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雕塑的民族化过程
孙振华先生曾尖锐地指出：“现代意义上的雕塑是舶来品，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雕塑实际上与中国的文化，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没有太多的联系，它还没有成为中国人表达自身问题，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一种有力手段。”他把中国雕塑分为三个“解决问题”的时间段：“1949年以前是如何把西方的古典雕塑样式学到手，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学院派的教育体系的问题；1949年到1979年则是匆匆忙忙地利用这种方式，把它和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解决它的宣传功用问题；1979年以后，则是如何学习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对中国雕塑进行语言形式上的推进的问题。”[3]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国雕塑家便在学习西方特别是苏联雕塑传统的基础上对融合西方写实传统与中国雕塑传统作出了努力，为十大建筑配置的雕塑或多或少地融合了中国的装饰元素，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有些已成为中国城市雕塑建设的经典之作。(www.xing528.com)
城市雕塑的真正的民族化行动还是在国家对外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人民物质生活渐渐富足，知识界思想空前活跃的历史状态下开展起来的。有学者把1992年作为雕塑艺术的文化转型时刻。“这个转型有着国际的背景和国内的背景，简言之，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文化格局的变化以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全面介入，使整个国际文化的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个时代，由于文化状态的不同，人们将重新划分不同的集团，所以文化的地位变得空前的重要。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势头，……中国真正开始进入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市场在改变人们，面对扑面而来的消费浪潮，大众文化的浪潮，这个新的时代对艺术自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4]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雕塑家开始关注当下，关注公众，并且“对于过去的具象、抽象的争论不再重视，他们更重视如何更有效地运用一切方式传达观念；雕塑家对于传统的资源、民间的资源抱着一种更加灵活的态度，他们决不拒绝对这种资源的利用”。[5]一批优秀中青年雕塑家在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基础上开创了一股新的风气。邹文先生指出：“正是在这现代雕塑史的重大关头，一群重要的雕塑家出现了，他们标志着中国现代雕塑新的出路，也应和了刘开渠等老一辈雕塑家苦心孤诣、力挺中国雕塑的作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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