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源佤山直接过渡实现，解决重要问题

在沧源工作期间，我有幸参加了佤族地区的重大社会改革——直接过渡。这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包括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展农业合作化，对群众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发动，培养民族干部，团结民族上层，开展必要的阶级斗争和对敌斗争等。

怎样进行“直接过渡”？基本做法是按照省委指示的：“根据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贫苦农民，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团结和教育一切与群众有联系的民族公众领袖人物；在国家大力扶持下，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以及加强与生产有关的各项工作；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政治觉悟，增加社会主义因素；逐步消除不利于生产的阶级剥削因素和原始落后因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1957年3月，省委边委召开“直过区”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使“直接过渡”的方针政策更加明确。但沧源县在贯彻执行中遇到了1958年“大跃进”和批判“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等“左”倾思想的干扰，出现一些过头的做法，如提出“民主补课”“镇反”等，造成边境的不稳定，部分边民外迁等。但从总体上来说，基本上实现了“直接过渡”。工作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沧源佤山在直接过渡中主要解决了5个问题，做了5项重要工作。

一、正确认识沧源佤族社会的特点和性质

沧源地处佤山东部，东接澜沧、双江、耿马，北接孟定，南面和西面与缅属绍兴、绍帕、班况、大蛮海等佤族部落接壤。这里世居的主要居民是佤族，600多年前傣族从勐卯（瑞丽）迁来，定居勐董、勐角、勐省等几个小坝子。勐董土司统治5勐18圈，圈就是山区佤族，每个圈100～200户。300年前汉族开始迁入。明朝永历皇帝和晋王李定国到过佤山，并在班洪、班老一带地区开办银矿。后永历帝逃缅，李定国病故后，将其珍宝埋藏在佤山。后人吴尚贤续办银矿，招来湖广等地大批汉人到佤山。吴被清政府迫害死亡后，银矿倒闭。两次银矿开发，给佤山经济带来很大发展。

在傣族和汉族的影响下，促使佤族原始社会制度逐渐走向崩溃，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到解放前，佤族社会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班老、班洪等少数地区已开始形成封建领主制。班洪王子胡中华直接统治的地区约1 500户、8 000多人。这里的土地全部归王子所有，设“班洪总管公署”，下设三大衙门，分管外事、军事和民政；拥有武装60～80人，配备小炮2门、机枪13挺、步枪240支。对农民（农奴）的剥削主要有劳役，每年派农民无偿地为其种地、砍柴、砍木料、打草片、殡葬服务等，每户每年派白工50～120个不等。全区又分为17个大户，每个大户设伙头1人；这些头人也有派白工、吃礼物等特权剥削。此外还有“官租”“烟课”“门户钱”等剥削，甚至农民走的路也要用钱向官家买。据不完全统计，班洪王及其衙门每年向所属农奴的剥削总量折合稻谷约50万斤。

第二类地区为岩帅、永和、单甲等地，基本上保持部落制度。除少量水田和园地（固定地）已确立私有制，并可买卖、典当外，大部分旱地和荒山荒地、山林均属村社部落公有，可自由开垦。但各种剥削关系已有所发展，其中以债利和雇工较多，还有少量的地租；头人的特权剥削退居次要地位；岩帅、永和还出现少量的商业活动。永和有几家商户各有资金上千元半开。这类地区还没有独立的手工业，只有个别“铁匠”，打制锄头、砍刀等农具，但铁农具主要靠内地供应。此外还有几个银匠，打做银首饰，为外来汉族。

这类地区有少部分村寨受勐董傣族土司管辖，土司设圈官、拉猛伙头进行统治，每年向每户农民收取一定的贡赋。由于佤族人民的反抗，土司统治已被削弱。

第三类是糯良、勐角、勐省地区的佤族村寨，在政治上军事上受勐董土司管辖，经济上也有一定的负担。据广德爱等4寨统计，每年向土司交纳稻谷500斤、柴3，麻果2筒、芦子5；每户还交黄瓜2条、竹笋2把、草片10片；猎到马鹿交腿1条、里脊肉1条、肘子肉1块。4寨每月交半开100～150元。但在佤族内部仍基本保持村社部落和氏族制度，与岩帅、单甲地区类似。

总的说来，沧源佤族地区已进入阶级社会的初期阶段，阶级已产生一定的分化。但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还不突出，只是与傣族土司的矛盾较为尖锐。1935年曾发生岩帅佤族武装攻打土司衙门的事件；1949年5月，由“边纵”收编的岩帅武装队伍与勐董土司、耿马土司之间发生大规模激烈战斗。

根据上述佤族地区阶级分化、阶级对立不明显，土地占有不集中，大部分土地属公有等特点，采取“直接过渡”的方法进行社会改革是必要的、可行的。但是这里的统治者已具有相当的统治势力，不经过必要的斗争，他们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二、执行“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为直接过渡创造条件

自1950年开始至1957年，该县党政领导和边防驻军认真执行“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积极疏通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通过做好事、交朋友，团结民族上层，并通过上层接近各民族群众。帮助群众解决耕牛、农具、籽种、口粮等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使农业生产逐步有所发展。同时积极开展贸易，开办教育和医药卫生工作，给群众免费上学、免费看病，深受群众欢迎。部队则清剿残匪，保卫边防，给人民以安全的居住环境，社会秩序得到稳定，从而取得了各族人民的信任。中央、省、地、县先后派来慰问团，深入各族人民中进行慰问；组织民族上层和各族代表到北京和省内外参观学习。一桩桩、一件件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佤族及其他民族人民，使他们彻底改变了对汉族的误解。对解放军和国家干部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他们亲切地把解放军称为“解放”，把国家干部称为“工作”，给予高度尊重和信任，一切按“解放”和“工作”的指示办事，言听计从。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政策教育，逐步发动了群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逐步取代头人的权力，为直接过渡创造了条件。

三、推行农业合作化，解决土地制度

沧源县于1955年冬和1956年春开始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首先在工作基础较好的贺南乡和坝卡乡开始试办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61户。办社时采取慎重稳妥的方法：先与头人协商，成立由工作组领导的、村寨头人和贫苦农民积极分子参加的“办社筹备小组”，接着是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学习《合作社章程》和有关政策。在提高群众对合作社认识的基础上自愿报名入社，成熟一户发展一户。然后是充分发扬民主，选举产生合作社管理委员会，重点是选出一位有能力、有威信的社长。最后是妥善处理土地和耕牛入社等具体政策，经过社员大会反复讨论作出决定。根据佤族人民对水田和耕牛私有观念较强，而对旱地公有观念较浓厚这一特点，采取水田暂时租用，耕牛折价入社；旱地由原来村公有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籽种由社员借用，秋收后归还；农具由入社农户自备。在完成这些工作后，接着就是制订当年生产计划，把集体生产搞起来。在工作组指导帮助下，经过社干部和社员们的共同努力，办社当年这4个合作社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增产增收，初步显示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在4个社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1956年冬这两个乡又扩大试办了10个社，入社农户357户，占全县总农户的3.1%。195＇7年秋，县委总结了两个乡的办社经验，决定再扩大试办，在岩帅、勐角、勐省和班洪区部分村寨办起了23个社。全县入社农户达到9.7%，这个发展速度是稳妥的。全县计划5年内实现合作化。但是1958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县委改变了初衷，要求岩帅、勐角、勐省3个区在1958年就实现合作化；永和、班洪、单甲3个区1959实现合作化。这个《规划意见》一发出，立即在全县掀起了合作化高潮。有些村寨一夜之间就实现了合作化。当年下半年又根据省委《关于在“大跃进”热潮中发展人民公社》的指示精神，首先在岩帅区办起了“先锋人民公社”，11月，勐省、勐角、班洪、永和、单甲5个区也先后办起了人民公社，到年底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还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刮起了“共产风”。这些过激的错误做法，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边疆不稳定，部分边民外逃。

1960年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进行调整，停办了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对合作社的规模适当调小，实行一村一社或一村数社；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以合作社为核算单位，坚决纠正“一平二调”和“共产风”。1962年又根据省委指示的“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的指示，进行更大的调整，停办了一批办不好的社，恢复个体经济。能办的社通过改进管理，巩固提高。调整结果，到1964年底统计，全县保留合作社474个，入社农户8 859户，占总农户的55%。在经营管理上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全县连续三年获得增产，外迁的边民陆续回归，又出现了边疆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www.xing528.com)

“文革”动乱，给沧源添了大乱子，给合作社带来灾难。由于领导机关瘫痪，放松对农村的领导，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被否定；又推行林彪的所谓“政治边防”，评政治工分等，使合作化陷入低迷状态。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边疆，全县实行包产到户，合作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总结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得也有失。不过总体上说还是得大于失。最大的得就是通过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土地制度的重大改革，废除了原始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使佤族人民由原始社会末期和阶级社会初期的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和平的方式实现这一过渡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合作社既是集体经济组织，又是贫苦农民的阶级组织，社长由贫苦农民担任，社管会行使村一级的领导权，取代了头人的权力，在事实上废除了头人制度。办社初期一般不接纳头人入社，使他们处于孤立境地，再不能向群众发号施令了。二是所有土地、山林归合作社集体所有，事实上废除了原始村社部落的土地公有制，同时也废除了头人管理这些土地所享有的“吃礼”的特权。土地由村社公有变为合作社集体所有是一项重大改革，两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原始社会的残余，是原始落后因素的表现；后者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先进生产关系的表现。

四、开展“民主补课”，解决阶级剥削因素

在1958年全国“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下，沧源县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加之，民族工作战线还出现了批判“边疆特殊论”和“民族落后论”，否定边疆的特殊性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在这两个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直接过渡”的政策有些被突破。地县委提出了开展“民主补课”的口号，这个运动来势很猛，许多农村头人被群众揪斗，剥削量大的富户被清算，被迫交出大量的半开、金银首饰和大烟、枪支等财物。头人的特权剥削和富户的债利被取消。由于斗争激烈，引起社会动荡。上层头人有的逃亡，有的反抗，个别的还上山暴动，不过很快被民兵镇压下去了。

为了稳定民族上层，尽量缩小打击面，县委决定在岩帅区贺勐乡进行划分阶级试点工作，目的是分清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打击对象。把一批当过头人，有过轻微剥削的人划为农民成分，团结了大多数民族上层，全乡基本稳定。但是在全县铺开以后，由于工作队未经严格训练；加之时间短，工作粗糙，执行政策不够准确，出现了一些混乱。1969年在“文革”中又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再次划分阶级，把一些所谓“漏划的地主富农”划出来，作为专政对象，造成边疆再次动乱不稳。1972年，根据毛主席批示的中央文件规定，进行一次全面的阶级复查工作。按照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政策规定，组织一支有省地县工作人员组成的强大工作队，经过培训后入村，认真进行系统的路线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建立贫下中农协会，领导复查工作。在做法上首先调查摸清解放前各家各户的经济情况和社会状况、特点等，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划分阶级的具体政策：一是如何划分地主。佤山很少有出租土地和脱离劳动以剥削为生的人，划地主的标准就不能只看出租不出租土地和劳动不劳动。主要看占有大量生产资料、放债较多（债谷万斤以上、债钱千元以上）、大量雇工或派白工为自己种地，自己很少劳动的划为地主；特权剥削量大，具有领主特点的划为领主。二是如何划分富农。涉及两个具体问题需要正确处理：其一，区分长工与养子的界限。佤族地区因瘟疫、天灾、人祸、民族械斗等，造成不少孤儿寡母，没有生活出路，不得不投亲靠友。这种收养关系中是否有剥削要看双方是否过同等生活，生活不同等的应视为剥削；还要看双方有无债务关系，凡卖身为奴或抵债的应视为剥削。其二，区分长工与“伙在”的关系。佤族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而负担土司头人和国民党政权的剥削较重，为逃避负担，采取几家人合并为一户，共同“伙在”。这种“伙在”关系是否有剥削、是否是长工，要看各方带来的财产是否有支配权，散伙时是否分到财产；是否过同等生活，是否有同等使用枪支（枪支是佤族的重要财产之一）的权利；还要看产生“伙在”的原因中是否有缺劳动力、缺生产资料等因素。三是富农剥削量计算问题。根据这里的生产水平，一个长工一年的纯剥削量为800斤稻谷，有的虽雇请两个长工，其剥削量也达不到25%。如果单纯按25%计算，全县要划出富农163户，打击面偏大。县革委规定两个长工和25%剥削量同时达到的才划为富农。这是正确的。四是短工剥削量计算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取一个平均值；一种是计算到户，有多少算多少。计算到户的方法虽然比较合理，但计算复杂，因各户生产不平衡、土地有好有坏，雇工的收益差别很大。遇到灾年，雇工收益出现负数，比较起来还是取平均值的方法较好。五是派白工问题，在佤族中带有互助的性质，但头人富户派白工则有剥削性质。具体处理是把派与被派两抵计算，班洪、班老地区的农民被派到王府服劳役、出白工较多，而且为领主种完地才能种自己的地。此种情况应视为出卖劳动力。

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全县阶级复查结果：有领主5户，即勐董土司、班洪王子及其三大衙门；地主146户；富农630户；合计剥削阶级占总户数的4.2%，比1958年划的6.9%、清队时的10.47%下降了一半多。中农（团结面）占总户数的16.82%，比1958年的24.8%和清队时的22.13%下降了许多。贫下中农（依靠面）大增，由1958年的68.3%和清队时的67.39%上升到78.34%。阶级阵线清楚了，政策明确了。对剥削阶级按照统战政策对待，居农村的地主富农作为教育改造对象。由此人心安定，边疆稳定了。

五、逐步解决原始落后因素

佤族地区的原始落后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落后习俗；二是原始公有观念和原始平均主义思想。落后习俗较突出的有砍人头祭谷、杀牲祭鬼、杀鸡看卦等。在生活、生产方面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都受鬼神统治。其中砍人头祭谷在大部分地区解放前就已废除，只有单甲区少数村寨保留，解放后经过教育也逐渐废除了，或者改为用死人头、兽头或老鼠代替；岩帅区建设乡还保留着人头桩和神林等遗迹。但境外佤族入境砍头之事，还时有发生。其他落后习俗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冲击，大部分已经破除，少部分还残存保留。

原始公有观念和原始平均主义思想则比较顽强，难以消失。这大概是因为“认识落后于实践”这个哲学原理所决定的。原始公有观念和社会主义公有观念是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种观念，但佤族群众往往划不清这个界限，把二者混为一谈，不尊重私有的财产权，比较突出。从办合作社开始，谁也不主张搞土地入股分红；耕牛折价入社或私有租用，在价格上偏低也不在乎。在报酬和分配上表现出浓厚的原始平均主义思想。评工分时不分大人、小孩，只分男女。不讲劳动力强弱，不讲劳动技能高低和干活的数量质量，都评给一样的工分。他们的道理是：“大人是小孩长成的，没有小孩子哪里有大人，所以大人小孩应该评一样的工分。”但男女同工不同酬又很突出。男人的工分总是比女人的工分高。比较先进的岩帅区新寨大队，到1970年还是出工“一窝蜂”，评工分是“男8女7姑娘6”，长期不变。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虽经多年的教育和实践，逐步有所改变，但是80年代还有所反映，有时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1986年有4个安徽人到沧源来投资，试种西瓜。由县民委和班洪区政府在资金和土地上给予支持，他们在法宝村租了一块土地试种西瓜，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努力获得成功，种出来的西瓜又大又甜。几个安徽人喜不自禁，打算运往市场卖个好价钱，以便投资扩大种植。哪知当“西瓜成熟了”这条消息传开，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来“品尝”。又吃又带，摘下来挖个洞看看，熟的带走，生的扔下。安徽人在一旁气得目瞪口呆，哭笑不得。对于这种原始掠夺行为根本无法制止，只好自认倒霉，卷铺盖走人。类似的例子不是一桩。1989年，初建成的班老红糖厂准备开榨，请来一批农民工帮忙砍收甘蔗。事先说好允许参加劳动的人可以品尝一根甘蔗，但他们又吃又带，其他不参加劳动的人也赶来分享，甚至赶街过路的外国人也参加进来，吃剩拿剩的少量较差的甘蔗才交给糖厂。红糖生产出来了，这些农民工下班回家，未经厂方允许，他们各人都要带走一二块，不让拿还生气，结果给该厂造成很大亏损。这些例子说明佤族人民的原始公有观念和原始平均主义思想还很浓厚，“保护私有财产”的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他们无偿地拿走别人的东西还很有理由，说什么“见者有份”“这些东西是我们佤族地里长出来的，不吃白不吃”。对于这些原始落后的意识形态，需要进行深入持久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尊重私有财产权的思想；要求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以身作则，模范执行国家“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帮助和带动群众冲破旧观念、旧传统和旧习惯，树立新观念、新思想。这样，佤族人民一定能够大踏步向社会主义迈进，摆脱贫困，奔向小康。

六、发展生产力是直接过渡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也是直接过渡的重要内容

省委关于“直接过渡”的指示中说：“在发展生产中逐步解决阶级剥削因素和原始落后因素”，因此，发展生产是直接过渡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不注意发展生产，孤立地去解决阶级剥削因素和原始落后因素是行不通的。解决这两个因素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沧源县委十分重发展生产，该县1958年在发展工农业生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全县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新开垦的水田（梯田）达4万多亩，是历史上原有水田的一倍。原有水田多在傣族坝区，新开的水田多在佤族山区，在生产技术上是一大突破。工业交通方面，这一年修通了勐省至县城的公路，开办了农具厂、炼铁厂、蛮回煤矿等。农业方面还推广了施肥、除草、修水利，改善灌溉、改良农机具等先进措施。在1958年打下的良好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调整巩固，全县粮食产量逐年递增，由每年大量调入粮食逐渐减少到粮食自给，到1964年自治县成立时实现自给有余，部分调出粮食。

在发展经济作物方面，临沧地委采取了一项英明的措施：1959年由沧源县组织80多名佤族青年到著名茶乡凤庆县参观学习，同时由风庆县派出100多名茶叶技术员，带着优良的茶叶籽种到沧源，从整地育苗、移植栽培到茶树管理、茶叶采摘、加工等一整套技术，手把手地教给佤族人民。经过几年工夫，绿油油的茶园遍布佤山大地，成为一道风景线。1969年发展到3万多亩，产茶叶3 000多担，沧源县一跃成为全省重要的产茶县之一。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知名度，1979年在凤庆茶厂的大力帮助下，办起了精制茶厂，1980年投产后生产出精制的“滇红”茶1 560担；随后临沧地区又追加拨款50万元，帮助扩大生产，1982年建成机械作业的筛分车间，提高了生产能力，并开始生产“滇青”新产品；1985年生产两个品牌3.2万担，花色品种增加到10多种，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岩帅、团结、南腊等乡进行千亩茶山的建设；全县先后办起49个初制所。沧源县终于成长为全省产茶大县和强县之一。

沧源的工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于1958年起步，1964年建成勐董水电站，结束了县城没有电灯的历史。1980年全县小水电发展到36座，1988年又建成永安中型水电站。根据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先后组建了以佤族人为主的两支建筑工程队；陆续办起了氮肥厂、水泥厂、砖厂、酒厂、制革厂等企业；还开发了富公金矿、金牙煤矿等，该县成为全省工业发展较快的县之一。工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充分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映“直接过渡”的成功实现，开放出灿烂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其他财经贸易、文教卫生、邮电等各项工作也都有相应的发展，都为“直接过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