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的研究及响应

一、深受压迫的少数民族

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全国有少数民族55个，人口达1亿多人，在全国总人口中比例不算很大，但在世界上却相当于一个中等的大国，其重要地位不可忽视。在我国历史上，从远古至今，少数民族始终是国家的重要成员，与汉族一道，为开发祖国、建设祖国，为五千年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实在古代，少数民族人口并不少，汉族人口也不十分众多。由于几千年来的经济、文化交往和政治上、军事上的征服等原因，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因而汉族人口越来越多。因此，少数民族还为汉族的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在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除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之外，还深受民族压迫，包括大汉族主义、元朝和清朝统治者的大民族主义等的压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是歧视、排斥、压迫和同化的政策，使少数民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到了近代，我国又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包括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均受到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腐败的清王朝，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加紧对各民族的镇压，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他们蓄意挑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仇杀，妄图借汉族之手镇压少数民族，又借少数民族之手打击削弱汉族。这些罪恶行径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汉族人民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云南回族起义；哀牢山有李文学为首的彝族起义；滇南哈尼族，滇西拉祜族、傈僳族等相继发动了起义。这些起义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起义者缺乏斗争经验、缺乏坚强团结的领导核心，缺乏明确的斗争纲领等原因，先后都失败了。各族人民并不屈服，他们继续寻找民族解放的道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三民主义”“五族共和”的主张，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许多少数民族人民和革命志士参加了这场斗争。但在推翻清王朝后，国家政权又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篡夺；北洋军阀被消灭后，又出了个蒋介石，重新把中国投入黑暗的深渊。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但继续保护封建主义，纵容帝国主义继续侵略我国；还在反动集团内部滋生一个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前二者勾结起来，形成压在全国各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继承封建统治阶级的衣钵，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政治上剥夺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对少数民族课以沉重的苛捐杂税；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行强迫同化政策；在劳动就业和教育方面对少数民族进行歧视和限制；强迫推行“国语”，禁止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理论上甚至抄袭法西斯反动观点，宣布汉族为“国族”，少数民族是“大小宗支”，根本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使广大少数民族长期处于无权和不平等的地位，严重阻碍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台湾省和东北三省，进而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各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进少数民族地区，以传教为名，对各族人民进行欺骗、麻醉和奴化教育；煽动民族分裂活动，在一些地方制造傀儡政权，妄图把一些地区从祖国分裂出去；对敢于反抗侵略的民族，则进行种族灭绝或隔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鄂伦春等民族就是这样做的。灾难深重的少数民族世世代代渴望解放，渴望民族平等。

二、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少数民族大救星

中国共产党把解放全中国，包括解放受压迫最深的少数民族，作为自己的革命目标。早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志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报告，提出了殖民地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的基本理论。第二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一理论，并联系中国的实际，开始研究探索民族问题。接着在第二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的党的纲领中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1月，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大会宣言》，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的主张，其中关于“民族主义”的内容是：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

在少数民族较多的云南省，党组织较早地开始注意民族工作。1927年12月，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少数民族的政治纲领。《大纲》中提出“民族工作在党的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少数民族在农民运动中是一支有力的队伍；民族解放非常重要，党应注意对少数民族斗争的领导”等。党中央领导集团出现的“左”倾路线曾给云南民族工作带来一些错误，如提出“推翻土司制度”等过“左”的口号，脱离云南边疆实际，造成一定的损失。云南党组织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及时作了纠正。1928年6月，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提出“少数民族问题是农民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得到与会代表的支持。同年10月，云南第一次党代会在蒙自县彝族山村查尼皮召开。党在这一带山区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第一支革命武装，革命力量很快扩大到蒙自全县和个旧、石屏、阿迷、开化、马关等部分地区。1929年春，党在马关县汉、壮、苗、瑶、彝、傣等民族40余寨掀起了近万人参加的农民运动。

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时期，民族革命运动首先在汉族地区蓬勃兴起，少数民族也积极响应。党在全国建立的许多革命根据地，其中有些就建在少数民族地区。邓小平同志于1929年12月到广西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先后建立红七军和红八军，并在左右江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广大壮、苗、瑶等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参加，韦拔群同志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白族聚居的湖南桑植县建立根据地。红军长征经过贵州、云南、四川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生命财产，实行民族平等，深受少数民族的欢迎。在红军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宣布：“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骨肉兄弟。”在经过苗、壮地区时发布的标语口号是：“苏维埃和红军绝对保障苗族、壮族的解放和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解除苗家、壮家的痛苦。”“苗、瑶、傣、回和汉族、一切弱小民族一致联合起来！”红九军团攻占会泽县时，受到全县各族人民热烈欢迎，有1 300多人参加了红军。红军横扫滇西，得到各族人民拥护；丽江纳西族人民推举代表数百人在县城南的东元桥“接官亭”摆香案迎接红军入城；群众为红军带路、赶制军衣米袋，木匠们为红军扎竹筏，准备渡江；金江沿岸群众打捞被蒋介石电令沉入江底的船只；船工们经过四天三夜的苦战，使18 000多人的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进入藏区，通过布告宣传和疏通关系，得到归化寺八大僧的支持和帮助，将6万多斤青稞和大量红糖、食盐卖给红军。红军离开中甸时，中甸当权者还派骑兵数人一路开道，用牦牛驮送红军伤病员，使红军顺利通过藏区。

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央红军路过寻甸时，驻扎在回族聚居的柯渡坝，军委总部设在丹桂村。朱德同志亲自到附近回辉村清真寺拜访教长和回族人士，宣传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随行的宣传员在清真寺墙上写了：“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的大标语，被回民视为珍宝，加以精心保护，至今成为一件重要文物。红军在禄劝县彝族人民支援下抢渡金沙江北上，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刘伯承总参谋长同“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实现民族团结，顺利通过彝区。

红军路过云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武定县暴发了反对万德土司的暴动；金沙江一带暴发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黄军起义”等。1936年7月，北上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帮助甘孜藏族人民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

值得一提的还有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和所建立的红军，在滇桂黔边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小平同志北上以后，韦拔群同志等继续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于1931年11月派出韦纪、韦天恒等多名干部到云南富宁县开展工作，建立了一支600多人的游击队，以该县少数民族聚居的七村九弄为中心建立起“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5月扩大到广南、麻栗坡和广西那坡、靖西、德保、西林、百色等县。1935年1月，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游击队主动出击，攻打敌人重镇剥隘，予敌重创。敌人集中兵力进剿革命根据地，彝、苗、壮等族人民作出重大牺牲，游击队主力转移靖西。1936年3月又返回富宁，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抗击了敌人近1万人次的围攻，歼敌3 000余人，反围剿斗争取得重大胜利。1937年春，敌人又调重兵围剿，边区人民和游击队英勇抗敌，近100个寨子、2 000户民房被烧、7 000多人被杀害、1万多人流离失所。但边区人民和游击队并不屈服，也没有被消灭，他们以富宁为中心，以右江上下游和黔桂边为主要活动区，继续坚持斗争，活动范围扩大到3省、28县、100多万人口地区，革命武装发展到8 000多人。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各民族中进行挑拨离间，妄图分裂我中华民族和国家。“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打着“满洲自决”的幌子，拼凑了“满洲帝国”傀儡政权；对内蒙古也提出骗人的“蒙古自治”“满蒙联合”的口号，策动少数蒙古族上层分子成立所谓的“蒙古军政府”。他们还在回族中煽动搞“大回回国”的分裂活动，等等。中国共产党从各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各民族团结抗战的方针，积极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于1937年7月成立“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在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动员蒙古族、回族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方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专题讨论了少数民族工作问题。党中央从我国国情出发，改变了以前曾提出过的“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设想，提出在祖国统一大家庭中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1939年初，党的西北工委成立，把负责民族工作的机构合并起来，专门设立一个“民族问题研究室”，系统地对少数民族问题进行研究。1940年4月和7月，中央批准西北工委起草《关于抗战中蒙古族问题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并指出少数民族的命运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从彻底抗日的斗争中，才能争取一切其他方面的解放。”《提纲》规定实行民族平等，发扬民主，尊重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组织抗日武装，增强抗日团结等。党中央十分重视培养民族干部，1937年在中央党校开始举办民族班；1939—1940年又在陕北公学先后成立蒙古青年队和少数民族工作队等。

陕甘宁边区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模范地区。这里民族平等原则得到充分体现，各民族相处融洽，大批少数民族代表当选为边区的县区乡参议员和政府委员；在回族较多的“三边”、关中和陇东3个专区，分别建立回民自治区、乡，由回民自己选举区、乡长，负责管理本区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在蒙古族聚居的伊克昭盟^[1]城川地区建立了蒙民自治区等。

八路军和新四军除广泛吸收各族人民参军参战外，还派出民族工作干部和战斗队到敌后少数民族地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抗日武装；在晋西北大青山建立蒙汉人民抗日武装；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回民中建立“回民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先后建立几十支回民抗日武装。著名的“冀中回民支队”，以回族共产党员马本斋为司令员，这支队伍依靠群众，英勇抗战，屡建奇功，受到冀中军区通报嘉奖，授以“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锦旗。中央军委也通报嘉奖马本斋司令员。此外，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和满族，华南地区的壮、瑶、黎、苗等各族人民也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为反抗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维护民族生存而流血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

蒋管区的各族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斗争。云南党组织以统一战线的形式，积极争取李根源、张冲等进步人士和省主席龙云等支持抗战。李根源在滇西奔走呼号，连续发出《告滇西父老书》和《告滇西各土司电》，号召各族土司和人民组织起来守土卫国，同心同德一致抗日。在党的统一战线号召下，滇西、滇西南、滇南边疆各民族土司、山官、王子、头人等响应号召，共赴国难。在千里边疆组织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人数达5 000多人。与入侵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最后配合我国远征军将敌人逐出国境，取得了重大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特别是在日本投降后不顾人民死活，又悍然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的罪恶行径，早已恨之入骨，积极掀起反蒋斗争。早在1949年9月，新疆巩哈县（今尼勒克县）农牧民发动武装起义，袭击国民党驻军和警察，得到伊犁地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吹响了“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革命的号角。11月12日，各地起义代表在伊犁开会，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不久建立了革命武装——民族军。迫使国民党进行谈判，签订11项和平条款，同意改组新疆省政府，新疆各族人民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但国民党政府很快又推翻了和平条款，对革命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各族人民坚持斗争直到解放。内蒙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于1946年4月3日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确定了平等自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方针。1947年4月24日在乌兰浩特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由党组织起草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纲领中规定自治政府的任务是“团结自治区内蒙、汉、回各族人民，坚决粉碎美帝侵略，推翻国民党封建买办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为实现内蒙各族人民彻底解放而斗争”。会议选出临时参议会，经参议会选出自治政府组成人员，乌兰夫同志任主席。5月3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www.xing528.com)

东北、华北、华东等省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一道，积极参加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西南、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中共云南省工委认识到云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少数民族人民遭受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本民族统治者的压榨，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有推翻反动统治的强烈要求。这些特点决定党的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离不开少数民族。党组织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决定把开展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少数民族地区。首先在彝族聚居的路南圭山和弥勒西山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武装队伍。在滇南哈尼、彝、傣、壮、拉祜、佤等族聚居区先后建立滇南和思普两个革命根据地；在滇东南壮、苗、瑶等族地区建立开广革命根据地；在彝、苗、布依等族聚居区建立罗盘根据地。滇东北、滇北、滇西、滇西北和滇中地区的各个根据地中，也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党组织十分重视培养民族干部，向农村派遣的许多共产党员和民青成员中就有一批少数民族。他们在各民族中很快扎根，打开局面；各根据地还举办军政干校和培训班，吸收大批少数民族青年参加，将他们培养为革命干部。在战斗中，各地少数民族踊跃参军参战，成为革命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边纵”队伍中，少数民族占很大比例，其中担任干部的也不少。在开广地区四支队团以上干部中少数民族占19.2%，在营以上干部中占29.4%；有许多连队以壮族和苗族为主；滇东北会泽县建立了一支回族武工队；陆良县白寨古村有一支彝族小分队；滇北地委组建的六支队下属威宁游击团768人中，彝、苗、回、布依等族占47.34%，其中排以上干部中少数民族占91.66%；团级干部5人全是少数民族（彝族4人、苗族1人）。六支队“永绥大队游击队”攻占大关县城时，收编了城防队中30多名苗族队员，改编为苗族中队；昭通县还有一支由400多回民组成的游击队。驻滇西北的七支队6个主力团7 000多名指战员中少数民族有5 000多名。在17个主力营中白族为主7个营、彝族1个营、汉族营4个、多民族营5个，还有一支藏族骑兵大队，1个彝族直属营；在八支队自卫团一、二大队中，彝、白、回等族占三分之一；思普自卫军江越支队中佤、傣、哈尼等族占20%；迤南边区有自卫军中有岩帅佤族武装两个大队；滇南十支队中有个江外独立营3个连，少数民族分别占60%、50%、90%；滇中独立团有蒙古族60余人，河西护乡团有一个回族连（纳家营回民为主），玉溪护乡团有1个回族排。在武装斗争中，许多少数民族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玉溪地区著名烈士就有9人。“边纵”广大少数民族指战员为云南、贵州和广西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云南党组织在斗争实践中还认识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有压迫剥削的一面，也有维护本民族利益、反对外民族压迫的一面，他们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他们是民族公众领袖。因此，团结一个民族上层就是团结一个民族。党组织根据其不同政治态度，采取“团结、争取、斗争”的方针：对进步人士，坦诚相待、荣辱与共，尊重信任，适当安排；对政治上摇摆的，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耐心争取；对顽固的反动派坚决给予打击。许多民族上层在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元江哈尼族李和才、西双版纳傣族召存信、滇西北白族赵螽象、傈僳族霜耐冬等，成为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得力助手。傣族上层刘士纯；佤族上层田兴文、田兴武；壮族王朝忠、肖玉琨、依鼎丰；彝族上层余海清、金绍清、禄大全、杨宇春；回族上层马鹤龄等，为支持革命，有的倾其家产，有的献出了生命。大多数民族上层为革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三、党领导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幸福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各少数民族受压迫的历史，我们的祖国变成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友好团结的大家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内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等。

解放初期，由于历史上民族压迫所造成的民族之间的隔阂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党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民族团结问题。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分别向西部各省区派出慰问团，抱着向少数民族“赔不是”的态度，到各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和慰问，调查了解各民族社会情况，疏通民族关系，调解民族纠纷。在中央访问团所到之处，受到各民族人民最热烈的欢迎，民族团结有了重大进步。云南思茅专区于1951年元旦召开了全区民族代表会议，通过民族团结的决议，竖立起庄严的“民族团结誓词碑”，永为纪念。访问团到巍山县访问，向各族人民大声宣布历史上回族和其他民族联合反对清王朝的斗争属于革命起义，为广大回民摘掉了世世代代背着的“叛逆”罪名，大大增强了民族团结。

为了加强民族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机构，以后又陆续成立了“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民族出版社”以及在广播电台开设民族语广播等。云南省抽调大批干部组成民族工作队，派往滇西、滇南等边疆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制定了“团结、生产、进步”和“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通过做好事、交朋友、团结民族上层，发动群众；调解民族纠纷；组织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废除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地名、族名；开展民族识别，使各民族地位得到确认。在社会秩序安定、民族团结增强，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各族人民要求社会改革的情况下，根据各类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一般地区、山区、缓冲区、和改区、直过区等五种不同做法，稳妥地完成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各民族中的各种剥削制度。接着又根据各民族的特点和生产情况，制定特殊政策措施，逐步开展农业合作化。1958年由于急躁冒进思想的影响，发生了否定边疆特点和民族特点，搞“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一步登天”）等严重错误，党中央和省委及时作出纠正，调整落实政策，重新走上建康发展的道路。后来又不幸遇上“文化大革命”，给民族地区造成很大灾难。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组织进行拨乱反正，重新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圆满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分别由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经济等不同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史无前例的巨大解放和发展。在国家帮助和先进民族地区的支援下，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步向小康迈进。

在政治上实现民族平等是党一贯的政策，除国家宪法和法律有明确规定外，还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让少数民族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一是大力培养民族干部，采取开办各类民族学校（包括大学、中专等）进行教育培养；在实际工作中由汉族干部进行传帮带，手把手地进行辅导等。要求各民族的干部必须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有相应的民族领导干部，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按照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法》，行使自治权。三是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会中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其名额一般不低于人口的比例。

四、党领导各族人民向现代化迈进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几十年来在党领导下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和汉族一道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和汉族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各族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力，采取各种特殊措施，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速度，力争在较短时间内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直至赶上先进地区的水平。

民族地区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包括自然资源优势、人文环境优势等等。只要政策对头，路子正确，来个生产力“大发展”是完全可能的。目前党和政府正在采取以下重要措施。

一是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各民族的文化素质；加快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为此，国家增拨了民族教育经费，开办由国供给食宿的寄宿制、半寄宿制民族中小学和职业技术学校；在高等学校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降低录取线，开办民族班和预科班；在有文字的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学等。通过这些措施，建成了一套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促进了民族教育迅速发展。

二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形态在社会改革前普遍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各族人民普遍缺乏商品经济的观念，生产生活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这是造成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走向富裕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特殊政策措施；在资金、技术上给予大力扶持；先进地区与民族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发挥民族地区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矿产业、电力和热带作物业等；民族地区有丰富的原生态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把民族文化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是大有可为的。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开辟一条新的路子。在云南，旅游业和民族文化产业已成为民族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正在由民族文化大省向强省转变。边境地区历来有边境小额贸易，现在变成了大宗的边境贸易。云南的边境地区更成为全国内地通向东南亚的重要贸易口岸和桥梁，为国家对外贸易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解放思想，实行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各少数民族人民由于历史上受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传统影响，思想不够解放，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大障碍。经过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实践，已有了很大进步。但旧观念尚未彻底消除。如原始平均主义思想、原始公有观念、闭关自守、因循守旧、排外，对其他民族不够信任、对新生事物不大欢迎等，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小农经济思想和自然经济思想更加普遍。因此，需要进行持久和耐心的思想教育，党员和干部带头解放思想，以实际行动示范群众，带领群众前进。以自己丰富的资源为基础，大力引进外来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共同开发；还要学习和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使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和产业优势，使各族人民从“抱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逐步走向富裕和小康，这是可以实现的。

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给民族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最好的机遇，给民族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民族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落后的民族经济将出现跨越式的大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地区的社会制度已经实现了由前资本主义各种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巨大飞跃。可以相信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产力也将在国家和先进民族地区的支持帮助下出现巨大的飞跃。昔日被视为“野蛮落后”的少数民族，必将跨入先进民族的行列，并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本文为中共云南省委机关老年体协为纪念建党80周年征文，于2001年7月经有关领导评议，评为一等奖第一名。）

【注释】

[1]伊克昭盟：即鄂尔多斯市的旧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