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东方罗马”之称的临淄（今山东昌乐县东南）和“希腊之子”的雅典几乎处于同一繁荣时期，在这样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政治经济对城市艺术的影响作用。雅典人并不富裕，物质生活相当匮乏，但雅典人崇尚和追求美。运动、辩论、戏剧，精神的愉悦是雅典人最重要的生活追求。而临淄却处在物质生活极大满足的时期，司马迁《史记》记载“（临淄）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市民的闲暇生活多用于“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搏蹴鞠者”（《史记·苏秦列传》）。雅典的城市生活建立在自由、乐观、理性精神的基础之上，对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充分重视，柏拉图在雅典郊外办学，门上悬挂有“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字样，苏格拉底在生存和法律之间选择了法律。“而以临淄为代表的战国时代的中国都市，严格地说，则没有市民特色的城市文学、艺术，宫廷乐舞充满着淫荡。祭祀舞体现了祈求丰饶的心理。乐舞与诗歌都源于田野。绘画与雕塑往往表现一种恐惧的迷狂，一种诅咒的巫术。”[19]所以，“如果从物质、精神生活看，代表西方的雅典是走着政治生活化的道路，即循着城邦政治——战争——强健的肌肉——运动会——人体美——雕塑艺术的发展模式；而临淄则走着生活政治化的道路，这从宗教、音乐、建筑等方面可显露出来。文化发展的这种差异，应该是中西方城市的政治、经济属性所致。”[20]
雅典居民在极其简单的物质生活里，在公民大会的政治模式下充分享用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将个人的职责落实在公共事务与战争之上。所以锻炼身体、积极备战是公民极力倡导的教育模式。相应的，在希腊人的眼中，“理想的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子矫捷、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21]丹纳将古希腊雕塑艺术的诞生归纳为希腊人崇尚武力、赞美健康人体的结果，“这种思想产生塑像艺术，发展的经过很清楚。一方面，公家对得奖一次的运动员都立一座雕像作纪念；对得奖三次的人还要塑他本人的肖像；另一方面，既然神明也有肉身，不过比凡人的更恬静更完美，那么用雕像来表现神明是很自然的事，无须为此而篡改教理。一座云石或青铜的像不是寓意的作品，而是正确的形象；雕像并非拿神明所没有的肌肉、筋骨、笨重的外壳强加在神明身上；它的确表现包裹在神明身上的皮肉，构成神明的活生生的形体。要成为神的真实的肖像，只消把像塑得极尽美妙，表现出他所以超越凡人的那种不朽的恬静。”[22]（图2.1.10）
图2.1.10 罗马旧址内处处可见雕塑艺术品
在这样中西迥异的城市生活模式下，雅典城内才会出现：“菲狄亚斯雕塑的各种人像不是也到处耸立着吗，无论是在场院、作坊、商摊、牲畜栏，还是在宗庙、泉边，在这些不足以称为房屋的茅棚泥舍间到处都耸立着吗？”[23]。丹纳记载了希腊罗马城雕塑的盛况：“后来罗马清理希腊遗物，广大的罗马城中雕像的数目竟和居民的数目差不多。便是今日，经过多少世纪的毁坏，罗马城内城外出土的雕像，估计总数还在六万以上。雕塑如此发达，花开得如此茂盛，如此完美，长发如此自然，时间如此长久，种类如此繁多，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第二回。”[24]（图2.1.11～图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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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1 古希腊雕塑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图片出处：［美］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民主的曙光·雅典》
图2.1.12 罗马城内到处都是雕塑。图片出处：［美］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世界霸主·罗马帝国》
而中国古代城市严格的等级区分，高压的城市生活模式，不利于城市公共艺术的滋长。有学者这样写道：“今天人们在小说中读到的，或是在影视中看到的古代城市繁华热闹的场景，如果是唐朝以前的城市，那只能是作者为了艺术效果而作的艺术夸张。这种繁华场景，只有到了北宋以后的城市中才能看到。”[25]上文所述的临淄居民的休闲娱乐，只能停留在日常生活的消遣上，不可能如古希腊般将日常生活的审美上升为理想化的专门性造型艺术。中国古代城市居民没有成为城市生活的主宰，城市艺术的创造只能是帝王将相的私人企图，在这种前提下，以歌颂人性美为发端的城市雕塑艺术在中国失去了孳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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