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极为关注自我状态，追求自价值的实现，所以相对而言弱化了对现实的关注。李白诗作直接反映现实内容的篇目极少，无论其反映现实的广度，还是揭露现实的深度，都较为有限，与杜诗相比尤其如此。这既与李白主要生活在盛唐，社会矛盾尚未充分展开有关，更与李白关注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立场有关。
以表现自我与反映社会为分界，可将李白涉及现实内容的诗歌分为自我现实与社会现实两类，以此为标准搜检李白诗歌，则其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只占其中极少一部分，且主要集中在《古风》中，其他直接反映现实内容的重要篇目多作于安史乱后，如《北上行》《猛虎行》《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南奔书怀》等。
李白长期生活在四海升平的社会环境中，尽管怀才不遇，但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漫游，寻仙访道，留连于诗酒之中，寻求超越性的精神生活。李白曾说：“与君自谓长如此，宁知草动风尘起。”[97]安史之乱彻底打破了他的隐逸求仙之梦，将他由梦想强行拉回到现实中来，《古风·西上莲花山》由仙界而俯视人间“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惨象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求仙之梦的破灭。求仙实已失去了安定的社会和强盛国力的支撑，浪漫的诗人必然会从美丽的云端跌落到现实的大地，并直面血雨腥风的残酷现实。诗人因加入永王幕府而蒙冤系狱，出狱后又长流夜郎，这种惨痛的经历将诗人与千百万在战乱中奔波流离的民众联系在一起，因而才会以沉痛的笔触记述自己的不幸遭际和血火交并的现实。
安史之乱对现实的巨大破坏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诗人的自信，但盛唐昂扬奋发的时代惯性仍然在李白身上延续，他强烈的自我意识虽有所削弱，却并未改变。有论者认为太白诗尤其是其乐府诗，在安史乱后“由前期抒发个人怀抱转为爱君忧国，厌乱思治”[98]。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对自我的关注始终是李白诗歌的核心。由上述几首乱后的诗作可以看到，李白虽然在这些诗中描写了兵戈扰攘的现实，但更多是抒发自身的忧思与哀痛，自我的遭际与感情变化是贯穿全诗的主线，对战乱的描绘实则为感情的抒发构建背景，从全篇来看，仍然服从于自我抒情的需要，上述几首诗莫不如此。如《猛虎行》前面描述安史乱起的景象，“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而后叙述自己“窜身南国避胡尘”的行踪，并一如既往地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怨愤之情，“贤哲恓恓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安史乱前政治的黑暗已使李白重入朝廷的理想难以实现，严酷的战乱无疑使李白的用世之志更其渺茫，所以李白失望之余，最终表示要隐居山林，“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由此可见，李白对安史之乱实际仍然是从自我实现角度观照和体验的，他一定意义上是把安史之乱当作了壮志难酬的破坏性因素，仍然主要以自我为中心对其加以判断的，因而也就对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尤其是对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和细致的描述。我们所感到的仍然是诗人本身的情感活动，而并没有看到更触目惊心的广阔的社会现实画面。长篇名作《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亦复如此。该诗以时间为线索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及与韦良宰的三次聚散，表达身世之慨。前面首先叙述自己的用世之志，“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接着叙述北上幽燕侦窥安禄山动态的经历，“十月到幽燕，戈铤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然而面对一触即发的严重危机，诗人却“心知不得语”，并由此抒发报国无门的悲愤情绪，“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继而控诉安史之乱的罪恶，“炎凉几度改，九土中横溃。汉甲连胡兵，沙尘暗云海。草木摇杀气，星辰无光彩。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但这并非全诗的重点，对安史之乱的描述并不在诗中占有特别的地位，它仍然与其他内容一样服从于表达诗人政治理想迭遭挫败的失意之情。永王璘大举起兵后，李白误以为立功的时机已到，加入永王幕府，当然诗中为避嫌起见而称“空名适自误，胁迫上楼船”，随后又“翻谪夜郎天”，用世理想再次化为泡影，但李白并不气馁，仍然嘱托韦良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总之，该诗所叙述的人生是一个政治理想屡屡破灭的人生，诗人关注的重心始终是自我理想的实现，而并非战乱频仍、苦难深重的现实。诗人并且在诗中描述自己与韦良宰饮宴作乐的情景，“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呼来上云梯，含笑出帘栊。对客《小垂手》，罗衣舞春风”。无怪后人对此大为不满，批评说：“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99]这种言论貌似有理，实则没有对李白的思想性格及其所处的盛世时代背景深入辨析而产生的片面认识。平心而论，李白并非只顾个人寻欢作乐的苟且之徒，由其迫不及待地参加永王幕府以平定叛乱即可看出他对社稷的关切之情，且在本诗末尾李白还表示“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并渴望“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因而，前面的批评未免偏激。原因在于，盛世心理依然在李白身上顽强存在并发挥作用，王安石批评李白“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100]恰恰是盛世中人的正常行为。此后的宋王朝长期积贫积弱，始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且屡战屡败，忧患日重，即使欲“十句九句言妇人酒”不可得耳。同为宋人的陈善即对王氏言论不以为然，曰：“白之神气当游戏万物之表，其于诗寓意焉耳，岂以妇人与酒败其志乎？”[101]而更重要的是，李白在道家思想和时代精神影响下所形成的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使他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观察现实，剪裁现实，他更是生活在主观的理想世界而非客观的现实世界，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非关注群体的生存状况，更倾向于寻求精神的升腾超越，而非眼睛向下体察芸芸众生的苦乐悲忧。李白近距离直接描述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诗作极少，被人经常引用的只有一首《丁都护歌》，其余偶有涉及民生疾苦，也是泛泛而谈，完全不像杜甫“三吏”“三别”那样描述生动，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罗大经进而批评说：“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而语哉！”[102]其实这正是李白与杜甫的分野，浪漫与现实的分野，盛唐与中唐的分野，也是道文化与儒文化的分野。以杜甫为标准来衡量李白乃至苛责李白，否定李白，不仅是审美的偏见，更是对历史的无知。
盛唐时代精神及李白的道文化人格决定了李白要寻求精神的超越，而杜甫的儒文化人格则注定了他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儒文化并非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宗法血缘联系起来的社会群体为中心，个人只是作为手段而存在，“孝”“忠”是儒文化人格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一饭未尝忘君”因而成为杜甫儒文化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样面对仕途的挫折，杜甫并非仅仅感叹不遇，退隐山林，而是由自身的遭际转化为对黑暗政治的深切忧虑。长安求仕期间的《丽人行》已寓含了严肃的批判精神，作于此后的《咏怀五百字》更是对统治者的寻欢作乐忧心忡忡，“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并由表面的繁荣敏锐地感觉到大厦将倾的危机，“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103]。求仕的挫折使他有了一双观察世事的冷眼，求仕报国的热情逐渐转化为忧患国事的沉郁。也正因为这样，杜甫对安史之乱表现出远比李白强烈的切齿痛恨之情，杜甫在诗中屡屡痛骂安史叛军为“胡”，“胡羯仍构患”[104]；为“贼”，“忆昔避贼初”[105]；为“豺狼”，“豺狼沸相噬”[106]；为“遗孽”，“遗孽尚纵横”[107]，并以激烈的语言表达锄灭叛贼的愿望，“三月师逾整，群胡势就烹”[108]“谁云遗毒螫，已是沃腥臊”[109]。可谓咬牙切齿，恨入骨髓。相比而言，李白对叛乱的态度更为超然，常常不是从犯上作乱、破坏纲常的角度斥责安史叛军，更多以楚汉相争来加比拟，如：
颇似楚汉时，反覆无定止。——《猛虎行》(www.xing528.com)
欃枪扫河洛，直割鸿沟半。——《南奔书怀》
宇宙初倒悬，鸿沟势将分。——《送张秀才谒高中丞》
这在深刻意义上表现出李白在道家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哲学视野。庄子从哲学高度观照世间纷争，超越了狭隘的伦理纲常对社会成员角色地位的设定。在庄子看来，人与人之间只有自然与非自然之分，而没有尊贵与卑下之别，《秋水》篇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110]自然万物各有自己的价值，强行区分贵贱不过是“人之道”，而非“自然之道”。人类在哲学意义上是平等的，在等而下之的伦理层次判别人类行为的是非没有意义，只要双方围绕利益进行争斗，那么双方都是错的，因为他们脱离了各自的本然状态，争斗的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区别中只不过是胜利者剥夺了失败者的利益而已，并不能因为胜利掩盖人性的卑劣。在庄子肯定的“有”的世界中，没有道德的倾向，庄子表现出“对于自然界真正价值中立的态度”[111]，这恐怕是李白作上述比拟的哲学基础。所以后来韩愈在《原道》中抨击佛道“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112]，这种批评恰恰指出了道家不同于儒家的哲学观及伦理观。
当然，李白不可能完全像庄子那样达观，但也不会像杜甫那样痛切。道家思想极大地消解了儒家的伦理观念，也因而形成了李白与杜甫不同的人生取向。如果说儒道秩序是杜甫的生命之基，那么自由人格则是李白的生命之基。杜甫的人生信念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关注的是群体性的“天下寒士”；李白的人生信条则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关注的是个体性的“我”，这正是李杜二人文化精神的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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