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摄影：扬长避短拍出精彩瞬间

扬长避短拍体育

虽说摄影记者要努力让自己成为多面手，对任何题材的拍摄都要拿得起放得下，但实际上很难做到。有的记者擅长拍社会新闻，而有的记者擅长拍文艺体育。现实情况是，摄影记者擅长了这项往往就短腿了那项。

比如我自己吧，我在《解放日报》当摄影记者时一直跑政法、经济的条线，而从没拍摄过体育比赛和舞台演出。每每看到同事拍出文体题材的精彩瞬间时，内心十分钦羡，也想找机会一试身手。可惜，分好了的条线是不会轻易变动的，所以直到七年后我当上了《解放日报》摄影美术组组长，我还是没有文体方面的拍摄实践机会，更谈不上有文体方面的拍摄经验了。

1993年5月，首届东亚运动会在上海举行，这是上海解放以后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体育盛会。为了报道好东亚运动会，《解放日报》决定每天除了头版发重要消息外，还安排一个整版的专页和半个版的画刊。为此，安排了五位摄影记者参加拍摄，但内场证（即可以进入比赛场地的证件）只有三张，分别给了前后两任体育摄影记者吴文骥和周先铎及大家公认战斗力较强的崔益军。我和副组长俞新宝只能拿到外场证（即只能免费进入观众席的证件）。而且诸如“大炮”这样的专业镜头也只配给进内场的三位记者，而我手里最“专业”的一个镜头也就是80—200／F4的变焦镜。

我在要经历没经历，要经验没经验，要武器没武器的情况下，参加首届东亚运这种重大赛事的摄影报道，心里发憷。更要命的是，我还是摄影组的组长，拍好了没啥，拍坏了可是丢人到家了。

怎么办呢？我好好地分析了一下自己，如果我在一无经验，二无设备的情况下，也像一线的三位记者那样去拍，我是肯定拍不过他们的。怎么办呢？我想到了“扬长避短”。

我虽然拍不好体育比赛场面，但整个东亚运动会也不全是比赛活动啊？而拍摄其他活动的照片我就不一定就是外行了。想到这里，我心里就放心了不少。

进入角色的第一个活动是去拍摄东亚运首次新闻发布会，因为有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出席，是很出新闻的场合。果然，现场萨马兰奇的表情十分动人，很多同仁都拍到了萨翁口含铅笔矜持而视的很传神的镜头。因为我没有长焦，我拍不到这样的照片，很无奈，于是就在会场里转悠着，我忽然看到会场里坐着一个很面熟的人，是谁呢？脑海里使劲搜索后猛然醒悟：他是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当时北京正在紧锣密鼓申办2000年奥运会，张百发利用东亚运的机会与萨翁接触不就是新闻吗？于是，我分别拍下了“萨翁不露声色和张百发翘首以待”的两幅照片，成为第二天《解放日报》东亚运专页上的亮点（见图1）。

初战告捷，让我有了信心，我就拿着我的“短炮”出没在各个赛场的观众席上。当时，中国台北著名短跑选手王惠珍来上海参加东亚运是各报报道的热点，我从程序册上得知5月13日下午王惠珍要参加女子100米决赛，就按时来到虹口体育场。我在观众席上往下一看，那么多摄影记者扛着长枪短炮为争一个好位置而你推我搡的，反而不像我站在观众席上那么轻松。虽然远了点，但我可以随心所欲游走，没人来干扰我。当发令枪一响，我的镜头就随着王惠珍的身影移动着，当她明显领先时，我用追随法拍下了“惠珍——会争”的画面（见图2）。(www.xing528.com)

最令我开心的是5月14日下午在闸北体育馆拍到的我国重量级举重运动员魏铁汉“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见图3）。

这天我照例游荡在观众席上，举重运动员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势我是拍不到了，我就沿着通道游到“幕后”去看热闹，一看，后台固然很热闹，有教练员对运动员面授机宜的，有运动员之间相互鼓励的。当时我脑子里忽然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鬼使神差地让我拍到了这组充满情趣的好照片。

这组照片成功的关键在于第二幅“鼓励”，而这幅照片在比赛现场是拍不到的，只能从观众席通道上绕到“幕后”才能拍到。这说明，进不了内场不一定是坏事，在这个时候就成了好事。

虽然，在这次我从影一辈子唯一一次参与体育比赛拍摄的经历中，我还是为我没拍出能冲击人们视觉的精彩瞬间而深感遗憾，但我还是为我能运用我在其他领域的摄影经历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用到体育摄影领域，并为东亚运的摄影报道创造了一个“另类”感觉而深感开心。

我过去跑得比较多的是政法条线，与体育摄影风马牛不相及。但到了这种综合性大赛时，政治条线的记者人头熟的优势就显得很有用。比如我能认出张百发，而专职体育摄影记者就不一定了；再比如5月10日那天在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与萨马兰奇共进午餐时，我还拍到了萨马兰奇阅读彩印的《解放日报》的情景。因为我常跟市委领导活动，吴邦国知道我是《解放日报》记者，所以他默许我把《解放日报》送给萨翁阅读。而正宗的体育摄影记者可能就无法做到这点了。

所以我深切体会到，当你参与一个你很不熟悉的领域的拍摄时，扬长避短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2007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