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古代巫史记录的重要资料

《周易》和甲骨文一样是古代掌握占卜的巫史所作的卜筮的记录，也是人们经验的总结。秦焚书时，它作为占卜之书而流传下来，其后，成为儒家经典。经过长期清理研究之后，人们逐渐淡化了《周易》的神学性而注意它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宏观把握世界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矛盾变化的逻辑理论体系，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进程。在人们心目中它不仅是卜筮之书而且已经是指导生活、分析矛盾探索和解释宇宙的主要参考书了。所以，《周易》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的重要资料。

一、打开“神秘的殿堂”

《周易》的神秘性来自它本身的三个方面。

（一）虚构的巫术性

古代的原始人是自发地对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问题作出宗教性质的理解和想象，这就必然地产生巫术，巫术的存在显示出人们对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无知，是建立在鬼神迷信的心理基础上的。据记载，我国夏代已有宗教迷信与巫术。《论语》有禹“致孝乎鬼神”的话。夏桀自比于太阳的永恒，人民因恨他而诅咒太阳愿意和它一起死亡，可见当时奴隶主已用宗教迷信来压迫欺骗人民。商代的统治者更需要借用神，借用与王权相结合的神权，于是以商王为范本而虚构出上帝，而世俗的王权则来自上帝，在形式上神权高于王权，上帝观念是王权与巫术紧密结合的宗教迷信，商人认为“上帝”或“帝”是天上最高的统治者，其政治组织机构与商王朝相仿佛。上帝既然是自然界的最高主宰，自可降祸福于人间，为了信任遵奉上帝的意志，就要注意上天启示的吉凶征候，就要通过占卜来取得天启，而占卜就成为表达天命的方式。事无大小都要通过占卜以预测吉凶，决定行止。此外，日、月、星辰、河流、土地也是商人崇拜的对象，商人还崇拜祖先，认为他们的先公先王可以宾于上帝，在上帝左右，获得相当高的权力和地位。由于上帝和祖先结合在一起，祭祀上帝或祖先的典礼都是名目繁多仪式隆重，由巫职机构经管。殷墟出土的十多万甲骨文片上记载有商王经常向上帝祖先及河神祈求降雨及好年成等，也有对战争、筑城、迁都等军国大事向神请示询问，并有时间结果的记录。古人称商尚鬼，《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后礼。”真正是典型的尊神文化。

巫术在古代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集文化之大成的东西，在当时，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和相当高地位的人便很难从事巫术活动，特别是像《周易》这门占筮文化体系和八卦这种极端精致的象征符号，是代表当时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和文化思维的一门高深学问，能够掌握它并从事占筮活动的并不是一般人。当时的职业巫师也需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的知识于一身，即拥有没有分化的全部科学知识而且在社会上是有声望和地位的人，否则就不能担任商人祀天祭祖先的专职巫师，而且占筮的灵验程度往往会因为他们的声望和地位而加强其效应以致使人对占筮术的深信不疑。所以巫可能是身居高位的长官，屈原《离骚》中的巫咸是受尊敬的。

西周实行礼治，用等级制度来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和社会秩序，这种高出于商代尊神文化的尊礼文化标志着历史的前进。但西周仍然视上帝为至高无上的主宰，称为“天”。周王受天之命而统治天下故称为“天子”。所以殷周之际是巫术文化最盛时期，这就为《周易》的成书提供了文化土壤和时代氛围。《易大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与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时邪。”《既济》与《未济》两卦均用殷高宗伐鬼方（匈奴）的事例，这足以证明《周易》是殷周时代的产物。厉王以后，周天子大权旁落、尊神敬天思想相应地发生动摇，上帝失掉从前的权威。春秋时期，祸福由天的思想受到挑战，“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敬天保民思想占了上风。巫术也不复再有往昔的灵光。

（二）广泛的包容性

《易大传》：称“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易与天地唯，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广大配天地”。可见《周易》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班固《汉书》用“易道深矣”来做笼统的评价，冯友兰认为《周易》是宇宙的代数学。它只是些没有数目字用符号表示出来的空套子，所以它“本身并不讲具体的天地万物，而只讲一些空套子，但是任何事都可以套进去，这就叫‘神无方而易无体’”^[1]。《周易》用卦来象征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的变化，内涵很广泛，所以又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的萌芽。正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及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这种双向互相援引之风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诸领域和诸流派思想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比附《易》说，或以为旗帜，或以为立论的基点，使《易》的内涵不断扩大。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掀起一股“周易热”，其研究范围已突破传统而进一步深广化，如易学史的研究，易的哲学体系及其与各种相关的哲学（如本体论、认识论等），易的科学内涵及其与古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性以及《易》的应用问题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开展研究，以远古卜筮之书至今仍有如此广泛的价值，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易》的神秘性。

（三）朦胧的原始性

早期人类观察事物和思维的能力可以达到很精确的程度。有学者指出原始人的某些实际知识掌握得比动物科学家还要多些，用当前某些后进民族的情况可以印证。印第安人能认识350种植物，因为日常生活需要他们竭尽全力来观察周围世界，所以在思维能力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精确。但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理论概念的不完全，表述的不完全确切。表现在《易》中多使用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词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深深埋藏于模糊的文字之中，有些是当时哲人已经洞察而又限于语言概念的欠准确无法表述清楚，其理论观点需要若干年代以后的人才能系统地提出来。所以，从人类文化智慧的发展历程来看，《易》的品位应属于前科学范围。马克思认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形式中已经孕育着后来一切类型的世界观”。和希腊哲学一样，《易》确实已经孕育着后来在哲学中若干有意义的观点。特别是卦爻辞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料，不仅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而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

拨开《易》的巫术外衣就可以看出它既是宝贵的史料，又是最早的理论书，我们的祖先赋予它以丰富的原始理论，这些原始理论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综合性而基本概念又是模糊性的。因此，它一方面是高度玄虚，在《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中这一点特别突出。玄虚的理论形态使之对当时的其他学派产生一定的亲和力，《易传》中不仅是有儒家思想而且吸收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内容。同时，又为以后的思想流派的发展和分支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现实性较强。由于它深深扎根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其理论构造未脱离客观现实，往往用实践经验来解释占卜的卦爻吉凶使其中含有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如唯物观点和辩证法等。

《易传》进一步把经文中前人已感觉到而尚未条理化的哲学思想用文字直接表述出来。《易传》成于战国到秦汉，这时诸子百家都力图干预政治，以自己的学说观点来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因此，学术争鸣成为权力之争而最后裁决者为皇帝。所以《易传》利用占筮方法所具有的特点，往往抽取某一卦象结合人生哲学政治思想加以解释。例如《井卦》“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从井水清澈，但无人饮用而联系到君主的用贤问题。司马迁在《屈原传》中就此发出“王之不明，岂足福哉”的感慨。这是《易》的基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种方法深刻影响了儒家思想。于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就当然贯穿于《易》的经和传中，而《易》也就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中的群经之首。《易传》的作者还把《易》中象的范围从自然现象扩大到社会现象，从具体事物的具象发展到抽象的观念。八卦之象逐步扩大成为卦德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所以，由卦象而进入卦德是时间发展添加的结果。

经过上述考察，我们深刻理解《易》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过程，应能自觉地去粗取精，将其中朦胧的语言及概念和现代科学分析相对照就会更好地发现古代若干文化踪迹，承认《易》是巫术与生产生活知识综合而形成的。

二、《易》与农业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创造智慧的积累和延续，是积淀在人们社会心理中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一个民族或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对于它的文化模式和素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许多民族的历史说明，地理位置在限定国家的发展和国家规模大小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爱尔兰的发展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此也作过明确的阐述。

中国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一是它位于东亚大陆，地理广阔，物产丰富，与其他文化隔绝，自古迄今，绵延不断，独立综合发生发展，相对于其他小文化，有较强烈的中心感；二是农业型定居社会，形成了不同于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农业型文化。

我们的祖先约在六千年前就迈步进入了以种植业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属于大陆农业型的中国文化缺少海洋文化的眼界开阔、性格活跃等特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务实际而轻玄想，缺少对谨严精密思辨思想体系的追求，章太炎认为中国的国民常性是“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这基本上描绘了我国农业民族的务实精神。这种农业文化的特点在《易》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一）思维方式的整体性直观性

所谓整体性，即是从宏观上把握世界，《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是极大之意，太极是阴阳未分，天地混沌之时，两仪指天地，即阴阳，四象指四季。总的意思是说宇宙最初是由一团混沌之气生化演变而成，进而繁衍为事物，这就是《易》所建构的贯穿自然、社会、人生的整体世界观，“三才”的范围几乎囊括宇宙的演化，物质结构及人生的全课题，这就是把宇宙看成一个大生命。八卦的内容是根据自然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而创造的，它能涵盖万象。一切伟大的事业都由此产生。这种把宇宙一切事物作为整体综合考察，强调宏观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很大。

所谓直观性是直接观察具体事物取得知识并形成观点。《易经》称古代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准确地描述了“易”的观物取象，模拟客观世界的过程，也是八卦产生的现实基础。又“见天下之赜（幽深之意），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就是事物的形象或一种现象，“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其吉凶”。卦象是依据自然界万物的形象而创造出来设为卦爻，加以说明，以了解吉凶。农业生活的务实精神使我们的祖先从依靠自然进而探索自然，不断对周围的事物进行观察思考然后摄入头脑中经过思维作出判断。《易传》“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这是指易的内容在于象征，是从效法模拟宇宙万物之象而来。所以，《易》的观点既不是神授，也不是主观臆造，而是人们经过长期观察天地万物和人类本身各种现象所得观念的概括。

卦象画出的象不仅是事物的外形而是万物内在结构简练的概括图。取意而不取形，例如阳性健为马，阴性柔为牛。这已非是表象而是内在的本质的象，“立象以尽意”即观象就可见意。见象则完全可见万物之本意。但八卦仅是《易》的最原始形式，远不是以表示和象征宇宙中错综复杂的变化，于是重叠推演为六十四卦。从八卦到六十四卦都是应用抽象的符号。为了让人容易理解，再以一般现象界能够观察感受体会得到的事物来解释象征的内容和意义，即所谓大小象传，说明全卦的卦辞为大象，说明每一爻的爻辞称作小象，即大小现象之意。

应该说，六十四卦就是全宇宙的历史。

恩格斯认为，“希腊人还不会剖析分析自然界，他们还是把自然界当作一个整体。对它作总的考察，他们没有细致地证明自然现象的普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自然现象的普遍联系是直观的结果，希腊哲学的缺点，也就在这里。……但也正由于这一点，希腊哲学比它以后的一切形而上学的敌手都优越”^[2]。事实证明直观整体的思维对获得精确的知识是有很大意义的，在这一点上《易》和希腊哲学有共性。

（二）唯物思想

从模拟客观世界而画八卦的行动中已透露出先民的唯物思想，但更足以说明《易》中唯物观点是八卦的自然物属性，作《易》者从自然物中取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现象作为万物生成的根源。这和《尚书·洪范》的五行说在抽象概括方面有其一致性，和希腊哲学家泰勒所说万物起源于水并复归于水，赫拉克利特把火看作是一切自然现象的物的原始的观点有其相似之处。他们都对自然现象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物质的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等问题作出了人类早期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正由于作《易》者在宇宙观和认识论方面有一定的唯物和辩证思想，故能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吸收在战国时期颇为流行并与工农业生产结合较为紧密的阴阳五行说的理论。特别是后出的《易传》融入阴阳之说较多，但又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五行说提出了金，反映当时我国的矿冶业的发展状况及金属工具的普遍使用。《易》提出天地等八种事物作为生成万物的根源而又以天地为其总根源。所谓“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就是指八卦象征的八种自然现象相互鼓荡推动产生宇宙万物的变化。特别是和天象气候紧密相连的变化是农业社会的人所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易》是带有农耕经济特色的著作。它还认为乾坤象征父母，其余六卦为三子三女，把人际关系中的家庭也纳入其阐述范围之内，而家庭又是定居农业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在农业文化中形成的《易》既反映耕稼文化的特点又是为农业社会服务的上层建筑。

（三）治历明时与安土乐天

《易·革卦》“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意即君子应当改革，制作历法以掌握季节变化，使农民能不违农时地耕种作息。农业要靠天吃饭必须重视季节变化。制定和颁布历法是每个封建王朝统治者的重要责任。改朝换代时，要重新颁布历法称为“改正朔”。由于农耕的需要，迫使人们要更多地了解自然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因而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上的成就较大。尧命羲仲和仲制定历法及闰月等，说明很早就有这方面的专职人员。商代有较完整精确的历法，卜辞中有不少关于天文的记载。战国时，对天体运行有进一步研究。已经测知一年的二十四节令并根据它安排农耕，强调“不违农时”的重要性。此时成书的《月令》较以前的《夏小正》更为丰富而系统，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农业生产及有关节令的参考书。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国对时间的划分、季节的重视及其取得的成果是具有客观性、先进性和稳定性的。当然，这是农耕文化培育出来的。《易》把治历明时作为改革内容是恰当的。

在古代各种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在人与自然中曾经发生过像中国那样亲切的关系。当人们开始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之时便知道土地对自己的重要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认识更加深刻。《易》称“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是对土地的高度赞美，中华民族很早就把人和土地神（社）及五谷神（稷）的关系看作至关紧要的社会经济基础，以社稷代表国家主权。《易传》“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农耕经济需要世代定居，安居乐业形成敦厚仁爱的本性，推而广之就能博爱万物。一切受控于自然，安土重迁是农民的本色。《礼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把人与自然的是否和谐一致跟自身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于是形成一般人民在信仰多神之中占最多数量最高地位与人最接近的是土地神，它永远以亲切慈祥的面孔关心着周围群众的忧喜哀乐。在中国农业文化中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大自然生命的节奏具有深厚的感情。几千年来，“性本爱丘山”的不止陶渊明一人。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就是对大自然发出由衷的赞美。苏轼将“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江山秋风与山间明月作为寄托情怀的对象。不少绘画家都是首先拥抱大自然对之产生深刻的钟爱之情，然后喻之于怀，发挥灵感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作品，随着对土地的重视而产生“人情同于怀土”的乡恋，再由爱乡土扩大到爱国主义的真挚感情。还有一部分人来自农村，深知民间疾苦而提出重视农业和农民的政治思想，许多优美的田园诗作为农耕的历史见证而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www.xing528.com)

（四）龙的崇拜

龙，是热爱中华传统的炎黄子孙为之充满激情的灵物，在《易》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乾卦》以高度赞美的语言“潜龙”“飞龙”等来颂扬它。“见龙在田，德施普也”。龙出现在田野意味着天降时雨，农民普遍受到恩惠。这是耕稼之民对龙也是对大自然的歌颂。所以古代龙是自然的象征。

远古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很艰辛，在和自然搏斗中经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迫使他们异常关心自己所处周围的变化，特别是气候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黑云压城，或者是丽日高照、波涛不惊，或者是狂风怒吼、雷电交加。这一切变化都给生息在东方大陆上的先民们带来忧喜惊惧等不稳定的感情和影响。所以古人往往把能否适应自然变化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承受和应变能力的标准。尧将传位于舜，先让他到山中去经受大风雷雨的严峻考验。孔子在烈风雷雨发生时也表示惊恐不安。足见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民族来说，自然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在万物有灵论的强烈鬼神观念支配下的农民可能试图以种种巫术方式去把握天象和人的命运。因此，他们以自然界的风云雷雨等现象作为对象来判断吉凶，并逐步在认识这些现象的基础上融合进人的喜怒恐惧，希望与祈求等心理因素，从而虚构出一种有生命的灵物——龙。所以，龙就是古人心目中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在古代文化中，龙是一种巫术意象，它不是确实存在的现实生物，而是我们的祖先在风云雷雨这些巫术兆象基础上综合虚构而成的。它是中华民族杰出的创造。从古到今，不管龙的外表形式如何变化，但总是以最美好的形象出现在现实生活之中。我国古代对于龙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情感所产生的关于龙的一切内容，乃是农业民族将自然现象从巫术中转化而来的。孔子称老子为龙，以其变化莫测不易了解。一般说“神龙见首不见尾”，正极言其变。古代人心目中最难掌握的是自然的变化，所以龙就是自然的象征。

进入封建专制主义时代，龙又成为帝王象征。

三、《周易》的主要内容

（一）天人合一

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问题。在这点上，东西方的看法是不同的，西方的见解是把人和自然分开，自然界是客体而人是主体，人应尽力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并以此为社会思想的理论根据。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则是以探求社会政治问题的答案为目的，认为人才是宇宙的中心，认识的主要对象，探求自然奥秘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不过作为理解和解释社会问题的例证。所以，在哲学政治思想方面，中国很早就提出和西方不同的天人合一观点，并以之为解释和解决诸多问题的理论根据。《易》是天人合一论较早的提倡和阐述著作。

《易》中的天是人，也是自然，既是最高主宰，又是广漠无知的苍穹。它永恒地不断运行，而运行的法则就是统治一切的最高原理。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体察到宇宙在运动中有自己的法则，从现象上看宇宙变化无穷，但运动的法则却是永恒的，井然而有秩序的。阴阳刚柔动静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既反复而又无穷。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中生成与发展，于反复中保持统一与和谐，这样有规律的运转就形成一种刚健中正无穷无尽永恒不息富有生命力的宇宙精神。这种精神主宰并涵盖宇宙间的一切，这就是天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取象于天，取法于地即“法象莫乎天地”。因此，人的生活及思想应以天地为准则，确立符合于自然界规律的言行。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地的生生不息的变化法则也适用于人生，整个天地是一个大宇宙，人是小宇宙，所以天人合一彼此沟通。人道需要符合天地之道。

《易》在天地之外加上人称为“三才”，每一卦都是三才结构，单卦三画，下画象地，中画象人，上画象天。重卦，一、二两爻为地，五、六两爻为天，三、四两爻为人。天地的变化，人的变化被合在一个卦体之内，正说明它们的协调一致。这种将人与自然并提，双方紧密结合而存在内部联系真是标准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天人不是互相隔绝，更不是互相敌对而是彼此流变互通。《易传》“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三极就是三才。意思是说卦中六爻的变动显示出天的灾变与祥瑞，地的险阻与平坦，人的善与恶的道理。这包含着整个易的变化。卦爻的变动关系着自然的变化，人类的变化，以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彼此关系的变化。以探求社会政治问题答案为目的而观察宇宙的《易》，最后还是从天道观引申出人伦哲学，这反映了中国文化重视人文。西方的人文是以反抗神本位的绝对权威而产生的，中国的人文是与天文密切结合的。所以将人际关系和人应遵守的人伦称为“天伦”，人性称为“天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在天地之间确立了人的地位，使天人互相联系而又协调一致。《易》中所提出的德不仅是天地之德，而且也是人类道德行为的准绳。《乾·文言》：“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样淋漓尽致地对天人关系的解释就是后来一切天人合一论最坚实的理论基础。“本天道以在人道，立人德以合天德”，天人密切结合，主客体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天人并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当巫术盛行之际，人们在崇敬天的启示的同时也承认人力的重要性。占卜工具用龟甲取其顽强的生命力，用牛骨取其负重驯服的性格。可见，人们既渴望神的启示，又要加入人的力量，肯定神力又承认人的努力的价值。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作为占筮之书的《易》在这方面较甲骨文又前进一步，甲骨之象一旦形成易断吉凶。而占筮是依赖于数与数的运演。最简单的如以一到五为基数，用一、三、五合而为九，代表阳（—）；二、四合而为六，代表阴（——）。卦象形成后，须经分析、推理、判断才能定吉凶。在对神意的揣摩中更能体现人的力量，因而人们称龟卜为“鬼谋”而占筮为“人谋”，前者纯属迷信，后者含有人类抽象思维的意象和主观能动性。前者纯自然，后者重在人为，作为占筮解说词的《易》将天人合一论从原始性思维的巫术发展到人类智慧文化的高度。在自然力量和人力交互影响下进行生存斗争的中华民族由观察客体的天地而领悟到人类自身的行为将天人合一论推进了一步。

天人合一论有其局限性。首先，它将自然规律看成人类最高道德原则来遵循是不准确的。服从自然规律的行为并不就是道德行为。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经常处于对立之中，当时的人还无法找到合理解决这个矛盾而达到统一和谐的条件。道德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们依据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形成和决定的。不应与自然规律混同。其次，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之说，这时的天人合一已完全成为神人合一。君权神授论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并绵延两千年而不替。天人合一论成为纯粹服务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

（二）辩证思想

辩证法是获得精确知识的一种重要方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只有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易》的宇宙观和认识论都较突出地充满辩证思想。在这一点上，先秦诸子均不能与之相比。

1.变的普遍性

《系辞下传》：“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易》是一部讲变的书。有人说，易是蜥蜴。蜥蜴是随时间而改变其颜色的昆虫，故取其多变之义以名书。也有人认为易是张开双翼而飞的意思。简言之，易的核心精神是用变和动来概括宇宙万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又称为通变之学。下面从变易、不易、简易三方面加以阐述：

（1）变易。画卦的人通过近取远取式的观察，深刻认识宇宙中的一切都时刻不停地变化，在变化中发展。“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坐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日月交替推移，产生了光明；寒暑交替推移，形成春夏秋冬的时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在天空出现日月星辰昼夜以及季节气候等现象；在地形成山河动植物等形体。错综复杂，变化万端。西方辩证法奠基人之一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都在流动变化，人不能两次踏进一条河里。他和《易》一样承认变的普遍存在。变化主要是指事物的质变及其内部结构形式的变。《系辞下传》：“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是效法，易卦中六爻的变化是效法天下万事万物错综复杂的微妙变化。易就是像宇宙的千变万化。

（2）不易。不易是恒久。首先是指事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以宇宙自然到社会的变化无不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客观规律是不变的。所以说“不易”。人们只需把这样的法则运用到人事领域，揭示人类活动的规律，以之规范人的思想行为，解释人所进行的各项事务，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占筮预测，可以前知。其次是指事物内部相互关系的相对稳定和外部形态的相对守恒而言，可以卦爻关系来说明恒与变。卦，象征事物的形式。“象也者，象此者也”。爻是变动的，卦由爻构成，无爻则无卦。爻由卦范围界定，无卦则爻无所依托，失去载体而无爻了。阴阳二爻是事物的质与结构的形式。物变起于内因，阴阳爻的变化揭示事物内部的变化。爻变，卦也变，没有卦的恒（不易）事物也不存在。没有爻的变及其引发的外部的变，事物也就没有发展和更新了，这就是变易与不易的关系。

（3）简易。变的法则是永恒的，既可以预知，又有规范。人们能掌握变化的原则就能了解到宇宙中的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所以是“简易”。《系辞上传》：“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因为易与天地准，了解易的道理就已经领悟到天下一切事物变化的道理。在天地之间确立人的地位，形成三才格局。

2.变的根源

《易》的整个卦爻体系是以阳爻（—）和阴爻（——）的配位而成的。变的根源在于阴阳的对立斗争。

阴阳是对待之物，如刚柔大小生死等，凡是互相对待转依的事物都可用阴阳来解释阐述。《易》的作者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间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都是由于阴阳两种对立因素在起作用。有阴阳才有万物，阴阳是事物的本质。“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柔与刚就是阴与阳，“推”就是两个对立面的斗争。将世界千变万化复杂纷纭的事物及现象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宇宙就是在阴阳的交感推荡下发展变化前进的。

互相对立的阴阳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统一与对立的关系是没有对立，就没有统一。“两不立，则一不可见”，有对立才有变化。反之，没有统一，则阴阳对立斗争的作用也不存在。“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易》称乾坤为易之门。没有统一，“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对立的转化，物极必反的观点是贯穿整个《易》的中心思想，作“易”者认为，变化的事物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一般开始变化时并不显著，继续发展就逐步深刻化、剧烈化。到最后，超过它最适宜的阶段，超过极限就向对立面转化，形成相反的结果。乾卦，“上九：亢龙有悔”，说明盛极而衰，从得到失，从顺利到不顺利，走向反面。如泰卦之后是否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授之以否”。无平不波，无往不复。这种物极必反，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观点，正是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但《易》的所谓“变”之外，还有一个不变的大范围，即封建礼法制度。《系辞上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尊者一定在上，贱者一定在下，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为了维护封建制度，放弃了辩证法。

当前，对于如何吸取《易》中有用的东西，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易学家们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论述，我不再重复。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古典哲学的意义》，《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