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马绍忠学术文选

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分析认识我国的国情后得出的正确结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我省的民族问题是什么，应当怎样认识、怎样解决，也必须对我国、我省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作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才能得出。

从我省少数民族的现实情况来看，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的发展和社会改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基本确立；以民族区域区域自治为主要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基本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基本确立；各种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经济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各少数民族的落后面貌有了根本改变，分别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走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过去的历史相比，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和全国先进地区和发展较快民族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经济文化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的层次。

如何认识我省民族问题，必须认清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经济基础较差，发展极不平衡。解放前全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省少数民族和全国相比，半殖民地是共同的，半封建就不同了，只有白族、回族、纳西族和部分彝族属于封建地主经济，其他大多数地区还处在封建领主经济、奴隶制经济和原始社会经济等更低层次。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山区多数地方还保持毁林开荒、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使用的工具很简单，部分山区以竹木农具居多，铁农具很少；有的不用牛耕；采集和狩猎还占一定比重。除边疆山区一部分种鸦片为商品生产外，大多数地区还属于自然经济。穿的衣服从种棉、麻到纺线织布，做成衣服都是自己一手完成。生活十分贫困，生产的粮食普遍不够吃，还要以野果和山茅野菜充饥；没有衣服，以破麻片遮羞的情况不少。居住坝区和河谷地区的民族情况好一些，但农具简陋、耕作粗放、不施肥、不中耕、靠天吃饭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经营很单纯；手工业很少，尚未脱离农业；畜牧业很原始，许多地方是野放、野关，没有畜厩，也没有饲草储备，育肥率、繁殖率都很低。工商业更谈不上，坝区有个别或少量的小商贩，山区基本上没有商贩。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来在国家和发展较快民族的帮助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的发展。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按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分别以一般地区、山区、缓冲区、边疆和改区等不同形式，完成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制、封建领主制（农奴制）、奴隶制等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对于保留原始社会残余的几个民族，通过“直接过渡”的形式，基本解决了原始落后因素和阶级剥削因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必须看到，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近一半的边疆民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和时间与内地一般地区有很大不同。内地完成民主改革到实现农业合作化才7年的时间（1950—1956年），而边疆地区长达20年，其间遭遇许多挫折。1956—1957年才完成民主改革，1958年就来个“一步登天”，不仅全部合作化，还搞了公社化，大多数地区的农民一年入了三个社（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1959年根据中央指示进行调整，将人民公社改办合作社，1962年又进一步调整，把一大批办不下去的合作社宣布解散。全边疆合作化程度由98%猛降到50%左右（其中只有德宏一枝独秀，仍保留80%以上，其他地区只剩下20%～30%）。以后几年有回升，1965年恢复到60%左右。“文革”中受极“左”思想影响和推行林彪“政治边防”，再次盲目冒进，搞人民公社化。这些不适当的变革，不是促进生产，而是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使不少地区的生产水平倒退回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平。

民族地区30多年来虽然遭遇不少波折，但生产力总的来说还是有所发展，特别是粉碎“林江反革命集团”后，发展较快：农业劳动工具有了改进、劳动力的素质有了一定提高；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现象已大大减少；耕作技术有所改进，由不施肥变为普遍施肥，而且推广使用化肥；开始使用较先进的农机具；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改善了灌溉条件，从而提高了农田利用率，过去一年只种一季，现在普遍改为两季，亚热带地区有的种三季。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发展了橡胶、紫胶和香蕉等热带作物。工业大多数地区从无到有，办起了一批现代企业。

据1986年民族自治地方统计：共有大中小型拖拉机、排灌机械、农用汽车等近10万台，总动力337.4万马力^[1]，平均每亩土地拥有农机0.14马力；农村用电量3.9亿度，人均24度；水利灌溉面积881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6.3%。由于生产力的重大发展，各族人民经济收入逐步提高。当年人均农业总产值达到356元、人均纯收入224元。工业也有很大发展，30多年来共建立5 820个企业，1986年总产值达41亿元，产品有生铁、原煤、电、木材、化肥、水泥、糖、盐、卷烟、棉布、服装等等。交通也有很大发展，有公路3.6万公里，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30多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1986年有国营和集体商业机构近3万个，从业人员13万人。近几年来个体商贩发展很快，现有1万多个，近15万人。当年完成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人均261元，农产品的商品率已达到34.8%。

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已由1978年的3∶7提高到35∶65。工业比重增加，农业比重下降。农业内部的农（种植业）林、牧、副、渔的比重由1978年的63∶7∶18∶13∶0.1变为54∶13∶10∶13∶0.4。其中种植业下降了9个百分点，林牧副渔的比重由28.1%上升到46%。其中林业上升较多，牧渔业也略有上升；在种植业中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重由1978年的90∶10变为84∶16，在8年时间里有如此的变化，进步是不小的。

第三，文化教育有了长足进步。新中国成立前我省民族地区只有很少的公办学校和教会学校，大部分山区和边疆地区教育空白；只有白、纳西、回、彝、傣、苗等族中有少量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民和多种民族是文盲。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特殊措施，向民族地区派教师，兴办各类学校；给有困难的学生发放助学金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举办了寄宿制、半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3 000多所；大学、中专和重点中学开办300多个民族班；扩大民族学院、增设民族干部学校；培训提高师资队伍；实行双语教学等，促进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1987年底统计，在全省各类学校中有少数民族在校生106万人，比1978年增加38%，比解放初期1952年增长6倍。在校大学生由1978年的1 873人、1952年的144人增加到7 366人，增长2.03倍和50倍；中等学校在校民族生增长35.6%和35倍；小学在校民族生增长34.9%和4.9倍。数量上有很大发展，教学质量也有所提高。

此外，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推广、出版，民族新闻、广播、文艺、戏剧、电影以及卫生、体育等事业，也有重要的进步和发展。

上述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根本改变了各民族的落后面貌，基本解决了原有的民族问题，表现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已彻底解决；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有了显著改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开始缩小，并为今后赶上发展较快民族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

第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和先进地区相比，和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表现在：一是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1986年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1 688元、云南省人均703元，而云南各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只有467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和全省平均水平的65%。这里还需要指出在自治地方的统计数中还包括了48%的汉族人口，而汉族的经济文化水平又略高于少数民族。因此，如果对少数民族单独统计，其经济文化水平还要低得多。最大的差距反映在产业结构上。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是75.6∶24.4；云南省是6∶4，而民族自治地方是3.5∶6.5。全国全省是工业占大头，而自治地方完全相反，农业占大头、工业占小头，基本上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再从人口结构来看，全国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是8∶2，云南是84∶16，而民族自治地方是91∶9。这个9%的非农业人口主要是国家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真正的城镇非农人口中少数民族很少甚至还没有。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全国来说是异军突起，发展很快。到1986年全国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达1 960亿元，人均245元。而云南民族自治地方只有20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十二分之一，多数地区这项产业尚未起步。二是农业商品率低。全国农业商品率为68%，云南为52%，而我省民族自治地方只有34%，少数地方只有20%左右，还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三是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63元，云南省为350元，而民族地区只有224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一半和云南省平均数的60%，这个差距也是明显的。突出的是贫困面大，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就占400万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四是少数民族文化素质较低。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每万人口中有大学文化程度者60人，我省为33人，民族地区只有17人，比全国低四分之三，比全省低一半。在这17人中还包括当地汉族和外来的国家干部、职工、科技人员、教师等，属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就更少；少数民族人口中有中学文化程度者只占12.4%，比全国低一半，比全省低5%；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8.87%，也低于全国全省。而文盲率却高达43.7%，大大高于全国的23.5%。其中由于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存在不平衡，澜沧、元阳、贡山、宁蒗等18个县和拉祜、哈尼、佤、傈僳、苗、瑶、独龙、藏等民族和部分边远彝族地区，文盲率更高达50%～80%。这样低的文化水平，不能不影响到人民的素质，不能不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上述四个方面的实际状况说明，我省民族地区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属于较低的层次。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文化还较为落后，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贫困面大。这就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表现，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核心问题和实质问题。(www.xing528.com)

怎样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我认为在认识上和指导思想上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应当允许各民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列宁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同志的这个教导对我们仍有现实意义。今后在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向中高层次发展，由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过渡中，都应根据列宁的这个教导，研究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允许有多种模式。民族地区土改时采取过多种不同的方法；在农业合作化中，各地区、各民族在合作社的体制、规模、速度和具体政策等方面都有过不同的做法。例如办社初期有的实行土地分红，有的不分红；有的实行耕牛折价入社，有的实行私有租用；在规模上实行一村一社或一村数社，每社20户左右；在粮食分配上有的实行基本口粮，有的全部按工分分配；对山区的苗、瑶、哈尼、彝等族特需的麻塘地、蓝靛地，丧葬需用的自留畜、门槛猪，苗族的骑马、回族的菜牛菜羊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和照顾。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在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放宽政策等方面，也有不同的做法。应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今后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允许并鼓励各地区、各民族从实际出发，开拓创新。在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方面创造新的经验、新的模式和新的速度。

第二，发展速度问题。要解决新时期的民族问题，核心是要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要高于全国、全省的平均速度，才有可能使民族地区的经济赶上发展较快民族和先进地区的水平。速度快慢主要有四个因素：一是领导机关决策正确，领导有方，选准重点发展项目；二是引进足够的资金（包括国家拨款、贷款在内）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三要努力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使之掌握先进的技术；四要各方面搞好协调和配合，如基础设施要跟上，各经济部门要相互支援和配合。使发展速度建立在民族经济基础之上，由民族经济的内部活力来推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客观规律，这个速度才是可靠的。要避免盲目追求高速度，脱离当地实际，拔苗助长，结果欲速则不达。目前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与我们民族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它给我们带来了极好的机遇。应通过大力发展与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引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使之转化为经济优势，提高民族经济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大速度赶上先进地区，甚至后来居上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三，根据生产力标准的原则，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根据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允许民族地区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要积极发展当地民族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在边疆民族地区和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地区，发展私营经济就意味着发展商品经济，意义重大；在“直过区”发展私营经济还有利于彻底冲破群众中存在的原始公有观念和平均主义思想。因此，国有经济应对民营经济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适当让利于民，以求共同发展。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贸“三照顾”及其他优惠政策，不能取消，而是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民族山区由于交通不便，运距长，导致运输成本高，在价格上缺乏竞争力，这是影响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国家应采取一定的照顾措施给予解决。民族地区实行对内对外开放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解决资金、技术、人才的问题；二是有利于打破民族地区封闭性；三是有利于民族团结。通过经济这条纽带把不同民族联系在一起，使民族团结更加巩固，这是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表现。在发展较快民族的带动和帮助下学会发展工农业生产，学会发展商品经济，对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直至实现现代化都是非常必要的，是一条正确的路子。

第四，在管理体制上，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行分类指导，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如一般地区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经济贫困落后的地区应以市场调节为主，以激励人们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没有市场的地方还要帮助建立和培育市场；对居住分散的山区，要选择一个相对集中的中心点建立小集镇，逐步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运用市场机制来促进民族山区商品生产是发展山区经济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对少数民族来说，市场不仅是一个产品交易场所，也是一所大学校、大课堂，人们可以通过它学到许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流的知识和信息。对缺乏商品观念的某些民族更是学习的好机会。建议领导机关和民族工作者把发展培育市场作为做好民族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是大有文章可作的。

第五，切实把民族教育摆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位。民族地区经济贫困落后过去都归咎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现在这两种压迫都没有了，为什么民族经济依然落后呢？主要原因是民族素质低，民族素质低的原因又是教育落后。解放30多年来我省民族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整套民族教育体系，培养出大批人才，各民族的文化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但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与经济的高速发展要求很不适应。基础教育存在教育质量低，巩固率、及格率和升学率不高的问题。1986年在校的高等学校民族生只占学生总数的17.95%，这远远低于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小学生勉强接近人口比例。在民族教育体系中，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薄弱。许多人中小学毕业回到农村无一技之长，汉文又派不上用场，几年后学过的文化知识又忘了，重新变成文盲。因此，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仅是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巩固基础教育的必要手段。

发展民族教育，要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提倡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办学，在教材、学制、教学语言、学校种类等应根据民族地区实际需要来设置。当前除继续办好寄宿制、半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外，在各地重点学校中开办民族班（包括大学、中学、职业学校等）是个好办法，花钱少，见效快；让民族生与汉族同校学习，有利于互相交流，互相促进，有利于增强民族平等团结的观念。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开展扫盲工作十分重要，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有重要意义。有民族文字的应首先推广民族文字扫盲。农民夜校要把学文化与学科技知识结合起来，学以致用。这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办好民族教育的关键是师资问题。优秀教师一般不愿意到条件艰苦的山区工作，应由教育部门耐心动员并给予优厚待遇和实行轮换及其他奖励办法，鼓励他们献身山区民族教育。要大力培养本地本民族的教师，让他们到高等学校或内地先进学校去学习深造。还应就地取材，能者为师。开办职业技术教育可选择当地的一些能工巧匠、企业家等当老师，向学生传授劳动技能和经营理念、管理知识等，对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是有好处的，也是发展民族经济所需要的。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着民族问题，但这个问题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民族之间的矛盾。因为各民族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目前的问题只是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各民族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是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它的存在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主客观原因等，但是通过国家的扶持和发展较快民族的帮助，各民族团结合作，共同努力，这个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差距将会消失，少数民族进入发展较快民族的行列是指日可待的。

（本文为1988年4月在芒市召开的全省第六次民族理论学术研讨会论文。这次会议以“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云南民族问题”为中心议题。本文在会议上发表后又刊登于《云南民族研究》1988年合刊。）

【注释】

[1]马力：功率的非法定计量单位，1马力＝735.499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