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农民阶级的背叛原因及分析

和我国封建社会中无数次农民战争一样，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起义最后失败了。重新建立起来的仍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王朝，封建制度依然持续下来。所不同的是这次夺取农民战争胜利果实，在农民的血泊中登上皇帝宝座的不是来自剥削阶级的像刘秀、李世民那样的人物，而是来自农民阶级，担任农民革命领袖的朱元璋。这种出身农民领导农民起义，最后背叛农民革命的人物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还是屈指可数的，其背叛的原因何在？的确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史学界对此也作过一些论述。本文就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有人说，朱元璋的背叛是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所决定的，既然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总是归于失败”没有成功的可能，那么，其领袖的背叛也是必然的。我认为，农民战争必然失败，而背叛却并非是必然的。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由于它本身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力摧毁旧的封建制度。同时，在小生产的制约下它还具有自私、保守、狭隘等缺点。这是阶级的局限性，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战争是自发的，没有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始终不能彻底推翻整个封建制度，从而获得农民自己的彻底解放。这就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由于上述局限性的存在，导致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最后失败。尽管农民能组成庞大的阶级队伍，向封建制度猛烈冲击，甚至推翻封建王朝，在短期内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权，但它又不可能真正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经济基础的农民政权始终无法避免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封建化或中途夭折，导致农民革命的最后失败，成为历史的悲剧，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元末农民战争的失败，正是体现了这种历史的必然，对朱元璋的蜕变并不能简单笼统地归之于这种必然性。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每次农民起义最后总是归于失败，但其领袖并不都是背叛革命，更多的是为封建统治者所镇压而牺牲。我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李自成和洪秀全等都是在农民起义失败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斗争到底，为农民阶级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我国的阶级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而又极其光辉的篇章。

农民战争的必然失败并不等于农民领袖的必然背叛。朱元璋和李自成同为农民领袖，而他们各自建立的政权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朱元璋建立起来的是彻头彻尾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王朝，而李自成建立起来的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大顺农民政权，这个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遭到了地主阶级及明王朝的极端仇视，而其失败则是在满汉地主阶级及统治集团的共同镇压下而失败的，这真正体现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个封建社会中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李自成和朱元璋同为贫苦农民出身，同样是农民领袖，但他们最后的道路却大相径庭。李自成为农民的利益坚持斗争，提出“均田免粮”的斗争口号。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不仅建立了农民政权，还颁行了新的社会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希望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同理想世界。当太平天国为中外反动派绞杀而失败时，洪秀全和革命战士却“无一降者”，誓与天京共存亡而壮烈牺牲。所以，在农民战争必然失败的前提下，农民领袖的去路有二：或牺牲、或背叛。陈胜、吴广……洪秀全等选择了前者，而朱元璋却选择了后者。

有人说，朱元璋蜕变是农民阶级本性决定的。这个观点混淆了两个不同阶级的意识。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思想是建立在剥削农民基础上的大私有者的意识上，其特点是对财富贪得无厌的掠夺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蔑视。他们要永远保持贫富贵贱的等级差别，无限制地攫取别人的劳动产品，希望永久地成为财富占有者，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毫不手软地剥削众多人民的痛苦之上。而农民则是建立在个体劳动基础上的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受尽了封建统治者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随时遭受到剥削和死亡的威胁，这种被侮辱与损害的现实生活，使他们和地主阶级及整个封建统治集团永久地处于一种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之中。存在决定意识，悲惨的处境使他们憎恨地主和统治者而反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产生一种小私有者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主观愿望上想以之代替不平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列宁说：“‘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完全为了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愿望而已。”^[1]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后期，当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被迫采取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对地主阶级进行武器批判时，他们往往会提出反映自己平均主义要求的口号，如“等贵贱，均贫富”“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等，尽管这不过是农民天真的空想，但数千年来却激励着千百万农民奋起反抗和要求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愿望，为实现这一伟大的革命要求进行着前仆后继的殊死战斗。可以说，这是所有被压迫者及农民领袖奋斗求解放的目标，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是后来者批判继承的珍贵遗产，是一座劳动人民光辉的纪念碑。“想当皇帝”的思想决不代表着绝大多数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及农民领袖，朱元璋的蜕变则是农民阶级中的特殊人物和情况，并非是历史的必然性。

当农民战争取得一定胜利，地主阶级势力有所削弱，封建秩序有所破坏，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有所缓和时，农民的小私有者的自发性、分散性、落后性等都会抬头，其表现为：无远见，不愿将革命进行到底，如西汉末年的绿林兵“常思岁熟，得归乡里。”放下武器，回去当农民；赤眉起义军打到西边后，却“思欲东归”回山东老家去种田；明末，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也有士兵想离开革命队伍回陕西。甚至有些革命军领袖在取得一定的军事胜利后仍然没有当皇帝的思想，如隋末瓦岗军领袖翟让对劝他夺取隋政权的李密说“仆起陇亩，望不至此”，我是种田人，没有这种打算，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保守思想，它缺乏革命的彻底性，是农民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致命弱点。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各不相同的，但任何阶级的个别人物是可能转化到另一个阶级的，这种政治现象不是农民阶级所特有而是任何阶级都不可能完全排除的。对个别人的背叛革命，必须具体分析，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局限是没有足够说服力的。

二

朱元璋背叛革命成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理人的客观原因是地主阶级思想的影响所致。而地主阶级思想之所以能发生这样的影响是与元末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分不开的。

元末社会矛盾是以阶级矛盾为主而交织着民族矛盾的。因之元末农民战争是带有一定民族斗争色彩的阶级斗争，元王朝是蒙汉地主阶级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建立的一个极其腐朽而又带有民族压迫和歧视的封建政权，在其统治下，广大的各族人民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陷于极端贫困的痛苦深渊之中。他们“吃了那早起的，无那晚夕的。每日烧地眠，炙地卧，衣不遮体，食不充口”，许多逃亡他乡的农民更摆脱不了那种“昼行绝烟火，夜行依星晨”“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的悲惨命运。人民已经面临着不是反抗，就是死亡；不是战斗，就是毁灭的局面，是必须作出生死存亡抉择的关键时刻到了。

1351年，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风暴，起义群众响亮地提出“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口号。当红巾军领袖刘福通高擎革命红旗向元政府进攻并占领颍州（安徽阜阳）等地时，那些长期压在社会底层，生活濒于绝境，渴望砸碎身上枷锁掌握自己命运的穷苦人民，手拿大刀长矛，像潮水般地涌向革命队伍，誓和阶级敌人猛烈开火。

在革命军的猛烈攻击下，蒙汉统治者的许多政府机构都倒塌而陷于瘫痪，出现“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的革命局面，不少大地主势力被摧毁，“江南北巨姓右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江西吉安等地“民皆相继为变，杀掠巨室”。面临这种“王公甘久辱，奴婢尽同升”的革命变革，劳动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而地主阶级则心惊胆战，坐立不安，阴谋扼杀革命，逆转大好形势。

但历史是复杂的。当时除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外，还存在蒙汉地主阶级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的一致，作为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的蒙古贵族是任用和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的，但由于民族隔阂和蒙古族落后习俗以及文化上的差别等原因，使他们对待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又和其他封建王朝有所不同。隋唐以来，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通过科举考试达到做官的目的。元初曾废除科举考试，后虽恢复，但官员由科举出身者确实不多。《续通典》认为由进士入官者仅百分之一。按元代入官之制，除蒙古、色目人优先任用外，一般汉人“自吏进者为多”，因此“收补吏之法最为详尽”。^[2]汉人知识分子入仕之途只能依靠科举中的科目，而科目取士只是万分之一，只不过作为粉饰太平的点缀品而已。故当时人有“生员不如百姓”的看法。陶宗仪《辍耕录》和郑所南《心史》都提到元统治者将人民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儒生的社会地位只略高于乞丐而已。所以他们发出了“儒生心事良独苦，皓首穷经何所补。胸中经国皆良谋，献纳无由达明主”^[3]的叹息。观此，足见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当时所处的地位。

由于民族压迫和对儒生的轻视，使汉族士大夫们产生怨恨；元政权的腐朽无能更使他们预感到蒙古统治之不能持久和地主政权之势必重建。特别是农民大起义后，革命军在各地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地扫荡着政府武装，蒙古贵族的统治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就其阶级本质而言，这些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都仇恨农民军，要竭力维护封建制度的。但在所采取的手法上则又各异。有的坚持效忠元政府并为之卖力镇压农民革命；有的组织地主武装，结寨自保，暂持观望态度，伺机待变；有的深知元政权崩溃在即，为了维护封建秩序及重建汉族地主政权，他们焦急地带着物色本阶级代理人的目的主动投向农民革命军。例如1354年，当朱元璋攻下滁阳（滁县）兵锋指向定远时，在当地“结寨自保”与农民军为敌的冯国胜、冯国用弟兄二人自动率众归附。定远的另一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李善长也于此时投奔朱元璋。那个“避乱家居”的陶安，1355年在朱元璋攻克太平（当途）时和耆儒李习等赶来迎接。当见到朱元璋后，他满心欢喜地告诉李习说“龙姿凤质，非常人也，我辈今有主矣”^[4]。也就是说，朱元璋正是他们物色中了的好代理人。朱元璋进占婺州（金华）后，因“会试不第”，放浪吴越间的学士许瑷看到“元祚垂尽，四方鼎沸”便乘机投奔来了。像这样大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的情况，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也是罕有的。他们之中，无论是最初拒绝参加农民军，经过朱元璋的再三“礼聘”才来做官的刘基也好，或自动投奔的李善长等人也好，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地为了保护地主阶级利益，要尽快地把蓬蓬勃勃的农民军加以扼杀，转化农民政权，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他们选中朱元璋后，便从几方面对他施加影响：

（一）以封建帝王为样板，诱使朱元璋背叛革命

他们努力把刘邦、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等人的所作所为教给朱元璋，要他遵循这条道路走下去。如李善长劝他学刘邦“秦乱，汉高起布衣……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5]。在确定争取“当皇帝”恢复封建秩序的前提下，他们拟出了更具体的方案：首先，攻取集庆（南京）并经营南方为根据地。冯国用认为“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天下不足定也”^[6]。陶安也说“金陵……服以长江之险，若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此天所以资明公也”^[7]。刘基主张先消灭南方陈友谅、张士诚两支力量“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也是要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恢复发展生产，不过早地显露目标，以免招来攻击。其次，大量任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学刘邦的“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因为“欲扫除僭乱，平定天下，非收揽英雄，难与成功”^[8]。再次，保护地主利益，维持封建秩序。冯国用要朱元璋“救生灵于水火，倡仁义于远迩，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难定也”^[9]。陶安献言说“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10]。一句话，就是不触动地主，不冲击封建制度。

显然，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计划。它教朱元璋利用农民军为自己打天下，然后窃取革命胜利果实，重建封建统治，把获得一定自由的农民再套上封建枷锁，遭受苦难的折磨。而朱元璋没有犹豫，更没有抵制，欣然接受并努力付诸实践。他参加农民起义军不久就单独行动，并扩充自己的力量，向南方发展。1354年，取定远，攻下滁阳，1355年，渡江取太平，1356年，攻下集庆。次年，进占扬州、常州，徽州、池州等地。又次年，进兵婺州，逐步控制整个浙东地区，奠定了南方根据地。又按照刘邦的办法，在占领区内采取一些缓和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

在渡江前后，朱元璋已经招揽了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攻占浙东后，派专人以书币再三邀请青田刘基、浦江宋濂、龙泉章溢、丽水叶琛四人到南京。刘基是青田大地主，最初忠于元朝，后回乡组织地主武装，坚持与农民军为敌。从他的“群盗纵横半九州”“白马黄巾莫漫狂”等恶毒攻击农民军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的立场和感情。可是，朱元璋总是千方百计要争取与之合作，并向他保证不算旧账。于是，刘基成为朱元璋的得力助手。“留帏幄，预机密谋议”。朱元璋称刘、宋、章、叶四人为四先生而不名，筑“礼贤馆”以接待他们。真是把江南地方的所谓“故官”“遗贤”“宿耆”“名儒”都网罗到他门下，给以尊礼任用。史称朱元璋“所至收揽豪俊，征聘名贤，一时韬光韫德之士，幡然就道”^[11]。这些人“恒侍左右”“敷陈治道”，经常在朱元璋身旁，宣扬封建统治者的大经大法及儒家正统思想。要他走重建汉族地主政权的道路。他们左右着朱元璋政权的政策，并使之迅速封建化。

摧毁地主经济，给剥夺者以剥夺，从而解放自己，乃是农民革命的主要目的。而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维护封建秩序方面很卖力。有关这类的记载很多，如入太平“城中肃然”，有一士兵违反军令，侵犯了富豪地主的财产，朱元璋便杀之以“警众”，使全军不敢再犯禁。平定集庆“秋毫无犯”，取镇江“民不知有兵”，征婺州“市不易市”。在攻镇江以前，他和统帅徐达串通，导演一场苦肉计，指责徐达不能约束士卒，要处以死刑，然后由李善长等出来再三求情，才免于死。接着他下令以后攻下城邑都要“不妄杀人，不掠妇女，不焚庐舍”。下浦江时，朱元璋下令对地主郑氏复其家，他还手书“孝义门”加以旌表。1366年，攻张士诚时，他又向地主阶级保证“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苛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12]。这种公开鲜明地保护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的态度，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朱元璋是站在什么立场，他的政权是代表什么阶级利益吗？这哪里还有一句代表农民阶级的语言！

（二）蓄意挑拨朱元璋和农民军的关系，以加强和加速朱元璋背叛农民革命的决心

本来，朱元璋是红巾军的一支、郭子兴的部下，而韩林儿则是红巾军的总领导。因此，朱元璋接受韩的领导是理所当然的。但钻进朱元璋政权中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此十分仇恨，要尽量设法割断朱元璋和红巾军的关系，以便使之更迅速更彻底地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而刘基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1361年正月，朱元璋尊奉韩林儿，遭到刘基的强烈反对，“岁首，中书省设御座（韩林儿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13]朱元璋知道后，找刘基去谈话“基遂陈天命有在，太祖（朱元璋）大悟，乃定征伐之计”^[14]。事实正是这样，经过刘基的再三挑拨，朱元璋深知要使自己当上皇帝，割断同红巾军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在1366年的《平周榜》中，他就站在地主立场诬蔑农民军说：“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终不能济世安民。”^[15]在破口大骂自己曾参加过的弥勒白莲教之后，马上声明他和这个组织无关，因为他“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以立功”，“一遂引兵渡江”，和农民军彻底决裂。后来，张士诚围韩林儿于安丰（安徽寿县）朱元璋打算派人去救援，刘基又坚决反对，认为救出来，无法安置，即是说，救出韩林儿，朱元璋就不便作皇帝了，最好是借张士诚之手杀掉他。后来朱元璋派人弄死韩林儿，这说明刘基的挑拨是收到预期效果的。在这里，朱元璋扮演了一个背叛农民军的不光彩角色，其导演正是刘基等人。朱元璋杀韩林儿，是他彻底背叛农民阶级的标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朱元璋身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背叛了农民革命，阉割了阶级斗争的朱元璋，就只能以民族斗争的口号来进行反元。早在1358年攻婺州时，他已不用农民军的红旗，而改用黄旗，上面写的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只将反民族压迫和恢复宋朝统治作为战斗目标了。1368年北伐时公布的“谕中原檄”中突出了两点：一是大汉族主义思想，说北伐的目的是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即赶走蒙古统治者，恢复汉族统治；二是“立纲陈纪”。要竭尽全力以保护地主阶级利益，恢复巩固封建制度。曾几何时，农民领袖朱元璋已成为地主阶级的理想代理人。看见檄文后，北方的汉族地主官僚们思想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立刻从“战战兢兢，朝秦暮楚”，惶恐不安，无所适从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一致支持拥护朱元璋了。朱元璋抛弃了阶级斗争换得了地主阶级的拥戴，赢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千百万农民用鲜血和生命争取得来的革命战争胜利果实被朱元璋吞没了。他登上大明天子的宝座，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依然继续下来。这是农民战争的悲剧，也体现了历史的必然。

三

地主阶级在元末起兵的群雄中，为什么不选择刘福通、徐寿辉，而偏偏要物色朱元璋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是因为朱元璋更具备有他们所需要的条件而已。

首先，对革命认识肤浅，容易转变其立场。朱元璋出身佃农，家无半亩土地，他父亲穷苦一生，搬一辈子的家，受尽压迫和欺凌，他自己是在啼饥号寒中长大的。十七岁时（1344年）父母死亡，生活无着，只得到皇觉寺当和尚，后又在淮西的光、固、汝、颍等地云游三年多，再回皇觉寺。1352年，农民战争爆发已有一年，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激荡着每个穷苦人的心弦。曾经接受过秘密组织（明教）所宣传的革命道理的朱元璋，思想上有所活动，又恰好有人写信来劝他参加起义。他考虑再三，还是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对革命持观望态度。直到他居住的皇觉寺被元军烧成一片瓦砾，失掉栖身之所后，才结束了和尚生涯，投奔红巾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本图自全”和“保身之计”，为了自身安全才摆脱动摇踌躇而决心参加革命。和陈胜、吴广在戍卒中大声疾呼，揭竿而起，钟相、杨么以“等贵贱，均贫富”为战斗口号，洪秀全长期宣传革命，要做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思想和行动相比，他对革命的认识是肤浅的，反抗阶级压迫剥削的感情也不够强烈。因此，表现在行动上是被动，而不够主动。

其次，强烈的权势欲。朱元璋投奔红巾军后，约三年左右，就以普通士兵成为独当一面的红巾军元帅。随着革命前进，他的势力日益壮大，扫除群雄。推翻元政权，统一全国。在逐步胜利的过程中，既显示出朱元璋的军事政治才能，也暴露了他的强烈权势欲。正如他自己对旧友邵荣所说：“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16]具体表现就是在参加革命不久，他就竭力发展个人势力，要独树一帜。总认为受人支配“甚非良谋”。1354年，他公开不服从农民领袖彭大、赵均用要他共守淮泗的调遣，说二人粗暴无谋，不愿与之共事。他是郭子兴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却千方百计要摆脱郭对他的控制。郭死后朱元璋借元将陈楚先之手杀死郭的儿子天叙，终于使这支队伍完全归他掌握。他自己成为当时农民军中的一支独立力量。

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元璋大量接收地主武装。1354年，他接收定远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和“义兵”元帅缪大亨的二万人。其实所谓“民兵”“义兵”都是地主武装。渡江后，反动的地主武装更不断地大量涌入，如克太平招收“义兵”元师陈楚先三万余人，取集庆收康茂才等元军十余万，入宁国收元“义军”元帅朱亮祖军十余万人；这一批批地主武装都是朱元璋赖以平定和巩固南方根据地的基本队伍和主要军事力量。

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元璋大量任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本来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民领袖在领导起义过程中，为了争取革命胜利要求知识分子参加，是难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朱元璋在这方面与和他同时的农民军领袖相比，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的领导人相比更为突出。除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有意投靠外，朱元璋的主观意图是起决定作用的。他明确表示：“方今群雄并争，非有智者，不可与谋议”^[17]。当刘、宋、章、叶四人到集庆见他时，他十分高兴地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赐坐，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礼。”^[18]他告诉许瑗说：“予用英雄，有如饥渴，方广揽群议，博收众策，共成康济之功。”^[19]由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们的种种建议，正是满足他的个人权势欲，爬上皇帝宝座的好方案，所以他要那样如饥似渴、迫不及待地收揽他们，信任他们，使之成为领导集团中的骨干力量。这正是地主阶级梦寐以求的。(www.xing528.com)

为了达到当皇帝的目的，朱元璋对韩林儿和元政府都采用过不光明的手法：从朱元璋的内心深处来看，是不愿尊奉韩林儿的。1355年，当韩林儿封他为左副都元帅时，他不高兴地说“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20]，看不起，不愿为人下的心情溢于言表。但又考虑到韩的势力尚强，公开决裂，于己不利。所谓“不受宋（指韩林儿）命，生一敌也，受之缓急犹可倚”^[21]。事实上，朱元璋暂不割断和韩林儿的联系，不仅是怕“生一敌”，而且要利用这支反元力量作为北方屏障，牵制元军，从而使自己得以在南方扩充地盘，奠定北伐及统一全国的基础。等到自己力量壮大，韩林儿势孤力弱想投奔他时，他又认为这要影响到他当皇帝的计划，于是借迎接之名而杀之。

当韩林儿政权失败后，朱元璋又怕北边空虚，元军来攻，影响自己在南方的发展。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他不止一次地派人向元政府议和。当然，这是暂时的缓兵之计，但也可以看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是能放弃农民革命反元斗争原则的。

朱元璋政权的变质是以朱元璋本人思想的蜕化为基础的。存在决定意识，朱元璋思想的转化是由量变到质变，是萌发于参加起义的初期而逐步形成和转化的过程。十七岁以前，他是一个勤劳勇敢的青年农民。八九年的和尚生涯，对他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在淮西地区三年多的云游时间，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流浪乞讨生活。不可否认这种生活对锻炼他的才干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不像彭莹玉那样，为了传播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力量而四处奔走，他只不过是为了谋生而到处流浪。因此，也就难免使当时社会上那些投机、狡诈、权势欲等肮脏的灰尘钻到他的灵魂深处。但这还没有引起他思想上的质变，所以，在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面前，经过一度犹豫后，终于投身革命洪流，并对农民革命势力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后来，随着自己力量的壮大，地位不断上升，当了千万人的领袖，客观条件变了。加上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和影响，于是头脑中那些追求个人权势的欲望更加强烈更加具体了。他心甘情愿地成为地主阶级的俘虏，当皇帝，当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已是他唯一追求的目标了。于是，朱元璋从农民领袖蜕化成为封建皇帝，走向了农民阶级的反面。

我们分析朱元璋蜕变的主客观原因，不是单纯谴责，而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事实上，他的胜利主要由于他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顺应历史前进的要求，他的措施包含着一些积极因素。所以，他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封建皇帝和政治家。

【注释】

[1]《列宁全集》卷18，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2]《经世大典叙录》。

[3]朱思本：《贞一斋诗文稿》。

[4]《明史纪事本末》卷1。

[5]《明史》卷127《李善长传》。

[6]《明史》卷129《冯胜传》。

[7]《明史纪事本末》卷1。

[8]《明史纪事本末》卷2。

[9]《明史纪事本末》卷1。

[10]同上。

[11]《明史》卷128《刘基传》。

[12]《平周榜》。

[13]《明史》卷128《刘基传》。

[14]《明史纪事本末》卷2。

[15]钱谦益：《周张士诚》，《国初群雄事略》卷7。

[16]刘辰：《国初事迹》。

[17]《明实录》卷1。

[18]《明史纪事本末》卷2。

[19]同上。

[20]《明史》卷1《太祖一》。

[21]谈迁：《国榷》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