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作抓时抓亦摆
我坦承，我在刚学新闻摄影的那几年，摆拍是我的主要工作方式。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角手捧红宝书，排排坐着围一圈”是那时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反正当时的新闻照片往往都不是从新闻事件现场拍来的，总是根据宣传的需要，找到那些“事迹过硬”的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后去摆拍来的。当时的政治现实就是：不摆能拍到“新闻照片”吗？不摆的“新闻照片”能登出来吗？
我摆拍的历史前后持续大约十多年。转业进《解放日报》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新闻摄影界不断有人撰文反思新闻照片该怎么拍的问题。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让我们这些饱受摆拍毒害的一代人慢慢地明白了先进事迹不等于新闻，摆拍不能产生新闻照片的道理。以后，我在拍摄实践中，慢慢养成了在新闻事件现场用眼、用心、用镜头去抓取精彩瞬间的良好工作习惯。
但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有两张自认为抓拍得比较成功的照片，结果被人误认为是摆拍照片的冤情。
一是在1993年3月8日，江苏江阴华西村从长春一汽购买的250辆捷达轿车中的首批50辆驶抵华西村。当天上午，50辆轿车在村体育场上一字排开，村民们云集体育场，庆祝中国第一个轿车村的诞生。我事先闻讯后，特地从上海赶到江阴采访。在现场，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牵着孩子从场外走进来，瞬时间，那些从各地赶来采访的中央、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媒体记者立马蜂拥而上，去抢拍这个难得的场景。当时，我和《无锡日报》摄影部主任顾
维站在一起，我俩也想冲上去，因为谁都不想让难得的场面在自己的镜头前溜走。但一看那些“争得先机”的同行们你推我搡的乱样，还看到不时有人当场出主意将老太拉到轿车边上去摆布，顾
维一向有绅士风度，而我也比较矜持，所以我俩就都没有冲上去。我对顾
维说，我估计这老太看完了轿车就得往回走，按常理推测，她往后走的时候神态会好的，咱俩就赌一把，站在这里用长焦吊，拍到就拍到，拍不到就算。
谁知老太真的像我预期的那样，带着满意的笑容转身往回走来，我立马按下快门，拍下了这幅当时被很多报纸转载的《轿车进村的时候》（见图1）。因为我平时不喜欢用马达，所以当时用手动档只拍下两张底片，而第二张底片上的老太神态已明显不如第一张，成为废片。反正有一张就已经足够，所以这已经不妨碍我当时沉浸在拍到了好照片的那种喜悦中。
此后不久，无锡市举办一个经济类的摄影比赛，我以这幅照片参赛，心想得个大奖应当没问题。但结果我这幅照片只得个三等奖。事后，顾
维告诉我，这个三等奖还是他为我争取来的。在评选时，我这幅照片理所当然成为评委们关注的作品，但有评委提出，这张照片是摆布出来的，理由是不摆怎么可能抓到这么好的神态？担任这次比赛评委的顾
维站出来为我作证，向评委介绍了我这幅照片抓拍的过程。最后作为双方意见的妥协，给了我一个三等奖。
得不得奖倒是次要的，受冤枉总是不舒服的。我暗自庆幸，还好顾
维为我作证，不然我黑锅岂不要背一辈子？(www.xing528.com)
二是在1993年4月23日，我随复旦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的一批外国留学生到浙江绍兴开展体验中国文化之旅。一路上我与罗马尼亚留学生蔡小玉（中文名）混熟了，所以我总会把蔡小玉作为主要拍摄对象。第二天在参观嵊县的越剧博物馆时，我看到蔡小玉站在一个陈列有竹编的越剧人物的橱窗前，兴奋得直搓双手并念念有词的场景很生动，于是马上抓拍了一张（见图2）。说实话，按下快门时有很多细节都来不及处理，所以我想再调整一下后多拍几张更“好”的，谁知她一听快门响，就回过头傻看着我，我再怎么劝她：你看你的，不要管我怎么拍，但她就再也没有出现原先那种自然外露的神态了。
新闻摄影不是有“残缺的美”这句行话吗？意思是说，当你抓取最具典型意义的精彩瞬间时，往往不可能让照片在构图、影调等艺术要素方面做到完美。换言之，就是说一张抓得很好的照片，往往在构图、影调等艺术要素方面存在不足。想到这里，我心里也就释然了。心想抓到了这个瞬间总比没抓到好。
但这幅照片最好的命运，也就是入选当年的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复评，再也没有其他奖项光顾了。我也曾拿这幅照片让别人评判（不说是我拍的），回答是：摆布痕迹过浓。我晕倒。
但此回我不敢大肆声张了，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我一人，不像华西村那次还有顾
维为我作证，我再怎么解释也无法还我清白了。
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没有与人论是非的劲头了，有时反会产生一种莫名的阿Q式的自我解嘲：我能抓到像摆的照片，不也是水平吗？于是心里释然。
2007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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