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传统民居-渝东南人文因素背景

传统民居是彼时彼地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所，其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状态及民族性格都会在生活空间中体现出来，那么对渝东南土家族传统民居的研究就离不开对该地区土家族及他们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及经济技术水平等背景因素的研究。

1.2.1 土家族与“武陵民族走廊”

陆元鼎先生在中国民居建筑丛书总序《中国民居建筑的分布与形成》一文中，总结了中国各地民居类型和居住模式既有共同特性的一面，也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汉民族的三次大规模的南迁和各少数民族区域内的人口迁移。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祖先原来生活在北边的中原地区，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但由于人口的剧增及纷乱的战争，迫使汉民族一是向南迁到达江南淮南地区后又进入两广和福建地区；二是渡长江后又向西到达江汉平原，进而往蜀中地区迁徙；三是越过大巴山进入四川盆地。在历次的迁徙过程中，北方的中原文化对当地土著的思想观念与居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融合当地优秀的地域文化，形成新的民族民系文化，产生新的居住模式。除了汉民族的南迁外，少数民族的迁移也是民族民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如苗族先民“三苗”，由于不断遭到中原的进攻，被迫迁徙，先是由北向南，又由东向西，最终在以沅江流域为中心的湘、黔、渝、鄂、桂五省毗邻的地区定居下来，形成与土家族比邻而居的情形。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居住模式后，受汉化的影响有限，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居住建筑和文化体系。综上可以看出，在研究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因素时，要剖析其背后的民族人口迁徙形成的动态因素，从而找出各民族建筑地域性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土家族是居住在湘、鄂、渝、黔边的一个古老民族，自称“毕兹卡”，族源说法不一，被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是潘光旦先生所著的《湘西北的“土家”和古代的巴人》中提出土家族的主体为巴人的后裔的观点。早在商、周时代，巴人就生活在鄂西南的清江流域，随着战争纷乱不断向南向西迁徙，进入武陵山境内，以刀耕火种、渔猎山伐为业，繁衍生息。在宋以前，史书把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都统称为“武陵蛮”“武陵夷”；至宋元时代，土家族才逐渐形成体系，被称为“土兵”“土人”和“土丁”等名称；元明清三朝，中央王朝在今土家族居住区普遍实行土司制度，规定“蛮不出境，汉不入峒”，使居住在渝、黔、湘、鄂边的“土人”基本上稳定下来，加速了土家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土家”作为族称，是在汉人大量迁入后出现的，为了区别外地迁入的人群与本地人的不同，“土家”一词开始出现，以汉语自称“土家”，称外地迁来的汉人为“客家”，称毗邻的苗族为“苗家”。

图1.4 武陵山区水系图

“武陵民族走廊”学说是由费孝通先生在《武陵行》中首次提出的，后李绍明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该走廊大致在东经107～112，北纬26～31的区域内北起大巴山，南至苗岭，东起雪峰山，西至大娄山，四大界山把其围合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与土家族居住的地理范围吻合，民族迁徙通道是以武陵山脉东北—西南的走向，以沅水、清江、澧水、乌江、酉水5条河流（图1.4）为主要通道的从西南向东南延伸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走廊。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武陵民族走廊”是“从云贵高原向江汉平原开放的通道”，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地，是中国“民族走廊”中多元文化互动最具典型性的地带。

在历史上，汉族或从洞庭湖沿沅江、澧水及其支流，或从长江支流清江、乌江进入武陵山区，特别是“改土归流”后，废除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政令，汉民族大量进入土家族聚居地区，使得土家族聚居地区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深。例如，住宅基本采取的是中原的合院平面形制，并在建筑空间上体现出中原礼制等级等。弄清楚汉民迁移的主要路线是从江南、淮南地区沿长江西上到达洞庭湖，再沿沅江、澧水进入土家族地区后，其建筑带有明显江南民居风格，以及风火墙的大量应用就不难解释。汉民族进入武陵山区的另一条迁移路线是，从四川盆地翻大巴山再沿乌江、清江而来，这些汉民带来了川西平原以穿斗木架结构为主的民居营造技术。

除了汉民族以外，还有世居武陵的苗族、从南方苗岭迁徙来的侗族，与土家族共同组成了武陵山区主要的民族。这些民族及其先民在武陵地区互动交融，构成了如今土家族聚居北部、苗族集中于南部、侗族则主要集中在更南部的民族分布格局。从民族互动来看，土家族和苗族关系尤为密切，特别是渝东南五县都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形成土苗两族“有分又有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局面。因此，对土家族民居建筑的研究，还要注意与苗族民居建筑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另外，要注意土家族是多元一体的，除了巴人的后裔外，还有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著人、外面迁来的汉人及其他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在共同与大自然和自己敌人的斗争过程中，相互交往和融合，逐步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类共同体——土家族。虽然同属于土家族，但土家族内部由于发源地、迁徙路径的不一样，导致土家族建筑呈现出区域差异性。渝东南地区由北边长江、西边乌江、东边酉水这3条民族移动通道恰好将其包裹其中，该地区土家民居的差异性分布也主要体现在这三大流域的分布上。典型的例子是长江流域的西沱古镇、乌江流域的龚滩古镇、乌江支流阿蓬江流域的濯水古镇、酉水流域的龙潭古镇，这些地区的土家族民居建筑既具有相同的建筑特征，又具有地域差异性，通过对其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快速掌握整个渝东南地区土家族民居的概况。

1.2.2 渝东南土家族的土司文化

从秦开始，为了笼络少数民族，预防其对封建王朝的统治构成威胁，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采取绥扶手段，即羁縻政策。羁縻政策主要是从军事统治和经济赋税上实行有别于王朝内郡的统治政策。封建王朝在其边境处划定边郡疆域，在其疆域内实行“土流并治”（“土官”是封建王朝封赐的独霸一方能世袭的官员或统治者，“流官”是封建王朝派遣的独霸一方不能世袭的官员或统治者）的政治政策，即在任命其土著部落首领为“王”“侯”或“蛮夷君长”的同时任命“流官”，以限制其发展；而在经济上，对其实行赋税优惠或无赋税政策。唐朝开始实行羁縻州政策，与羁縻政策不同的是：羁縻州疆域一般是以某一大姓所形成的自然区域，这一区域可划为一州或数州，各州官吏均由原部落首领担任；在经济上，除各州首领需定期向朝廷纳贡外，朝廷一般不直接向羁縻州的居民征收固定赋税，而且羁縻州可保留有本部兵马以镇守封疆。羁縻州制度一直实行至南宋。从元朝开始，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制度基本完善，形成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有较为完善的官制、承袭制度、土司兵制、等级制度、刑法，其主要特征是：中央王朝对各少数民族首领赐以爵位、名号，各首领可以沿用以前的生产生活方式，但需承认其隶属于王朝，遵从王朝征兵调用，而且还需向王朝纳税交赋。土司制度在历经元、明、清三朝后，于清朝雍正时期开始了对土司的“改土归流”。在土家族历史的变迁中，土司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土司文化的相对稳定，紧紧联系着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并且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土司文化从元初湘鄂西洞蛮活动，到元末土司势力之坐大；从明初诸土司之归附，到明中后期之控蛮策略；从清初换篆，到“改土归流”土司覆亡，其中“改土归流”是土家族地区文化的重要转折点。

土司的承袭制度为封建世袭制，“所设宣慰、知州、长官、不问贤愚，总属世职”[1]。由于土司是世代相袭，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境内封建等级制度严密，所以在房屋建筑的等级上也极其严格。土司居住之所，可“绮柱雕梁，砖瓦鳞次”，十分富丽堂皇。其下属官吏虽“可竖梁柱，周以板壁”，但“不准盖瓦”。而一般土民只能“叉木架屋，编竹为墙，如有盖瓦者，即治以僭越之罪”[2]。可见，土司统治时期的建筑除土司建筑外，其一般民居因其材料原因很难保存至今。渝东南现存的土家族传统民居主要是“改土归流”后建造的。

土司时期是封建领主经济，境内的土地、森林、河流都归土司个人，广大土民需世世代代为奴，不许任意迁徙。再加上“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政策，造成土司统治的区域与汉民的交流较少，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另一方面，严密的土司统治使得土家族能在邻近中原腹地、处于周围汉族强大影响下保存自身的民族特点，促使了本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改土归流”之后，汉人不断迁入武陵山区，对当地的农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改土归流”后，实行的是封建地主经济，汉族农民和商人大批迁入土家族地区，带来各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得土家族地区落后的农业生产大为改观。同时，汉族地区的百艺工匠也大量进入，定居于各大小城镇，以致乡村，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为建筑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土家族地区在“改土归流”后民居的建造才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从武陵地区土司制度来看，元明清以来，土家族曾形成较大的土司和完整的政权；苗族仅有较小的土司和不甚完整的政权；侗族则有中等的土司和较为完整的政权。对于土家族土司来说，其地域大致可划分为湘西、鄂西、渝东南、黔东北四大自然区域，主要有八大土司：包括永顺土司、保靖土司、容美土司、施南土司、酉阳土司、石柱土司、思州土司和桑植土司，其中石柱土司和酉阳土司辖地是现在渝东南的地理范畴。本书研究的草圭堂在修建之初就处于酉阳土司的辖区内。

1.2.3 渝东南土家族的宗教信仰

渝东南土家族的宗教信仰主要体现在祖先崇拜、敬奉土王、相信土老师（土家语称为“梯玛”，有的也叫土老司）三方面。

土家人自认是巴人癝君的后代，因传说癝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土家人便有白虎的图腾崇拜。土家人相信虎有神灵，一种是坐堂白虎，这种坐堂白虎是好神，每家都要敬奉，土家人常在堂屋后墙的中间放一凳子作为坐堂白虎的神位，或是在神龛上供奉坐堂白虎。另一种是过堂白虎，这种白虎过堂时要压死小孩，它是坏神，要是哪家小孩生病了，就要请土老师赶白虎。土家族吊脚楼的建筑装饰上也常出现白虎的图样，如柱础雕刻和木雕上。

土家人“改土归流”前不敬家先，只敬氏族部落首领和在土家族形成过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土司王和英雄人物。在渝东南地区，主要供奉的是土王的祖先神灵，沿酉水河流域的大多数土家村寨都建有土王祠和土主庙，如秀山就多为土主庙，主要供奉杨氏家神。在永顺、龙山等地则多为八部神庙，相传八部大王是土王的八个大将变成的神。“改土归流”后，在清政府的强制规定下，各家中又设有祖先的神位，在堂屋供奉自己的祖先。(www.xing528.com)

“改土归流”前，土老师依附土司制度，权力很大，凡土家村寨的祭祀、治病、赶鬼、婚姻、赶白虎、解纠纷、占卜问事都归他们管。“改土归流”后，土老师演变为宗教仪式执行人，有的兼歌师傅，有的兼老师，逐渐衰落。摆手堂是土老师进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土家族地区建筑的艺术精华。现存的酉水河畔卯洞的舍米湖摆手堂保存较为完整（图1.5）。

土家人是多神信仰，相信万物有灵，从室内到室外，处处皆存在着不同的神灵，其中有门神、家神、柱神、碗神、火塘神等。

1.2.4 渝东南土家族的礼俗风情

土家族衣着方面崇尚简朴，色彩尚蓝，多穿多纽扣对襟短衫，男女都以白色和青蓝色土布帕子缠头（图1.6）。日常饮食方面，以苞谷、稻米为主，红薯、马铃薯为辅，喜食酸菜和辣椒，地方小吃有油茶和合渣。生活中土家人热情好客，迎宾、待宾、送宾礼节淳朴浓烈，以鸣炮迎宾，用油茶汤和上等饭菜款待宾客并献咂酒，挽留客人千言万语，情真意切，送客一程又一程，极尽地主之谊。

图1.5 舍米湖摆手舞

图1.6 土家族服饰

土家族尤为重视传统节假日，除传统的清明节、端午节、月半节、中秋节、春节五大节外，还有摆手节、赶过年、三月三、六月六、七月七、过苗节、羊马节等。其中，以“赶过年”最具土家特色，它相比汉族的春节提前了一天，即逢月大腊月二十九过年，月小腊月二十八过年。节庆或祭祀或庆祝，侧重各不相同，哪种节庆就过哪种生活，以酿豆腐、米粉、粽子、油茶汤度过节日，同时开展一系列活动。

土家男女多由对歌相爱至结婚。结婚时，土家族女儿出嫁一定要会哭，谓之哭嫁。哭得越伤心越感人，越被称为聪明伶俐的好媳妇。在土家族地区的葬礼，俗称“百年归寿”，又称“白喜”，有“红白喜事”之说。“白喜”在土家族地区可谓是大事，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陪人亡，欢欢喜喜办丧事”。人们往往哀而不伤，并以欢快的摆手舞表现。摆手舞是土家族古老的传统舞蹈，跳摆手舞时，土家人穿上当地特有的民族服饰，大家围在一起欢快起舞。

1.2.5 渝东南土家族的地域经济背景

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施行的是较为封闭的领主经济，社会经济缓慢地不断向前发展，但农业生产力还是较低，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土家人勤劳勇敢，基本是手工劳作，以肩挑或背的形式负重运输。生产工具多为自制，迄今仍保留着石磨、臼、风包等原始的劳动工具。土家人在生产中团结协作，薅秧锣鼓即是一种集体劳动方式。空闲时妇女做布鞋、绣鞋垫，男人则以竹木制作各种器具。农闲季节常常全寨青壮男人上山围猎，或放孔明灯等，其乐融融，亲密无间。农闲时候也发展手工业，其中以家庭纺织最为突出，其工艺水平与汉人大致相同。土家人的织锦——土家语称“西兰卡普”（图1.7），图案丰富，色彩绚丽，近年来赢得众多工艺美术家的赞赏，非常出名。民居则几乎全是茅草屋，建筑技术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土司衙署及其附属建筑方面。因是集万民之力修建，土司衙署建筑水平较高，如石柱土司衙署中的玉音楼，有七楹三层，高60余丈，足见其石工、木工等技艺娴熟。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也以手工方式小规模地进行开发，如石柱的铅，酉阳的丹砂、水银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商业贸易业日渐兴旺，土司衙门所在地成为了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秀山、酉阳“素产焰硝，土人以煎熬为业”，来自汉族地区的商贩携带布匹、食盐等日用物品来到与之接界的龙山县里耶进行贸易，然后雇船将焰硝运往汉区销售，致使里耶成为土家地区地方贸易的集散地。但是，土司的统治严重地妨碍着土家人和汉族地区的贸易往来。

图 1.7 “西兰卡普”织锦

“改土归流”后，一方面因为土司制度的废除，封建领主经济亦随之解体，地主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汉族农民和商人大批迁入，带来各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得土家族地区落后的农业生产大为改观，农作物产量显著提高，油桐、茶叶、养蜂、采集药材等副业生产也有了较大发展。另外，汉族地区的百艺工匠也大量进入土家族地区，定居于各大小城镇，以至乡村，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土家族的手工业者学习汉族的手工技艺，技术水平迅速提高，木工的雕镂、刻画，铸工的铸枪、农具等都制造得精致坚固。如永顺县修建的莉济桥，长26丈（1丈≈3.33米），宽1.8丈，高3.2丈，建筑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

另一方面，因为废除了土司制度，商人进出不再被勒索，货畅其流，邻近各省和远至福建、广东的汉族商人纷纷前来进行购销活动，土家地区的商业贸易空前活跃。商路分水、陆两路。水路由沅水、酉水达永顺府；由长江、洞庭湖可达施南府、鹤峰州、石柱厅；沿乌江而上达秀山、酉阳、黔江一带。陆路由桃源、澧县可达保靖、龙山，由四川、贵州经来凤再转附近各县。城乡物资交换，各地乡村的集市贸易相当活跃，交易“或期以三日，或期以五日，其交易之区，日场亦以市镇街店称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的乡镇、民居、公共建筑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地主阶级的形成，在土家族地区修建了大量的地主庄园，这些建筑都是土家族民居中的精华，代表了土家族地区民居特色。草圭堂后期修建的二进院落无疑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1]引自永顺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永顺县志卷3 [M]. 湖南出版社，1995.

[2]引自永顺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永顺县志卷12 [M]. 湖南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