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法国驻交趾支那殖民总督拉·格兰迪埃海军上将回国述职，重点陈述他的侵略扩张计划，回来后即拟订了一个所谓开发利用湄公河水利，垄断云南省经济贸易的计划，并决定先派一个所谓“科学考察团”深入云南进行“考察”。这个考察团由6人组成，其中由1名海军高级军官任团长，中下级军官2名，负责水道测量、天文考察、制图、绘图；海军军医1名，负责生物考察兼医务工作；法国政府公共工程部官员1名，负责矿产、地质和实业调查；外交部官员1名，担任考察秘书，并负责处理有关政治与贸易事务问题。
这位外交部官员名叫路易·卡乃。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印度支那及中华帝国之行》，全书涉及大理的内容很少，只有“中国回民的起义与大理国”一文中提到，文章很长，但内容却很贫乏。原因是什么呢？这就与他们在大理的遭遇有关。从书中记载的内容看出：这个法国考察团于1865年秋离开法国，12月抵西贡进行筹备之后，于1866年6月出发，原计划溯湄公河而北上，直接进入云南腹地，直到大理。但因受到英国的阻挠，不得通行。英国人为什么不让法国人走这条路线，原因很简单，这是帝国主义利益的矛盾。因为湄公河流经的老挝北部当时处在缅甸王的控制之下，而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老挝北部也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当然不允许另一个侵略者进入自己的“领地”。其次还因为湄公河上游的澜沧江险滩太多，水路难以通行。该团不得不放弃湄公河之行，绕道由河口进入云南。该团进入云南时还带来了一支由越南人和菲律宾人组成的武装队伍，配备有步枪、手枪等新式武器。可以说对云南是一种武装入侵。但因他们持有北京清廷颁发的“护照”，仍受到云南各级地方政府的“良好接待”。
他们“考察”了红河流域以后，仍不满足，还想去湄公河流域和大理“考察”。他们先到省城昆明，会见省督马如龙和其他官员，还特别请著名伊斯兰教长马复初先生用阿拉伯文字书写一封给杜文秀的“介绍信”，然后取道东川，经四川会理进入大理地区。当他们跨过金沙江踏上大理起义政权管辖的永胜县土地时，发现这里戒备森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起义军的严密监控之下，不得自由行动。到了大理城，杜帅接见他们，详细讯问其来意，在弄清其侵略意图（意在收集我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和自然资源，包括矿产、水利、生物资源等情报；还妄图拉拢大理革命政权等）后，严词痛斥其侵略行径，谴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最后下令驱逐出境。这个“考察团”被迫灰溜溜地慌忙逃出大理，而且只允许从原路返回。他们考察湄公河流域等图谋全部落空。该团回到法国后，其主要成员路易·卡乃撰写了《印度支那及中华帝国之行》一书，书中“中国回民起义与大理国”一文记述了这次事件的全过程。文中记述了大理地区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等情况，但是仍按捺不住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大骂杜文秀是“暴君”，骂起义军是“叛军”；侮辱山区少数民族是“野人”“野蛮民族”等，暴露了他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这份难得的反面材料，证明了杜文秀在处理这个事件上是完全正确的，他没有一点媚外的表现，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毫不含糊，无可非议。他的做法也许有些过分，不够礼貌。但是大理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革命政权，与帝国主义使团面对面交锋，没有必要遵守什么外交礼仪或使用外交辞令；采取严厉的态度，不给对方留下幻想和回旋余地是必要的。(www.xing528.com)
（法国人路易·卡乃著《印度支那及中华帝国之行》一书，原版为法文，在我国没有译著发行。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汉宗先生在某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他懂法文，就把这本书借出来，选择其中与大理杜文秀起义有关的“中国回民起义与大理国”一文译成汉文，于1985年送交在昆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会”秘书组，作为会议参考资料。）
（马汉宗先生，回族，云南华宁县盘溪镇人，生于1907年。自幼生长在昆明，高中毕业后，曾到越南留学，就读于河内大学，1931年毕业后，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公署工作，1949年12月参加云南和平起义。解放后历任五华中学和昆十二中教师。他是一位爱国者，对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并妄图侵略云南的意图及活动有所了解，加上他敏感的政治嗅觉，使他有机会发现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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