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诗中大量表述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表达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高度自信，抒发了“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情绪，这种自信自负及强烈的功业渴求证明了李白及初盛唐士人的独立人格及自我意识，这与两汉文人皓首穷经、谦卑顺从的奴性人格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是对志气高翔、风骨健举的建安精神的发扬。与建安精神不同的是，唐代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的时代条件为建立业提供了极大的现实可能性，因而盛唐士人建功立业的理想追求洋溢着强烈的乐观情绪。建安士人面对汉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景象，虽然产生出平定战乱、解民倒悬的强烈渴望，却往往又因个人去国怀乡的忧思及生命危浅的忧郁而搀入悲凉的思想情绪，因而形成悲壮苍凉的建安精神。因没有国力的强力支撑，个体的英雄主义理想往往显得苍白空洞，个人的不幸很容易使这种豪迈情绪塌陷成一腔忧愤。曹植前期尚有《白马篇》这样慷慨激昂的诗作，然而兄弟阋墙、萁豆相煎的悲剧使其建功立业的理想终成泡影，只能发出“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1]的哀叹。建安精神只是儒家入世精神及忧患意识面对战乱局面的一种自觉反弹，复杂的政治现实并不能为英雄主义理想提供持久的动力，因而建安精神很快销声匿迹，成为一种短暂的文化现象。
在唐代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李白的自我意识被灌注了强大的能量而膨胀成巨大的自我，睥睨四海，不可一世。李白在诗作中用大量的诗句表达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不凡的政治才干，其自信自负凌轹今古，空前绝后，“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2]“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3]。干谒官吏，大言自夸，“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巢许以来，一人而已”。即便被召入宫，也是“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4]。这种具有夸张色彩的描述形象展示了李白“戏万乘若僚友”的轩昂举止与“气盖天下”的高朗气度，更深刻地表现了李白的独立人格及自我中心意识。即便在赐金放还后仍然毫不气馁，坚定地表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5]。在这种自我中心意识的驱动下，李白不仅平交王侯，而且气吞河岳，以巨大的精神力量驱山运海，挥天斥地，表现出对自然万物惊人的想象性的征服力量，尤以对黄河的描绘惊心动魄，充分展现了主宰天地万物的精神力量和豪迈胸襟：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6]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
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7]
高耸入云的山岳，奔腾咆哮的黄河，在李白笔下并非那样面目狰狞、峭恶凶险，而是尽显大自然的无比伟力及神奇瑰丽的美感。李白并非在巨大的自然蛮力面前卑微地拜伏于地，而是以不可一世的自信屹立于天地之间，傲视天地万物，将高山运于指掌之上，将江河写入胸怀之间。对宏大物象的偏爱折射出李白强悍的生命力，寻常事物已不能容纳这种壮健的生命精神，必须要借助高山巨川等伟丽物象及其磅礴的气势来泄导翻涌跌宕的感情洪流，于是黄河、东溟、白日、西海、飞电、白虹、河汉、宇宙、昆仑、大鹏等巨大的物象及咆哮、震荡、崩奔等高强度的描述性词语纷至沓来，构成李白宏丽壮阔、骇目惊心的艺术世界。这里的宏大物象实即李白自我形象的外化，或者说李白极力将自我形象扩张为这种外在的宏大物象，中唐张碧说：“及览李太白辞，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鲲触巨海，澜涛怒翻。”[8]袁行霈说他几乎“与宇宙处于平等的地位”[9]。于是李白不仅成为堪与宇宙物象平等对话的主体，甚至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吞吐宇宙，驱策四运，在林林总总的天地万物间千变万化成无数形象，负载起喜乐悲忧、起落沉浮的自我情感。在《将进酒》开篇，李白即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起兴，比拟生命消逝一去不返的巨大悲怆，河水由高天奔泻到大地，由源头奔流入大海，这种巨大的空间变化为诗人悲怆感情的抒发构置了一个宽广的背景，李白并未将感情局促于自我的狭小天地，而是投放到天地之间，与宇宙交相呼应，自我的情感因与山水宇宙相接而无限放大，如黄河之水奔泻而来，诗人的悲怆不平也因此得到强烈的宣泄。
诗人以饱胀的生命力所形成的自我宇宙中心意识凭眺四海，对宇宙万物拥有强大的精神控制力，必须要以宏大物象比拟自我，必须要以自我驾驭宏大物象，唯此方能与诗人高度扩张的主体地位相应相和。因而李白极力夸张外在物象的规模、数量、形状，极力夸张自我的力量，必要将这类夸张推至极致而后快。李白大量运用极度夸张性的数字描情摹态：
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绿水动三湘[10]。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11]。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12]。(www.xing528.com)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13]。
这种突破事物真实状态的夸张正是李白汹涌奔泻、不可阻遏的生命力的表征，因而，李白所描摹的审美意象已经不再是客观物象，而已成为具有强烈主体色彩的张狂的自我形象。李白以俯览万物的视角统摄外部物象，借助想象延伸主体形象，以感情的张力填平主客间的鸿沟，泯合主客界限，最终造成客体形象的模糊化，事实上是以主体性置换了客观物象的具体特征，根本上折射出主体对客体的强大精神控制和变形处理能力，是李白在盛唐时代精神的鼓荡下，超凡的生命力及自我中心意识的艺术体现。
就其哲学基础而言，李白的自我中心意识源于庄子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庄子的思想内核是自然哲学，庄子由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指出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夺是文明进步破坏人的自然原态、激发出人的贪婪欲望的结果，对纷乱的终结必须要能消灭欲望，消灭文明，重返人的原始本然状态。回复人的原始状态，实即要与外界的自然大化的运行混合为一，消除人的主观欲望，完全服从于外在的必然性，使生命完全融入到自然大化的循环中去。人不能以个体的内在力量抗拒外在必然性，必须要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至高境界，即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14]，“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15]。唯此才能达到超乎一切外在局限而无所凭借的绝对自由状态。庄子在《逍遥游》中描述这一状态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待哉！”[16]这种无待的绝对自由境界是“一种理想中的存在，一种一切感性存在皆被升华为‘道通为一’的理性观念，因而无任何人生负累的心境”[17]。这种自由理想并无现实基础，而只能以想象形态在观念世界中表现出来：
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8]。
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19]。
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20]。
庄子最给人震撼力的无疑是《逍遥游》中对鲲鹏的描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对道家自然观无疑是有着深切体认的，《日出入行》即鲜明表达了“万物兴歇皆自然”的道家哲学，并表示“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然而李白事实上不可能像庄子那样以消除欲望、安时处顺而达到绝对自由。盛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激发起李白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理想，他不可能悖逆这一时代激流而泯灭自我，成为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的所谓“至人”“神人”或“圣人”，李白对庄子的接受必然会打上盛唐的时代烙印。
李白虽然承认“万物兴歇皆自然”的规律性，却并不甘于自然之道无所不能的主宰地位而丧失自己的主体性。李白向往自由，却决不会以消除欲望、泯灭自我为代价。与庄子的自由实现条件相反，李白高度尊崇自我的主体地位，而且高度发扬自我的能动性，并完全突破了庄子“知其不可如何而安之若命”[21]的人生哲学，不是被动适应自然，而是主动超越自然，通过极力扩张自我而使自己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宰一切的超人，以此获得高度的自由。所以，李白的自由追求与庄子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基础。与庄子不同，李白更乐意以高度膨胀的自我取代“道”而成为宇宙中心。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李白以高扬的主体人格，凌驾于一切物象之上，进行无所不能的丰富变化和创造性想象，因而，李白面对庄子的大鹏，并不是指出其仍然有所待的不自由状态，而是借用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巨大形象扩张自我形象，表达凌厉九天的自由理想。庄子是以哲人的睿智思考世界的本原，探求人类回复本性的途径，李白则是以诗人的感性扩展自我形象。所以李白对自由的追求并不借助深入的逻辑思辨，而是以自我为中心进行万物皆备于我的超时空想象。庄子是将自我泯没于自然之中以求自由，李白则是将自我独立于天地之间，以无所不能的自信进行自由自在的想象性体验。李白虽然从庄子哲学中感悟到了自由理想，但盛唐强悍的时代精神却使李白将庄子无知无欲的干瘪的自我扩张为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所以李白的自由理想是以盛唐时代精神超越庄子自由观的产物。
李白的自我中心意识同时又来自于道教的求仙理想。先秦道家学说虽然与汉末出现的道教有所不同，但在追求自由这一点上却是相通的，道教由道家的自由观念出发，围绕着对生命的高度肯定，提出可使人长生久视的求仙理想。神仙的基本特征是超越自然法则，超越生死界限而获得自由和长久的生命，如同司马承祯所说“神仙之道，以长生为本”。庄子道家哲学的自由带有更多的虚幻成分，而道教中的自由经过道教学者对神仙可成的描述与论证更具现实可能性与操作性，《抱朴子·论仙》云，“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22]。葛洪等道家学者并以《列仙传》所记录的“神仙”证明成仙并非虚妄不实的幻想，这对世俗中人无疑具有更大的诱惑力。李白一方面在道家自由观念的导引下扩张自我，另一方面则又汲汲于求仙之梦，神仙成为李白生命世界的常客，李白也把自己纳入到无所拘束的神仙世界中与仙界人物往来互答，似乎李白已将自己幻化为神仙，或常有成为神仙的幻觉。这类与仙人相遇互答的情景在李白诗作中比比皆是，如《古风》其五云“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尔与世绝。中有绿发翁，披衣卧松雪”[23]。又如《古风》其七云“客有鹤上仙，飞飞凌太清。扬言碧云里，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去影忽不见，回风送天声”[24]。在李白诗中，充斥着诸如方壶、瑶池、瀛洲、大运、元化、天鼓、云台、云龙、玉女、王母、真人、羽客等众多用以表征神仙的地域、人物、情景的语词，从而构成了独有的大规模的神仙世界。神仙对现实常态的超越使之具有无所不能的力量和自由，李白将自己主动抬升到与之自由互答的高度，同样也是对自我的另一种形式的扩张，也是更高的对自由的追求。
由此可见，李白以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俯视宇宙，驱策万物，通过自我夸张追求自由，表现出巨大的自我形象，反映出盛唐时代精神的壮健生命力，也表现了李白升腾超越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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