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西艺术，人们很容易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即：中国艺术是传神的，重写意，西方艺术是科学的，重写实。虽然或有争议，但大体上是一个统一的认识。综观中西艺术史，这种差别在图像上一目了然。
庄子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其对“言”和“意”的关系的阐述后经王弼等人的进一步发挥[16]，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传神”论的重要基石。传说中九方皋相马只求神气，“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列子·说符篇》），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南宋陈去非有“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的诗句，可见强调“意”的审美在中国古典美学的崇高地位。
雕塑艺术的诞生应该说与写实、模仿的艺术创作手段紧密相连，需要科学的创作观。古希腊美学中对于比例、法规、艺术模仿自然的认识为古希腊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从公元前6世纪末毕达哥拉斯学派对艺术的解释到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强调艺术对自然的摹仿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的原则支配着宇宙中的一切现象，艺术也不例外。“不能凭看初次接触，而是要经过极勤奋的功夫，长久的经验以及对于一切细节的广泛知识。对于雕塑家、雕刻家、写生画家以及凡是按照每一种类事物去刻、塑或画出最美的形象的人来说，情形至少是如此。例如就人或马、牛或狮作出最美的形象，都要注意每一种类的中心，人们都称赞波里克勒特的叫做‘法规’的论文。所以称为‘法规’是因它定出事物各部分之间的精确的比例对称。……［至于美］在各部分之间的对称——例如各指之间，指与手的筋骨之间，手与肘之间，总之，一切部分之间都要见出适当的比例，像在波里克勒特的‘法规’里所定的……实际上按照许多医学家和哲学家的学说，身体美确实在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17]（图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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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持矛者》代表着希腊古典雕塑形式的典范
中国的雕塑艺术受中国古典美学传神写意的影响，除却具有朴素的写实风格的秦兵马俑，汉以后的雕塑艺术体现出恢弘大气、手法肆意但求神似的创作倾向，虽然随着宋以后佛教艺术通俗化的影响写实性的雕塑创作又有所回归，但那种回归表现为色彩的应用及世俗化造型的兴起，与西方雕塑史中严格的解剖和比例具有本质的不同。
有学者对秦汉时期发达的雕塑艺术以及后期的命运作出这样的总结：“我们的解释是：第一，这些人体雕刻固然成就很高，但当时只是始皇的葬品，在现世生活中雕刻并未成为一种重要的、流行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艺术样式，并不能据此而认为先秦雕刻已很普及、发达。第二，这些雕刻出于墓葬礼仪之需，是始皇希冀死后仍享有现世同样的统治权力的一种表现，这就要求完全模仿现世实际状况来雕刻，这种模仿性雕像是一种特殊的皇权需求的产物，并不表示中国先秦时一般的抒情文化精神。第三，这是一种强制性的集体雕刻制作，它虽能表明中国古人有摹仿客体的艺术能力，却不能证明当时主导的审美取向是摹写自然，相反，当时社会正常的审美取向是抒情言志。所以，秦汉以后，雕刻艺术不仅未进一步繁荣，反而趋于衰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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