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没有任何一种物质像酒一样对人类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中国最晚自商代起便开始有了酒的记载，商纣王“酒池”“肉林”初次将酒与纵欲享乐乃至荒淫误国联系起来，也开启了后世对酒与政治关系批判性评价的先河。历经周、秦、两汉，虽然对酒的记述屡屡见诸史籍，但酒深刻地介入人的精神生活，影响到士人的心理和行为则始自魏晋。
魏晋名士的饮酒之风极盛，曹植《与吴季重书》云：“愿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如上言，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81]曹丕亦常与文士饮酒作乐，《与吴质书》回忆酣饮高会的情景说：“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82]此后竹林七贤亦是爱酒成癖，《世说新语·任诞》篇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83]魏晋文士之酣饮与个体觉醒之后对欲望满足的追求有关，士人人格觉醒，欲望大开，饮酒纵诞之风一发不可收拾。曹操曾发布禁酒令，孔融则以《曹公表制酒禁书》加以讽刺，其中大谈酒的功德：德如唐尧，圣如孔子，勇如樊哙，辩如郦生……因而，酒能“和神定人，以济万国”[84]。由此不难看出魏晋名士饮酒的狂热及对礼法政令的蔑视。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统治者滥杀名士的行径使得如孔融一样直接对抗当权者的豪举转变为饮酒昏醉的自保。《晋书》阮籍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85]沈约《七贤论》云：“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86]尽管如此，嵇康仍因刚切峻直而遭杀戮，阮籍则只能更加谨言慎行，终日昏醉以全身远害，则其纵酒狂诞背后是对专权者的深深畏惧。
阮籍、嵇康、刘伶等人开创的纵酒之风至晋代更其放诞，但多为纯粹形式的模仿，已没有多少对抗礼法名教的文化意义。《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晋中兴书》云：“（毕卓）为吏部郎，尝饮酒废职。比舍郎酿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取饮之。主人谓是盗，执而缚之。知为吏部也，释之。”[87]晋惠帝元康年间，政治混浊，道德败坏，“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88]。《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89]显然这里的纵酒狂诞已不是对老庄自然之道的体认，而已成为点缀名士派头的工具乃至纵欲享乐的借口了。
尽管如此，魏晋名士的纵酒之举却使酒深深地楔入了后世文人的精神世界。由魏晋开始，酒开始负载起深厚的文化内涵，士人的悲喜歌哭因酒的刺激而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士人的精神世界也因酒的张力而得到千姿百态的演绎。酒至唐代沿魏晋风度继续成为士人交游及引发豪兴的媒介，并因盛唐宽松的文化环境及积极的时代精神而在文人身上焕发出奇光异彩。唐人多嗜酒，并因醉酒而狂态毕现，以冲决一切的豪气大笔书写自我高度自由的精神状态。草圣张旭每每醉酒之后方才挥毫泼墨，发狂大叫，笔走龙蛇，神鬼莫测的草书如云烟满纸，铺染出奔腾跌宕的情感世界。王翰《凉州词》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正是酒与盛唐遇合而谱写的时代壮歌。
盛唐以开放的文化精神为酒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而酒也让盛唐文化精神更加绚丽多姿，惟有唐代才能让酒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才能给浪漫的时代涂抹上斑斓的色彩。只有盛唐培育的自由人格才能从酒的刺激中获得力量，形成生命的张力，更加无所拘束地追求自我的实现。唐人饱满飞扬、意气风发的昂扬姿态并非酒的魔力使然，而是因为汲取了时代的力量。两汉同样有酒，却没有形成张狂放诞的文化人格和醉意淋漓的文学作品，经学禁锢了士人的头脑，酒也无力使之摆脱无形的精神枷锁。魏晋士人狂态毕露，却非酒力使然，而是人的觉醒所散发出来的生命力，酒不过强化了这种自我表现的生命欲望。然而魏晋险恶的政治环境又使士人难以自由地展现自己，内在的觉醒与外在的重压使魏晋士人痛苦不堪，只能以呼酒买醉、醉酒裸袒摆脱痛苦，酒成为最好的掩饰工具，魏晋士人之醉也成为个性无法伸张的痛苦的变形表达。
盛唐士人不必再掩饰什么，酒也不再是掩饰的工具，相反成为展现自我，扩张自我的灵药。酒使盛唐士人与那样一个花团锦簇的时代更为深切地融合在一起，并由谪仙人李白张狂的醉态表现出气度恢弘的盛唐精神。
1、醉酒与张狂
酒使李白活力开张，精神焕发，是李白的灵感之源，乃至生命之源。“李白斗酒诗百篇”揭示出饮酒与诗兴之间的关系。李白屡屡表白对酒的狂嗜之情，“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酒使李白的文化人格饱满充盈，充分表现了激扬飞动的盛世特征。
李白之饮酒承袭了魏晋以来追求欲望满足的生命自觉，带有纯粹的享乐特征，是盛世背景下李白生命活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90]，“昨日东楼醉，还应倒接
。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91]。但与魏晋士人不同，李白既不必像阮籍等人一样以醉酒佯狂而全身远害，也不似后来的假名士一样追求纯粹的感官满足，李白之饮酒是盛世背景下的带有一定超越性的精神活动，呈现出雍容不迫的盛世心态。《待酒不至》诗云：“玉壶与青丝，沽酒来何迟。山花向我笑，正好啣杯时。晚酌东窗下，流莺复在兹。春风与醉客，今日乃相宜。”[92]诗人之欢悦之情、从容之态流溢于字里行间，人之心情，花之色彩，莺之啼声，烘托出“花舞大唐春”[93]的盛世景象，酒无疑为这美丽的春光锦上添花。在这种雍容闲适的盛世氛围中，诗人对酒产生出强烈的期待，渴望在酣饮中感受整个生命全面放松的自由状态，“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94]。山花烂漫，心旷神怡，更兼酒香袭人，必然一醉方休。诗人并非一味滥饮的俗物，而是爱好音韵的雅士，山花与美酒，雅士与知音，构成盛世李白幽雅浪漫的精神世界。它不仅使人的精神自由地放松，而且超越感官的享乐而达到更高的境界，“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95]。因为醉酒，诗人精神激扬，情感飞动，不禁“长歌吟松风”，那是生命在极度自由状态下的飘然高举，诗人的心魂也因此开张融化，消融于这一片天籁大美中，忘记了机巧，也忘记了自我的存在。酒因而成为精神扩张的工具，张狂也成为李白醉态人格的主要特征。
由自由的精神状态出发，李白的精神更易于因酒的刺激而激越飞扬，在对自然、历史乃至神仙的挥斥驾驭中痛快淋漓地扩张自我精神，使天地间的一切都为我存在，在醉态中成为万物的主宰：
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96]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97]
诗人醉态淋漓，豪兴冲天而起，要挥拂长袖翩然起舞，拂尽五松山；要剗却君山，让湘水肆意奔流，诗人的山水之爱因酒精的刺激而被高度夸张，主体随酒力的发作张扬为无所不能的超人。这种狂放的气概完全压倒了魏晋名士的放诞，是原始生命力的强力释放，洋溢着刚健自信的时代精神。诗人乃至出入于时空，将豪情胜概挥洒于天地之间：
我歌白云倚窗牖，尔闻其声但挥手。长风吹月度海来，遥劝仙人一杯酒。酒中乐酣霄向分，举觞酹尧尧可闻，何不令皋繇拥彗横八极，直上青天挥浮云。高阳小饮真琐琐，山公酩酊何似我？竹林七子去道赊，兰亭雄笔何足夸？[98]
诗人乘醉而起，傲然屹立于历史时空，遥劝神仙饮酒，又举杯祭奠尧帝，甚而狂想令皋陶挥动巨帚横扫八极，廓清万里浮云。诗人意气横放，凌轹古今，既不将山简的酒量放在眼里，“山公酩酊何似我？”又傲视《兰亭集序》的文采风流，“兰亭雄笔何足夸？”真可谓唯我独尊，张狂不可一世。酒力强化了李白的自我中心意识，挺立特出，自然不会将世俗礼法放在眼中，《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生动记述了乘醉寻访崔宗之的情景，展示了李白谑浪笑傲的生活：
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两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数公，崩腾醉中流。谑浪掉海客，喧呼傲阳侯。[99]
由此，醉酒对人理智的放松所造成的情感放大效应使李白原本傲岸的气度更其狂放不羁，他蔑视权贵，粪土王侯的言语举动，多为醉后的亢奋之举：
重阳不相知，载酒任所适。手持一枝菊，调笑两千石。[100]
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101]
而杜甫《饮中八仙歌》“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描绘更是李白自由人格及傲岸气度的生动写照。显然，醉酒张狂使李白获得了更为充分的精神自由，他不仅打破了世俗规则、礼法的局限，而且突破了时空的阻碍，将自然与人事、现实与历史随心所欲地交织重组，以醉态世界的无逻辑性、无秩序性抒写强烈的情感、自由的人格及超越性的追求。
这种飞扬的激情展示了一个健旺充盈而富于超越情怀的生命存在，激情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着生命的本质，所以尼采说“从根上摧残激情就意味着从根上摧残生命”[102]。李白的醉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激情的最高表现，正是在醉态中，李白无所拘束地展示了他感性生命的全部丰富性。“在这种状态中，人出于他自身的丰盈而使万物充实，他之所见所感，在他眼中都膨胀，受压，强大，负荷着过重的力。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改变事物，直到它们反映了他的强力，——直到它们成为他的完满之反映”[103]。这段话完全可以看作是对李白醉酒状态下的创作心理的描述。李白将醉酒的张狂赋予万物，通过对物的艺术化的夸张变形而使之达到与主体的情感状态相对等的高度，以完满地反映他的强力，因而将主体意志与情感深深地楔入了客观物象，正可谓“鱼龙百变，风雨争飞”，凸显出强烈的主体精神，所以尼采说“醉的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104]。李白的“力”正来自大唐盛世飞扬奋发的时代精神。
李白之醉不同于魏晋士人之佯狂，时代并未为魏晋士人提供自我实现的条件，不可能充分激发其内在的生命力，在政治的高压之下，他们主要不是要建功立业，而是明哲保身，生命力不是外向发散，而是内向收敛，这一历史背景造成其群体生命精神的萎靡不振及群体性的压抑与痛苦。李白之生命则受到时代精神的激发，个体与时代构成同向的合力，因而李白醉态的张狂无疑是呼啸前行的时代精神的最高表现，也是魏晋以来自由人格的最高表现。
2、麻醉生命的张力
时代赋予了李白强悍的生命力，然而时代并不能完全容纳这种横冲直撞、一往无前的生命野性，这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历史局限性之间的矛盾，表现在李白身上便形成了他远大的政治理想与理想难以实现的冲突。历史无法解决这种矛盾，便只能将由此造成的痛苦与悲剧转嫁到李白身上，由他借助精神麻醉来缓解这种时代性的冲突。酒不仅是使李白张狂不可一世的兴奋剂，也是使他弱化生命张力的麻醉剂，唯有如此，才能将李白狂野的生命拉回到现实的边界，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建功立业是李白人生的基点，但他的自由人格及天真性情注定了与等级分明的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政治的挫折与失败也便成为必然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李白会主动调整心态以适应这种严酷的现实，也不意味着李白会主动接受这种失败的宿命，飞扬的时代精神及其强悍的生命力所催动的远大理想仍然涌动不已，继续诱惑和折磨着入仕无门的李白，造成李白持续的精神痛苦。酒于是成为消解痛苦的有效工具，然而醉酒的张狂与酒醒的强烈对比往往会造成诗人更强烈的痛苦。酒毕竟只能给他短暂的麻醉，而不可能给他永久的解脱，这种复杂的情绪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www.xing528.com)
弃我去者昨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105]
诗人将自我放置到流逝的历史长河中，匆匆流逝的岁月与一无所成的人生造成了诗人巨大的悲感，如黄河怒涛，汹涌而来。诗人开篇即以倒装句式迫不及待地直抒胸臆，足见其感情压抑之深，爆发之烈。然而在这高楼之上，面对壮丽高远的秋色，诗人的心胸又豁然开阔，继而神思飞越，联想到两汉文章的深沉凝重，建安诗歌的豪迈高朗，及谢朓诗歌的清新峻拔，豪兴不禁冲天而起，“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显然，这是醉态中的感情扩张，浓烈的酒精刺激着诗人活跃的神经，使他将壮美的秋色和历史文化的博大深远揽入怀中，化成富于巨大力量的自我，从而产生飘然飞举的超越之想。但这种精神力量是酒精的刺激所营造的幻象，一旦酒力退却，那种巨大的理想冲击力随之落潮，怀才不遇的忧愤重新聚拢而来。酒放大了自我，却也必然在与现实的对照中产生更为浓重的愁绪，因而“举杯消愁愁更愁”。醉酒不可能实现李白的彻底解脱，只能缓冲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时代精神的汹涌激荡使李白不可能轻易放弃功业理想，醉酒本身即已表明了李白的痛苦，只要盛唐在延续，那么李白的理想就会延续，痛苦就会延续。与阮籍等魏晋士人的痛苦不同的是，阮籍等人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李白则是进而不得其门，他们对政治的不同心态使得他们的醉酒具有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因而，李白式的狂饮酣醉是盛唐特有的涨溢的生命行为。
理想的落空使得李白失意，而生命有限对功业意义的消解更让李白陷入无所适从的历史虚无中，《金陵凤凰台置酒》集中表现了李白的矛盾心态：
豪士无所用，弹弦醉金罍。东风吹山花，安可不尽杯？
六帝没幽草，深宫冥绿苔。置酒勿复道，歌钟但相催。[106]
一方面是怀才不遇的失意，一方面是历史的烟消云散，现实与历史的双向挤压使李白几乎无从选择。李白在许多诗作中一再表现出生命不能长久、功业不能永存的幻灭感及伤感情绪：
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
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107]
相如章华台，猛气折秦嬴。两虎不可斗，廉公终负荆。
提携袴中儿，杵臼及程婴，空孤献白刃，必死耀丹诚。
平原三千客，谈笑尽豪英。毛君能颖脱，二国且同盟。
皆为黄泉土，使我涕纵横。[108]
面对历史吞噬一切的巨大能量，李白无法抗拒必将被吞噬的忧惧，只好更加珍视现实生命的存在，以及时行乐填补人生的空虚，以酣饮大醉忘却人生的有限，“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晖”，酒成为麻醉自我、对抗历史空幻感的工具。这种巨大的迁逝之悲自汉末以来即盛行不衰，西汉末的王莽篡权极大地撼动了似乎牢不可破的忠孝观，而东汉末年政治的腐败及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彻底宣告了以孝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念的破产，士人逐渐从对儒教的信仰与依附中觉醒，感到了自我的存在，也因而感到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他们获得了自我，同时迷失了信仰；得到了精神的解脱，却同时悟到了生命有限的悲哀，于是由人生苦短、生命无常的严酷现实生发出及时行乐的人生追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尽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109]。这种迁逝之悲延续到建安，成为吟唱的主调，曹操在《短歌行》（其二）中开篇即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110]曹丕《短歌行》云：“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111]《善哉行》云：“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其驰。”[112]曹丕更在《典论·论文》中说：“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113]曹植《送应氏二首》（其二）云：“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114]《箜篌引》云：“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115]至陶渊明虽也感叹人生之短暂：“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116]由此看轻功名利禄：“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并也同样追求及时行乐：“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117]但他更以道家的自然观消解人生短促的苦痛：“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118]寓生命于天地自然周而复始的轮回中便能克服孤立的对生命的感知，获得永恒的生命观。士人的迁逝之悲标志着人的觉醒和理性的觉醒，士人开始以理性眼光审视历史与人生，更深入地探索生命的意义。这种迁逝之悲在唐代虽仍有余响，但在唐代强大的国力、进取的精神及开放的文化背景下，嬗变为一种带有浪漫气质的超越精神。时代的浪漫气质压倒了它的感伤性，对人生的思考不再是那种沉重的调子，而是朝气蓬勃，豪情四溢，回响着青春的旋律。初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亦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追问与感叹，然而已不再是“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那样感叹人生的短暂与命运的无常，而是一种对人自身绵延长久的乐观与自信，“人生代代无穷已”，人作为个体存在虽然渺小而短暂，但人类整体却是长久而永恒的，而且人类在这种递嬗繁衍中有无尽的变化，可以创造出多彩的文明，展现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生命存在的最大魅力。月亮虽然迎来送往，周而复始，但始终不变，冷冷清清，“江月年年只相似”，则其死寂的永恒与人类鲜活的永恒是怎样的不可同日而语啊！《春江花月夜》那一点微渺的感伤，也完全淹没在醉人的春江月色中，淹没在对美好人生的憧憬中，这无疑是激扬的时代精神的回响。
李白的迁逝之悲虽因个人的失意而变得沉重，但同样并非一味消沉，其对历史与人生的追问与感叹仍透露出鲜明的时代色调。《把酒问月》劈头即问“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119]，其醉态与天真形神毕现。该诗题下原注“故贾淳令予问之”，既承人委托，便不好违拂，于是乘醉而问，完全是一副风流俊赏之态。而后描绘明月的形态，探寻月亮的奥秘，完全没有人生苦短的悲哀，此后虽也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作结，流露出一点颓废情绪，却不免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并不能改变该诗轻灵飘逸的底色。因而该诗并非主要以沉重的理性思考历史，而主要是以醉写月，表现高蹈出尘、风神飘逸的自我形象。所以，汉末魏晋的迁逝之悲是沉重的，而初盛唐的迁逝之悲是轻灵的，它已蜕变为一种形式，借以表达盛世背景下的欣悦与快慰，这正是盛唐之音的本色。
李白的历史空幻感及忧惧感根本上是因为李白并没有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人格，儒家“三不朽”并未成为李白的终极价值观。李白屡屡表示要功成身退，显然在李白的心目中，道高于儒，道家贵身抱朴、超离世俗的价值才是李白的终极追求。李白因而并不将建功立业作为延续生命乃至使人永恒不朽的手段，反倒对此表示出强烈的怀疑和否定：“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120]李白既否定了功名的永恒性，自然要寻找新的价值支点，求仙因而成为李白的终极追求。然而神仙的抽象性及其纯粹的生命延续并不能让李白感到满足，时代精神的英雄主义色彩使他不甘于优游岁月，所以李白始终念念不忘建功立业，即使酣饮大醉，也仍然高唱“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121]。即使感叹历史人物及其丰功伟绩的灰飞烟灭，也仍然表示要“方陈五饵策，一使胡尘清”[122]。而事实上他的政治理想已经失去了实现的可能，他的上述表示更多是一种自我安慰，他的真实状态是醉酒的狂奋与清醒的落寞。李白在醉态中可以狂歌大呼“君且为我捶碎黄鹤楼，我且为君倒却鹦鹉洲”[123]，清醒之后却又伤感地叹息“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酒成为李白强悍的生命力无处伸张的麻醉剂。面对无情流逝的岁月，李白忧心忡忡；目睹繁华落尽的废墟，更是感慨万端，他无力摆脱现实的诱惑，更无力逃脱历史的宿命，只能以酒解忧，通过醉酒获得理想与现实、人生与历史的平衡。因而，酒之兴奋与麻醉的双重性既表现了李白本身思想感情的复杂性，也折射出盛唐这一特定时代的矛盾性。
李白的醉酒随其政治经历的变化而呈现出愁多于豪的消长过程，是李白豪气逐渐沦丧的过程，也是盛唐精神逐渐萎谢的过程。放还之前，醉酒是李白豪逸之气的表现形式，在醉态中，李白否定神仙：“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124]，又否定声名：“当代不乐饮，虚名安用哉？”[125]实则内在肯定了自我，洋溢着高度的自信。放还之后则渐消沉，“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126]，“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127]。在对历史与人生的虚无感受中，流露出无所依归的寂寞。尤其安史乱后，历经系狱寻阳和长流夜郎的打击，李白的心境更其悲凉，酒已无法排遣愁怀，因为无人能够阻止大唐盛世的落幕。晚年连续写下的《九日》《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集中表达了晚年的李白沉重的寂寞：
窥觞照欢颜，独笑还自倾。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128]
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129]
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130]
盛世的大幕正徐徐落下，战火依然在远方燃烧，李白似乎已经看到了生命的尽头，如夕阳即将沉入西方的山坳。在这金色的秋日，李白登高独饮，以遣愁怀，却早已理想成空，豪情不再，既不会“举怀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更不会“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只能强作欢颜，以无奈的苦笑总结荒诞的人生。“独笑还自倾”写尽了李白心中的千般滋味，万种深愁。此时的醉是豪气全无的昏醉，是对生命徒然的消耗。事实上，酒已不能麻醉他的神经，所以才会“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在半醉半醒中回味失败的人生。“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哪里是菊花太苦，分明是诗人内心充满苦涩却无可倾诉，只能自悲自叹，自伤自怜，在无限憾恨中走向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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