国北方民居建筑文化体系，它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营造工艺体系，发展了比较成熟的夯土、穴居土拱、土坯垒砌和拱砌等技术。它不同于同期北方的官式建筑做法和中原地区的常见做法，在工艺和技术标准方面不如北方官式民居建筑那么规整，更不及中原以汉族为主流的民居建筑那么细腻，但个别民居院落的建筑体量、规格和等级又远远超过了京畿和中原地区同期的民居建筑艺术水平。

甘肃民居建筑充分吸收了多元文化因素，兼容并蓄，建筑空间布局比较灵活，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适应性，它不墨守成规，不严格遵循那些沿袭已久的文化传统，有独特的艺术创新之处。从河西走廊的大漠绿洲到陇东地区的黄土高原，从甘南草原到陇南丘陵山地，从大城市兰州、天水到偏僻乡镇村落，各地民居建筑完全适应当地的自然、经济、人文环境，积极吸收、借鉴周边区域建筑文化元素，创造了适合当地风土文化的民居建筑工艺体系。明、清以来，甘肃民居建筑形成了两大较为成熟的工艺体系，一是秦州建筑工艺，它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北方官式做法，但与同期的北方汉族地区的大木作建筑艺术基本一脉相承；二是河州建筑工艺，它是以本地的汉族大木作建筑工艺为基础，融合了多民族特别是回族建筑工艺、风格而形成的。

四、发达的祠堂文化

民居建筑是客体化的人生，是空间化的社会生活，它不仅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而且也能满足人们心理、伦理、宗教、审美等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其中祠堂建筑正是满足居住者这种心理需要的一个重要建筑类型。

祠堂建筑与居住文化密切相关。在中国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下，家庭、宗族生活的核心内容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宗族成员的精神生活支柱，与之相应，祠堂建筑也成为民居院落的核心建筑物。在古代乃至现当代社会，祠堂建筑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衍生出发达的祠堂文化，“祠堂文化、家族文化是一种从深层次上制约着广大民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内在体制与精神价值”^[37]。

祠堂文化存在的社会基础是宗族组织。宗族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村落，一般而言，在广大汉族村落中，家族的组织结构非常庞大，从层次上可分为族、房和户三层，聚落或村落内各建筑物的布局多以宗祠为中心而展开，“中国封建社会大地主等一向注重宗法制度，用以巩固族权，因此产生了宗祠建筑。宗祠建筑仅次于会馆建筑，也有大门、二门或戏楼、耳楼以及大厅、后寝、左右厢房、围房……平面布置也多用四合院式。结构用料全是尽力用好材料如砖瓦木石及雕刻等，但从无敢用琉璃瓦的”^[38]，祠堂“是祭祀祖先、先贤、议决族内大事的场所。主要建筑位于中轴线上，前为大门，中间为享堂，后为寝室，左右有廊庑，组成前后两进、两天井布局”^[39]。

甘肃各地原有许多祠堂建筑，多毁于历次政治运动中。现存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祠堂建筑十余处。建筑形制既有砖木结构抬梁式建筑，也有黄土高原的窑洞建筑，建筑布局大同小异，布局模式主要突出和强调儒家“以礼为本”的礼制和伦理思想。如陇西县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发达的祠堂文化，著名的祠堂有：汪氏祠堂（火城西街）、祁氏祠堂（北门外）、杨氏祠堂（北关新街巷）、胡氏祠堂（北关三元街，后为普陀寺，普陀寺本为胡氏书房院，后捐做寺院，今改为五一小学），张氏家庙（北关庙台巷）、苟氏祠堂（苟家门）、刘氏家庙（家宫殿）等十多家，它们多毁于兵火，或改作别用^[40]。

祠堂祭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今庆阳、平凉地区，普遍流行在家族祠堂内举行“拜影”活动仪式，活动期间，有的供奉先祖塑像，有的挂先祖画像。“影”是古代祭奠仪式图腾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为亡故之人供奉画像，现称遗像。“拜影”活动靠“影堂制度”来维持，影堂制度大约在晚唐时期形成，至宋代趋于完备，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对影堂祭拜仪式进行了细致的描述^[41]，这一礼仪一直流行至明、清时期，至今仍延续下来。陇东地区的拜影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家族文化传承形式，今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是泾川县完颜村的拜影活动。泾川县完颜村曾居住有一著名的完颜家族，光绪三十三年（1907）《泾州乡土志》载：“泾州望族，久推数姓为最，闾氏、史氏、完颜氏。”“泾州完颜氏，为女真后裔。完颜承麟为元所灭，其后裔遁于安定，遂为泾州土著。完颜氏以武功著称于州县。”金王朝曾统治我国北方大部地区，金灭北宋后，至金熙宗时，宫廷和皇族政治斗争日渐残酷，海陵王完颜亮杀熙宗夺皇位，正隆六年（1161），他对金兀术之子完颜亨家族实施残暴的诛杀手段。1154年，完颜亨家族为躲避迫害，护送完颜亨的灵柩到安定郡金兀术的旧部营地，此后，完颜氏便在泾川县王村定居下来。金国灭亡时，末帝完颜承麟战死，一些大臣们护送完颜承麟的遗体逃到泾川县安葬，他们和完颜亨的族人一起定居于此，后世称他们为守陵人。在今泾川县西北部泾河北岸，分布有十多个完颜家族村落，每年农历十月秋收完毕，都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是金人萨满教信仰和习俗的延续。祭祀期间，他们将金国皇帝从完颜阿骨打至完颜承麟的影像都供奉起来，奉为“皇神”，祭祀活动分为黄教会、青教会、花教会，每三年轮流一次^[42]，当地居民保存有非常珍贵的祖先画像。

修理宗谱和家谱文献也是张扬宗族文化的另一重要形式。甘肃各地留存大量的家谱和族谱文献，其中民勤县、榆中县、永登县、通渭县、陇西县、秦州区、秦安县、武山县、泾川县、宁县、天水市等地的家谱文献最为集中，如西峰区的《贾氏家谱》和后官寨乡王庄子《王家家谱》；宁县良平乡店头村的《张氏家谱》；合水西华池镇崾岘村的《文家家谱》；泾川县完颜村完颜家族的族谱详细记载了明代以来泾川完颜家族发展的情况^[43]。

附表：甘肃境内现存古代民居建筑数量统计表

（注：各类建筑总计1459座（处）。本数据由甘肃省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办公室提供）

【注释】

[1]我国七个生态环境脆弱类型区是：北方半干旱、半湿润脆弱生态环境区；西北干旱脆弱生态环境区；华北平原脆弱生态环境区；南方丘陵脆弱生态环境区；西南石灰岩山地脆弱生态环境区；西南山地脆弱生态环境区和青藏高原脆弱生态环境区。赵跃龙：《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类型分布及其综合治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42～58页。

[2]赵跃龙：《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类型分布及其综合治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60页。

[3]郭厚安主编：《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2页；《甘肃统计年鉴》（2009年）。

[4]冯绳武：《甘肃地理概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22页、109页。

[5]《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第九》，中华书局，1962年版，1685页。

[6]《隋书》卷二十九《地理》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810～822页。

[7]《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一》、卷四十《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8]《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二》、卷八十九《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

[9]陈炳应：《西夏监军司的数量和驻地考》，《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1986年总第5期。

[10]《金史》卷二十六《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644～650页。

[11]《元史》卷六十《志》十二《地理》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1423页。

[12]《明史》卷四十二《志》十八《地理》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1003～1008页。

[13]《清史稿》卷六十四《志》三十九《地理》十一“甘肃”，中华书局，1977年版，2109～2110页。

[14]郝成铭：《甘肃的由来及演变》，刘醒初主编：《甘肃文史精粹》（第二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5]冯绳武：《甘肃地理概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3页。

[16]据《甘肃统计年鉴》2009年统计数据。

[17]据新华网消息（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6/content_20997395.htm）

[18]《临洮县志》卷十一第二章《城乡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55页。

[19]冯绳武：《甘肃地理概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22页。

[20]马燕：《从民居建筑看西北回族的审美文化特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1]《清史稿》卷六十四《志》三十九《地理》十一“甘肃”，中华书局，1977年版。

[22]张晓东：《明清时期甘肃进士的时空分布》，《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3]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40～142页。

[24]朱保炯、谢沛霖主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5]朱允明：（民国）《甘肃省乡土志稿》第22章《重要都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32册，兰州古籍书店印行，1990年。

[26]张维：《兰州古今注·书院》，《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99册，兰州古籍书店印行，1990年。

[27]任承允：《桐自生斋诗文集》卷六《王心如先生行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70册，兰州古籍书店印行，1990年。

[28]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9]见朱保炯、谢沛霖主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升允、长庚修，安维峻纂：《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三十九《学校志·选举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4册，兰州古籍书店印行，1990年。

[30]陈尚敏：《清代甘肃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辑，72页。

[31]左宗棠：《奏请甘肃分闱疏》，升允、长庚修、安维峻纂（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三十三《学校志·贡院》，《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4册，兰州古籍书店印行，1990年。

[32]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九）、（十），《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3期。

[33]宋仲福主编：《西北通史》（第5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41～242页。

[3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5]王其钧：《中国民居三十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185～210页。

[36]王其钧、谢燕：《中国文化之旅——民居建筑》，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版，1页。

[37]刘荣：《陇东农村家族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38]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第三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11页。

[39]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编：《中国文物大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953页。

[40]《陇西县志》第八编第七章《会馆、祭祀》，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754～783页。

[41]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十《影堂杂仪》，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版；陆锡兴：《影神、影堂及影舆》，《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2期，50页，51～54页。

[42]张怀宇、何超主编：《泾川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155～160页。

[43]何志虎、贺晓燕：《泾川完颜家族祖先遗像考释》，《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130～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