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雕塑：命名之初

第一节　中国城市雕塑名词的提出

虽然城市雕塑这一词语很难在西方世界的艺术语汇里找到对应的解释，也无从查考它的由来。但在中国，“城市雕塑”这一词语作为官方的正式用语有着准确的提出时间。“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关心城市雕塑工作。1980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和国家计委负责人顾明，听取了刘开渠等雕塑家的意见。根据谷牧的指示，刘开渠等人以毛主席纪念堂修改领导小组名义，起草了一份加强城市雕塑工作的《建议书》。1982年，华君武转达周扬的指示，要我们写一份关于雕塑方面的建议，由他向中央呈报。在华君武、刘开渠的主持下，起草建议书的任务，交给了王克庆和程永贤。‘城市雕塑’这个提法，从学术上讲并不确切。相对室内雕塑，也有称室外雕塑的，而在现代欧美，又称公共艺术或环境雕塑等等。但由于‘城市雕塑’一词在国内已经约定俗成，国外也用，因而在起草建议书时仍沿用了这一提法。”^[3]作为建议书的起草人，王克庆先生自己都觉得城市雕塑词语的不确切。无独有偶，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在《中国城市雕塑50年》序言中也提出“所谓城市雕塑，并不是一个很确切的概念，它是相对于室内雕塑而言的，故可以称之为室外雕塑。为了创造城市景观，也可以称之为景观雕塑、城市环境雕塑等。多年来，‘城市雕塑’这一词语已约定俗成，也就无需再去为它正名”。^[4]

很遗憾，虽然二位专家都提及城市雕塑在中国是“约定俗成”的概念，笔者却未能找到在80年代之前含有城市雕塑一词的讨论文章，从建国到文革期间，“纪念性雕刻”、“装饰雕刻”、“室外雕塑”这样的词汇充斥在各类文本之中。其中比较典型的有1959年王静对解放后雕塑艺术的总结性文章中对各类雕塑的分类阐述，其将解放后的雕塑艺术大致分为纪念碑雕刻、大型装饰雕塑、展览会雕塑、民间的小型雕刻等几种类别。^[5]国家权威刊物《美术》1981年第七期几乎用全部的版面来讨论雕塑问题，而潘鹤、刘骥林、王官乙、黎朗、傅天仇、潘绍棠、王克庆、程允贤等老一辈雕塑专家对城市雕塑此类作品的称谓也还是“室外雕塑”。有趣的是，同一期《美术》杂志刊载了署名上海城市雕塑设计展览筹备组的文章《让雕塑艺术为美化城市服务》，文中提及“今年（1981年）春节期间，‘上海市城市雕塑设计展览’在市展览馆展出”。可见，在地方政策部门已经开始明确正式使用城市雕塑这一名词的时候，并不是和专家学者步调一致，中央与地方、创作者与专家学者、学者与学者之间都还没有对此类雕塑作品统一概念。《让》一文中还提及原上海市长陈毅20世纪50年代倡导的“纪念碑雕刻”，历经十年动乱，1978年纳入计划，80年代初创作动员等情况。可见，作为新中国的代表性城市，上海对城市雕塑概念的确立起着先导性的作用。当然早在1978年8月，中国美术家协会恢复筹备小组在北京召开雕塑工作座谈会，其讨论中心即为雕塑创作如何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如何为城市建设服务等问题。1981年《美术》杂志的这次集中讨论可以看作是中国城市雕塑建设工作的正式展开和概念统一的一次理论铺垫。1982年《美术》杂志发简讯指出“广东省重视雕塑在美化城市中的作用”。1982年4月27日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在京及外地来京的雕塑家，转达中央领导对刘开渠等人1982年2月25日写给中央的《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的批示，1982年第6期《美术》杂志以《城市雕塑建设的喜讯》为题刊发图文，至此城市雕塑的概念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统一。(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中国城市雕塑概念的提出有其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无论是“室外雕塑”、“环境雕塑”还是“城市景观雕塑”都不能够恰当地表达当时雕塑艺术的历史功能，“室外”或“户外”过于笼统，“环境”没有历史背景内涵，“城市景观雕塑”只强调了其装点环境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城市雕塑概念的提出并不能完全说是“约定俗成”，确切地说应该是雕塑艺术在“新时期”、“新任务”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地域具体而功能指向明确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