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人格与生命意识：李白的超越追求与人生悲剧

独立人格是个体既摆脱了与自然混沌合一的状态，又摆脱了对权力、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的精神依赖之后获得的对自我存在的清晰认知与把握。在蒙昧的自然状态下，生命力虽如岩浆一样奔腾翻涌，拥有巨大的能量，却因为没有明确的精神导向而处于盲目的状态，而专制国家机器及强调等级秩序与忠顺服从的儒家意识形态的强大控制则又使个体的生命力被压抑。因而，只有当个体获得精神独立，并拥有积极明确的价值导向时，生命意识才能被唤醒而爆发出强大力量。

人格独立是文明发展和文化熏陶的自然结果，由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国经历了诸侯纷争、王权专制和重新分裂的历史，其文化形态也经历了由百家争鸣、独尊儒术到玄学兴起、儒学中衰的变迁，隋唐承袭南北朝儒学衰落的余绪，以宽广的胸怀容纳不同文化，形成三教并流的多元文化格局，长期被单一儒文化统摄的个体人格独立出来，获得了清晰的个体生命意识，而盛唐激扬澎湃的文化精神为这种生命意识提供了积极进取的价值导向，注入了强大的时代能量，从而使两汉以来士人一度干瘪的生命意识充盈饱满，形成了具有强大自信和生命力的自我。初盛唐士人几乎无一例外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生机勃勃，意气风发，满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立功追求，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乐观情绪，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正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才会形成李白强烈扩张的自我人格。

相对于同期士人，李白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与李白接受的蜀文化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蜀文化与楚地巫鬼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巫术及神仙崇拜盛行不衰，自文翁治蜀以来虽然儒文化得到传播，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蜀地巫鬼文化传统，因蜀地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纵横、任侠等先秦文化仍然具有深厚根基，东汉末年道教的创立及张陵祖孙三代的地方割据更使道教具有了强大的地方影响力，从而形成了巴蜀文化多元混杂的局面。唐朝多元化的文化政策为巴蜀文化的多元并存创造了有利条件，进一步激活了道教以外的其他文化形态。各种不同文化的并存抵消了强势文化唯我独尊的可能，更利于形成个体独立自由的文化人格。李白自述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如此博览群书，接受多元化教育并非李白一人的偶然现象。李白之前的陈子昂明显受到道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恰恰表明蜀地并未形成儒文化一元主导而排斥其他文化形态的局面。各类文化多元并立，并没有严格的主次尊卑之分，蜀人对文化的取舍也就没有正统非正统之别，或各取所需，如赵蕤著《长短经》；或兼收并蓄，如李白“十岁观百家”。士人不是匍匐于各类文化之下被动服从，而是站立于各类文化之上主动择取。个体自我意识不仅不会遭到压制，反而因对各类文化广泛自由的吸取而更加充盈饱满，这种宽松的文化环境显然利于培养独立自由的文化人格。(www.xing528.com)

在李白的文化结构中，儒、侠、纵横都极富入世色彩，它们的组合无疑更能激发李白的生命活力；而蜀地道文化又迎合了盛唐对道教的尊崇，从而形成超越性追求，两者的结合共同塑造出李白入世而求超越的文化精神，并因而迸发出强烈的生命活力。因此，李白超凡的生命力是唐代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强烈灌注及多元并存的文化形态长期熏陶的结果，它在李白身上表现出来是盛唐时代精神与巴蜀地域文化历史遇合的逻辑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