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自由的困惑
有这样一段文字表述了代表着自由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艰难处境：“在现代化社会的早期，作为国家体制一部分的大学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扩张无边，文化也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商业机制垄断，因而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还是完整的，知识分子可以以自由职业者如自由作家、自由艺术家的身份生存和活动，他们的心灵是自由的，可以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然而，当国家体制和资本主义商业体制作为系统性的力量，扩张到自由的公共文化空间，受控于权力和金钱的当代社会，传统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最后一块净土沦陷了，生活世界被系统世界殖民化，自由的翅膀被折断，不是寄生在学院体制，就是以签约化的方式在资本主义文化企业或媒体中讨生活。”[23]
“我们被告知：艺术是无用的。保尔·瓦勒里说：‘艺术作品最明显的特点可谓无用性……’”[24]艺术家作为活在城市边缘的人历来被划作不可被认知或者说另类的，而其所带给社会的是不能直接参与商品流通的“无用”的艺术品。艺术创作的自由必然受到来自商品社会金钱压力的冲击，如何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保持艺术创作的纯净，抑或在创作为公众接受的公共艺术品时如何坚持自己艺术创作的自由，这也许是我们公共艺术领域中的最不可破解的难题。(www.xing528.com)
与30年前《倾斜的弧》引起的诉讼纠纷不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现今的艺术世界里，过去那些所谓的艺术权威，在筛选公共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只能起到微小的作用。现如今的评审委员们越来越倾向于那些再现性的作品——那些观者一看即懂的作品，那些表现传统主题，如荣誉、家庭、领袖的作品，或是那些不含任何价值评判的叙述性作品，一个在烈火中牺牲的消防员，等等。”[25]丹尼斯·奥本海姆虽然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公共艺术创作大家之一，但他的作品仍然屡屡被拒，在创作的自由和公众的接受之间，他也不得不发出“公共艺术是危险的”之类的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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