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主导民族融合，李英华学术文选成果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融合关系着国家的稳定与强弱，因而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我国各民族的发展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情况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在融合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

一、民族观的演变

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是世界观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它同民族一样是一个历史范畴，必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同一阶级立场的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民族观也有分歧。在历时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民族观也在发展变化。

（一）攘夷思想的突破

先秦时期，华夏族就已形成，并发展和日趋稳定。已是中原地区较为发达的农业民族和尚处于游牧发展阶段的周边各族的界限日益明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也更突出。这使先进的华夏族产生一种自然的民族优越感，从而鄙视和排斥少数民族。这种思想在春秋时最为强烈。“戎狄豺狼”将那些“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言语不通”的少数民族视同禽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地域上也要“内诸夏而外夷狄”，“尊王攘夷”是当时民族观的主流而为一般人所共识。随着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加强，华夏民族进而转化为汉族，民族观也因民族融合的扩大而略有前进。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少数民族立传就是这种民族观的反映。然而自然萌发的先进，毕竟不能取代主流，《徙戎论》就是“攘夷论”的代表作。

西晋惠帝时，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就建议将先后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移居于国境之外，使其“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否则为害甚大，西晋政府未采纳其言。不久之后，进入边境的少数民族相继在北方建立若干政权，历史进入混乱割据时期又逐步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前后长达三百年之久。后之论史者多责怪西晋政府不纳江统之言，以致破坏统一，国家分裂，延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但这种观点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

首先，揆之当时情势，“徙戎”是难以实现的。西汉武帝之后，进入边境的各族人民多是和汉族杂居，政府置属国于边境来安插他们。后汉时羌族进入关中，居三辅，出入金城、陇右。其活动范围，东至河内，南至汉中；氐族由岷山附近散居巴蜀之间，又由汉中迁略阳。张掖、陇西等地还有月氏人居住。三国时，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徙乌桓万余落居辽西等三郡，鲜卑万余落保太原、雁门郡。他又怕刘备取武都氐以逼关中，于是徙其众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所形成的民族混居及彼此矛盾的形势是很严峻的，因此也难以用迁徙的办法来解决。魏嘉平中，邓艾、陈御边长策，曾力主“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处民表”。但当他做征西将军时却仍置匈奴降众数万于雍凉之间，沿袭前法而不能改。晋武帝太康中，两次接受匈奴来降的部落。付玄、郭钦在江统之前就已提出迁徙各族降民于边地的主张，但终未实行，晋政府此时也处于无能为力的状况。

其次，边境各族人居内地，固然对晋王朝构成一定的威胁，但它不是西晋灭亡的唯一原因。自惠帝元康以后，由于天灾疾疫等因素，汉族人民也在不断迁徙。有自关西流入汉川，自并州向河南迁徙，从幽州流入兖州，山西的汉族人民流移尤多。《晋书·刘琨传》云：“并州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死亡委厄，白骨蔽野……并土百姓随（司马）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陕甘人民南入四川又促使四川人民迅速转移，形成“城邑皆空，野无烟火”的情况。不少戎汉杂居之地，汉人十不存二，足见当时汉族人民流离迁徙之苦，造成这种社会动荡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政治腐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惠帝之昏庸、贾后的淫乱、八王的日寻干戈，相互征讨，即令边境晏安无烽火之警。西晋政权也难免灭亡的命运。所谓“五胡”不过是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他们遭受着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怨恨之气，毒于骨髓”，乘乱之机而起兵，起到加速司马氏政权崩溃的作用，将错综复杂的原因仅归结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之进入内地，称“刘渊为祸首”则是持有民族偏见，立论有欠公允。

从长远的历史运动来看，民族迁移产生过消极作用，但在打破民族隔阂，推动和加速民族间的融合方面则有积极意义。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也是汉族本身发展的一次飞跃，为隋唐盛世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南朝为正统，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扬弃“胡虏无百年之运”的观点。首先，他认为“蛮夷戎狄……亦与人同”，汉族统治者不应该“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1]。其次，他给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政权以同等看待，认为少数民族政权失败的原因是统治政策“不得其道”，并不是皇天不支持蛮夷戎狄。在这里，他比司马迁的民族观又前进了一步。

（二）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

当边疆少数民族进入内地成为统治者时，不仅遭到汉族的抵制，有时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是僭上行为的自责心理。王猛协助符坚统治北方。在他临死前还劝阻符坚进攻东晋，认为那是“正朔相承，上下安和”的正统王朝。淝水战前，符融也以同样理由劝阻符坚说：“国家（指前秦）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入（言天命不归夷狄）。江左虽微弱，然中华正统，天心必不绝之。”后秦君主姚苌的父亲姚弋仲说“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2]，连自己儿子建立的政权都被他否定了。这些都是华夷区分思想的反映。南北朝时，因政权对峙而互相诋毁，南称北为“索虏”，北呼南为“岛夷”。史书也多曲笔，各以正统自居。足见人们已开始有华夷同等地位的民族观。

当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成为统治者的时候，面临着撰写辽、金、宋三朝史的任务。但三朝谁是正统的问题争论不决，迟迟未能编修成书。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主持修史的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3]这一决定确立了给三个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以平等对待的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真实，是完全正确的。这次撰史问题的合理解决反映了史学著作中民族观的进步，也标志着在编著史籍领域中长期笼罩着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有所突破。少数民族的脱脱对此是有贡献的。

清代大兴文字狱。雍正因吕留良的排满思想而掀起大案，并刊刻《大义觉迷录》进行辩解和宣传，是要打击那些具有反清思想的汉族士大夫和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并进一步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所以，《大义觉迷录》是民族压迫的标志，是清王朝高度封建专制的历史见证。但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看，所提出“中外自古一家”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正确地宣传了民族平等的先进思想，为了反驳汉族中由来已久的华夷之辨，雍正说，华夷区分是因为古代疆域不广阔，其实华夷都是一家人。“三代”以上之有苗、荆蛮、狁即今之湖南、湖北、山西。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舜为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满汉是一体。对人的评价，应以伦理道德为标准，而不能以华夷来区分人禽。“不能以地之中外，分人禽之别。”“惟有德者为天下君”，满族统治中国是天命决定的。“为臣民者不得以华夏而异心”。如果我们撇开清王朝对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歧视压迫的事实，仅就这些观点来看，在民族关系中还是站得住脚的，也符合我国民族多元一体化的融合进程。这里除了暴露清统治者的言行不一致外，还反映出民族观的发展演变。存在决定意识，从春秋到清代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在相互了解、相互依存中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汉族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尊王攘夷”等狭隘的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束缚中渐渐地解脱出来，少数民族也逐步找到了自己在民族大家庭中应有的位置。于是，“华夷一家”的进步民族观日益为人们所共识。这是中华民族融合进展的轨迹，是中国历史前进的标志。

二、走向融合的道路

民族融合是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就是众多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华民族是通过以下诸渠道融合而形成的。

（一）中原文化的辐射

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特点是中原地区首先进入文明社会，而形成一个先进的核心。汉族文化以居高临下之势向四周低位倾注和传播。春秋时期，长江下游的吴季札到鲁国，对中原文化表示由衷的赞颂，这说明中原文化高出于四周。他对夏、商、周三代乐舞，理解得特别准确而又深刻，反映了越族接受中原文化的程度。随着秦汉时大一统的形成与汉族的发展，中原地区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汉文化也相应地有所发展，并随政治力量的扩张而向四方辐射。

南方，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南粤杂处。西汉初年“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这是中原文化进入粤南的开端。后汉建武初，卫飒为桂阳（湖南郴县）太守。这里和交州相邻，习其俗，不知礼则，飒到后，设立学校，制婚姻之礼，一年之后，风俗好转。后茨充继飒为太守，教民种植桑柘及养蚕，百姓蒙其利。和帝时，许荆作桂阳太守，又设丧纪婚姻制度，人民知礼节。任延为九真太守，教民耕种，使其生活充裕。又逐步推行婚姻家庭之礼，令官吏省俸禄以资助无钱嫁娶的人。那些受到资助的人，抱着儿子感激地说“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不少人将儿子取名为“任”，以资纪念。与任延齐名的有交趾太守锡光，他“教导民夷，渐知礼仪”。后人称颂任、锡二人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三国时，薛综高度评价二人对南方传播文化之功，说“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

西南，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太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之风，他设法提高文化“选郡县小吏到京师受学博士或律令”，学成归来，给以官职。又在成都设立学校，选州县子弟来读书，于是蜀郡学风“比于齐鲁”。其后巴蜀以文雅见称，这和文翁的提倡有关。后汉章帝时，王追为益州（云南宜良）太守，开始建立学校，“渐变其俗”。

西北，任延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4]灵帝熹平时，鲁人殷华为金城太守，致力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使缙绅之徒，谭讲雅诵、释军旅之犀革，陈俎豆于泮宫”。这些文化传播成果的取得，首先是中原文化高于边疆，故能以高位向低位流注，如水之就下，不胫而走。其次，是当时地方官吏多能根据儒家既富而教的政治原则，特别重视发展生产和文化，因而取得明显的效果。

不仅地方官如此，当时出外征伐的将领也往往以教育人民，推行汉族文化为主要任务。后汉初，马援平南越“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广西一带）奉行马将军故事”^[5]历久不衰。

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中原动荡，汉文化也随不少到边区避难的士人而得到传播。如任延为会稽都尉，聘用内地到此避乱的士大夫，使当时的会稽号称多士。三国时管宁、邴原、国渊等都把中原文化带入辽东，促使当地的进步与发展。

唐帝国空前强盛，中原文化也因此而高度发展，也更有力地向四周辐射。渤海国数遣诸生到长安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在其国内建年号，行谥法。官制多仿唐，但名号稍异。如中台省即唐中书省，政堂省即唐尚书省。吐蕃通过和亲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开元中向唐乞五经，唐政府令抄写给予。吐蕃的许多礼仪制度“与华制略等”。南诏在贞元中遣使三人到成都并声称“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唐代的碑版，遍于边疆各地。南诏德化碑和唐蕃会盟碑是唐政府与西南各民族相互往来、融合友好的历史见证。韦庄的《秦妇吟》作于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到后梁贞明五年（919年），敦煌人对该诗的抄写本，至今犹存于伦敦博物馆，足见唐王朝虽亡，而《秦妇吟》仍在西北广泛流传。这不是依靠政治军事力量所能达到的，而是文学艺术的感染力密切了内地与边疆的深厚关系。

兼容并蓄而博大强盛的唐文化，更是以中国为核心向外国辐射，通过边缘地区传到国外。当时亚洲各国以中国为文化之母，大量加以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体系。日本遣唐使中至今可考见的还有百余人。日本弘仁皇帝和臣下小野篁讨论欣赏白居易的诗。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被称为“日本文化的恩人”。日本历法也采用唐历。新罗宰相以百金换白居易诗一篇。元稹曾感慨地说，“自有篇章以来未有流传若是之广者”。中国的造纸与纺织技术均传入中亚、西亚各国，而再传入欧洲。公元7至9世纪时，以中国文化为轴心形成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

（二）征服者的被征服

马克思主义认为，落后民族尽管在政治军事上能够征服先进民族，但在文化上，它要被征服者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在中华民族融合史中诸多的史实证明了这条客观真理。

当我国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先后崛起时，汉民族早已形成，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先进地位。由于对农业产品及其他物质利益的需求，边境各族曾多次想冲破樊篱进入内地而逐鹿中原，其中绝大多数都被汉族挡回，只有少数进入内地建立了政权，有的统治部分地区，有的统一了全国，取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但由于自身的后进，最终在文化上他们却成为被征服者，无法超越马克思所揭示的客观真理。

魏晋以前，内地以汉族活动为主，政治统治权也在汉族手中，外族进入后，多以被统治地位而同化。东晋南北朝时，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别统治中国。元、清两朝则以少数民族成为全国的统治者。但由于汉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与融合力，他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要学先进，追先进，不同程度地实行汉化。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十六国中，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多仿汉制。后赵石勒，爱好学习，他将自己与刘邦、刘秀相比，表示要光明磊落地从角逐竞争中得天下，决不仿曹操、司马懿的“欺人寡妇孤儿”用阴谋篡夺权位。他常令儒生读历史给他听，对一些重大问题，他则提出自己的看法，往往使听者折服。前秦符坚任用王猛“整法纪，风化大行”。符坚认为“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贵也”，所以《晋书·载记》称石勒“褫毯裘、袭冠带、释甲胄、开庠序……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赞符坚“变夷从夏，尊明主之德政，阐先圣之遗风，抚育黎元，忧勤庶政”。这些赞美就是对他们吸收汉文化的肯定。

北魏孝文帝改制的目的是要扬弃塞外的前封建制度而向内地的封建社会迈进，改革中的均田制度是从鲜卑族的计口授田与西晋的占田制结合而成的。迁都洛阳更是为了进一步汉化，从而巩固其在北中国的统治。这些措施对历史的发展是起到促进作用的。但王夫之却在《读通鉴论》中说：拓跋氏“自迁雒^[6]以来，涂饰虚伪，始于儒，滥于释，皆所谓沐猴而冠者也。”“沐猴之冠，冠敝而猴故猴矣，且并失其为猴矣，不亦可为大笑者乎！高欢、宇文泰适还其为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复入于猴群，而必为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为之哀也！”

王船山论史不少精辟之见，但在这里，却是民族偏见，情见乎辞。明清易代之际的政治局面使他的反清思想发展为除汉族外，对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的汉化都加以排斥憎恨，以致带有进步作用的改革也被他贬低，这是不公正的偏颇之见。但他所谓既冠之猴，冠虽敝已“失其为猴”，并且不能“复入于猴群”的看法却道出了民族融合的历史真实。汉代龟兹王采用汉族生活方式招来非驴非马之议。经过相互融合的民族，特别是吸收了先进文化的落后民族，一般不可能完全恢复其本来面目（即“失其为猴”），非驴非马正是民族融合后的新面貌。以保持某个单一民族的旧俗来看是失败的悲剧，从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来看是成功和进步的。拓跋宏既锐意改革，大量任用中州儒士，又不得不安抚那些“不乐”汉化或“怏怏有不平之色”的鲜卑宗室。自己不过是要“广知古事、询问前世法”，所以要和汉人讨论政事，并不是亲汉而疏远鲜卑，这反映征服者被征服时的矛盾心态。当时尽管居于统治地位的鲜卑人轻视汉人，称之为“汉子”甚至“汉狗”，而高欢却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妻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这有力地说明，草原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区域后，只能接受和依靠先进于自己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落后民族的统治者是无法抗拒这个客观法则的。

契丹不得不以汉制待汉人，专门设立治汉人州县掌租、军马之事的“南衙门”。成吉思汗时统治重心在漠北，汉化的需要尚不紧迫。随着蒙古势力深入中原，汉地的农业经济逐渐成为蒙古人立国之本。政治重心逐步南移，一切发生了重大变化，蒙古原有“虽得汉人，亦无所用”的观点行不通了。忽必烈顺应历史发展趋向，实行“汉化”。他在开平即位，建国号为“元”以后，便着手改变游牧风尚，参考金代制度，在以“藩邸旧臣”为核心的中原知识分子参与下，推行“汉法”，重新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使中统至元间的创置奠定了元王朝一代的制度。元仁宗和其兄海山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别是那些“贯通经史，善识古今治乱”的儒生对他们影响很深。仁宗认为“修身治国，儒家为切”。他还握紧拳头对群臣说：“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足见元统治者在君临全国以后，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将汉族封建文化的核心儒学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和统治方法。对于能加强其统治的汉族文化非但不拒绝，而且尽量利用。当顺帝北去后，留居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甚至姓名等都逐步同化于汉人。更有用汉语从事著作的文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等。

满族入关前，皇太极为了强化政权，竭力学习汉文化。他说：“凡事都照《大明会典》，极为得策。”在政府机构改革中，“三院、八衙门”都是仿明制建立的。入北京后，除用官职笼络汉族士大夫外，又提倡尊孔，遣官祭孔子。多尔衮亲谒孔庙行礼，恢复科举考试制度，这对于拉拢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起了巨大的作用。军制方面，又仿满洲八旗组织的形式建立起蒙、汉八旗，而汉军八旗既具有满汉结合的特点，又起到满八旗不能起的作用。在清初统一全国战争中，汉军八旗是主力。顺康雍三朝的地方官中“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7]，可见汉化的程度。在今天，满族与汉族的区分不大是和清统治二百余年中的汉化政策有关的。

（三）汉族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文化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创造的，但在历史上汉族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对各民族所表现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特别突出。汉族之所以较早形成在众多民族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正由于其善于不断地吸取其他民族之长，以壮大丰富自己。汉族很少禁止本民族与他族通婚。不仅历史悠久，还拥有辽阔的地域、丰富的物资、灿烂的文化，不担心为他族所同化，在民族交往中还摄取了大量外来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宋的理学就是由儒释综合而成的，所以汉族较发达的经济政治文化是中国古代各族共同开拓的结晶。

血缘的混合，先秦时期就很普遍。晋献公娶戎女生惠公及文公，所谓“秦晋之好”就是两个不同民族的血统混合。魏晋南北朝时，民族通婚是常见的事。隋唐时的汉族是晋以来民族混合的成果，较之秦汉更为复杂而多元化。鲜卑族独孤氏是隋唐两代的外戚，长孙氏是唐初的功臣和外戚。唐沙门（和尚）法琳对唐太宗说：李唐是鲜卑后裔。《通鉴·晋纪》：“自隋唐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事实上，唐代宰相已是中原北人，十居七八。而所谓代北子孙中原北人大多为鲜卑族与汉族混合的后代，足见血统混合对民族融合起到的推动作用。

制度的因袭。唐代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乡里户籍等经济、政治、军事制度多继承隋制，而隋制则渊源于北魏、北周。那个曾经痛诋北魏孝文帝改革而高度赞扬隋唐文化的王夫之也认为：“拓跋氏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开唐之文教，皆自仿也”，承认隋唐文化是源于魏周。他还认为，苏绰为北周建立的制度是“近乎道（指儒家思想）矣，……自是而后，下有王（通）仲淹，上有唐太宗皆沿之以起，揭尧舜周孔之日月，而与天下言之，绰实开之先矣”，这是对汉化后的鲜卑族所建立的制度文物的高度评价。他又说文章由华丽变为质朴，始于北周。“宇文氏灭高齐而以之行于山东，隋平陈而以之行于江左，唐因之而治术文章咸近于道，生民之祸，为之一息”^[8]。《唐律疏议·序》中也认为，唐律本隋，“由魏而周而隋，渊源具在。”《辽史·仪卫志》称“唐之车辂，固周隋遗法，损益可知。”隋唐制度来自北朝，是鲜卑制与汉制综合而成的。

明初，国家机构的设置一般沿用元制。洪武九年（1376年）以后，朱元璋才逐步对官僚机构的体制进行改革。而行省的名称至今沿用不废。

风尚的变化。在饮食衣服、风俗习惯方面，因边境民族的入居内地和汉族人民的渗入边境在共同居住地区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影响下，汉族多仿效他族。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采用外族习俗。《续汉书·五行志》载东汉灵帝好胡服，京都贵戚竞相仿效。曹植喜好异域文化。从魏晋到隋唐，此风尤甚。南朝的王肃初到北魏不食羊肉和酪浆，只食鱼羹、渴则饮茶，几年之后，改食羊肉酪浆并认为羊肉好比齐鲁大邦，鲫鱼好比邾莒小国，茶则只配与酪作奴，这是汉人对鲜卑族饮食的欣赏。唐太宗之弟元吉小名三胡，人们称他为“胡儿”。太宗的儿子李承乾自己假作可汗死状，使众人号哭“下马环临之”，并说“使我有天下，将数骑到金城，然后委身思摩当一设（突厥、回纥的典兵官），顾不快邪？”以大唐帝国太子的地位却想当一名外族军官，这说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开放情况。《旧唐书·舆服志》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服……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胡服。”元稹《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可见当时朝野上下的一般好尚。

历宋金到元初，原住北方的女真和契丹又进一步与汉族融合，其后，蒙人的毛织技术、维吾尔族的丝织术、藏族建筑艺术都先后传入内地。

以汉族为主的我国各民族通过上述诸渠道的互相融合而日增加其共性，削弱了原有单个民族的特征。有的融为汉族的一部分，历史上的狁、匈奴、鲜卑等在今天已不复存在，而是融合于汉族之中的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了。

由此可见，民族融合从来都不是单向而是相互的。我国各民族在各方面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内部的共性及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个性，不论民族的大小都对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www.xing528.com)

三、促进民族融合的条件

民族融合是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这是它们的共性。但每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又各显示出独特之点，而独特则来自于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和历史地理条件。中国民族融合的条件是值得探讨的。

（一）国家的统一

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强有力地说明，民族融合促进国家统一，而国家的统一又是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催化剂。先秦时，人们就明确提出统一的要求。孟子把政治上的统一作为天下安定的前提，即“定于一”。这是儒家传统思想的政治原则。所以，陆放翁在易箦之际还有“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悲愤之情。一般地说，在国家统一而又有强大政治力量的时候，总是比分裂割据局面较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唐贞观时，平定北荒，诸姓来朝，太宗对他们说：“尔来如鼠得穴，鱼得泉，我为尔深广之。”“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如骥尾受苍蝇，可使日千里也。”^[9]没有统一而强大的唐帝国这个政治实体存在，太宗纵英明，也难以提出这样的保证。

元代的统一，冲破了国内的此疆彼界，世祖时，各地割据政权逐步被消灭，边疆大部分地区先后归中央政治直接控制，这和当时全国各地各族人民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相适应的。统一的中央政权使元代疆域空前扩大，为我国辽阔的版图奠定了基础。中央与地方，内地和边疆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祖国统一的历史主流在此后六百年中持续下来。

到了清代，国际形势变化，英俄觊觎我边疆，清政府为了巩固边防而进一步控制西北。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军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辽宁克什克腾旗境内）起，到光绪三年（1877年）平定阿古柏叛乱止，历时一百八十余年，清政府时断时续用兵西北。激烈而又集中的冲突是康、雍、乾时期，持续六十多年的战争。清政府将巩固西北边防作为国家大计，屯以劲旅，镇以重臣。经过大力经营，全疆统一，西北边防巩固，经济发展。中叶以后，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左宗棠等主张新疆建省以杜外患。1884年新疆建省，在经济政治诸方面和内地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在全国统一的前提下，清王朝对中华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如果没有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控制指挥全局，地方听命于中央的条件，成功是难以保证的。

民族间的自然同化优于强迫同化，因为自然同化没有使用暴力和民族特权，没有把民族关系诉诸武力，但应该承认民族间的战争确系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战争与和平是交错存在的。往往是先之以刀光剑影，兵戎相见，经过血与火的斗争，然后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友好相处，战争与和平的更迭出现编织成我国两千多年的民族关系史。以战争为手段强迫同化，然后在友好相处中走向自然同化，军事力量的较量是自然同化的前奏和序幕并为和平相处开辟道路。西汉与匈奴初期和亲，中间经过激烈战争，后又再次和亲，友好相处，达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匈奴“大批牲畜尾入塞”的自然融合局面，就如历代封建王朝和西北各族的关系也是战争与和平交错进行而后融合为一体的。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强迫同化能加速民族融合的发展。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和改土归流中都是以不同程度的流血为代价才换取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力的加强和边防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的新局面。历史上，因尖锐的民族矛盾而引起战争，对于征服与被征服，割据政权的瓦解，民族关系封闭状况的解体，加快民族融合等都是有意义的。应该说，强迫同化具有二重性，它是统一战争的一部分。

（二）有效的民族政策

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不能要求封建统治者制定和实行完全没有民族压迫或民族歧视的政策和措施。这里所说的有效是指在民族不平等的前提下，一般能加强民族融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政策而言，最常见的有：

1.移　民

远在秦时，就有移民之举。秦将蒙恬以三十万兵伐匈奴夺回河套南北地置九原郡，后又迁徙内地三万人到榆中（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进行屯田。对南越进军胜利后徙五十万罪徒戍五岑，与越人杂处，带去了较高的生产技术，其后各代也有不同规模的移民。清代因内地人口密集，便向边缘地区大量移民，其结果是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增加其人力和技术力量。

2.互　市

经济上的互市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及相互开放往来，加快民族融合，早在秦汉时就已存在边境贸易，如西汉和南越。历隋唐宋元有所发展。明代边境互市，规模较大。从辽东到宁夏、甘肃沿线都有和蒙古交易的市场。万历时，“以不获通互市，故入寇”而得到通互市的利益则“久不为害”。可见通商既促进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又繁荣市场，有利于彼此经济的发展。

3.通　婚

它往往是中央政府用以控制边境，协调民族关系的手段。也有少数民族慕汉族文化而乞求通婚，从汉唐和亲到清代满蒙联姻都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加强民族融合的一种重要方式。

除上述有效的民族政策外，还有两点值得提出的：一是汉唐时代民族政策的开放宽松。汉宣帝时，对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的局面，没有采取乘人之危的行动，而是“辅其危弱，救其灾祸”的扶持政策。诸葛亮平南中以攻心为上，使终亮之世，得到“南人不复反”的保证。唐的民族政策是开放型的，外族甚至外国人担任唐政府官吏者不乏其人。唐太宗曾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0]“上引见诸胡使者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11]李世民的自我评价虽有溢美，但也道出唐代民族政策的特点，边疆民族所以折服于唐政府是和当时民族政策紧密相关的，足以体现宽容灵活的政策是羁縻府州的设置。《新唐书·地理志》云：“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总计府、州、县八百五十六，是为羁縻云”。统属这些府州县的是六大都护府（单于、安北、安东、北庭、安西、安南），这虽也带有民族压迫性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较开明的。既承认民族差异，又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多元与统一兼顾，对协调民族关系与发展社会经济都有较大的作用。中华民族也随着唐代国威的远播而日益发展壮大，华夏文化的影响也因而更扩大于世界。

二是清代民族政策的周详。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身份入关，君临天下。因而也特别重视民族关系和边疆的战略地位，把统一周边各民族作为重要因素，因为这和它在国内统治权是否稳定有关。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也相应地较为周密和完善。在处理边疆问题上，决心大，投入力量多，措施也多样化，用兵时，注意历次战役间保持较长的间歇并能将军事行动和其他因素有机联系起来运用。往往能根据各地区民族特点而采取灵活措施，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承德避暑山庄的外八庙及各地庙宇的修建，围场的设置，木兰秋猕制度的建立等都和统一边疆有关，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一百余年中，除雍正初年外，清代皇帝几乎每年都到承德和蒙、维、藏首领相会并处理其他政务。每年有一定时间避暑山庄成为清王朝的政治中心，从土尔扈特蒙古的返回祖国就反映了我国传统民族政策的有效性。

（三）主体民族的吸引力

先秦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由于居住面积广阔等优厚的自然条件和较早进入农耕的社会条件，以黄河流域为根据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都给较落后的周边兄弟民族提供了足资仿效的先进模式。他们自称为中华。“中”指天下之中。《尚书·禹贡》开始称“中邦”。“华”的解释不一。《春秋》云：“戎伐凡伯于楚立以归”。《公羊传》云：“不与灵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注“中国是礼义之国”。韩愈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亦可进为中国，衡量进退的标准是礼义、伦理道德原则，是较高的文化。华是文化。所以，中华是居天下之中有较高文化的人们共同体。秦汉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发展，华夏族也进一步转为汉族。这时，中华既指文化，又是民族的称谓，即指汉族。到了20世纪初以来又成为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谓。

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接收和渗透外来各种文化成分。并结合本族具体情况学习各兄弟民族的优良文化，因而发展也较快，成为名实相符的各民族中的主体民族处于先进核心地位。随着历史的前进，汉族力量更为壮大，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更趋成熟。当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强有力中央政权时，那种要“诞敷五教于四方”“修文德以来之”要同化他族使其归顺的思想也更强烈。其他民族也往往慑其威力，羡其先进和贪其财物而来归附。唐太宗时，漠北诸部各遣使来降并向太宗说：“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突厥以南，回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并置邮驿六十八所，各有马及酒，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供租赋。”^[12]这就形成唐代“万国衣冠拜冕琉”的盛况。

清康熙时，漠北喀尔喀部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被噶尔丹入侵而战败时，沙俄多方利诱威逼其投降俄国，但宗教首领尊丹巴、呼图克图却坚持爱国路线，认为俄罗斯的宗教信仰言语和生活习惯都与蒙古不同，不可靠。“不如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后来康熙亲自出兵，经过乌兰布通战役及多伦多会盟不仅打败噶尔丹，稳定了喀尔喀，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清王朝与内外蒙古的关系，巩固北部边防，加强了中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康熙不仅代表满族也代表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各民族的利益，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做出有巨大意义的贡献。

在中央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分为若干政权并存的情况下，居于少数民族统治下的汉族人民往往怀念故国，产生浓郁的热爱自己民族的思想而不能自已。东晋时，桓温北伐，大破前秦军“进至灞上，三辅郡县皆来降……民争持牛酒迎劳……。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图今日复睹官军’”^[13]。其后，刘裕北伐，进兵关中，灭后秦，执姚泓，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准备东归时，三秦父老“诣军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这是何等质朴浓厚的爱国爱民族的感情！就连野心勃勃急于回去夺取政权的刘裕也为之“愍然”。这是在不同政权统治下汉族人民本身凝聚力的表现。

北魏孝文帝竭力推行汉化，迁都洛阳，遭到鲜卑旧贵族的反对，他说，迁都的目的是要加速鲜卑族下一代人汉化的进程。使他们“新染美俗，识见广博”。若久居代北，“复值不好文之主”，就“不免面谱”陷于无知状态。他把汉化作为鲜卑族子孙后代奉行的政策，这是汉族的吸引力使征服者自觉靠拢被征服者而愿接受同化。其结果是鲜卑族因汉化而削弱旧有特征，汉族以鲜卑融合而重造其生命力，隋唐时期的汉族在各方面都与南朝不相衔接，也不同魏晋秦汉。已不是纯正的汉族系统，而是民族凝聚力重新组合的新汉族。

（四）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间，内涵也有所不同。古代的爱国主义是产生在民族封闭隔阂的状态下，因而具有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忠君观念，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那种九死不悔的忠贞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中华民族是由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所组成的，其爱国主义的产生也是多元的，来自多民族的。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民族之间无数次的兵戎相见，与此同时，各民族中都曾出现过热爱本民族的志士仁人，他们不仅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且留下不朽的篇章。如《离骚》《正气歌》等。“屈平词赋悬日月”，诗人李白不仅赞扬屈原作品的文学艺术，更是歌颂他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不能认为在民族矛盾对抗中出现的爱国主义者都是反映大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正是这些爱国精神千百年来浇灌着我国各族人民的心灵，培育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这些精神已经不是任何一个民族单独所有，而是完全跨越本民族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所有的共同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各民族日益加速融合，历史上狭隘的民族思想早已淡化乃至消失，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早已由涓涓细流汇集成江河大海，成为中华民族培养民族气节，加强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和精神支柱。这种凝聚力是千百年来物质与精神共同形成的，是建筑在中华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的一种观念形态领域内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精神力量，是民族传统精神，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近代中国备受列强侵略，这更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林则徐在遣戍新疆时还坚持“苟利社稷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爱民族精神。身在西北犹魂牵梦绕于关内的抗英斗争，写下了“关山万里残霄梦，犹听江东战鼓声”等掷地有声的诗句。诗人张维屏更认为汉代的匈奴、唐的突厥与汉族的关系是一个整体“界虽严异域，地实接神州”。地处边缘的少数民族“依然中国人”和外来侵略者是不一样的。这种认识反映了作者在民族问题中的新认识，具有古代文学史上爱国诗歌所未有的历史新内涵。这标志着我国的民族观更上一层楼。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经受了难以数计的历史沧桑和无情风暴的考验后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保持其奋进昂扬的朝气，宽容博大的胸怀，这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发展和弘扬的民族精神。云南是我国民族最多的省份，研究民族问题就尤为突出和重要。今天，在党的领导，真正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对民族融合史的研究需要在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注释】

[1]《通鉴》卷56《汉纪四十八》。

[2]《晋书》卷116《载记第十六》。

[3]权衡：《庚申外史》。

[4]《后汉书》卷76《任延传》。

[5]《后汉书》卷24《马援传》。

[6]雒：通“洛”，即洛河。

[7]福格：《听雨丛谈》。

[8]王夫之：《读通鉴论》。

[9]《新唐书》卷217《回鹘下》。

[10]《通鉴》卷198《唐纪十四》。

[11]同上。

[12]《晋书》卷98《桓温传》。

[13]《通鉴》卷99《晋纪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