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干部参观团赴京考察汇报成果

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批在“反右派”“反地方民族主义”和“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和被迫害的民族干部相继得到纠正和平反落实政策，恢复了工作和相应的职务。为了给这些受冤屈多年的同志一些安慰，经省委同意，省民委于1980年4月组织了这个民族干部参观团，由和万宝同志（纳西族领导干部，曾受错处）任团长，杨永新（原大理州白族副州长，受错处）、和耕二人任副团长，由笔者作为专职工作人员任秘书长，杨炎厚同志（原“边纵”七支队藏族骑兵大队大队长）任副秘书长。全团65人，前往北京、上海等地参观考察，收获颇丰，大家深感满意。由笔者撰写这份总结，向领导汇报。

在省委的亲切关怀下，省民委组织了全省少数民族干部参观团，全团65人分别来自丽江、迪庆、大理、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红河、文山、楚雄、玉溪、曲靖、昆明、昭通等13个地州市，由15种民族组成。其中彝族12人、白族12人、纳西族8人、哈尼族7人、回族5人、壮族3人、傣族2人、苗族5人，其他藏、佤、拉祜、傈僳、布朗、瑶等民族各1人，还有长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5人。这批参观团成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参加革命较早，多数是解放前参加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和“边纵”游击队的干部，其余的人则是解放初期和土地改革时期参加工作的第一代民族干部；二是大多数在“反右派”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等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一部分是在“文革”中深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其中还有些同志两次都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前后才陆续得到平反或纠正。参加这次参观团对每个人都有重要的意义，许多人把它看成是自己重新站起来的标志，是参加“新长征的起点”。有的看成是一种光荣，证明党没有忘记他们，依然重视他们。

参观团于1980年3月18日出发，先后到北京、天津、上海、四川等地参观考察学习，于4月30日返回昆明，历时43天。

参观团在北京以崇敬的心情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参观了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生平事迹展览和党史展览；在上海参观了党的“一大”会址；在重庆参观了红岩纪念馆，看了当年关押革命同志的渣滓洞和白公馆，并到烈士墓前凭吊默哀。通过这些活动，全体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和烈士们留下的遗言，激励大家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参观团的第二项重要活动是参观考察15个先进的轻重工业企业和6个农村人民公社，以及若干水利工程和社队企业、沼气化样板村等，使大家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当我们在天津塘沽新港登上我国自己制造的万吨远洋货轮和走在广阔的大港油田上时，心情无比激动，对祖国的光辉前程充满信心和自豪。大家也亲眼目睹了许多工厂在“四人帮”横行时惨遭破坏，大量亏损，粉碎“四人帮”后很快恢复生产，扭亏为盈的事实；而且技术不断革新，试制的新产品不断涌现，各个厂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利润和外汇。重庆钢铁厂在“文革”初期，由于受“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被迫停工停产，后来勉强恢复生产，结果是3年亏损1亿多元，以后一直亏损。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变先进，扭亏为盈；两年成为大庆式企业；3年制造了5项新水平。1979年上交国家利润5 400多万元。看了北京和上海郊区和四川农村的几个人民公社，受到很大启发。这里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社队企业蓬勃发展，有些企业专门生产出口产品。工农业和畜牧业收入已大大超过农业收入，而农业生产也创造了高水平。每个劳动日值都在1元以上，有的达到2元。社员生活相当富裕。通过直观的考察，使大家认识到我国国民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工作；社会秩序井井有条；一大批懂业务技术、有管理经验的干部正在茁壮成长。这一大片可喜的形势，使大家受到教育和鼓舞，对我省的“四化”建设增强了信心。

参观团的同志们来自祖国西南边疆，对祖国的国防建设非常关心。在上海参观了东海舰队，舰队领导听说大家来自云南边疆，给予热情欢迎，破例让大家登上舰艇，体验海军生活；到四川看了3个兵工厂，看到各种步兵武器和水陆两用坦克的表演；在西昌还有幸参观了卫星发射中心。大家对我国国防建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此外，参观团还游览了长城、故宫、明陵和苏州园林、成都武侯祠等名胜古迹，对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有了生动的了解，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和历史传统的教育，深感伟大祖国的可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和自豪。

在这43天的参观学习历程中感受最深的是受到中央领导和各省市领导的关怀和尊重。在北京，胡耀邦总书记得知我团到来，派胡启立同志到我团住地转达他的问候和亲切关怀；政治局委员乌兰夫同志和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亲切接见并和全体同志合影留念；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两次接见；江平副主任给大家作了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新形势的报告。当大家提出要求看望云南地下党老领导郑伯克同志时，伯克同志闻讯主动到我团住地看望大家。到几个省市参观时，先后受到天津市委第二书记黄志刚、市委秘书长李定、市革委秘书长黄杰，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靖任秋，苏州市委副书记曲文，重庆市委书记孟广涵，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伍精华、副省长乔志敏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并介绍有关情况。上述省市的民族、统战部门的负责同志则全程陪同参观，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欢迎。凉山州的接待尤为隆重，州委领导班子驱车到成昆线火车站列队欢迎，进入州城时更是大队人马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吹打着民族乐器夹道欢迎。大家都感到受之有愧，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各族人民的友情。(www.xing528.com)

在国家民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参观团的同志们纷纷发言，表示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家民委的亲切关怀。许多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同志甚至泣不成声，就像一个受委屈被抛弃多年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倾诉衷肠。重新感受到党的温暖和民族大家庭的温暖，重新焕发出革命的朝气。广南县原瑶族副县长李贵荣同志在“文革”中由于不满“四人帮”的做法，对党的政策产生误解，一气之下回家多年不想当干部了，这次动员他来参观还不想来，勉强来到昆明还在犹豫，经过参观学习，听了领导讲话，终于解开了思想疙瘩，他说：“党的政策真的回来了，我要永远跟着党走。”壮族干部龙明传同志说：“50年代民族工作的老传统又回来了。党中央非常重视民族工作，我们应该把心交给党，好好地为各族人民服务。”许多同志表示感谢三中全会、感谢云南省委。“没有三中全会，没有省委对民族工作的重视，我们就不可能出来参观，也不可能受到各地热烈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大多数已年过半百的老同志决心毕其余生，为祖国“四化”作出新的贡献。

四川靠近云南，大家更感亲切，学到不少好的经验，特别是凉山州民族工作方面的经验。该州解放30年来，已从一个野蛮残暴的奴隶制社会变成一个温馨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社会；工农业、畜牧业和林业都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三年来发展更快：粮食产量比解放前增长两倍，人均有粮740斤；大小牲畜增长2.4倍，人均有畜1.5头；国营和集体所有的工业企业由7个厂增加到1 184个厂，去年工业产值2.5亿元，增长了500多倍；人民生活大有改善，去年集体纯收入人均120元，接近四川省的平均水平；林业方面实行飞播造林，大幅度提高了造林面积；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方面也有重大发展。他们的主要经验：一是长期稳定地坚持贯彻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的民族政策；二是大力培养民族干部，特别各级领导干部，使自治机关实现民族化。凉山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43%，在州委常委中少数民族占47%，在州委书记、副书记中占一半；在县委正副书记、县革委正副主任中，少数民族占38%；在区级正副书记、正副区长中占60.5%；在公社中正副党委书记占66.4%。他们培养民族干部的经验是：党委重视，有长计划和短安排，定期进行检查；每年省委都增拨一定数量的招干指标给民族地区；每年从全省自然减员中拿出1 000个名额，从少数民族复员军人、回乡知识青年中吸收民族干部；强调汉族干部对民族干部实行传帮带，当好民族干部的参谋。原州委副书记张良玉同志（汉族）带出一批民族干部后，自己退居二线，只当顾问。昭觉县委书记蔡云同志（汉族），手把手地教民族干部，让培养起来的民族干部担任一把手，自己担任副职。我们亲眼看到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民族干部队伍已茁壮成长起来，他们能联系群众，能挑重担；我们也看到了一批汉族老干部从解放初期进入凉山，为凉山人民服务一辈子，为凉山的改天换地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亲如一家，正在安享晚年。

凉山州的第三条经验是合理调整国民经济。从本地区的客观实际和民族特点出发，科学地安排农业、工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因地制宜地贯彻各项经济政策。他们的办事原则是：“宣宽不宣严，宣简不宣繁，多奖少惩。”在生产责任制方面，全省推行“五定一奖”，凉山只搞“三定一奖”；在行政体制和公社规模方面，根据山区分散的特点保留区级行政机构，小乡改为公社，每社有国家干部6～7人；大队和生产队规模从有利生产来决定。队干部不脱产，只给误工补贴和奖励工分。另外，还允许单家独户和对集体经济没有信心的农户实行包产到户。他们把生产方针具体落实到每个生产队，把宜林、宜牧、宜农、宜渔的土地和水面划分开，加以充分开发利用，改变单一经济模式。种植业也进行了改革，过去片面强调种洋芋和提高复种指数，结果不利于轮作，影响到农产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现在实行各种作物合理搭配，实行轮作，有利于发挥地力和提高单产。畜牧业过去只强调发展率，不懂得真正体现价值的是商品率，现在主要强调商品率和周转率，畜群结构和品种的改良要服务于商品率的提高；林业方面改变过去单一品种，实行针叶林与阔叶林混合种植，更有利于保护生态平衡。

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方面，过去只片面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地区只当原料基地，不搞加工，当“第三世界”。少数民族靠山不得吃山，大大挫伤了积极性。现在该州大胆解放思想，强调开发当地资源，当地人民一定要得利。经省委批准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国有林由社队代管，收益实行分成；森林管理和采伐由林业部门出技术、出管理干部，林业工人招收当地农民亦工亦农；采矿业和矿产品初加工、畜产品加工、木材产品加工等由社队自办或县社联办、州县社联办等形式。有些技术要求高的加工业则与天津、上海等地的大企业合资经营，利润分成。今年该州已开始搞农工商、林工商联合企业的试点。他们深有体会地说：“抓生产如果只抓农业，不抓工商业，只算抓了一半。”

凉山州第四条经验是恢复使用发展民族文字。这里的彝文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1958年被取消了，改革开放后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小学都采取彝汉两种文字并用；农村扫盲以彝文为主。昭觉县用彝文扫盲，速度很快，现已扫盲40%。民族文字的推广使用，促进了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通过40多天参观考察学习，全团同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形势教育和民族政策再教育，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四化”建设的决心和信心。大家联系我省实际，感到差距很大，但我省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只要解放思想，进一步落实政策，肃清林、江反革命路线的流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搞建设，还是大有可为的；联系个人实际也觉得差距很大，应努力学习外地同志的敬业精神和朝气蓬勃的干劲。重庆市第二棉纺厂党委书记过仲英同志，“文革”中家破人亡，丈夫（原厂党委书记）被迫害致死，企业濒于破产，1976年亏损60万元，靠银行贷款发工资。粉碎“四人帮”后，她受命勇挑重担，一心扑在工作上，团结带领全厂职工，搞好“揭、批、查”运动，迅速整顿好企业，1977年一年就扭转了亏损，1979年向国家上缴税收和利润1 700多万元，三年赚回三个棉纺厂。大家还接触了不少精通本行业务的领导干部，如大港油田总指挥黄浩同志，该同志将油田的各种数据背得滚瓜烂熟，对油田全面情况了如指掌，不仅了解国内石油开采情况，还了解国外油田开采情况；既慎生产，又熟悉工人的思想和生活情况。这样的领导干部是大家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