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与中国城市雕塑

二、从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

就城市雕塑诞生的原因而言，纪念性和体现统治者的权威是最主要的目的。芒福德指出：我们当今所谓“大型纪念性建筑”，首先是权力的表现，而且这种权力是通过大量昂贵建筑材料，通过各种艺术表现形式，通过雄狮、公牛、鹰等各种神物形象表现出来的，国家的统治者想把自身脆弱的能力同这些神物的强大效力联系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人产生敬畏心理，正像康蒂诺（Contenau）引述的现代忏悔词中所说：“见到我的主宰，国王，我便昏厥了，像死去一样。”^[11]在权力意识的表达上，应该说中西统治者虽然在选择象征物的具体对象上有所不同，但在所欲达到的功用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在中国古代社会，龙作为帝王的象征物拥有专属的地位，所以大至宫殿装饰小至衣纹挂件，龙的造型无所不在。另一些表现权威的象征物如狮、虎、辟邪等，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中也较为常见。

芒福德在谈及古埃及城市遗迹时，又指出：“现在有许多独立存在的建造物都能以证实文明启蒙时期社会权力普遍扩大的情况：方尖碑，宽大的仪仗道路，柱廊，规模宏大的花岗石和闪绿岩雕像，所有这些东西部证实了我们料想中的那种城市生活。但城市却是暂时的。……自然，我认为纪念性艺术是城市存在的可靠证据之一。”^[12]（图2.1.6）这一点上，我们便可以看出中西城市表达方式的不同，在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挖掘中，对于城市存在的证据往往是城墙及宫殿的夯基和布局，很难找到“方尖碑”、“雕塑”等类的存遗物。

与西方的宗教精神和君臣意识传统不同，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宗法礼制上。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祖宗崇拜在意识形态里占据一重要位置，公认孝道是最高的道德，任何宗教所崇拜的神和教义都不能代替祖宗崇拜和孝道。这是汉民族特征之一，宗教在汉民族不能生深根，宗法是起了抵抗作用的。”^[13]以这一出发点，中国似乎更具备人像纪念性艺术存在的理由。事实上，中国造像艺术确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先的人物画像以神像及圣贤像为主，至汉以降，对生人写真风气伊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宗庙礼堂中，总供奉有祖先的画像。从历代关于写生（写真）的画论如：陈造（南宋）《江湖长翁集·论神韵》，王绎（元）《写像秘诀》，蒋骥（清）《传神秘要》等，我们可以看出，画像技术在中国古代虽不是绘画艺术的主流，但也是值得瞩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奇怪的是，落实到雕塑艺术中，写真的艺术如此的罕见，以至于最终影响中国城市雕塑的启蒙与发展。

图2.1.6　罗马市政厅广场，中心位置竖立方尖碑记功柱

我们还从看作西方城市雕塑起源的古希腊经典雕塑作品的主要题材可以看出，“神人同形同性”的人形神话人物为一部分，统治者及学者、维护公众利益的英雄（例如哈莫迪奥斯和阿里斯托基顿是刺杀暴君西帕卡斯的英雄，雅典人便在集市广场竖立他们的雕像）、运动健将等为一部分，“（古风时期）的艺术家在描绘生活，塑造人物方面有着大胆的追求和探索，力图体现城邦国家自由民的‘公民’意识”^[14]。古希腊雕塑家在创作手法上也体现出人性化的特点，“无论男子还是女性雕像，都是以当时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为基础创作的，男子雕像概括了城邦国家英武的战士或运动员的健康状貌，女子雕像表现了当时生活中穿着盛装参加节日快乐的少女的丰姿。”^[15]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君王的态度，是半人半神的。皇权天授，君主与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上宗法制度的支撑，老百姓对于君王的崇拜落实在对于天及不可认知的命运的盲从上，历代君王一般不需要竖起自己的形象来供黎民百姓膜拜。纵是五代、宋时期流行的帝王画像或塑像，也多是深藏宫闱或埋入墓穴，其功能不是提供给黎民百姓供奉之用，这与西方的帝王塑像有着本质的不同；另一方面，自孔子以来创建的礼法说教，压抑作为人的个体精神的张扬，个人的世界必须与国、族、家的利益紧密相连，所以在古代中国的艺术里，很难寻找到直接歌颂个体人性的作品。文人画的兴盛更能说明这一点，个体的喜怒哀乐全部托情于自然景物和山水精神，与自然的阴晦阳明同息。所以，从古希腊的城市雕塑题材选择（帝王、英雄、运动员、美少女）与中国古代社会所对应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重重束缚下，作为城市雕塑起源的对于人个体的讴歌与赞美不可能得以实现。虽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对英雄进行礼赞的大型雕塑作品——如霍去病墓，但更多的是使用象征的手法表达出了气势，而在形制上为了与整体的建筑风格相协调，在霍去病墓群雕中，主人的形象并没有出现，倒是出现了马踏匈奴的场景，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古人对英雄的仰慕落实在对于国家社稷的贡献上，而非个体形象的伟岸的描绘。至于历史上存留的一些人物塑像，如李冰像，作为纪念性的功能远远低于其作为水则的功能，人物造型简陋，若背后不刻有李冰名字是不可能被后人认为是李冰像的。（图2.1.7）(www.xing528.com)

图2.1.7　李冰像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佛教的传入导致了偶像崇拜的兴起。北魏沙门法果为了争取统治者的支持，称“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北魏文成帝亦“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魏书·释老志》，图2.1.8）此外，在佛教雕塑中还出现了高僧及供养人的塑像。这一类的塑像虽然可以归纳于公共地域（寺庙石窟）的雕塑作品，也可能具备与西方城市雕塑初始偶像崇拜模式近似的特征，但总的来说，这些塑像统领于佛的光辉之下，是宗教的艺术而非城市的艺术，更非城市的“公共”艺术，这是很容易厘清的。

图2.1.8　以北魏文成帝像为原型的释迦牟尼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