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域文化与道教在多元格局中的特征

蜀文明是在与巴、楚、秦等周边国家文化的接触交流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远古的三星堆文明即在某些方面反映出与中原文明相似的特征。虽然因年代的久远、史料的缺乏，现在对远古时期蜀与外部文明尤其是中原文明交流的实况不可能进行清晰的描述，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蜀地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是始终存在的。

进入春秋战国，随着古蜀文明的发展与扩张，蜀国东与巴、楚，北与秦的矛盾争夺开始加剧，蜀地的隔绝状态被打破，中原文化开始向巴蜀地区大规模渗透，改变着巴蜀文化的既有格局。《华阳国志》载，“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38]。蜀地成为战国时代秦国重要的罪犯流放地，《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39]。《史记·项羽本纪》也说，“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40]。《货殖列传》说，“秦末迁不轨之民于南阳”^[41]。战国以来的秦国文化大量吸收了三晋之地的法家文化，商鞅、李斯等受到重用的人物多为法家，这些人同时又是能言善辩的纵横家，因此，秦文化对蜀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注重实际功利的法家及纵横。裴骃在《史记·孟荀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云：“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又六万余言。卒，因葬蜀。”^[42]《尸子》虽为刑名家著作，但尸佼在商鞅变法期间为商鞅出谋划策，其思想主张与商鞅应该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所著《尸子》一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商鞅的法家思想是确定无疑的。《汉书》将《尸子》列入杂家，《宋史》改列为儒家，孙星衍又称《尸子》为杂家，历史上这种不同的评论，说明尸子之学有兼融各家的特点。除这些人之外，陆续迁入蜀中者还有因受株连而流放蜀中的高官显贵的门客及家属。《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43]又始皇赐文信侯书，“其与家属徙处蜀”。吕氏门客几乎包罗了战国时代所有的学术门类，儒、墨、道、法、阴阳、纵横无所不有，这由《吕氏春秋》的学术构成可见，其中又以法家、纵横家最为显赫。《史记·李斯列传》云，“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44]。而法家一般同时又是能言善辩的的纵横家。其实在此之前，纵横家已开始流入蜀地，秦惠文王九年，张仪、司马错等率兵灭巴、蜀后，“置巴、蜀郡”，“移秦民万家实之”^[45]。秦国的大规模移民无疑会将中原地区的文化带入蜀地，张仪作为伐蜀主帅及纵横家代表人物，当有纵横之学流入巴蜀，纵横自此应成为蜀地文化的重要一脉。

但因秦祚短促，二世而亡，其文化对巴蜀的影响较为有限，因而，直至汉景帝末年文翁治蜀时，仍然“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因此兴办教育，有计划地引入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成都“立文学精舍讲堂”，创立郡学，并选派蜀中子弟到京师太学受业博士经学律令，“东受七经，还以教授”^[46]，从此，蜀地学风一变旧貌，“蜀学比于齐鲁”。《汉书·地理志》说：“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及司马相如宦游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常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47]可见，文翁治蜀造成了巴蜀文化的整体转型，蜀文化从此开始与中原文化声气相通。

然而以儒为核心的外来文化并没有在蜀地取得压倒性的主宰地位，《汉书·地理志》载：“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48]可见蜀地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儒学作为外来文化未能取而代之。由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等人的学术取向来看，巴蜀文化重在辞赋与道家。司马相如、王褒擅辞赋，而严君平、扬雄精习道家道教，即便辞赋家与道家也有关联，司马相如《大人赋》师尚屈原的《远游》，而《远游》显然与道家的缥缈之气是相关的。虽然两汉巴蜀地区著名文人有四五十人之多，但仅半数是儒家学者，其他则多为文学、辞赋及神仙方术之士，且即便这些儒家学者也多非纯然专一的儒士，而是兼通道家及方术、卜筮的杂家。所以蒙文通先生说：“辞赋、黄老、卜筮、易数，这才是巴蜀文化的特点。”^[49]蜀中大儒扬雄，曾仿《论语》而作《法言》，但亦“以经莫大于《易》，古文则而作《太玄》”。《易》虽是儒家经典，但因所论幽微玄奥而与道家相通，扬雄“少贫好道”，曾师事严君平，“称其德”，故其《太玄经》受到道家哲学的深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太玄》因其效法《易》而自然被视为儒家著作，所以《汉书·艺文志》将扬雄之《太玄》列为“儒家者流”，但《道教义枢》则认为《太玄》与老子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扬雄学术构成的驳杂特征，而这其实也反映了蜀文化的多元性。

巴蜀虽然在政治上归属于中央，但在文化上却并没有完全臣服于定于一尊的儒文化，在服从中央政权的外壳之下或隐或显地保持着巴蜀地域文化特征。这种对巴蜀本土文化的固守在深刻意义上源于巴蜀文化的独立意识及抗衡中原意识，这种意识在巴蜀割据的条件下往往会进一步加强，从而造成文化上与中原地区的不同步，如东汉末以至三国鼎立时期，魏晋玄风大畅，谈玄论道成为魏晋中原王朝的文化主流，而蜀汉政权却依然固守着汉末以来的古文经学传统，以对汉王朝学术的秉承标榜蜀汉政权的正统地位，其中无疑也有巴蜀地域文化维护自身独立性而抗衡魏晋政权的因素。总之，这两种因素相互为用，不断强化着巴蜀文化的独立品格。巴蜀地域文化与中原政权的疏离削弱了中原王朝以儒文化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对巴蜀文化的统领作用，造成了文化权力的弱势，客观上为包括巴蜀地域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共存共生创造了条件，并实际上形成巴蜀文化的多元格局。这样就形成了秦汉之际蜀地的两个学术特征，一是学术构成的驳杂不一，蒙文通先生说：“把词赋、黄老、阴阳、术数合为一家的很多，这种风气在巴蜀好像是有深远的基础。”^[50]李白自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实即透露出唐代巴蜀文化的多元性。其二则是法家及纵横家思想的深厚浸淫，延及唐代，尚有赵蕤《长短经》这样的纵横家著作问世，而陈子昂、李白清一天下的志向及大言自夸的习气也明显带有纵横遗风，宋代三苏文章纵横驰骤，也被时人目为纵横家的嫡传，凡此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张仪伐蜀以来的纵横思想的遗留。这种学术特征深刻影响了后来蜀地的学术走向。(www.xing528.com)

对李白而言，蜀地的多元文化特征为其独立自由人格的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同时蜀地巫鬼文化传统及道教文化的发达则为其以求仙为核心的超越追求提供了内在动力。

先秦时期巴蜀文化主要是本土巫鬼文化，早在商代的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时代，以萨满为特征的巫术即已笼罩巴蜀大地。延及周代，巫鬼崇拜之风依然盛行不衰，扬雄《蜀王本纪》及常璩《华阳国志》中对古蜀史的描述充满浓厚的方仙气息，尤其是啼血杜宇代表了巴蜀文化中以方仙传说代替历史史实的叙事传统，史实与传说的杂糅几乎让人难辨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带有浓厚原始宗教色彩的方仙文化可谓古代巴蜀文化的基本形态。据《华阳国志·序志》载，早于常璩的古蜀史著在汉晋间原有八家，但只有扬雄的《蜀王本纪》流传下来，并已成为断编残简，其余七家均已散佚，八家《本纪》均为常璩所亲见，并“略举其隅”。从《华阳国志·序志》所举来看，八家《本纪》均充满方术神仙家一类描写，如《蜀纪》云“三皇乘祗车出谷口”，又“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又云：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51]等。八家本纪作者都是汉晋间知名之士，他们对历史的方仙化叙述表明直到汉晋时代原始的方仙道在巴蜀地区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使得历史的撰述者无所逃避，只能沿袭这种宗教化的叙述方式，即便是斥责这些撰述者为“世俗间横有为蜀传”的常璩实际上也未能逃避这种神仙方术的束缚。《华阳国志》对史实的叙述无疑也受神仙家影响，这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表明，神仙方术的宗教性因素已沉淀到巴蜀文化深处，成为巴蜀文化的核心与内蕴，并支配着巴蜀史家的思维方式。方仙文化因而成为巴蜀文化的原态与常态，这自然也为汉末道教与巴蜀文化的滋生繁育提供了温床。

巴蜀因其地理方位的相对隔绝特性，在历史上往往成为较晚臣属于中央王朝的地方，且即便在臣服以后，也因自然条件的阻隔而使地域文化特征压制了中央意识形态，使地域文化成为更具引导性的文化形态，而巴蜀文化的突出特征即是其多元性，它并非是后代取代前代的新旧更替，而是表现为前后积叠，新旧并陈。三国时期，蜀国以刘汉正统自居，与魏、吴分庭抗礼，顽强守护自己政治文化的独立性，也为巴蜀地域文化的承续提供了空间。所以魏晋之际乃至晋之后，巴蜀的道教气氛极为浓厚，张氏祖孙以方仙道结合老子道家哲学形成五斗米道，表明这一地区仙道文化氛围极其浓厚。这种地域文化无疑成为抵御外来文化及中原文化的精神支柱，更为充分地维持了巴蜀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这样，并没有一种文化在巴蜀文化构成中起到统领性作用，各种前代及最新形成的文化都可以在其中相伴共生。实际上只有形成一种对其他各类文化不具排斥性而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才可以成为事实上的统领性的文化形态，道文化即是这类文化，所以如此，不仅在于道文化与巴蜀巫鬼文化的内在契合，而且在于道文化的非世俗性和非功利性。道文化所追求者是个体自由的实现，它并不关注社会政治目标，相对而言具有更强的包容性，而不是如儒文化那样因其强烈的世俗功利性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所以道文化更易于成为可以涵摄其他文化形态的统领性文化。可以说，巴蜀文化的多元特征及道文化的主导地位正是李白独立文化人格的地域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