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酒隐安陆
“酒隐安陆”只是李白出峡之后和移家东鲁之前的一个大致的人生阶段，其实在正式“酒隐安陆”之前，李白有一年多时间漫游南方各地，并未隐居，也未求仕，尽管时间短暂，但对认识李白的基本性情与气质具有重要价值。
李白出峡后即遇司马承祯于江陵，司马承祯一见之下即称赞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相游八极之表”[52]，李白则欣然作《大鹏遇希有鸟赋》，表达惺惺相惜之意。双方的相会似乎是个隐喻，它既暗示出李白不同流俗的精神气质，也预示了李白隐逸求仙的人生轨迹。司马承祯作为唐代著名道士，受到尊崇道教为国教的唐统治者的隆遇，他曾两度被高宗召入长安，讲授道学妙要，并被赐予修炼之所，司马承祯因而可以看作唐代道家以及道教的象征，他对李白的首肯代表着大唐盛世富于超越气质的文化精神对李白的期许。《大鹏遇希有鸟赋》以夸张的语言和雄放的笔力，描述大鹏奋飞四海、凌厉九天的形象：
脱鬐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冯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尔乃蹶厚地，揭太清，亘层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
奋飞之大鹏正是李白超越性文化人格的形象再现，《大鹏遇希有鸟赋》拉开了李白瑰丽多姿的人生序幕。
虽然建功立业是盛唐文人普遍性的人生追求，但李白出峡后并未急急匆匆地干谒求仕，而是怀着对名山大川的热爱之情，“南穷苍梧，东涉溟海”[53]，“游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更客汝海”[54]。其间作了许多山水诗，名作如《望庐山瀑布》二首、《望庐山五老峰》，由此不难看出李白的人生情趣。游山览水是魏晋以来文人自我发现的重要途径，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55]他们在山水中歌哭啸傲，尽情发泄自己压抑已久的感情。唐代以来，游览山水已成为文人的共同趣尚，李白自然也不例外，且由于受到蜀中道家思想的深厚熏陶，更乐于在山水中寻找精神寄托。道家效法自然，将自然奉为最高准则，其思想取向与自然山水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无疑使李白更亲近自然，因而在自述心志时说：“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56]这里虽有刻意回护干谒求仕的功利意图的动机，但游览山水无疑是他重要的人生内容，在《别储邕之剡中》诗中则坦白地说：“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也正是在与自然的亲密交流中，李白感受到巨大的心灵自由与精神快慰，他甚至动情地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57]
此期李白尚有一些怀古诗作，所追怀者一是谢朓，一是谢安。谢朓是李白终生服膺的诗人，其卓尔不群的诗才及清丽脱俗的诗风深为李白赞叹。对谢安则是欣赏他挟妓冶游、纵情山水的潇洒风度，为此作诗有《东山吟》《示金陵子》《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描述了自己如谢安那样“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58]的风流生活。魏颢《李翰林集序》谓太白“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59]。李白对谢朓主要是欣赏其清丽诗风，对谢安则是崇拜其风流潇洒的生活方式及其一起而安天下的非凡才略。这种寄身林泉、含而不露的名士风度正是李白所神往不已、汲汲以求的，隐逸因而成为李白重要的人生选择。此期与隐士的赠答之作如《题金陵王处士水亭》《白毫子歌》《寄赵征君蕤》《寄弄月溪吴山人》等，正反映了隐逸山林、不慕名利的高雅志趣。
在大唐盛世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李白不可能优游林泉，无所作为，他以高度的自信与自负，渴望建立“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60]的奇勋伟业，酒隐安陆期间，李白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便是干谒地方官吏，并因此而写下了一系列著名的干谒诗文，如《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上韩荆州书》等，如论者所论及的那样，李白自以不世之才，企图一鸣惊人，因而不屑于循规蹈矩，通过科举而进入统治集团，他更企图以自己的不凡气质、绝世之才耸动时人，通过干谒游说而一步登天，的确是“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61]，这种不可一世的自信自负既是青年期李白的思想特征，也是上升期的唐代社会充盈饱满的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在这种时代精神的鼓荡下，李白清高自持，唯我独尊，以傲岸不群的姿态面对各级官吏和复杂的社交活动，将魏晋以来沉埋已久的独立人格发展到极致。出峡前，李白曾拜谒当时的渝州刺史李邕，遭到冷遇，想必是李白大言自夸、狂放不羁的气质招致了李邕的不满，“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62]即透露了这一信息。李白毫不气馁，愤而以“大鹏一日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豪情表白自己的冲天大志，并以“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回敬李邕对自己的轻蔑。此期干谒诗文一如既往地表现出狂放风格，极其放纵无忌，不仅没有摧眉折腰、阿谀逢迎的姿态，反倒以夸张雄肆的语句鼓吹自己卓尔不凡的形象及起安天下的志向，语气倨傲，咄咄逼人，表现出睥睨天下、不可一世的气概。这类诗文与其说是干谒权贵，不如说是夸耀自我，是李白独立人格的必然表现，这恐怕也是此期李白屡屡干谒而迄无成效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自魏晋以来觉醒的士人人格在盛唐开明宽松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更强化为独立自由的人格倾向，由此生发出自我价值实现的强烈渴求，并进而形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唐代道教崇拜及蜀中道教文化的深厚熏陶又使李白超越了这种功利渴求，形成功成身退的理想图式及隐逸求仙的终极追求。
建功立业只是李白理想图式的中间环节，干谒权贵则又是建立功业的前提条件，李白不可能本末倒置地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去换取权贵的赏识与欢心，虽然就其图式的顺序而言，隐逸求仙是李白的终极追求，但在实际上，李白入世与出世是同时进行的，李白此期的隐逸行为不乏以隐求仕的功利动机，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则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以隐求仕既可以免去折腰之苦，亦可以迹近自然，寻仙访道，追求个性的伸张与精神的升腾，这就决定了隐逸山林、寻仙访道必然成为李白人生活动的核心内容。李白此期虽然志在入仕，却时时流露出求仙之想，在《安陆桃花岩寄刘侍御绾》中，李白写道：“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蓬壶虽溟绝，鸾风心悠然”，“独此林下意，杳无区中缘。”[63]开元二十七年，李白离开安陆，经汝海，游龙门，至洛阳，旋与元丹丘偕隐嵩山。《题元丹丘山居》《题元丹丘颖阳山居》描写了诗人与元丹丘“青春卧空林，白日犹不起。松风清襟袖，石潭洗心耳”[64]的隐居生活。漫游与隐逸成为李白此后主要的生活方式。
2．移家东鲁
按詹鍈《李白诗文系年》，开元二十四年，“制以王昱为太原尹，白遂去之东鲁，寓家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会徂徕山，酣饮纵酒，号竹溪六逸”[65]。
李白为何移家东鲁，史无明文，按照李白自述，有两条材料提供原因，一是《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中所说：“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66]二是《任城县厅壁记》中所说：“白探奇东蒙。”[67]学剑虽然可能是一原因，但显然并非重要原因，因为李白自开元二十三年至乾元二年的二十余年中，一直寓家东鲁，其间所作诗文，没有透露出任何移家意向，因而不可能仅为学剑而寓居东鲁如此漫长的时间。且李白在该诗中表示自己才能堪与鲁仲连比肩，并很快要到长安求仕，则学剑显然并非寓居鲁地的主要目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在《任城县厅壁记》中说的一句话“白探奇东蒙”。东蒙又有何奇可探呢？由史料来看，齐鲁之奇主要在其富于传奇色彩的海上神山及相关的神话传说。《山海经》所记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也正在齐鲁东部大海中，战国以至汉代的许多方士也大多出自齐鲁，《列仙传》所记安期生等仙人正来自齐地，据说曾于海上食巨枣如瓜。秦始皇、汉武帝亦曾到东海求仙，而汉武帝的求仙活动又胜过始皇，史载汉武帝派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并曾三赴东海，由此，“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68]。这些史实与神话杂糅在一起，为东鲁笼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这对求仙心切的李白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李白在《古有所思行》中说：“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69]《怀仙歌》云：“巨鳌莫载三山去，吾欲蓬莱顶上行。”[70]表现了神仙传说对李白的巨大影响。《游太山六首》集中描写了东岳泰山的雄奇景色，诗人由自然景象冥想神仙世界，虚实交映，油然而生求仙之想，如其一：
北眺崿嶂奇，倾崖向东摧。洞门闭石扇，地底兴云雷。登高望蓬瀛，想象金箓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飘飘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71]
其三：
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偶然值青童，绿发双云鬟。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72]
其四：
攀崖上日观，伏榄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银台出倒景，白浪翻长鲸。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73]
其五：
日观东北倾，两崖夹双石。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历。緬彼鹤上仙，去无云中迹。长松入霄汉，远望不盈尺。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终当遇安期，于此炼金液。[74]
雄奇的山水、神奇的传说所构织的神秘氛围给予诗人强烈的心理暗示，使他恍然感到自己与仙人相遇于山中，“山际逢羽人，方瞳好容颜”。“偶然值青童，绿发双云鬟”。并想象自己“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阙。独抱绿绮琴，夜行青山月”。“扪天摘匏瓜，恍惚不忆归。举手弄清浅，误梦织女机”。这种惝恍迷离的幻觉既表达了诗人对泰山壮丽的自然风光的热爱，也表现了诗人对求仙的痴迷，则山水与神仙或许正是李白所探之“奇”。因一座山而创作多达六首游仙诗在李白诗作中并不多见，这也恰恰说明了泰山的独特魅力，同时也说明东鲁对李白的吸引主要在其浓厚的仙道文化氛围。
此外，李白曾隐居的徂徕山自北齐以来便为道家修炼真丹之处，唐代尊奉道教为国教，道观遍布全国各地，东鲁因其悠久的道教传统，更是成为当时道教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开元十四年，著名隐士王希夷就曾长期修炼于徂徕山地区[75]。李白长安放还后不久，即到齐州紫极宫接受道箓，可以看出鲁地道教的兴盛程度。这无疑是李白移家东鲁的重要文化原因。
开元十四年，李白初到东鲁，寓家任城，即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隐于徂徕山，酣饮纵酒，号称“竹溪六逸”。李白的隐逸之举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酒隐安陆”期间求仕失败后的自觉选择。初出峡时的李白怀着远大的抱负、高度的自信和初生牛犊的朝气拜谒官长，大言自夸，以为卿相伸手可致，功业瞬间可成，岂料四处干谒，却迭遭冷遇，这无疑会使李白对现实政治产生新的认识，并影响到他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急切入仕的渴望渐趋冷静，此后不再如安陆期间那样以雄放的语言干谒官长便显示出这种变化。与此同时，本来根深蒂固的隐逸观念重新滋长起来，李白移家道风浓厚的东鲁似可证明这一趋向。因而，隐居徂徕山是他道家人格一度沉寂之后的再度张扬，如此期所作《颍阳别元丹丘之淮扬》中所自述的那样，“本无轩裳契，素以烟霞亲”“松柏虽寒苦，羞逐桃李春”[76]。即便其中有以隐求仕的因素，但由其诗作来看，李白对自然山水的热爱无疑是极其投入极其真切的，与那些通过“终南捷径”而飞黄腾达的假隐士有着迥然不同的精神趣味和人生境界，本质上反映了道文化及盛唐文化的超越气质。
开元二十六年，李白由鲁中西往洛阳，又由洛阳至淮南游历，心中充满求仕无成的怨怅，“红颜悲旧国，青岁歇芳洲。不待金门诏，空持宝剑游”[77]。并因而更生出隐居之念，“复作淮南客，因逢桂树留”后又北游襄阳访孟浩然。孟氏或隐居，或漫游，终生未仕，李白爱重其为人，对其隐居不仕的高风亮节表示由衷的赞叹：“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蹑清芬。”[78]这既是对孟浩然的赞叹，也是李白的自我表白。开元二十七年冬，李白又偕元参军往随州与元丹丘同学道于胡紫阳，《题随州紫阳先生壁》诗表达了诗人遗世独立、向往仙道的志趣，“忽耽笙歌乐，颇失轩冕情。终愿惠金液，提携凌太清”[79]。《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云：“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80]可见，李白确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于道教修炼之术极其热心，极其投入的，充满得道成仙的虔诚，丝毫看不到为仕而隐的功利动机，甚至一度入仕的元参军也弃官而去，隐于仙城山，则痴迷仙道的李白又怎么可能身在江湖而心怀魏阙呢？
开元二十八年春，李白又与崔宗之同游南阳，所谓“唯餐独山蕨”，“白水弄素月”，“时过菊潭上，纵酒时休歇”[81]。虽偶有“唯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的不遇之叹，但转瞬即逝，更多的是优游林泉的闲适心境，如“朝涉白水源，暂与人俗疏。岛屿佳境色，江天涵清虚。目送去海云，心闲游川鱼。长歌尽落日，乘月归田庐”[82]。此时的李白已不像早期那样汲汲于仕进，而更乐于以从容的心态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在与自然的统一及对神仙的向往中获得心灵的宁静，早年那种昂扬奋发、慷慨不平之气已散化于天地大化之中，转而为优游容与、从容自得的心境，所谓“目送去海云，心闲游川鱼”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道文化的超越性消泯了儒文化积极入世的强烈冲动，使李白在对天地自然的品悟中逐渐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
天宝元年壬午，李白闲居东鲁，不久携妻子入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天宝二年癸未，“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83]。李白的漫游隐居生活至此告一段落。
3入仕长安
天宝二年，李白应诏入京，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84]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理想一朝实现的狂喜之情。但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与落差，独立人格与专制政治的对立与冲突注定了李白政治上的失败。
李白不是从现实出发设定理想，而是从理想出发裁量现实。李白的政治理想是粗疏空泛的，并没有明确的内容和可操作性程序，仅仅是根据先秦乃至传说中的三代政治进行主观想象，完全脱离现实状况。《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愿为辅弼，奋其智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是典型的战国纵横家口气。李白写作此文的开元时代正是唐王朝国力强大、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称得上“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则李白此文与其说是陈述人生理想，不如说在表达自己的冲天豪气。面对唐王朝四海升平的现实，李白的上述理想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他所谓的政治理想不过是对历史的理想化回忆，是在纵横家夸饰风格的影响之下对战国士人的模仿与重复，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李白所崇拜的鲁仲连的功绩是排难解纷，李白自夸说：“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85]然而现实中几乎没有什么类似的纷难可供排解，他的理想也只能沦于虚无。李白原本是怀着游说万乘、为帝王师的心态入京的，但入仕长安后，李白却被视为御用文人待诏翰林，陪侍于皇帝左右，吟诗作赋，歌舞升平。这种平庸的生活显然不合李白的胃口，并与他的宏大抱负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失落与失意之感油然而生。
更重要的是，李白独立自由人格与强调等级与服从的专制政治难以兼容。如前所述，盛唐士人进一步发展了魏晋以来士人的独立人格，李白所受的道家思想的熏陶更是将这种独立人格推向极致。自我实现高于功利追求，个体独立高于阿谀服从，高扬的主体人格正是李白的灵魂。由此出发，李白多次表示了对权贵的蔑视，这从青年时期不满李邕轻视后生即已开始，此后李白更是屡屡表现出以一介布衣而笑傲王侯的优越感：“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86]“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87]“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88]而且李白对王公大人趋炎附势的嘴脸深表厌恶，“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89]。显然，李白是以理想化的独立自由的人格姿态进入现实政治的，并不想遵循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更不想以独立自由为代价换取蝇营狗苟的宫廷生活，这样，李白与现实政治的冲突在所难免。李白在离京还山后多次指责“小人”对他的嫉恨与谗毁，对于谁是谗伤李白的“主谋”，后世论者也是聚讼纷纭，众说不一。实际上李白也未必清楚所谓的“小人”是谁，李白赐金放还并不仅仅是所谓小人谗害的结果，而是其独立人格与专制政治深刻冲突的必然结果，李白决非仅与少数“小人”存在矛盾，而是其独立自由的人格与专制政治存在根本的对立与冲突，即使竭力收敛，也难免暴露出张狂的本性。李白“揄扬九重万乘主”的自述虽有些夸张，但杜甫对他“天子呼来不上船”[90]的描述则总有一定的根据。这种狂傲放诞的自由人格无疑是对强调忠顺服从的等级制度的挑战，并必然遭到专制力量的强烈反弹，所谓小人谗害正是反弹的表现。在等级森严而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中，李白不仅无法实现理想，而且个性受到压抑，自由遭到剥夺，实际上形成了对李白所追求的精神价值的整体否定，入仕对李白而言几乎丧失了全部意义。
这种政治的失败造成了李白强烈的孤独感，《月下独酌》（其一）便似表露了这种孤独的心境，“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91]。愁绪满怀，无可倾诉，只能举杯邀月，顾影自怜，那种深深的忧伤、失落与孤独在诗人的醉舞狂歌中得到了强烈的宣泄。随着初仕宫廷的兴奋之情的落潮，诗人的归隐之志重新抬头，“明湖思晓月，叠嶂忆清猿。何由反初服，田野醉芳樽”[92]。只是玄宗的“隆遇”让李白念念不忘，仍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怀有一丝幻想，“予欲罗浮隐，犹怀明主恩。踌躇紫宫恋，孤负沧洲言”[93]。但自由人格与专制政治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李白不可能真正得到君主的赏识和重用，只能是“拙薄遂疏绝，归闲事耦耕”[94]。李阳冰《草堂集序》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永歌之际，屡称东山。”[95]所谓“丑正同列，害能成谤”不过是表面现象，专制政治根本不可能容纳一个独立自由的异端。于是，李白除了放弃别无选择，他只能重归山林，寻仙访道，在山水仙道中感悟人格的独立，确证自己的价值。而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李白才能敞露窒闷的心灵，伸张压抑的个性，获得自由和快慰，《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即生动描述了诗人面对自然时的心驰神往、浑然忘我的精神状态及由此而生的栖隐之志：“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巘？”[96]李白最终决然摆脱了这种无所作为、痛苦不堪的仕宦生活，“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97]，重新开始浪迹天涯。
李白的入仕而复出世本质上源于自由人格与专制政治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道文化与专制政治的矛盾，李白归隐山林本质上是对道文化的认同，反映了以自然和自由为基本价值原则的道文化对李白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的主导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4、赐金放还
政治的失败无疑给了李白极大的打击，然而李白对长安依然念念不忘，“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回忆明光宫”[98]，并时时流露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这正反映出时代精神的感染力量。
李白个人的失败并不能否定整个时代的奋发精神，个人的挫折也不能遮掩他人的青云直上及所建立的功勋，在与大量士人的接触中，李白自然会触摸到他们的精神脉搏，窥探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并受到他们进取精神的感染，从而在诗作尤其是送别诗中爆发出建功立业的慷慨豪气，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染下，李白不可能轻易放弃建功立业的英雄梦想。初离长安后，李白虽对“圣朝久弃青云士”愤愤不平，而发牢骚之语：“拙薄谢明时，栖闲归故园”[99]“余亦谢明主，今称偃蹇臣。”[100]李白并未将赐金放还当作专制政治对他永远的抛弃，他以强烈的自信认为自己不久就会重新入仕朝廷，离朝出京不过是偶然的挫折罢了。因而李白离开长安之后，虽然愤懑，却不绝望，仍然一再请托官员朋友引荐自己重新入仕，“希君一剪拂，犹可骋中衢”[101]“故人东海客，一见借吹嘘”[102]。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回长安的希望日益渺茫，李白对长安的情感由眷恋与怨愤逐渐发展为忧伤的憧憬乃至炫耀性的回忆，在此后的许多诗篇中，李白屡屡提及自己的宫廷生活，并以炫耀的口吻描述自己以一介布衣而被拔擢于民间，陪侍君主、密草诏书的非凡经历，如“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103]“布衣待丹墀，密勿草丝纶”[104]。对宫廷生活的怨愤情绪逐渐削淡了，理想色彩更浓了，长安逐渐成为李白的情结和再也无法靠近的梦，也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心灵之痛：“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105]“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106]。
入仕的挫折使李白痛恨小人的谗陷，“自古妒娥眉，胡沙埋皓齿”[107]。感叹自身的不遇，“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108]。并更深入地思索功业本身的意义，尤其是在怀古诗中表现出复杂矛盾的情绪，其中有对古人的羡慕，也有自己功业无成的失落，如赞叹四皓“一行佐明主，欵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窅冥合元化，茫昧信难测。飞声塞天衢，万古仰遗迹”[109]。反观自身，虽年近知命，仍然一事无成，“壮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对比古人的丰功伟绩，更加怅恨不已，“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被放还山的挫折与功业无成的创痛使李白在面对古人的废墟时往往产生出巨大的迁逝之悲和强烈的历史虚无感，《梁园吟》集中表现了这种复杂的思想情绪。此诗乃李白天宝三载出京游梁宋所作，诗人对被放还山心怀怨怅，对重返帝都似又心存侥幸，“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110]但面对梁孝王荒废的池园所生发的历史悲剧意识很快淹没了这种现实的失落感，“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无论生前如何豪贵，最终仍然一无所有，宫殿化为丘墟，生命化成虚无，任何惊天动的壮举都不可能永存不朽，一切功业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一切英雄都不过是匆匆过客。这种情绪在《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今日非昨日，明日还复来。白发对绿酒，弦歌心已摧。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111]。这种历史的空幻感和悲剧意识对李白的功业理想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消解，使他不断地转向自然寻求依托，并生发出对永恒价值的思索与追求。在《寻阳紫极宫感秋作》中，李白写道：“懒从唐生决，羞访季主卜。四十五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散，世道有翻覆。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112]“四十九年非”出自《淮南子·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显然也与陶潜“觉今是而昨非”意同。“昨非”非指其他，而是入仕宫廷的理想，澄清天下的雄心。仕途的偃蹇、政治的诡谲、功业的无成使李白日益感到个体的渺小、人力的有限及天地宇宙的玄妙难测，因而李白更倾向以道心和同自然，而不是强力介入人事活动。在诗中，李白说：“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宇宙变化循环往复，万古不息，纵然心会其意也难以用手捉住，这种神秘的变化及其支配力量实非人力所能窥探和驾驭，既然如此，就应和同自然，归属自然，才能规避不可预知的风险，随物化迁，生生不息。“时哉苟不会，草木为我俦。希君同携手，长往南山幽”[113]。所以，李白在其知命之年更乐于将生命融入自然，随遇而安，所谓“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道法自然的处世哲学及陶潜那样的前代隐士的示范作用无疑是李白归隐山林的精神力量，同是融入自然，陶潜是静态地归隐田园，李白则是动态地融入山水，李白长期的漫游生活几乎是对山水的追逐，大量的山水诗作表现出李白对山水的痴情，也正是在与山水自然的心灵对话中，李白得到了巨大的精神安慰。
然而李白并不仅归依自然，亦欲得道成仙，以追求一种超越自然寿限和声名功业的永恒价值。因而在放还不久，李白即到齐州紫极宫受道箓，并作诗赞叹道经的神妙：“道隐不可见，灵书藏洞天。吾师四万劫，历世递相传。”[114]李白且开始尝试炼制丹药，《草创大还赠柳官迪》较详细地叙述了炼丹活动，表达了求仙弃俗的理想：“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才术信纵横，世途自轻掷。吾求仙弃俗，君晓损胜益。不向金阙游，思为玉皇客。”[115]随着功业的渺茫和岁月的流逝，李白可以依凭的资本越来越少，他的精神也日益陷于孤独中，求仙几乎成为他最后的梦想。
“功业嗟落日，容华弃徂川。一语已道意，三山期着鞭。蹉跎人间世，寥落壶中天。独见游物祖，探玄穷化先。何当共携手，相与排冥筌”[116]。作为一种虚幻的精神追求，求仙并不能真正超越世俗欲望和现实功利，李白也逐渐感到神仙的荒诞：“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苍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117]随着求仙之梦的破灭，李白往往由求仙的超越追求滑向纯粹的肉体享乐，面对荒废的古迹和远去的历史，李白巨大的悲愤反倒更易演变为一种带有颓废色彩的及时行乐：“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分明感激眼前事，莫辞醉卧桃园东”[118]“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座客三千人，于今知有谁？我辈不为乐。但为后代悲”[119]“古之帝宫苑，今乃人樵功”“荣盛当作乐，无令后贤吁”[120]。这种及时行乐思想在《古诗十九首》中即已有所体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但那是汉末经学没落之后初获觉醒的士人对传统价值的反叛，而李白之行乐则是对政治挫折及求仙失败的双重愤激，并与道教教义有着直接联系。道教以生命为旨归的全真养生思想无疑为肉体享乐提供了理论依据，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然，道教贵生全真的生命本位主义并不等于无所节制的任欲纵情，作为诗人的李白不过是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罢了，更何况李白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道教徒，更不曾为养生而节制欲望，醉酒狂歌是他的基本生活方式，“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正是李白的本色。只有酒力的膨胀，欲望的放纵，才能让李白唱出惊鬼泣神的诗篇，就此而言，李白是一个披着道袍的诗人。
因此，无论是寻道求仙的超越追求，还是及时行乐的欲望满足，都体现了道以生命为旨归的价值尺度，二者共同构成了李白生命的两极。而随着求仙向享乐的跌落，李白人生的悲剧色彩更加浓厚了。
5、安史乱后
大唐盛世形成了李白以道为主体的文化人格，然而唐王朝的政治腐败与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李白的超越气质与急剧变化的现实产生了严重的错位，李白的精神并未随着由治而乱、由盛而衰的时代变化作相应的调整。面对喧嚣乱世，李白以求仙为主要特征的超越心态迅速暴露出了它的脆弱性。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窜身南国避胡尘”[121]，继续着乱前的隐逸生活，《扶风豪士歌》生动展示了安史乱起的血腥场面和李白在吴地优游闲适的生活情景。全诗如下：
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东方日出啼早鸦，城门人开扫落花。梧桐杨柳拂金井，来醉扶风豪士家。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雕盘绮食会众客，吴歌赵舞香风吹。原尝春陵六国时，开心写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报恩知是谁？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122]
本诗可分三部分内容，前四句描述安史之乱的现实，最后两句含蓄表达用世之志。主体则是第二部分，描述南国城市的宁静祥和及自己与所谓的“扶风豪士”宴饮游乐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部分内容只有四句，第三部分只有两句，在作为主体的第二部分中，诗人极力恭维扶风豪士的奇士风采，诸如倾动山岳的意气，鄙弃权势的傲岸，宴饮宾客的慷慨，都使李白深为赞许，并表示来日要报答扶风豪士的知遇之恩。这类内容是典型的盛世文化，与眼前的战乱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全诗并没有紧承开始的战乱展开，而是在粗略概述洛阳战乱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转入了对宴饮生活的描述，明显表现出李白对战乱的逃避心理。只有在扶风豪士家这种熟悉的氛围中，李白才能重新找到因战乱而失落的自我，并以对盛世语境的重温修复心理创伤。不难看出，所谓的扶风豪士与李白的性情气质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对扶风豪士形象的塑造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自我形象的刻画，寄寓着诗人豪迈飘逸的个性气质，也流露出对盛世文化的眷恋与回味，然而在战乱汹涌、盛世塌陷的背景下，这种对旧梦的重温难以掩饰其悲剧意味。
本诗表明，李白的盛世心理无法真正面对和承载血腥的战乱，他所习惯的痛饮狂歌、隐逸求仙的盛世生活具有超尘出世的精神性，虚诞玄远，无力解决现实问题。盛世所培育出来的文化人格已无法适应战乱形势，逃避便似乎成为唯一的选择。李白在《流夜郎赠辛判官》中曾回忆说：“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与君自谓长如此，宁知草动风尘起。”[123]最后两句可谓含蕴无穷，正因为“自谓长如此”，所以才无法面对突然的“草动风尘起”，才会茫然、无奈、痛愤与挣扎。李白年轻时所谓“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不过是盛世背景下的普泛性的英雄主义宣言，更具精神指向而少实践意义，只有饮酒赋诗、隐逸求仙这类精神性活动才真正吻合盛唐文化精神的超越品格。因而，战乱来临，那种时代精神激荡下的英雄大言立刻暴露出虚幻的本相，南奔避难即为明证。虽然李白在本诗末尾以张良的典故暗示了报国的壮心，但相对于年轻时的豪情胜概未免过于有气无力了。由此可见，本诗最为核心的内容乃在于与扶风豪士的饮酒作乐，这才是李白所代表的盛唐文化精神的本质。
所谓盛唐文化精神实则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所激发出的人的蓬勃的生命激情的外在展现，它使个体倾向于个性的强烈伸张及精神自由的无限延伸，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说，作书应“达其性情，形其哀乐”，“随其性欲，便以为姿”[124]。指出艺术创造应充分表达人的自由精神，虽是论书，也揭示出盛唐精神的实质。因而，盛唐人无论入世立功、隐逸求仙还是艺术创造，都带有一种超离凡俗的升腾意味。敦煌飘逸的飞天，张旭狂放的草书，公孙大娘神鬼莫测的剑器舞，以及仙意氤氲的霓裳羽衣曲，无不以艺术的形式表白着盛唐文化的超越追求，而李白则以热切的求仙理想将这种超越性的文化精神推向极致。因而，李白更生活在主观的理想世界而非客观的现实世界；更倾向于寻求精神的升腾超越，而非眼睛向下体察芸芸众生的苦乐悲忧。所以，即便在狼烟四起的乱世，李白仍表示“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并劝导他人与之一起归隐，“无以墨绶苦，来求丹砂要。华发长折腰，将贻陶公诮”[125]。这与其说是李白对现实的逃避，不如说是李白的超越追求在乱世的惯性显现，这与李白在《扶风豪士歌》中宴饮作乐的描述属于同一性质。由此似乎表明，李白的道家文化人格及超越气质并不适合乱世，并不能存活于乱世。李白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自由人格的象征，它在盛唐文化环境中长得太久了，也长得太高了，他并不能完全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更追求自身意志的满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并逐渐使自我意志膨胀到极端程度而与社会环境失去了亲和力。所以，尽管社会环境因安史之乱已发生巨大变化，然而李白却依然按照盛世培养起来的文化精神一如既往地滑行下去，延续着盛世的自由人格和精神情趣，隐逸，酣饮，炼丹，求仙。他就像流星一样逐渐逸出了自己的时代，或者说，时代已经不容许他像以往那样以超越性的心态优游于达官贵人与自然山水之间了。李白事实上已成为一个边缘人，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另类。他带着盛世心态进入了衰世乱世，他的痛苦与孤独来自两个不同时代的碰撞。以道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人格主宰了他的行为，他很难迅速从隐逸求仙的飘逸心态中脱离出来从容面对血火交并的残酷现实。盛世赋予他的超越气质使他只能窜身南国，在南方的青山碧水中延续访道寻仙的梦想。
然而乱世毕竟是乱世，诗人不可能完全自闭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他尽管在扶风豪士家醉酒狂歌，但目睹“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的惨象，他心灵的宁静已被打破了，就像中箭的鹰，尽管还可以挣扎着滑翔，但迟早会跌落下来，《古风·十九》实即描述了他的心理变化：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126]
这首诗既有求仙的逍遥，也有兵燹的血腥，二者如此奇特地杂糅于一首诗中，正映照出唐王朝由治而乱的急骤变化，也表明李白尚未完全从盛世的浪漫幻想中清醒过来。盛世的气息还那样浓烈，而狼烟战火已经滚滚而来，惯于奇思异想的诗人似乎一时难以适应，无法接受。李白窜身南国的举动似正说明他的心灵无法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只能以逃避来勉强维持心灵的平衡。李白虽然在扶风豪士家饮酒作乐，但更是强作欢颜，他举起的酒杯未必能平定狂乱的心跳。李白的自由人格已远远超出了现实的地面，但他毕竟立足于现实的大地，随着地基的下沉，理想的大厦必然随之陷落。李白难以立即实现由盛而衰的心态转换，只能在盛世大幕徐徐落下的舞台上茫然四顾，追寻盛世荣华的幻影，作为自由人格及盛唐文化重要表征的求仙理想开始了它的破灭。
其实在安史乱前的天宝末年，这种破灭迹象就已开始出现了，作于天宝末年的《登高丘而望远海》一诗便透露出这一信息：
登高丘，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精卫费木石，鼋鼍无所凭。君不见骊山茂陵尽灰灭，牧羊之子来攀登。盗贼窃宝玉，精灵竟何能？穷兵黩武今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127]
这首诗借秦皇汉武的穷兵黩武、求仙未果的史实，讽刺唐玄宗的滥开边衅、滥用武力的行径。虽然由该诗最后两句来看，重心并不在强调求仙的荒诞，而在批判穷兵黩武，但其间又交织着李白功业追求及求仙观念的变化，表现出沉重的幻灭感，折射出天宝末年的黑暗政治对李白思想的深刻影响。
曾几何时，秦皇汉武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建立起前无古人的奇勋伟业。他们高度膨胀的征服心态使他们坚信自己无所不能，并以长生不死的求仙梦想挑战自然法则，最终求仙无成，“银台金阙如梦中”，“骊山茂陵尽寒灰”。这既是命运的作弄，也是人类可笑的荒诞剧。他们尽可以在有限的生命中展示轰轰烈烈的人生，可以驱使强劲的军队征服六国，一统天下；可以挥师北上，踏灭匈奴，却无法超越生命的寿限，不能抗拒死亡的到来。死亡终结了英雄的人生和长生的梦想，秦皇汉武也以破灭的求仙梦沦为后世的笑柄。崇高与渺小、强大与脆弱、雄心与贪婪、有限与无限就这样荒诞地统一在他们身上，历史正是通过他们而展现出人类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李白登高丘而望远海，历数千古风流人物，竟成世间匆匆过客，念天地之悠悠，看人间是非成败转头空，巨大的虚无感、幻灭感会扑面而来。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一切都会消失无存，则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秦皇汉武虽然建立了丰功伟绩，死后也是“金棺葬寒灰”，且有“牧羊之子来攀登”，另有“盗贼窃宝玉”，死掉的他们只能无奈地承受这滑稽的作弄，巨大的功绩在这滑稽的作弄中显得苍白无力。如果实实在在的功业失去了意义，那么纯粹的生命延续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以长生为目的的求仙的意义在对功业价值的怀疑中被悄悄消解了。没有功业的充实，生命就是一片苍白，对功业的怀疑必然导致求仙的动摇，这也正是李白“功成”然后拂衣去的奥秘所在。然而天宝年间政治的黑暗及李白本人入仕的渺茫使他事实上无法真正有所成就，面对历史的废墟，李白更倾向于以虚无心态观看英雄业绩，这样虽然给他一无所成的人生以平衡与安慰，却也同时使他丧失了进取的动力，并进而动摇了他求仙的信念。这种连锁反应最终造成了立功与求仙的双重幻灭，“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128]。如果说天宝末年政治的日趋黑暗使得李白的求仙之梦渐趋幻灭，那么安史之乱的打击几乎使这一梦幻完全丧失了现实基础，《古风·西上莲花山》即是重要标志。只有国力强盛、四海升平、花团锦簇的大唐盛世才可能产生浪漫的梦幻，才能产生飘然轻举的飞天、神出鬼没的狂草、吴带当风的绘画和惊心动魄的剑器舞，动荡的乱世让一切富于浪漫气质的艺术形态及超越性的审美心态凋谢萎落了。曾经罩在大唐王朝上面的那道瑰丽多彩的光环消失了，一切都开始露出呆板的本相，“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129]。盛世落幕了，浪漫的诗人也从求仙之梦中醒来，面对血雨腥风、满目疮痍的人生。
李白虽然隐居庐山，并曾表示“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130]。然而事实上他已不可能安心独处，静坐求仙了，“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古风·西上莲花山》标志着他的精神追求已经跌落到现实的大地，窜身南国，隐居庐山在很大程度上是盛唐形成的自由人格及精神情趣的惯性延续，并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破灭的梦幻促使李白重新寻找精神依托，功利追求重新填补了理想的真空，且大唐盛世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尚未褪尽，安史之乱的风云激荡使一些怀才不遇的士人重新燃起了建功立业的希望，高适即云：“河华屯妖氛，伊瀍有战声。……抚剑堪投分，悲歌益不平。从来重然诺，况值欲横行。”[131]因而，当永王请李白下山时，李白并未坚决拒绝，而是欣然接受了邀请。在牵连获罪之后，李白多次辩称自己是“迫胁上楼船”[132]，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更是李白的主动选择。在赠永王使者韦子春的诗中，李白曾说：“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133]蔡宽夫云：“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借之以立奇功耳。”[134]《唐宋诗醇》引萧士赟曰：“白之从璘，虽曰迫胁，亦其倜傥自负，欲藉以就功名故也。”[135]詹锳先生认为：“当其（永王）辟为府僚时，白亦必不以为图反，适永王兵败，白亦坐罪，乃诡称为受璘迫胁耳。”[136]詹锳先生的分析应属的论。李白在接受永王邀请后作诗明志说“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137]，并自信地表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138]。这间接证明李白归隐之志并不坚决，或者说他已无心归隐，同时表明李白一度沉寂的建功立业的理想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重新复活，但这种复活的理想与乱前有所不同。
李白前期是要“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139]，建功立业只是他理想图式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如今，李白由求仙理想跌落到功业理想，则功业理想几乎成为他理想的全部，如果这一理想再度破灭无疑会使李白陷入空前的痛苦乃至绝望的境地。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寻阳出狱后，李白又赠诗宋若思，表达平定胡虏、为国立功的愿望：“戎虏行当剪，鲸鲵就可诛。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140]随后又效力于宋若思幕中。此后李白又曾赠诗张镐表达用世之志，其一云：“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其事竟不就，哀哉难重陈。”又云：“风云激壮志，枯槁惊常伦。闻君自天来，目张气益振。”[141]求仙之梦破灭了，建功立业成为李白最后的精神依托，他不可能再退缩，再放弃，他已无路可退。因而，尽管李白受到系狱寻阳及长流夜郎的沉重打击，却仍然痴心不改，在去世前一年，还以61岁高龄投奔李光弼军，半道病还，悲叹“天夺壮士心”[142]，完全可以想见暮年的李白深广的孤独与寂寞。诗人未必是要建功立业，而更是以此对抗精神的空虚，这也是他寻求精神依托、驱除孤寂的最后努力。
大唐盛世的光芒在消褪着，如夕阳即将沉入西方的大山，李白也不幸在阴差阳错的权力斗争中成为盛世的牺牲品。他被捕下狱，长流夜郎，一切梦想化作泡影，留下苦难让他咀嚼。此后诗中虽然也还出现过求仙之想，也不过是习惯性的语言重复，并不具有实质的精神指向。诗人盛世的灵魂已经死掉了，他只能在梦想凋零的精神荒原上踽踽独行，寻找逃脱的出口，他终于失败了，到头来两手空空。他本想建立一番“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伟业，最终却以一个伟大的诗人名垂青史。他本想以求仙获得不朽，最终却以动人的诗篇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历史无情地剥夺了他，历史又慷慨地补偿了他，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公正。
【注释】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2]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二《荀子·荣辱》，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4页。
[3]《荀子·儒效》，《荀子集解》卷四，第142页。
[4]《韩非子·南面》，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
[5]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魏元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46页。
[6]董仲舒：《贤良对策》，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二十三，第253页。
[7]李泽厚：《美的历程》，《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524页。
[9]隋炀帝：《敕责窦威、崔祖浚》，《全隋文》卷五。
[10]《隋书》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86页。
[11]李商隐：《隋宫》，《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86页。
[12]彭定求：《全唐诗》卷一《〈帝京篇〉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13]吴競：《贞观政要》卷二十七《礼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07册，第507页。
[14]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8页。
[15]《隋书》卷七十六，第1730页。
[16]（意）巴蒂斯塔·莫迪恩：《哲学人类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17]《尼采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18]（意）巴蒂斯塔·莫迪恩：《哲学人类学》，第169页。
[19]李泽厚：《美的历程》，《美学三书》，第116页。
[20]李泽厚：《美的历程》，《美学三书》，第118页。
[21]闻一多：《唐诗杂论》，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1页。
[22]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李太白全集》卷五，第284页。
[23]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二，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24]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彭定求：《全唐诗》卷一百五十六，第1605页。
[25]葛晓音：《盛唐边塞诗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26]高适：《塞下曲》，《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9页。
[27]杨炯：《从军行》，《卢照邻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页。
[28]岑参：《送祁乐归河东》，《岑嘉州诗笺注》卷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页。
[29]王维：《使至塞上》，《王右丞集笺注》卷九，第156页。
[30]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嘉州诗笺注》卷二，第317页。
[31]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彭定求《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第1444页。
[32]王维：《栾家濑》，《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三，第247。
[33]王维：《辛夷坞》，《王右丞集笺注》，第249页。
[34]王维：《鹿柴》，《王右丞集笺注》，第243页。
[35]苏轼：《与子由六首》其五，《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5页。
[36]陶渊明：《饮酒》，《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37]王维：《终南别业》，《王右丞集笺注》卷三，第35页。
[38]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
[39]《高纪第一》上，《汉书》卷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页。
[40]《项羽本纪》，《史记》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页。
[41]《货殖列传》，《史记》卷六十九，第3269页。
[42]《孟子荀卿列传》，《史记》卷七十四，第2349页。(www.xing528.com)
[43]《秦始皇本纪》，《史记》卷六，第231页。
[44]《史记》卷八十七，第2540页。
[45]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28页。
[46]《先贤士女总赞论》，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上，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534页。
[47]《地理志》第八下，《汉书》卷二十八下，第1645页。
[48]《地理志》第八下，《汉书》卷二十八下，第1645页。
[49]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50]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98页。
[51]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723页。
[52]李白：《大鹏赋》，《李太白全集》卷一，第2页。
[53]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第1243页。
[54]詹鍈：《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55]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56]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第1243页。
[57]李白：《日出入行》，《李太白全集》卷三，第211页。
[58]李白：《示金陵子》，《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五，第1196页。
[59]《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附录，第1447页。
[60]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第1220页。
[61]李白：《与韩荆州书》，《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第1239页。
[62]李白：《上李邕》，《李太白全集》卷九，第512页。
[63]李白：《安陆桃花岩寄刘侍御绾》，《李太白全集》卷十三，第647页。
[64]李白：《题元丹丘山居》，《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五，第1146页。
[65]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第18页。
[66]李白：《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李太白全集》卷十九，第872页。
[67]李白：《任城县亭壁记》，《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八，第1300页。
[68]《封禅书》，《史记》卷二十八，第1386页。
[69]李白：《古有所思》，《李太白全集》卷四，第240页。
[70]李白：《怀仙歌》，《李太白全集》卷八，第448页。
[71]李白：《游太山六首》，《李太白全集》卷二十，第921页。
[72]《李太白全集》，第923页。
[73]《李太白全集》，第924页。
[74]《李太白全集》，第925页。
[75]详见《旧唐书》卷一九二《王希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21页。
[76]李白：《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李太白全集》卷十五，第717页。
[77]李白：《寄淮南友人》，《李太白全集》卷十三，第656页。
[78]李白：《赠孟浩然》，《李太白全集》卷九，第461页。
[79]李白：《题随州紫阳先生壁》，《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五，第1145页。
[80]李白：《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七，第1293页。
[81]李白：《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三，第1082页。
[82]李白：《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李太白全集》卷二十，第917页。
[83]《文苑》，《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第5053页。
[84]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李太白全集》卷十五，第744页。
[85]李白：《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李太白全集》卷十九，第873页。
[86]李白：《醉后寄崔侍御二首》其一，《李太白全集》卷十四，第692页。
[87]李白：《玉壶吟》，《李太白全集》卷七，第377页。
[88]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李太白全集》卷十五，第705页。
[89]李白：《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李太白全集》卷九，第485页。
[90]杜甫：《饮中八仙歌》，《杜诗详注》卷二，第81页。
[91]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三，第1062页。
[92]李白：《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李太白全集》卷二十，第931页。
[93]李白：《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其一，《李太白全集》卷十七，第809页。
[94]李白：《秋夜独坐怀故山》，《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三，第1080页。
[95]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第1446页。
[96]李白：《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李太白全集》卷十三，第652页。
[97]李白：《东武吟》，《李太白全集》卷五，第312页。
[98]李白：《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李太白全集》卷十七，第820页。
[99]李白：《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李太白全集》卷十九，第890页。
[100]李白：《送岑征君归鸣皋山》，《李太白全集》卷十七，第831页。
[101]李白：《赠崔谘议》，《李太白全集》卷十，第525页。
[102]李白：《赠崔侍御》，《李太白全集》卷九，第487页。
[103]李白：《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李太白全集》卷十六，第787页。
[104]李白：《赠崔司户文昆季》，《李太白全集》卷二，第538页。
[105]李白：《观胡人吹笛》，《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五，第1160页。
[106]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一，第986页。
[107]李白：《于阗采花》，《李太白全集》卷四，第230页。
[108]李白：《送蔡山人》，《李太白全集》卷十七，第827页。
[109]李白：《商山四皓》，《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二，第1031页。
[110]李白：《梁园吟》，《李太白全集》卷七，第390页。
[111]李白：《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李太白全集》卷二十，第927页。
[112]李白：《寻阳紫极宫感秋作》，《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四，第1114页。
[113]李白：《赠崔郎中宗之》，《李太白全集》卷十，第524页。
[114]李白：《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李太白全集》卷十七，第821页。
[115]李白：《草创大还赠柳官迪》，《李太白全集》，卷十，第536页。
[116]李白：《赠饶阳张司户燧》，《李太白全集》卷九，第496页。
[117]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七，第1253页。
[118]李白：《梁园吟》，《李太白全集》卷七，第390页。
[119]李白：《邯郸南亭观妓》，《李太白全集》卷二十，第933页。
[120]李白：《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李太白全集》卷二十，第938页。
[121]李白：《猛虎行》，《李太白全集》卷六，第360页。
[122]李白：《扶风豪士歌》，《李太白全集》卷七，第385页。
[123]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李太白全集》卷十一，第563页。
[124]孙过庭：《书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2册，第32－35页。
[125]李白：《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李太白全集》卷十二，第637页。
[126]李白：《古风》十九，《李太白全集》卷二，第113页。
[127]李白：《登高后而望远海》，《李太白全集》卷四，第223页。
[128]李白：《长歌行》，《李太白全集》卷六，第358页。
[129]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李太白全集》卷十五，第705页。
[130]李白：《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李太白全集》卷十一，第553页。
[131]高适：《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288页。
[132]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太白全集》卷十一，第567页。
[133]李白：《赠韦秘书子春》，《李太白全集》卷九，第478页。
[134]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135]《唐宋诗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48册，第108页。
[136]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137]李白：《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李太白全集》卷十一，第556页。
[138]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之二，《李太白全集》卷八，第427页。
[139]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一，第979页。
[140]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困参谋幕府因赠之》，《李太白全集》卷十一，第561页。
[141]李白：《赠张相镐二首》其一，《李太白全集》卷十一，第598页。
[142]李白：《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李太白全集》卷十五，第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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