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寿婉烈士与学生们齐声呼吁，坚决要求释放被捕同学

俞寿婉同志于1929年生于广东省番禺县一户贫苦人家。父亲虽然是个技术人员，但在她3岁时就不幸病故了；母亲是个劳动妇女，初识文字，在丈夫去世后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生活十分寒苦。但母亲深知上学读书很重要，尽量省吃俭用，供她上小学。在母亲含辛茹苦地培育下，她学习十分勤奋，成绩优异，得到学校好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逼近她的家乡番禺，当地人民纷纷离境逃难，她母亲把她寄养在姑母家里，带着10岁的儿子俞寿臣逃难到昆明，在一家商铺里当小职员，勉强维持生活。不久，姑母一家在日寇残酷统治下的家乡难以讨生活，就带着寿婉和自己的儿女，一起到衡阳投亲。寿婉在衡阳考取了中学，由姑母继续供她读书。但时间不长，衡阳沦陷，她们的生活又陷入困境，难以维生。姑母又带着她和自己的孩子再次逃难，准备到昆明寻找寿婉的母亲。她们一行于1944年秋逃离衡阳，途中经过金城江时，正碰上日寇在当地进行大屠杀。姑母慌忙丢下随身携带的衣物，拉着寿婉和自己的儿女，拼命逃跑，黑夜逃离金城江。由于身上一无所有，只得沿途靠乞讨度日，跋涉千里，步行三个月，终于来到昆明找到亲人，全家人抱头痛哭，但还是庆幸逃过劫难。母亲在昆明当了几年小职员，稍有积蓄，就把姐姐及其儿女安顿下来，并让寿婉继续在昆明上学。

1945年春，寿婉以插班生身份考入昆明市立女子中学读书。历尽劫难的寿婉深知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专心致志地用功读书。但昆明地区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氛围，使她受到震动和感染，逐渐被卷入学运当中。同年秋，“新中国剧社”来昆公演新编历史剧《陈圆圆》，到该校招聘女演员，她应聘扮演该剧中的“杨娥”这个角色。演出获得成功，受到观众和剧社的好评，剧社本想留她继续当演员，但她不忘自己的学习，坚持回学校继续读书。

1945年11月底爆发的“一二·一”运动，使她受到更强烈的震撼。她参加了四烈士追悼大会，在烈士遗体前痛哭流涕；她还听了闻一多等教授名人的演讲，深受教育，开始感到自己政治知识太贫乏。从此，努力学习政治知识，积极投身民主运动。1946年春，四烈士出殡大游行，她参加了数万人的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

1946年秋，寿婉升入龙渊中学高中部就读，逐渐成长为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她不顾国民党、三青团的威胁，执意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月社”进步团体。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革命意识进一步提高。在昆明地区大中专学生大规模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中，龙渊中学校长竭力阻止本校学生参加大游行。学生们群情激奋，寿婉大声质问校长：“你还算不算是中国人？你要当主人还是当奴隶？”她和同学们坚决突破阻挠，走向街头，加入游行队伍。

1947年10月，寿婉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进一步担负起革命的责任。在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等一系列革命运动中，她不怕风险，积极斗争在前；在“助学运动”中，她带领龙渊中学的一批女生，日夜赶制义卖品，并亲自到街头出售，甚至携带义卖品远至宜良县去卖，为解决贫困师生的生活困难筹集了宝贵的经费。

1948年6月，昆明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美抗日”活动。寿婉和龙渊中学的部分同学参加了6月16日在云大草坪举行的“反美抗日”万人大集会，会后又参加了2万多人参加的大游行。当天下午，参加游行的部分同学在返校途中，突然遭到埋伏在西站的反动军警抓捕。消息传到学校，已回到学校的寿婉同志得知后非常气愤，她当即倡议召集全校学生去省警备部请愿要人。随后，该校召集了数百名同学，在中法中学的协同配合下，两校共500多学生，列队来到警备部，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寿婉带领同学们高呼口号。警备司令何绍周被迫答应让学生们派两名代表与之谈判，寿婉被同学们推为代表之一。在谈判中，她们向警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警方不得不接受这一严正要求，释放了被捕同学，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同学们顺利返回学校，自次日起，又投入了全市学生的罢课行动，继续坚持“反美抗日”斗争。“七一五”事件中，寿婉同志留在本校坚持斗争。

1948年8月，寿婉考入云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在努力学习的同时，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和闵竺生等同志一起，在学生中组织秘密的“读书会”，传阅革命书刊；参加“农声合唱团”，大唱革命歌曲；多次参加农学院师生到昆明南郊农村开展的“支农”活动。参加劳动，接触农民群众，开展访贫问苦和革命文艺宣传，启发农民觉悟。她在农民中间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成为农会骨干，并把其中一名优秀青年吸收加入“民青”组织。

1949年9月，昆明发生“九九整肃”事件。寿婉受组织派遣，转移下乡。她和其他同志一起秘密地离开昆明，经昆阳县到滇中玉溪地区新平县，参加了“边纵”滇中独立团。当地领导怕她吃不了行军打仗之苦，拟分配她搞地方政权工作。但她三番五次要求到部队去，表示要接受武装斗争的考验和锻炼。领导同意了她的要求，将她派到驻新平的滇中独立团一营，任政工队员，主要工作是部队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以及当地各民族人民的宣传教育。

1949年12月，为抗击李润之匪部“反共救国军”的侵犯，一营二连奉命进驻新平县蒿枝地村。寿婉同志坚决要求并经领导批准随二连行动，来到蒿枝地村。蒿枝地对面就是戛洒街，是“反共救国军”的基地。这里的老百姓多为傣族（花腰傣），周围的村寨居住着彝、哈尼等民族。因此，寿婉同志的工作不仅是军事工作，还是民族工作。她每天和政工队的同志们不顾生命危险，深入到距敌人很近的村寨，向各族群众宣传全国和云南解放斗争的胜利形势，揭露恶霸匪首李润之的罪行，鼓励受压迫的各族人民起来斗争。晚上回到部队驻地，又积极组织部队同志开展文艺活动，教战士们唱歌跳舞，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她工作积极，作风朴实，性格开朗，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吃苦耐劳的精神，受到部队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赞扬她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女战士”。

1950年1月6日拂晓，匪首李润之经过精心策划，派出三个大队数倍于我军的匪徒，突然偷袭蒿枝地。瞬间，敌人蜂拥而入，冲进村里；我军紧急仓促应战，与敌人展开英勇搏斗。由于敌我力量差距过大，我军边打边撤。冲锋在前的营长董耀南和副教导员杨琪两位同志壮烈牺牲。寿婉同志和其他十多位战友，不幸被敌人抓获。寿婉和施兰、席淑筠等三位女同志被押送到戛洒街进行逼供审问，她们立场坚定，坚贞不屈。凶残的敌人最后把她们押到戛洒曼秀沟一起杀害，并把烈士遗体抛入戛洒江中。寿婉同志面对敌人的屠刀，毫无畏惧，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她牺牲时，年仅21岁。(www.xing528.com)

为纪念壮烈牺牲的烈士，新成立的新平县各族联合政府于1950年建立“新平县征粮剿匪殉难烈士纪念标”，将每位烈士的姓名庄严地镌刻在纪念标上。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陈赓将军在纪念标上题了词。县政府于1950年3月15日召开了全县各族各界人民参加的追悼大会，致祭为新平县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们。

在追悼大会上，县政府和县妇女会送上挽联，深切悼念烈士英魂。

县政府的挽联上写道：

以生命换得解放，烈士英名流芳百世。

用残暴维持统治，土匪劣迹遗臭万年。

新平县妇女一分会挽联：

英雄造时势名高云汉，烈士为国家血染江山。

新平县妇女二分会挽联：

死在土匪暴徒刀下，活在亿万人民心中。

中共玉溪地委、行署在新修建的东风水库旁建立烈士纪念碑，纪念全区在解放事业和保卫人民政权而牺牲的烈士。俞寿婉同志是其中之一，榜上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