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大烈士闵竺生的光辉一生

前　言

闵竺生烈士是云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48年入学的学生。她是我的同班同学，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她的牺牲使我震惊，使我悲痛，促使我追索了解她的人生历程，希望了解她是怎样的一个人。1997年我写成了《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记闵竺生烈士光辉的一生》一文，发表在云大老战友联谊会主编的《云大风云》第二辑。我感到还有些不足，又进一步搜集材料，加以补充修改，写成了这篇烈士传记。编写这篇传记的材料来源：一是老同学、老战友，包括和她一起战斗被捕从敌人魔爪下逃脱的战友提供；二是烈士的兄弟姐妹提供；三是参考张淑静同志（原“边纵”滇北游击队政工员）的文章《痛悼革命烈士小米、马金花》和禄劝县党史办公室杨与顺同志整理的《自幼谋真理，年少献青春——记革命烈士闵竺生、罗星辉》一文。

一、革命后代

闵竺生同志于1927年8月出生在滇南蒙自县碧色寨一个既有封建传统又有民主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革命时期的一位老革命，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伯父、堂伯父是地主兼工商业家，伯父还是个伪镇长。这个大家庭和父母对她的一生有很大影响，但决定她人生道路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实践。竺生同志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反映了旧中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为实现革命理想而英勇奋斗，敢于赴汤蹈火，不怕流血牺牲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

图6－1　1938年抗日时期，闵竺生同志在蒙自县碧色寨小学读书，因躲避日机轰炸，到野外上课。左第一人即闵竺生。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王朝日趋腐败，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加重对各族人民的压迫。滇南地区回族、哈尼族、彝族等民族人民不断起义反抗，遭到清政府残酷镇压，各族人民被迫逃亡，致使许多田园荒芜。就在这时，闵竺生（以下简称小闵）的曾祖父发了家。他早年从事赶马做生意，在个旧锡矿做生意发了财，借机在大屯坝龙井村以廉价购置了一片荒地，招人开垦，奠定了基业。

曾祖父生有二子，小闵的祖父为次子。曾祖父死后由长子（伯祖父）当家，继续维护着这个大家庭，并开办了酒房、油坊、杂货铺等。家庭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小闵的祖父婚后有二子三女。小闵的父亲闵运昌，生于1904年，自幼读书，成绩优异，以全县小学毕业考试第一名毕业后，回家管理酒房账务，16岁结婚。当时蒙自县最大商号“顺成号”大老板周伯斋看上了他的才华，托人找上门来，要送他去上海读书深造，学成后到周家在上海开办的商铺工作，为该商号拓展业务。闵家人对此意见不一，有的说家里缺管账的人，不能去。还是堂伯父有远见，决定让他到上海读书，但不靠周家供给，而是用祖上遗留下来的属于他（闵运昌）的那份田产来供给。

图6－2　1947年毕业于云大附中高中部。

闵运昌于1922年到上海，先读中学，毕业后考入南洋大学。1926年，其兄病逝，他赶回云南奔丧。丧毕，当年秋天返回上海继续读书，并带着三个侄儿一起到上海上学。当1927年8月小闵降生时，她的父亲还在上海。她自幼在母亲怀里长大。由于旧社会男尊女卑，加之丈夫长期在外，她母亲在家庭中受嫂嫂排挤，在家中的地位较低，每天只能和女佣在一起干繁重的家务劳动，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等；吃饭不能与哥嫂同桌，只能躲在厨房里自己吃，还不时受到嫂嫂的责骂，只能忍气吞声过日子。小闵与母亲相依为命，对家庭中的这种不平等待遇十分反感，十分同情母亲的遭遇。自小就懂得为母亲分忧，学会做许多家务事，为母亲分担家务劳动。

当家的堂伯父去世后，其他弟兄提出分家，经全家商量决定：祖业田产平均分配，其他财产谁挣的归谁。小闵的父亲在外读书，什么也没有挣得，只分得一点田产，母女二人难以生活，就随亲伯父（闵运昌的兄长）迁到碧色寨另谋生路。伯父在碧色寨开办转运货仓，生意还不错，后来又当上了镇长。家中来往的客人多，小闵的母亲和一个名叫蒋玉珍的小丫头在一起，洗衣做饭，招待客人，仍旧过着仆人一样的日子。

图6－3　1948年大观楼公园留影

由于上海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在南洋大学就读的闵运昌受到革命形势和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成为学运中的骨干。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军阀、反内战的革命斗争中，曾被驻上海军阀孙传芳部下李保章逮捕，被囚于上海龙华司令部。3个月后，北伐军打到上海，李保章逃亡，被捕的工人、学生、农民自动破狱而出。运昌回到学校，继续参加学生运动。1928年，他代表云南旅上海的学生组织及拥护龙云的学生组织，到广州参加“云南努力社”（云南的反帝、反军阀组织）的合并会议。北京、天津、沈阳、武汉等地的云南学生组织也都派代表来参加，会议地点在广州大沙头第三军后方留守处，会期七天。会上各地代表一致同意将云南在外地的进步学生组织合并，以统一云南革命力量。统一后的组织改名为“新滇社”，在广州出版不定期的社刊《铁花》。会议结束后，还以“新滇社”名义举办了一期培训班，集中培训广州的学生代表，闵运昌也入学受训。在受训期间，由第三军留守处主任中共党员王茂廷和李作杞、杜陶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训结束回上海继续读书，同时参加工人学生运动。不久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反动军警疯狂捕杀革命工人、学生和农民以及一切爱国青年。学生领袖受到特务的跟踪，党组织决定让闵回避，派他出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同去的有25人，其中有工人干部18人、农民骨干4人、学生领袖3人。由江元青、宋三妹（女）、秦和善三位工人干部带队，由上海秘密上船，到海参崴时又有北京、郑州、武汉、长辛店等地几批同志加入，一起乘国际列车前往莫斯科。1930年学成回国，回到上海后，先找工作以求安身，经别人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当工人，一边工作一边开展革命活动。不料革命宣传活动被车间主管发现，被开除出厂。后又进了上海盛丰洋行做杂工。该行后改名仪丰公司，专卖各种文具和修理打字机、油印机等。运昌跟着工人师傅学习修理打字机技术，并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有一次被公司经理王琦发现，密报国民党特务机关，第二次被捕入狱，被判刑五年，解往苏州陆军监狱囚禁。同时被解去的还有上海杨树浦纱厂工人徐文侯，同被关在6号室，同室共6人，其他的人都是烟毒犯和盗劫犯。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苏州遭日机轰炸，监狱宣布解散。但其中政治犯只允许假释，非政治犯无条件释放。闵被假释出狱，先逃到宜兴，因他不是江苏人，不让久住，只得回上海侄子闵光荣处安身。当时上海是沦陷区，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找不到地下党组织关系，无法在上海待下去，只得打道回滇。1938年回到碧色寨，到其兄兼任校长的当地小学教书。由于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已被国民党政府掌握，被视为“赤色分子”，一切行动受到反动政府监控，失去行动自由，很难与云南地下党取得联系。但他的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在学校中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自编《战时语文》《战时常识》等教科书；还开设英语和世界语（他在莫斯科学的一种外语）课程；对学生开展军训和讲授卫生知识。由于这些教学改革措施引起反动当局注意，以“共党嫌疑”被开除教师队伍，失去教师工作。为了谋生去做煤炭生意，贩运煤炭到个旧矿区销售，后又蚀本缺少资金，被迫停业。随后到资本家黄朝兴的尖子上做工，替他管账兼做炊事工，直到解放。

图6－4　1948年与同学合影。

解放初矿区治安机关清理人员，发现他既非厂商，又非矿工，来矿区时间不长，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将他逮捕起来，解送个旧宝丰隆。审问其家庭情况，又发现其兄是伪镇长，就把他送牛屎坡劳改队投入劳改，并被判两年徒刑。1952年劳改期满，释放回家，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文革”期间更被列入专政对象，受到管制。北京来了一个所谓“刘少奇专案组”，曾多次找他调查少奇同志的“问题”。据说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曾与少奇同志共事，与王若飞同志也有交往，曾与刘、王二人编在同一个党小组里。

1971年2月18日，他亲笔写下自己的简历，其中最后一段说：“我自从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在广州参加了党，到莫斯科学习回国，其中经过军阀时代逮捕入狱，国民党匪帮的逮捕判刑。出狱找不到关系，回到家乡直到现在，对党始终信仰，从未出过怨言，更没做过任何反党叛党的行动……保证（今后）也不做其他任何反党、反政府、反人民的任何活动。”解放后，他曾经想过向党和政府报告自己的身份，但经过反复考虑还是不说了，“以避投机之嫌”。竺生同志的父亲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狱中坚贞不屈，失掉组织关系不灰心，解放后受到冤屈不埋怨，始终坚信党。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对竺生同志产生重大影响，他的言传身教对小闵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二、不凡少年

闵竺生同志原名闵竺松，因“松”字冲犯着老祖宗，才改名竺生。据幼年同学张增可、闵光汉、闵光宗、闵光鲁等人回忆，她自幼忠厚耿直、生活简朴、省吃俭用、勤劳勇敢、刻苦学习、品学兼优。每学年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她与众多的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及广大同学相处十分融洽，以心相交，诚恳待人。她的性格开朗、勇敢、刚毅，虽为女孩子，但不甘懦弱，敢闯敢干。从以下几个小故事中可看出她是怎样一个人。

（一）敢跳落水洞的小姑娘

碧色寨山脚有个小海子（水塘），在雨季蓄满水时足有几十平方公里，海边山脚下有个石洞，与海水相通，称为落水洞。每到旱季，几天工夫海水就从落水洞中流得无影无踪。但洞里总会留下一潭水，长年不干。人们多喜欢到潭里洗澡。当地政府为防止海水从落水洞流走，就在洞口砌成一道高一米的围墙，但海水依然流走，只留下那一水潭水供人洗澡。男孩子们勇敢地爬过围墙，跳进水塘；女孩子们只能在墙外观看。

小闵就读的碧山小学，在她父亲闵运昌的管理下，实行许多开放的改革措施：允许和提倡男女生同班上学；女生剪短发；组织学生远足、登山、野炊、游泳和进行童子军训练等。小闵事事带头，率先剪短发、参加游泳等。当学生们来到海子边落水洞时，小闵不甘当观众。只见她无所畏惧，脱掉童子军军装，穿上游泳衣，勇敢地爬过围墙，跳入水塘，欢快地和男生们一起游泳，带队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惊讶。

（二）敢于和男孩子们比劳动

20世纪30年代的碧山小学十分简陋，没有操场。为了让学生们有个活动场所，学校发动学生义务劳动，抬土、垒石、平整土地等。学校规定男生必须参加，女生可自行请假不参加。但小闵从来不请假，和男生干得一样。有人说她是个“憨丫头”，她自己则不这样认为，她是个争强好胜的小姑娘，决不愿在男孩子面前示弱。同学们戏称她为“小花生”，能软能硬，软起来像煮花生，又又软；硬起来像炒花生，又香又脆。

（三）不怕日机轰炸，坚持上学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开始轰炸碧色寨。因这里是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的交叉点，是滇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转运站，日机杷它作为重点轰炸目标。敌机的轰鸣声和刺耳的警报声，使学校无法上课。不得不转移到山间野外去上课。许多学生家长害怕自己的孩子发生什么闪失，宁可不让该子上学了。小闵在父亲的支持下，仍坚持天天去上课。在疏散中，她乐于助人，主动帮助小同学背书包，手挽手共同前进；和男生一起跋山涉水，从不落后。

（四）不畏艰险爬高楼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上了中学。每次放假回家，家里人安排她单独住在小楼上。有一次她把钥匙忘在屋里就把门锁起来，下楼吃饭去了。饭后想起身上没带钥匙，非常着急，她父亲请来一个人，准备爬墙上楼从窗口进屋去拿钥匙，来人看到墙很高，不敢爬。其父又去借梯子。小闵在一旁等不得了，就自己徒手去爬墙，周围的人都惊呆了，不知所措。邻居赵大妈站到墙下，伸开双臂，准备接着随时有可能掉下来的小闵。只见她手抓脚蹬墙缝往上蹿，奇迹般地爬上去了。赵大妈为她祈祷：“老天爷保佑！”当父亲和来人抬着梯子赶来时，看见小楼的门已经打开，得知是小闵自己打开的，都惊叹不已。

（五）受体罚不叫不哭

有一次，闵运昌老师来上课，小闵因头天晚上已按父亲的交代进行过预习，对课文已学懂了，就不专心听讲，在下面玩小东西，被其父发现了，罚她跪在讲台旁听了一节课。她默默地忍受处罚，不敢有任何不满或委屈的表现。又有一次因为粗心做错了一道算术题，按规定错一题要被老师用戒尺打手心一下，还不许哭，哭了还要挨打第二下。小闵挨了打，虽然被打得很痛，但她坚持住，不叫不哭。这两次处罚，使她终生难忘，从此再不敢粗心大意了。

（六）为求学敢冒风险，远离家门

由于封建大家庭中的等级制度和男尊女卑的观念，小闵和她母亲在家庭中受到歧视，待遇很不平等，这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早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盼望着早日离开这个不平等的家庭。1941年春，小学毕业后考上了蒙自中学，由于日机轰炸频繁，不能正常上课，不得不另找学校，同年秋考取了昆明南英中学。一个小小年纪，从没出过远门的小姑娘，远离家乡，独自一人到省城读书，困难和艰险是巨大的。她父亲本想亲自送她到昆明，但因反动政府以“共党嫌疑”限制其行动自由，不得离开当地，爱莫能助。亲友们也劝说她：“一个女孩子家，早晚要嫁人，何必到外面去冒险，在本地学学就可以了。”她决意要到昆明求学，其父坚定不移地支持鼓励，还教她在外生活和处事做人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方法，并写了一封信交给她带着，到昆后去找一位姓曾的老师（曾教过小闵的老师）。信中委托曾老师带小闵到南英中学报到并安排在昆有关事务。遵循父亲的教导，她踏上了人生旅程的重要一步。在碧色寨上了火车，到昆明下车后她慎重地选择了一位年纪较大的黄包车夫，送她到金碧路12号，没有找到曾老师，邻居告之曾老师迁往大观街去了。她又请这位黄包车夫大爷送她到大观街，终于见到了久别的曾老师。她谢过车夫，并付给三倍的车钱。车夫夸赞：“这个小女孩真机灵，将来必有作为。”

就在小闵上昆读书那一年，父辈们分家了。大家庭宣告解体，弟兄各立门户，各人挣来的财产各人带走。闵运昌从上海回来没有挣到什么财产，也就没有分到什么家产，仍住在祖辈遗留下来的老房子里。教书也不能教了，因为他的激进思想和言论为官方所不容；做煤炭生意又缺少经商的头脑和手段，赚不到多少钱，生活比较贫苦，给小闵上学的生活费也很有限，小闵在昆读书几年，生活十分拮据。

假期里她尽可能赶回家，见到阔别已久的母亲十分亲热，看到母亲十分劳累，日见衰老，心里又感到内疚。急忙动手帮母亲做家务事，烧火做饭、喂猪、辅导弟妹学习等。她对弟妹的学习要求严格认真，做错了作业照样打手心，弟妹们都怕她回家来；她把在昆明所见所闻的新鲜事讲给父母和弟妹们听，大家都很感兴趣。

三、投身革命

少年闵竺生开始接受父母亲和社会上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渐树立起坚持真理、是非分明的理念，对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敢于抗争；敢于在父辈和老师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歌咏队，大唱抗日歌曲；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1年只身到昆明上学，开始时牢记父母教诲，为人处世谨慎小心；深知上学机会来之不易，专心苦读，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45年由南英中学初中毕业，考上了云大附中高中部。在这所革命摇篮的学校里，受到了革命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广大革命师生的影响；特别是1945年底爆发的“一二·一”运动，使她受到了深刻教育和震撼，开始萌发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

1947年由云大附中高中毕业时，她遇到了一次重要的考验。她中学时代的同学、好友黄玉仙约她到香港去上大学，然后出国留学，一切费用由黄家负责。因为黄玉仙的哥哥黄美元是建水县有名的大商家，在建水、个旧、昆明和香港等地开办“美兴泰”商号，经营绸缎生意，十分富有。黄母十分喜爱小闵知书达理、尊老爱幼、勤快节俭的优良品德，认为有这样一位好女孩与自己的女儿作伴大有好处，一再提出带她一起去香港，并托人找小闵的父母说情。闵运昌答复说：“女儿长大了，何去何从由她本人选择。”小闵最后婉拒了黄家的盛情邀请，毅然决定留下，继续走自己的革命道路。1947年秋考入了昆明五华学院先修班，和堂兄弟闵光汉一起，参加该院学生运动。1948年暑假期间，她最后一次回家探亲，与父亲作了一次长谈，她谈到了昆明的“七一五”学生运动等情况，并向父亲表明准备投身革命的志愿，父亲支持她的革命志愿，但是希望她回到滇南一带来活动，一旦形势恶劣，可以回家来避一避。她说要服从组织安排，她想到滇北地区，那里是红军路过的地方，留有革命火种，到那里更好工作。这次十分机密的谈话，被在一旁玩耍的弟弟闵光猷听到了。她还要求父亲教她打枪，其父想办法弄来一长一短两支枪，在家里摆弄起来，并带她到后山上练习打靶。她认真学习，直到熟练为止。母亲看不惯女孩子家玩弄枪支，提出了强烈批评。她耐心开导母亲，讲到将来的社会要实行分田地、人人参加劳动，过美好幸福的生活；还讲到如果遇到不幸，死在外面也是光荣的。母亲听不懂什么光荣不光荣，但深信女儿不会说谎。直到解放后1950年接到由武定专员公署专员宿士平同志签署的《烈士证明书》寄到家里，请人念给她听（当时其父在个旧矿山工作），当念到“光荣牺牲”一词时，她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明白过来，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图6－5　闵竺生和同学在公园。

1948年秋，闵竺生同志考入云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49年初，经万荣如同志（云大农学院“民青”负责人）介绍加入“民青”；同年4月又经董坤德同志（中共云大总支委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革命组织后，她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严格要求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地下党刊物——《新华通讯》《到农村去》等革命书刊，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加强党性锻炼，以革命前辈为学习榜样。她讲过她平生最敬佩的有3个人，即毛泽东、鲁迅和闻一多。她把毛主席的重要名言和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及闻一多先生遇难前在云大至公堂最后一次讲演中说的“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的绝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铭刻在心，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实践这些格言。她勇往直前的革命斗争精神，鼓舞着同学们不断前进。许多思想落后的同学，在她这位大姐姐的温馨关怀和耐心启发下，很快有了转变。她和其他党员、民青成员一起，遵照上级党委指示的“组织学习，走向社会，宣传党的政策，发展组织，迎接解放”“充分发挥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利用各种关系，宣传组织群众，输送干部”和“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等一系列的指示和号召，在学校中积极组织“读书会”，带头学习《大众哲学》《新人生观》《社会发展简史》等进步书籍和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名篇。每次讨论会，她总是带头发言，畅谈自己学习体会，启发大家提高认识。重点认清“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及其光明前途等；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自觉走革命道路的思想；参与组织“农声合唱团”，团结农学院和其他院系的广大师生，大唱革命歌曲；自编自演各种揭露国民党罪恶统治，鼓舞人民革命斗志的“活报剧”。大造革命舆论和革命声势，宣传革命大好形势。

竺生同志性格开朗，对人诚恳，平易近人；与同学相处，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善于团结同学；她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思想有很强的感染力；她讲的革命道理能感动人心，使大家深信不疑。有些思想落后保守的同学，经她几次接触谈话，就能开窍。据张绍虞同志回忆说：“闵竺生同志有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我在昆明农校读书时，曾积极参加‘一二·一’运动，后被校方开除，从此消沉下来。进入云大后我只管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又听说反动当局在学校里安插有特务学生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更不敢出头露面，唯恐再遭厄运。在农学院农艺系我们班里，我算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学生，还自己取了个绰号‘顽固’。一次与同学们去官渡农村访问（建立工农关系）时，闵竺生同志针对我埋头读书的现状，开导我要关心时事，经常读报，逐步看清形势发展……在一次读书会上，大家谈学习心得，她也叫我说说对形势前途的认识。她耐心教导我要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群众疾苦联系起来，她的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的思想有了转变，经组织安排由杨彦偶同志发展我加入民青，使我从一个落后学生成长为一个革命者。毅然决定接受组织派遣，协助张炳今同志组成‘元谋旅省同学会人民服务团’返乡开展地下工作。”

根据农学院与农村农民有天然联系这一特点，竺生同志和其他领导成员多次组织大批同学和教师到昆明南郊官渡、西坝等地，帮助农民栽秧；与农民联欢，一起扭秧歌、唱革命歌曲、宣传革命大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启发农民觉悟；与省立官渡农校师生联欢，依托该校革命分子开展南郊农民运动。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使同学们经受锻炼，改造思想，逐步树立与工农相结合的观念和与农民的感情。

图6－6　1997年4月5日清明节，原云大农学院几位老战友与烈士之弟闵光猷、妹闵惠芬、堂兄闵光汉等到禄劝县烈士陵园悼念闵竺生同志。［第一排（从左至右）：董坤德、闵惠芬、杨彦偶、马绍忠第二排：县民政科负责人、闵光猷、杨荃、李实、张赣生、闵光汉］。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云大党组织决定分批将学生中的党员、民青成员派往“边纵”和专县工作。竺生同志耐心地逐个找被派遣的同学谈话，并做周到的安排。1949年7月上旬，组织决定派杜正宗和李云翔二人去大理再转“鹤丽剑地区”参加边纵7支队。她找李云翔谈话时，考虑到李是昆明人、杜是大理人，二人口音不同，为避免过关卡受敌人盘查引起怀疑，教他们以表兄弟相称，以回家探亲为名；并告诫李一路小心，少开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还问他路费够不够，还有什么困难等，如此亲切的关怀和嘱咐，使二人深受感动，充分体现了组织对每个同志的温暖。对初出校门踏上革命征途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种鼓舞的力量，使他们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先后经她安排出发的还有耿德全、张绍虞、马绍忠、杨荃等人。

为了贯彻省工委关于“面向农村，打通交通线，迎接解放军进云南”的指示，云大党总支决定组织农学院、医学院和先修班三部分同学组成的“云大农村服务团”一行40人，由闵竺生任团长、张赣生、杨彦偶任副团长，在党小组（闵任组长）领导下，到昆明东郊大板桥开展工作。出发前为筹措给群众免费治病的钱，部分同学到街头义演，开展募捐；农学院同学印制大量革命书籍（毛主席著作）在校内销售；先修班同学负责编印农民文化教材。该团到大板桥后，在一所寺庙里住下。开展为农民治病、办农民夜校和社会调查等，并以这些活动为掩护，进行秘密串联活动；街子天还搭台演出，吸引四方群众，进行革命宣传。

由于大板桥是昆明东郊门户，是战略军事要地，这里驻有卢汉的保安团、中央军第八军、宪兵团、国民党陆军总部机关等。村村寨寨住满了国民党兵，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鼻子底下开展工作，难度很大。但在闵竺生同志和党小组的坚强领导下，全团同志不畏强敌，积极努力。各项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免费看病深受农民欢迎，人们踊跃报名参加夜校。教材内容通俗易懂，内容有揭露反动政府苛捐杂税、抓夫派款、货币贬值、人民生活痛苦等，使群众从识字当中懂得了革命道理；街子天还有漫画、壁报专栏等宣传活动。同学们白天与农民下地劳动，在田间地头与农民摆家常，讲革命大好形势；晚上深入各家各户访贫问苦，进行思想发动和扎根串联，使大板桥的农民运动很快打开了局面。随后同学们又分成若干小组，到附近村寨开展工作，建立秘密的“农民翻身会”和“农会小组”。经过近两个月的辛勤努力，先后在阿依村、瓦脚村、李琪村、大村子等十多个村庄建立了地下农会组织，发展会员70余人；在阿依小学发展胡宝云等3位教师加入“民青”。

服务团还注意到与当地驻军和政府官员疏通关系，减少阻力。到达当地第二天就主动拜访伪镇长，第三天伪镇长设宴招待服务团，表示欢迎，服务团派少数代表出席应酬；做分化敌军的工作，对保安团（二团、六团）表示团结，争取下级军官和士兵，有的跟着农民唱《山那边有好地方》等革命歌曲。

农会组织起来后，引导广大农民开展“反三征”和反土豪劣绅的斗争。当年七八月份，正值“云南人企公司”（官办集资公司）发放股息。少数劣绅妄图鲸吞属于大板桥公众应得的股息，农民们非常气愤，向服务团反映，要求制止这种行为。服务团和当地地下党研究决定因势利导，支持群众反土豪劣绅鲸吞公款的斗争，采取签名呼吁和在街上贴出“打倒火烟绅士！”“打倒贪官污吏！”“不许鲸吞公款！”等大标语。劣绅们慑于群众的公愤，被迫召开所谓代表会进行讨论。地下党派出群众代表，在会上与劣绅们进行唇枪舌剑的较量，揭露劣绅们侵吞公款的图谋，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终于迫使劣绅们交出公款用于办学。这场斗争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闵竺生同志领导的云大农村服务团在大板桥的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云南进步的《正义报》派出记者萧龙前往采访调查，作了如下报道：

大板桥讯：四年前我曾到过大板桥，这里是一个小小的乡镇，有着一条很长而崎岖不平用石板铺成的街道，约有正义路一段的长短。两旁都是极矮小的平房，老百姓都穿着极朴实的蓝色土布衣服。这里每隔两天赶一次街子；在赶街子的时候，附近乡村的老百姓都背着自己的土产品来卖，换一点日用的必需品回去。在赶街的时候还比较热闹，平常简直是门可罗雀。这样的地方，如果不是“云大农村服务团”吸引着我，我是不会来重游的。

早上七点钟乘第一班慢火车出发，约一个小时后抵达大板桥车站，下车后约步行一公里就到达大板桥镇，在公路旁还有一所古庙叫做“明应寺”，这所寺因长年失修，已破烂不堪，不会令游人注意。可是大门口贴着一张白纸的长条，上面写着“国立云南大学先修班、医学院、农学院农村服务团”，又称“云大先医农服务团”。但实际上有5个学院来来往往的住宿，使这个古庙显得比平时特别有生气。刚进门同学们很热烈地欢迎我们，显得格外亲热，好像是久别重逢的兄弟姊妹一样。从谈话当中，知道他们对这种工作是多么的感兴趣。在这里的同学一共有40多人，女同学约占三分之一。他们住的地方没有床，大家在地板上面铺着极简单的行李。过惯了舒适生活的人是睡不惯这种地方的。可是他们一天工作疲劳之余却睡得很甜蜜。尤其是他们吃的，不必拿鸡鸭鱼肉的阶级来比，就是比学校一般人最坏的膳食还差。他们的饭是红色的糙米，菜经常是豆腐与辣子，但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而且饭量比在学校增加了，就是女同学也能吃上三大碗；他们的生活也极有规律，早上六时半起床，带着毛巾到小溪边洗脸，呼吸一下早晨的新鲜空气，过后还有集体早操。早晨这段时间是自己学习，或是小组讨论开干事会。10点钟早习，11点便开始他们的服务工作，一直到下午五六点才回来吃饭，晚餐后经常还有同乐会，来调剂一天的辛苦生活，直到晚上10时以后，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入睡。

他们的工作分为3个部门：一部门是农村访问组，这个部门由农学院同学负责，他们每天不辞劳苦地到大板桥附近的乡村做访问工作，并且带去一些简单的药品，为乡下人治疗较轻一点的疾病，或者一小点的创伤和疮疥。他们希望明了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了解他们的痛苦，给农民一点安慰。同时他们也作技术等的研究。例如病虫害、肥料、土壤的改良和灌溉等问题。他们也很谦虚地向农民学一些他们所不知道而且在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东西。第二个部门是社会教育组，由先修班的同学负责，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农民识字。大板桥离昆明虽然只有20多公里，可是文化水平相当落后，文盲相当的多。他们办了个临时学校，有中级班和成年识字班，各班的人数相当多，有时也教学生唱歌跳舞。工作最忙的要算第三个部门医疗组，由医学院的同学负责。每天由上午11时开始，一直到下午5时才停止，看病的人数总是数以百计。除了大板桥本镇的居民外，甚至远到30里以外的农民都来这里看病，因为是免费治疗。在以前很多农民生病没有钱到城市里医治，只好让他拖延下去或者用一种迎神送鬼的方法，使心理上得到一点安慰。可是，自从农村服务团到大板桥后，病人们有了新的希望，有的病人说：“十几年的老病，希望同学们好好把它医好。”这里最普遍的病是营养不良、消化不良；还有就是沙眼。每星期有两三天，还有云大附属医院的医生到那里去，帮助同学们医治一些较重要的病症。他们的医药大部分是医院供给的，有的是在药房里用很低的价钱的购买的。因为病人太多，他们感到医药缺乏，希望热心公益事业的人捐赠他们一些药品，去帮助千百万农民，造福贫病的同胞。

他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希望能普遍地展开这种运动。云大农村服务团只不过是我们的先导。

这篇报道生动地反映了革命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既是革命知识分子的需要，也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这是闵竺生同志为组长的党小组正确贯彻党的指示所取得的一次光辉成绩。

但是这一活动却受到了反动当局的敌视。在这篇报道见报发表后两天，即9月9日，昆明发生了“九九整肃”事件。大批军警宪特扑向大板桥，妄图把云大农村服务团一网打尽。由于上级党组织及早获悉敌人的行动计划，得以及时通知服务团转移。其中22人由张赣生同志率领，在当地农民护送下安全转移到革命武装控制的“嵩（明）寻（甸）游击区”。竺生与杨彦偶等人奉调秘密返校；其余来不及撤走的同志，就地隐蔽在当地群众中间，使来势汹汹的敌人扑了一空。服务团在东郊建立的“民青”和农会组织也未遭破坏，由留下来的同志将组织关系转给东郊地下党负责人郭忠义同志。服务团善始善终地圆满完成了任务。

奉调返校的闵竺生同志，在“九九整肃”的白色恐怖中难以立足，党组织迅速作出决定，派她到滇北地区工作。

四、壮烈牺牲

1949年9月14日晚上，闵竺生同志和昆明其他院校派往滇北的14位同学一起，秘密集中到西站附近的昆明农校，连夜出发，徒步经大普吉，于次日抵达富民县赤鹫村，与该村地下党员杨兴高同志取得联系，在杨家休息两天，然后由杨带领于18日抵武定县大西村，19日进入游击区禄劝县茂山乡，20日到中屏乡，与中共滇北地委和“边纵”3支队25团直属游击大队联系上。地县委领导同志热诚接待闵竺生同志一行，并赞扬他们说：“感谢同志们不辞辛苦，到这偏僻的山区来工作。这种革命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禄劝县工委研究并报经地工委批准，任命闵竺生同志为县工委委员兼镇康乡工作组组长。镇康乡又叫皎西区，距县城210华里，是最边远的一个山区乡，临近金沙江，江边有著名的红军长征渡口——皎平渡。山寨里居住着大量的彝族同胞，经济十分贫困，文化十分落后，多数彝民不懂汉语；加之，山高坡大，交通闭塞，工作困难极大。但闵竺生同志满怀革命激情，不怕艰苦困难，带领工作组全体6位同志，一边向彝族同胞学习彝语，一边深入发动群众，在当地小学教师协助下开展工作，受到彝族同胞的热烈欢迎和拥护。群众亲切地称呼她为“小米”，并赞叹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翻身解放的日子就要到了。”

工作组根据地县工委的指示，结合本乡实际情况，他们给自己规定了六条任务：一是对各族群众进行反美、反蒋、“反三征”和“减租减息”的宣传教育；二是清算本地积谷，用来救济贫苦农民；三是组织农会、妇女会、民兵、儿童团；四是参加生产劳动，为群众办好事；五是在小学教师中开展革命宣传串联工作，发展“民青”组织，依靠进步教师扩大群众工作；六是做好乡级政权的统战工作。

随着滇北地区工作的开展和“边纵”3支队25团到滇北开展武装斗争，先后解放了寻甸、禄劝、武定、罗茨、禄丰等县的部分乡村，建立起一批乡级农村基层人民政权，叫“解放委员会”。禄劝县皎西区建立了“镇康乡解放委员会”，由伪装进步的彝族大地主张克安任主席，工作组派罗星辉（化名马金花）同志任副主席。

闵竺生同志作为工作组组长，以身作则，一言一行都身体力行，按照六条任务要求，带领全组同志认真贯彻执行。据工作组成员张志同志回忆：闵竺生、罗星辉、李世廉、段星光、金孟华和张志是先后于1949年九十月到镇康乡工作的。当时闵是其组长、中共党员。她工作积极，埋头苦干，待人热情。大家相处得很好、很团结。整天忙于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妇女会，动员群众起来反美反蒋、“反三征”“减租减息”。他们6人分在3个地方工作，相距50～60里，十天半月才集中汇报一次工作。时值深秋，彝乡山高水冷，秋风瑟瑟。闵竺生的脚上起了很多血泡，手和脸上的皮肤出现鱼鳞状的皲裂，其他同志也有类似情况。但他们从不叫苦，还风趣地把这种现象称为接受党的考验和自身革命锻炼取得的成果。

在全组同志共同努力下，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9月下旬至11月初），各项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初步发动了群众，向群众普遍宣传了党的政策和各民族农民翻身解放的道理；揭露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使广大群众开始认识到农民穷苦不是因为“命苦”，而是受反动政府和地主恶霸压迫剥削的结果。在有了觉悟的基础上大家要求组织起来，形成斗争的力量。农会、妇女会、民兵、儿童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二是在许多山村建立了村政权。三是“反三征”斗争蓬勃发展，取得了节节胜利；“减租减息”即将开始。就在这时，反革命势力掀起一股黑风恶浪，向革命者席卷而来。

由于革命的深入，触及了当地封建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妄图进行反抗，作垂死挣扎；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9月初全省形势发生突然改变，省主席卢汉在蒋介石胁迫下转向反共，派保安团进驻武定和禄劝县城，与当地反动势力相勾结，妄图围剿我游击队和工作队。伪装进步的地霸头目张克安认为复辟的时机已到，撕去“开明士绅”的画皮，丢掉“解委主席”的头衔，在禄劝县伪县长王鉴的指使下，与反动地主杨玉林等一伙勾结起来，密谋策划拼凑了一支400多人的地主武装，称为“联防大队”，自封为“大队长”，狂妄地宣称：“要把共产党游击队吃掉”，“把挎水笔的工作队吃掉”。他把皎西工作组视为眼中钉，发誓“首先把这颗钉子拔掉”！

伪保安团进驻禄劝县城后，当地革命形势恶化。县城附近的一些工作组开始撤退到边远山区云龙一带集中。10月中旬，县工委副书记张琦同志到镇康乡检查工作，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讲到云南统治集团已像热锅上的蚂蚁，极度恐慌和不安，要警惕反动派狗急跳墙，作垂死挣扎；也讲到了县城附近工作组撤走的事。经工作组和解委会研究，镇康乡工作组暂不撤走。会上闵竺生同志说：“我们这里消息闭塞，今天张同志给我们讲了当前革命的大好形势。我们决心已下，不准备撤走。我们和广大人民群众已建立深情厚谊，全部撤走会给群众带来不安和恐惧。群众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就会不相信我们。”会议结束后，根据县工委决定，镇康乡工作组进行大稳定小调整，闵、罗等同志继续留下坚持工作。

就在这些日子里，以张克安为首的地主武装集团加紧策划，准备暴乱。中共滇北地工委掌握这一情报后，迅速作出决定：“为了防止张克安、杨玉林地霸反动武装暴乱，保存革命力量，立即将禄劝、武定两县农村的工作组撤回。集中力量，加强游击队。”由于负责传达这一指示的交通员在前往镇康乡途中被敌人逮捕杀害，这一指示未能传达到该工作组手中，他们仍继续坚持工作，未能及时撤退。而反动头目步步紧逼，10月下旬，反动势力多次秘密集会，策划杀害工作组同志。他们先是准备于11月2日在乡公所设“鸿门宴”，杀几只大山羊，以祝寿为名，邀请工作组和张琦同志“赴宴”。张克安安排他的小老婆与闵竺生“陪席”；派其爪牙张德勋等人“陪同”张琦、罗星辉等同志，并下令“随时看我的眼色行事，只要我发出暗号，你们就动手将在场的工作组统统五花大邦地捆起来，让他们措手不及，一网打尽”。张琦同志接到“请柬”，发觉张克安的“祝寿宴”是别有用心，在宴会前两小时即转移离开当地。工作组接到“请柬”，也认为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但对敌人究竟要干什么，没有识破；对敌情的严重性也估计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接到滇北地工委关于撤退的通知，不能擅自撤离，只得采取不理会的态度，仍照常工作，分头下各村寨去了，使敌人的“鸿门宴”阴谋未能得逞，但敌人又改变了罪恶计划，他们摸清每个工作组员的住址和行踪，实行分头包围，各个击破。11月4日晚，张克安召集其大小头目，布置分头抓捕工作组的行动。

11月5日上午，正当山寨里家家户户吃早饭的时候，张克安指挥着暴徒张德勋、张德华、张世光、张丽宗、戴有清、张旭章、康中才、王天祥等，手持刀枪，分兵两路，气势汹汹地闯进闵竺生和罗星辉两同志住处（当夜闵住农民金洪莲家，罗住解委会），绑架了闵、罗两同志。其他工作组成员也分别被包围，其中张志、金孟华二人在群众掩护下转移了；段星火同志被敌人抓获，在押送途中，他寻机滚下山坡而逃脱。闵、罗二人被敌人五花大绑关进解委会一间房里，严刑拷打，非法审讯，逼二人说出共产党、游击队、工作团组织名单及活动情况、工作计划等。敌人施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二人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始终没有招供一个字，傲然屹立在敌人面前，除回答“不知道”三个字外，还义正词严地斥责敌人。敌人把二人分开审问，当问到小闵“你们来我们山寨干什么”时，小闵理直气壮地回答：“来革命！来为人民做翻身解放的事……”敌人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决定杀害二人。中午时分，将被打得体无完肤、伤痕累累、几度昏迷、难以行走的二位同志强行押往皎西后山；匪徒们一路走还一路用刺刀和树棒乱戳乱打，逼二人最后招供，声称只要招了就饶你们的命。二人坚定不移，置生死于度外，任凭敌人怎样施暴，始终面不改色，无所畏惧，不吐露任何真情。经过半小时的艰苦跋涉，翻过一座山顶，来到一处叫衣祖山的山箐里。敌人深知不可能从二人口中得到什么，就在山箐里停下来，匪首戴有清喊了一声“动手”，暴徒们像一群豺狼野兽，猛扑上去，先抢走二人的手表、水笔，剥光其内外衣服，进行瓜分；然后对二人施行最残暴、最野蛮的种种暴行。闵竺生同志遭到敌人对妇女最残忍的暴行，她仍坚定地怒骂敌人：“土匪！野兽！革命人民总有一天要向你们算账！”最后敌人向他俩连连开枪，两位烈士在“共产党万岁！”的呼喊声中倒下，壮烈牺牲。闵竺生同志时年22岁，罗星辉同志18岁。

烈士的牺牲，激起了整个滇北工作团和游击队全体同志的强烈义愤和悲痛。11月13日，在禄劝县云龙乡召开的全体工作团员和游击队员会师大会上，发现少了皎西工作组的几位同志，地县工委领导同志心急如焚。正在焦急等待之中，有皎西的一位名叫王伯义的彝族农民，跋山涉水赶了几天路程来到会场，把一个麻布挎包交给工作团领导，泪流满面地说：“这是小米同志的遗物……小米和马金花同志在11月5日被张克安派人杀害了。”他又补充说：“皎西的群众得知两位同志牺牲，男女老少全都放声痛哭。”噩耗传开，全场悲恸。会师大会顿时变成悼念烈士的大会，全体干部、战士和云龙乡的老百姓们个个义愤填膺，一起振臂高呼：“绞死反动地霸张克安！”“血债要用血来还！”“为死难烈士小米、马金花报仇！”“一切反动派没有好下场！”“中国共产党万岁！”

为了反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为烈士报仇，地县工委立即决定调整队伍，将工作团编入游击队。分兵两路，一路350人，由政治总负责人刘隆、大队长金洪照、教导员刘巨河三同志指挥，直插皎西，追击张克安匪部，寻找烈士遗体；另一路460多人，由军事部长王元昌、大队长马英、教导员雷光远三同志指挥，挺进武定山区，阻击武定、元谋、罗茨方面增援之敌。当我游击队赶到皎西时，张克安匪部早已闻风而逃。全体指战员搜遍皎西山野谷地，已无法找到烈士遗体。据当地老百姓反映山里狼多，烈士遗体很难存在了。最后在衣祖山上找到了一块被血凝固的头发，经鉴定正是闵竺生同志的遗发；还找到了几块白骨。同志们悲愤至极，泣不成声。为了给烈士报仇，游击队在禄劝县境内展开搜索，追歼残敌，给匪徒们以沉重打击，主要匪首躲藏起来了。1949年12月13日，游击队和工作团接管禄劝县城，宣告该县正式解放。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人们没有忘记杀害烈士的凶手们还隐藏潜伏在县境。于是在新成立的县委、县政府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斗争随即展开。在广大各族人民的检举揭发和公安武装的围剿之下，匪首张克安、杨玉林及直接杀害烈士的刽子手张德勋、张德华、戴有清、陈旭章、王天祥、张世光等，一个个被捉拿归案，推上人民的审判台，受到了应得的惩罚。1950年3月分批处决了这些罪犯，全县沸腾起来了，全县各族人民拍手称快，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1954年，中共禄劝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县城附近山坡上建立了烈士墓；1984年又拨出专款修建烈士陵园，将两座烈士墓迁入陵园重新安葬；同时在皎西乡（原镇康乡）建烈士纪念亭和纪念碑，每年清明节都有大批青少年学生和各族人民前往悼念，闵竺生、罗星辉两位烈士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当年和烈士一起学习、工作和并肩战斗的老同学、老战友们，也亲临烈士陵园，追思缅怀英烈，写下不少悲壮的诗篇。

五、战友情怀

1983年4月19日，中共禄劝县委召开党史资料征集会，邀请34年前在该县战斗过的老同志80余人参加。会前大家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祭扫烈士墓，悲痛悼念战友小米、马金花同志。一位老同志代表宣读了34年前“边纵”独立二团政工队出版的《红星报》上登载的纪念两位烈士的《悼词》，即悼诗两首：

其一：

马金花、小米，您们牺牲了，

您们被反动派屠杀了！

您们的死，

在我们心灵上，

刻上了一条沉重的血痕。

您们，

遭遇了残酷的灾难……

我们，

感到无限的悲伤和凄凉。

但是，

您们的死，

使人们对革命事业更坚毅、更勇敢！

从此，

我们要踏着您们的血迹前进，

彻底消灭反动派！

您们的死是光荣的，

在革命的历史上，

渲染了您们的血迹！

安息吧！

英勇的同志，

亲爱的战友！

胜利的鲜花，

已开放在全中国。

同志们忘不了您们，

全中国人民忘不了您们，

安息吧！(https://www.xing528.com)

亲爱的同志。

其二：

反动派，你这没良心的走狗，

你这人面兽心的豺狼。

表面上，

装模作样，假装好人；

实际上，

多少善良的人民被你剥削，被你屠杀。

这一次，

我们亲爱的同志——小米、马金花，

也被你们杀害了。

可恶的反动派，

在今天，

我们已认清了你的真面目，

烈士的血写的事实，就是铁的证明。

我们决不再受你的欺骗。

告诉你——残酷的反动派，

血的债，

还是要血来偿还。

在全中国快将解放的今天，你，

反动派，

逃不脱人民法令的裁判。

1949年11月21日于汤郎

接着，另一位老同志代表与会的其他同志宣读了悼念二位烈士的新作：

安息吧，我们的烈士！

用您们的鲜血，

写出了悲壮的史诗。

在黑暗的尽头，敌人总是要作垂死的挣扎。

您们为人民的解放，

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千百行的眼泪，

浇灌着新生的幼苗，

千百万战友，

继承您们的遗志。

黑暗已经过去，

光明的新中国已经诞生，

我们学习您们的顽强精神，

在新的长征路上前进！

以新的战果，

慰祭英灵！

安息吧！

我们的烈士。

战友张世清敬上悼词一首：

竺徇破土凌云，

生就钢筋铁骨。

星光刺穿黑夜，

辉洒皎西大地。

烈火燃满胸膛，

士为人民献身，

永书青史英名，

存世万古流芳。

战友张炳今、张绍虞敬上悼诗一首：

蒋匪苛政猛于虎，

遍野哀鸣夜未央，

深山惊闻炮声急，

滇北烽火起四方。

党旗招展“边纵”来，

各族人民争解放，

禄劝突然传噩耗，

两君死难日无光。

战士切齿人民哭，

奋勇争先杀豺狼。

斩尽土匪灭地霸，

人民从此得解放。

大地回春三十年，

战友雁行列墓前。

鲜花一环千滴泪，

祭奠灵英于九泉。

愿将残生献人民，

以继先烈革命心。

齐建共产千秋业，

为党奋斗至终身。

四化建设日日新，

满山鲜花悼忠魂。

后人年年扫墓前，

革命精神代代传。

战友李中敬上悼诗一首：

为国勇捐躯，

一片丹心垂万代。

全心干革命，

忠魂赤胆照千秋。

战友王林献诗一首：

满怀凌云志，

无私无畏赴战场；

尽洒坚贞血，

为党为民献青春。

战友罗真、梅鸿达献诗一首：

君在学校一书生，

志在革命为人民；

壮烈捐躯实可敬，

聚首史话悼忠贞。

战友杨文彬、罗仲瑜、周霖、把克坚、杨有兴、肖林献诗：

黎明前夕，禄劝举烽火，镇康传噩耗，战友顿失令人悲。

大地重光，战友又欢聚，春光明媚时，仅以鲜花慰忠魂。

战友张淑静献诗：

阳光铺大地，红色种子撒故乡，两君赤胆忠心干革命，模范篇章山寨传。

黎明驱黑夜，牛鬼蛇神聚皎西，烈士壮洒鲜血为人民，英雄史诗世人赞。

1997年4月5日，云南大学老战友联谊会理事张赣生、老战友董坤德（原云大地下党总支委员）、杨彦偶、李实、马绍忠、杨荃、张绍虞等同志，与烈士亲属闵光猷（弟）、闵惠芬（妹）、闵光汉（堂兄）前往禄劝扫墓；云南农业大学派专车，校志办公室还派两位同志陪同前往；禄劝县政府派民政局负责人王正洪同志带领老战友们，来到1992年新建的烈士陵园闵竺生烈士墓前，举行悼念仪式。战友们回忆起当年闵竺生同志的革命事迹和壮烈牺牲的情景，忍不住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张赣生代表省农大、马绍忠代表云大老战友联谊会、闵光汉代表亲属，分别致悼念词，深情缅怀烈士的光辉业绩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云大老战友联谊会代表致词说：“闵竺生同志生前是我们最亲密的同学和战友。在反压迫、反内战、反饥饿、反美、反蒋的革命运动中，她是我们的杰出代表和带头人。遵照党的指示，她带头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为云南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革命，她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不怕抛头颅、洒热血；在敌人面前，铮铮铁骨，英勇不屈，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愧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闵竺生同志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是光辉的，她是广大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告慰烈士英灵。您的事业得到广大人民继承，您的革命理想正在实现，我们的伟大祖国正在日益繁荣富强。您所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也发生了巨变，昔日的贫困面貌有了显著变化，正在走向小康。您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