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佤族第一位知识分子肖子生同志 - 马绍忠学术文选

肖子生同志1931年出生在沧源县岩帅区大班坝村。他的父亲名叫肖哥长，是大班坝部落的大酋长、大头人。这个部落又是岩帅部落联盟的一个重要部落；肖姓又是岩帅四大家族（氏族）中的重要一族。该部落辖7个自然村，不算强大。但肖哥长却是岩帅区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是著名的打虎英雄、抗英斗争和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英雄。他的母亲名叫赵依环，是澜沧县上允汉族商人赵万山的女儿。赵经常到岩帅来做生意，与肖哥长是要好的朋友。可能是因为肖哥长的长房妻子婚后多年不生孩子，而娶了依环作二房，故肖子生在家中属于长子，具有佤汉血统。他自幼聪明伶俐，在父母言传身教下，养成了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团结的思想。这位有远见卓识的父亲不想让孩子长大后，跟自己一模一样地生活，要让长子有新的作为。他听从另一位常来岩帅做生意的汉族商人李发昌的劝告，将长子送到内地去读书。9岁的肖子生于1939年冬跟着这位商人到了缅宁县（今临沧县）博尚坝胡村，住在商人家里，开始上坝胡小学；小学毕业后接着又升入博尚恒泰中学，初中即将毕业时（1948年），革命运动兴起，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解放了缅宁。在革命运动影响下，子生离开了学校，投身革命，进入思普区第二纵队第十一支队在缅宁举办的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编入十一支队，并随队参加了攻打耿马县的战斗，遭到耿马土司武装的顽强抵抗，战斗失利，该支队被迫撤回澜沧，他随队到了澜沧，在宣传队工作。在上允、下允、文东一带佤族村寨开展工作。运用革命歌舞等形式，向佤族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党的民族政策，受到佤族群众的欢迎。1949年9月，他奉命调回沧源。这时沧源已经解放，田兴文、田兴武领导的岩帅民族武装已改编为革命武装。他参加该武装，并担任他父亲的副手（肖哥长任佤山守备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子生任副中队长）。时值耿马土司勾结镇康李文焕反动武装向沧源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十一支队和佤山守备大队共同抗敌，英勇的佤族革命武装向敌人发起反攻，敌人溃退到勐董，最后双方在勐董决战。肖氏父子带领的大班坝民兵武装在班棚与达董两村之间与敌激战，击毙敌方头目李朝阳（李希哲的侄子）及其部下多人，取得重大胜利，缴获骡马11匹、机枪1挺、步枪6支。佤方牺牲4人。随后，岩帅武装奉命镇守勐董。不久又撤回岩帅，负责保卫设在岩帅的县临时人民政府。肖子生同志在县人民政府担任翻译工作，人民政府的一切指示和政策都要通过他传达给广大佤族人民。

1950年8月，省里组织少数民族观礼团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沧源县接到通知后，开始头人们都有顾虑，不敢参加。肖哥长第一个站出来报名让自己的儿子肖子生前往，其他头人也打消顾虑，共派出5名代表，由肖子生带队，在澜沧县民委李晓村同志陪同下，先到普洱，与西盟等县的代表会合，然后出发到昆明，由昆明乘飞机到北京。

1950年10月1日，云南省少数民族观礼团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了雄伟壮观的军事检阅。代表们亲眼看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心情无比激动。子生同志此时深深感到自己是阿佤山上最幸福的人，代表广大佤族人民来到北京、来到毛主席身边，这是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事。10月3日，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怀仁堂亲切接见各省区少数民族代表。当肖子生同志与毛主席握手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久久地握住毛主席温暖的大手不忍放开。随后云南观礼团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庆等地参观了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商场、农村等单位，处处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上海受到陈毅市长亲切接见。

这次参观使子生同志大开了眼界，亲眼目睹了伟大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可爱的各族人民，更加坚定了他热爱祖国，坚决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的决心。

12月底，思普区观礼代表回到普洱，正赶上思普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隆重召开。肖子生和其他代表应邀参加这次盛会；他还应邀登上主席台，并向大会作赴京观礼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会议选出了思普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通过了各民族团结友好的决议，并决定建立“民族团结誓词碑”。肖子生同志代表沧源佤族人民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还帮助其他不识字的代表也签了名。1951年1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剽牛”“喝咒水”仪式，庆祝团结碑的建立，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碑。

1951年初返回沧源，继续担任县人民政府宣传干事；同时兼任革命武装联合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驻守勐董。同年6月国民党李弥残匪大举进犯我边境，沧源失守，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和边纵游击队部分人员撤出沧源。“二田”带领的佤族武装留下。“二田”在李弥残匪胁持威胁之下，被迫“反水”，并派该部去攻打澜沧上允。肖氏父子坚持不参加，后被逼迫无奈，肖子生带队跟随佯装服从，采取拖延敷衍的做法，一路磨磨蹭蹭，走走停停，到达上允时，边纵游击队早已撤走，没有放一枪就返回岩帅了。1951年7月我军发起反击，迅速收复沧源。李弥残匪又裹挟着“二田”等一批民族上层逃出境外，肖氏父子寻机避开敌人，留下来配合解放军工作。子生同志回县政府，担任对敌斗争的宣传工作，揭露粉碎敌人的造谣破坏，争取受骗上当外迁的民族上层和受蒙蔽的群众回归。

1951年11月，县领导决定派肖子生同志带领9名青年人（佤族7人、汉族2人）到省民族学院学习深造。在学校中，他担任学习组长，又当老师的助手和翻译，领导学员学习文化知识和党的民族政策。经过两年的学习，他和其他学员的文化知识和政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毕业后全部被抽调参加省民族工作队第三大队到德宏州工作，分配到梁河县傣族地区，由他担任工作组组长。遵照“慎重稳进”的方针，团结民族上层，发动群众，发展生产。他带领全组同志与傣族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劳动一边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晚上还在青年男女中开展文艺活动，教唱革命歌曲。业余时间，帮助群众挑水、打柴、搞卫生等，与傣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当工作组于1953年末离开时，群众依依不舍，有的甚至提出让几位工作队员留下来给他们当女婿；有些群众往工作队员手里塞鸡蛋、糖果、香皂等。半年多的异地民族工作对肖子生同志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使他学习到不少新的经验。

1953年底，子生同志奉调回沧源，先后任民政科、农水科副科长、科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其间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的工作任务更重了，但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他一半时间在机关，一半时间在乡下，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做好部门工作。此外，他还有一项重大的任务就是当翻译。由于佤语的词汇有限，对现代汉语中的新概念、新观点、新名词很难准确地翻译过来，一般的翻译只能讲个大体概念，或借用汉语一语带过。他的翻译则不同，他精通汉语和佤语，能够熟练地把汉语的每句话、每个词，用佤语准确全面地翻译过来或解释清楚，对听众产生的效果就大不同。

凡是县里召开各种大会，如人代会、三干会等，都由他担任翻译；他经常给县委书记赵延俊、副书记徐志林、赵元仁、许振国，公安局长温德胜、财办主任吴善成等当翻译。省委书记闫红彦、地委书记张振军、副书记刘国华等上级领导来沧源指导检查工作，也由他任翻译。解放初期各部门召开业务会议找不到翻译时，不得不请他帮忙。1955—1956年县里开办了几期民族干部培训班，讲课教师是赵元仁、王一有、王水木等人，都要他去当翻译，他成了不可缺少的第二教师；有时公安部门抓到境外派遣的特务需要审讯，也要请他帮助解决困难。1959年初的一天，上、下午都开大会，7位领导讲话，从爱国主义讲到抗美援朝、两大阵营、“大跃进”、民族区域自治、中缅划界、财贸、政法工作等等内容，全部由他一人翻译，把喉咙都喊哑了，但他没有一句怨言。

1959年10月，县委派我和肖子生、沈应明（澜沧籍佤族干部）三人到班洪区海牙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试点。由于充分发挥了两位佤族干部的作用，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受到了地委书记张振军同志的肯定和表扬，在省委边委主编的《边疆工作通报》上发表，转发全省边疆地区。成功的经验应主要归功于两位佤族干部，特别是肖子生同志。他出身于爱国英雄世家，深受其父爱国精神的熏陶，又到内地受过中小学教育，17岁就参加了革命，为解放战争扛过枪、打过仗；解放后最早到北京，见过毛主席。这些宝贵经历，使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我与他相处，根据他的长处，不把他当作助手和翻译来使用，而是与他共同商量，把他的智慧和我的智慧结合起来，以最佳的方法开展工作。每次宣讲大会，共同讨论宣讲的内容，由我写成讲稿，交给他修改补充，由他直接用佤语宣讲，尽情发挥，用最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群众听得聚精会神，发出阵阵掌声和赞许之声，真是扣人心弦，全场共鸣。他的讲话既超出了他的水平，也超出了我的水平，产生了“1＋1＞2”的特殊效应。

在群众自我教育中，子生同志深入群众，发现了许多反抗英国侵略斗争的历史故事和歌颂200多年前佤汉人民共同开发银矿，给佤山带来经济文化繁荣进步，佤汉人民结下深厚感情的民谣。这些宝贵材料被发掘出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有力的教材，使广大群众重新焕发出高昂的爱国热情。

统战工作是子生同志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他虽然不是头人，但由于他父亲是全县有名的大头人，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这就给他做统战工作提供了方便。他下乡到每一个地方，既做群众工作，也做头人的工作，而且效果较好。有少数不听招呼、爱捣蛋的农村头人，经他做工作后，变得老实多了。

子生同志领导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也是一把好手。早在1953年为了贯彻党的“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他向人民政府领来一批锄头作为生产工具，领来一些大米作为口粮，带领家乡民兵投入兴修水利的战斗。修通了一条长70公里的水沟，引来山泉水灌溉农田；接着又带领贺南乡人民开了一条水沟，对全县各族人民产生很大影响。1958年全县盲目搞“大跃进”，一步登天办人民公社，大刮“五风”等，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子生同志对此感到迷茫，但又不敢反对，只得在困难中摸索前进。1962年上面来了个“调整所有制”的政策，允许“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子生同志坚决贯彻这一指示，大部分时间和农民战斗在一起，同甘共苦，渡过难关。他下乡工作，多半被派到工作基础较薄弱的外三区边沿一线，工作非常艰苦，还要时刻警惕境外敌特的破坏。他经常与边防部队保持密切联系，互通情报，协调行动。做好拥军爱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为边境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和对敌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www.xing528.com)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沧源佤山带来了一场巨大灾难，给肖子生同志和他的父亲肖哥长同志带来了灭顶之灾。1964年沧源成立佤族自治县时被选为县长的肖哥长同志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头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家乡一伙无知的小青年，打着“造反”的旗号，在境外敌特的煽动和唆使下，将他抓回家乡进行残忍的折磨、迫害和羞辱，最后被迫害致死。帝国主义和境内外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这伙无知的“造反派”却做到了。

子生同志在其父受害的同时甚至更早一些就陷入灾难之中。1966年2月“文革”刚开始，他就被从“临沧四清工作团”调回沧源，第一天批斗会上就被以“带领民兵攻打上允、阻击解放军”的莫须有的罪名，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拘捕关押，过了三年的铁窗生活，还不断押出监狱到各处巡回批斗。有一次被押回岩帅大班坝村和他父亲一起“陪斗”，受到残酷的摧残。关押了三年没有发现什么新材料，对他无法定案，只得将他上交到“耿、沧、双三县文革办公室”处理。该办公室审阅了有关材料，认为不能构成反革命，决定解除拘留，取掉手铐，送回沧源，由县公安局释放出来，交原单位“监督”，继续审查交代问题。1968年底被送到班洪法坡“五七干校”，和被打成“走资派”的县委书记崔石则等同志关在一起。不久，崔获得解放。对他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逼供，没完没了的批斗，将他往死里打，使他感到自己的生存没有希望了，于是产生了“逃命”的念头。

1969年9月的一天晚上，肖子生同志独自一人趁黑夜逃离“五七干校”，想逃到境外去避难。但由于不知路怎么走，就在芒来、公抗、芒外、芒库、石头寨等村附近的荒山野岭中转来转去，徘徊了三天三夜。肚子饿了，捡些山栗子果充饥。第四天傍晚摸到班老新寨，到一户人家里讨口水喝后继续赶路，过了南依河，在一块玉米地里过夜。第五天早上到了炉房，到一户汉族家里，讲明来意，该汉族表示同情和理解，招待他吃了一顿饱饭，然后指给他去班弄的路。当晚到班控寨，住进一位名叫字光明的汉族家里。由于这家人热情挽留，他住了五天才出门去赶班弄街子，没有遇到一个熟人，又转往南本，巧遇也属逃难出来的芒库头人班中国。同是患难兄弟就同住了三个月。其间，他多次到勐冒（新地方）赶街，遇到不少流亡在外的岩帅老乡，最后被领到“二田”的兵营，再由兵营到了永乐寨，见到了两位“老上级”。田兴武表示同意收留他，请他在永乐寨创办一所汉文小学。在他主持下学校很快办起来了，有学生30余人。办了一年，缅共人民军占领新地方，逼近永乐。永乐人不愿接受缅共领导，就西迁至南帕冷。子生随迁至南帕冷重新办学，有学生40人，但老师只有他一人。他采取复式教学，辛辛苦苦地办了一年，缅政府称“汉文学校非法”，又被迫停办。他住在田兴武家无事可干，日子难熬；加之，有人怀疑他是中共派来的特工人员，处境更加危险。有好心的人劝他找个女人结婚成家，以打消别人的怀疑，求得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1972年初为了求生存不得不再次结婚，由田兴武主婚，与原岩帅黄果寨头人的仆人的女儿张叶美结婚。不久，南木昔完小请他任教，任二年级教师兼授四年级自然课程。学校待遇不高，但可保证基本生活，他一干就是三年。课余时间还可以协助家中煮酒、养猪、养鸡。1978年他辞去教师工作，带着现任妻子和三个孩子到腊戍市郊外宾莎村落户，以农为生。

在外流浪的13年里，他没有忘记祖国，仍时刻关心着祖国。他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收音机还是随身带，每天注意收听中央台和云南台的广播，了解国内消息。当得知林彪“四人帮”倒台，他感到高兴。随后又听到逐步落实老干部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息，他感到欢欣鼓舞，他深信自己的冤案迟早也会得到平反。于是开始给国内家属写信，打听消息。1981年，在国内的两个儿子受县领导嘱托，到腊戍来叫他回家并转告县领导“叫他放心回来”的指示，他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决定带着境外的妻儿跟两个儿子回去。

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县领导亲切接见，宣布对他的冤案给予平反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补发工资。1987年恢复了他县政协常委的职务。对于因“文革”灾难给他造成的两个妻子、两个家庭的现实问题，县领导站在历史的高度，默认既成事实，不追究其“重婚”责任，鼓励并帮助他处理好两个妻子、两个家庭的关系，做到和睦相处，组成一个新的大家庭。

在县政协，他重新投入工作，领导安排他收集整理文史资料，他的长处得到发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工作中他深感自己的知识不足，原有的知识已经老化，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需要重新学习。1985年他到县委党校学习哲学1个月，到省民族研究所文史学习班学习3个月；1987年到省民委举办的《民族志》学习班学习1个月。这三期学习对他教育提高很大，学到不少新的知识，使他有能力再挑重担。在编写县志的工作中，领导指定以他为主，并与他人合作，对“班洪事件”和“佤山抗日”等专题作深入调查研究；为抢救宝贵的史料，他徒步深入各乡村；还不辞辛苦到省档案馆、思茅档案馆、省民院图书馆等处查阅有关文献记载。尔后与胡德杨、肖玉芬等人合作，写成《沧源设治局概况》《班洪抗英事件》和《佤族民俗》等文章。他自己单独撰写了《我由佤山来读泰恒中学的历程》《记参加建国一周年典礼和思普区民族代表会情况》。他积极支持帮助县委党史办征集有关党史资料。他自己提供的资料就有《沧源保卫战》《解放勐董》《李弥之战》《沧源民族械斗》《佤山抗日》《佤族族源族称》《佤族习俗》等7篇。这些文章内容丰富翔实、生动具体，是编写党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1990年县领导批准他退休，仍保留县政协常委职务，继续帮助修志工作和其他工作。

1998年，友好邻邦缅甸佤邦勐冒县请求沧源县派人帮助该县编写县志，县领导选派了他，他成了一位援外工作的友好使者。由于他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对勐冒的情况有所了解，写起来并不困难，但他还是认真对待，带领当地人员，深入调查研究。经过3年的艰苦工作，胜利完成任务，于2001年回国。

子生同志除上述工作外，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协助县统战部做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协助侨务部门做好侨务工作等，尽其所能为党、为国家、为各族人民服务，以实现他“服务我的民族、我的祖国；服务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平生最大愿望。祝愿他圆满实现自己的愿望。

【注释】

[1]本文参考肖则贡《肖子生传略》和陈兴华《佤山魂——肖哥长传奇》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