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雕塑：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比

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历来与精英文化形成对立的关系，民族文化的成熟依赖于层层交叠的大众文化的筛选所形成的精英文化的支撑。精英文化历来高高在上，然而当代社会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沦落为在商品社会可供选择的多种文化样式之一。在这样的境况下，问题的纠集点便在于是否承认精英文化？大众品味在公共艺术品的设立中是否能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大众文化在审美品味上是否可靠？这不是艺术教育的问题，应该说这是后现代文化的困难之处。文化的大众化趋势与文化的精英意识之间存在悖论。赫伯特·里德指出：“某种艺术形式在任何时期都受到欢迎，也许这类具有某种典型特征的大众艺术就会永久流传。一般而言，这类艺术属于写实性艺术。不过，它违反了历史辩证过程的实质，违反了这样一条准则：某一特定时期的艺术应该是深受欢迎的艺术。一个时期的典型艺术就是精英艺术，倘若作出这种断言——精英艺术可以或者应该具有大众艺术的特征——那么，这便是违反逻辑的矛盾说法。这一要求只能适合仅有精英分子的假定社会形态——无阶级社会。……精英人物是人的才能的自然差异的反映；试图镇压精英人物，势必有悖于我们的人性。”^[21]

现代艺术出现以来，艺术领域存在过轰轰烈烈的大众文化倾向，然而由于多元化的趋向及所谓的波普文化被加上了精英主义的诠释，艺术的大众倾向并没有能够真正地成为大众文化，反而越来越趋于晦涩和保守，趋于形式与内容上的形而上面貌。公共艺术虽然在这股潮流中受到侵蚀，但由于西方社会对于现代艺术的宽容和广泛的商业运作及媒体宣传，并没有为大众文化所抛弃，相反却成为代表着精英意识的先锋艺术在大众社会展示的一个窗口。

然而，公共艺术的开放姿态带来了另一种形式上的悖论，即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与作为精英艺术所应具有的非主流（或者说超前意识）之间的矛盾。如果正如“深圳人的一天”的总策划人孙振华所说“将艺术家的作用降低为最低”，那么谁在主导着这样的艺术行为——如果还将其称为艺术行为的话。我们应该看到作为策划者的“阴谋”：所谓减低艺术家的作用，只不过是在减去作为艺术家行为的创作部分，此一公共艺术品的背后仍然是精英文化代表者的策划与经营，只不过他们化身为导演，选用了未经培训的群众演员上演了一部所谓的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大戏。在这样一部戏中，成功的决不是作品的形式，使之成为经典的仍然是代表精英文化的“导演们”。(www.xing528.com)

我们还应该发现解释在精英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之间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艺术以来，代表着精英艺术意识的先锋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评论家结合媒体充当了桥梁，甚至在某些时候先锋艺术家们自己跳出来在媒体上为自己的艺术作出解释以获得大众世界的承认。“艺术家和评论家的这种共生关系在先锋派艺术家与评论家那里是特别明显的。先锋派艺术家创作出的对象需要用历史上未曾试用过的方法去听、看和读，以获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对于这样的艺术家而言，评论家的任务是帮助我们配备那些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眼睛、耳朵和头脑。的确，对于先锋派艺术家来说，评论家的作用是如此的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以至于我们这个世纪的几乎所有先锋派艺术家都自己来行使评论家的职责，尤其是为他们自己的作品。对那些烦人的询问者，他们声称他们的艺术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为自己的艺术辩解。”^[22]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并不是不可以逾越，媒体时代为这样的逾越制造了广泛的可能性。

落实到城市雕塑领域，除却代表着意识形态的“可读性”、“符号性”，城市雕塑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左右徘徊，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折中主义。它不具备公共艺术所宣称的大众参与的欺骗性面具，也不像阳春白雪的精英艺术缺乏亲和力，城市雕塑的创作主体仍然是代表着精英文化的艺术家，当然最终的作品形式在形形色色的权威压力下，又会呈现出大众文化所具备的可亲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