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的一个傍晚,一位高个子、身着国家干部蓝制服、手提一个大皮包、很有风度的男人来到沧源县,出现在我的面前。来人声称他是外交部派来调查了解边境线情况的,我们不敢怠慢,立即请县政府的同志为其安排吃住。第二天他就来找我,要县委负责人向他汇报有关情况和提供有关资料。由于涉及国家重要机密,事关重大,出于本能的职业警惕性,我答复他:“县委书记不在家,此事我不能决定,请你等两天再来。”他走后,我把曾管理机密档案的黄朝立同志(公安局秘书)和县政府办公室负责人等请来开会,共同商量怎样对待这位不速之客。我们商量决定,为慎重起见,先要看看他的介绍信。不看便罢,一看发现了问题。他出示的是一张蜡版刻写的油印介绍信,印章也很模糊。首先我们认为堂堂的外交部不可能开出这样的介绍信。其次这样重大的事为什么没有经过省委和地委,就直接跑到县上来了。他拿不出省地委的介绍信或批示,我们的疑问就更大了。当时省公安厅有位马处长出面跟他谈话,问他是几级干部、在北京拿多少钱,还问他外交部在哪条街、几号门牌、外交部有几个司、司长都是谁、顶头上司叫什么名字等一系列问题,他回答吞吞吐吐、支支吾吾或者牛头不对马嘴。我们初步肯定他不是外交部来的,而是个很可疑的人,决定派人把他监视起来,并搜查了他的皮包,发现皮包中有一批邻县向他汇报和提供的材料;再看看他保存的车票,发现他持有杭州到昆明、昆明到临沧、临沧到沧源的车票,唯独没有北京到杭州的车票。由此可以肯定他不是来自北京。那么,他到底来自何方?他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分析他可能是由香港进来的美蒋特务,也可能是空降特务。这个分析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我们认定他想偷越国境,出卖国家机密,背叛祖国,这是事实。
最后我们决定直接与外交部联系,但当时我县没有直通北京的电话,只能先报告地委,地委再反映到省委,省委与外交部通电话。外交部答复:“我部没有叫王良的人,近期也没有向边境派过干部。”这就真相大白了。
我们听他的口音是湖南口音,为了弄清他的身份,我们把电话打到了湖南省,湖南方面答复他们那里最近逃跑了一名下放到某农场劳动锻炼的国家干部,也姓王,名字与“王良”两个字很相近。(www.xing528.com)
经请示地委同意,沧源县决定将这个可疑的家伙实行拘留,并押回湖南原籍处理。一个危险的政治骗子终于落网,得到了应得的下场,使国家机密免遭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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