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办公室管的事情很多,但人员很少,连个助手也没有,我既是办公室的领导,又是秘书和一般工作人员,还是日夜守电话的值班员,里里外外一把手;上管全县大事,下管鸡毛蒜皮。在那“大跃进”的1958年,农村在连夜苦战,领导机关也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碌。我每天晚上都要接到各区乡打来的电话,向县委请示、报告各种复杂的问题,而且非常紧急,要求县委马上答复,给予解决。我不得不连夜去找县委书记、副书记商量。书记不在,就分别去找财办主任或公安局长,研究解决办法。这些问题有水灾、火灾、边民外逃外迁、境外敌人入境破坏窜扰等等。农业生产情况每天要收集各区的汇报,再向地委办公室报告。幸亏成立了一个生产办公室,才稍稍减轻了我的重担。在我下面还管几位后勤人员,有打字员、收发员、电报员(机要员)、总务员(管食堂)、会计出纳员(管发工资)、饲养员(养着几匹马供县委领导人下乡骑乘)等,需要检查督促他们的工作。
我最核心的工作是为县委起草文件报告和领导同志的讲话稿,凭着我多年从事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和有关知识,这项工作做起来也不难。我写的东西送到书记手里,经常是一字不改就通过了,批上“同意”二字就成为县委的正式文件。
我的第二项重要任务就是上下联系和内外联系,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县委的决定需要向各部门传达贯彻的,由我找各部门去安排贯彻执行,下面请示和要求解决的问题,由我收集整理报告县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工农业生产、救灾、粮食供应、商品供应、学校教育、卫生医疗、民族纠纷、社会治安等。(www.xing528.com)
第三项工作是对敌斗争。配合公安和边防部队,了解掌握境外国民党残匪和民族反动势力的动向,以及他们向我境派遣、策反、破坏等活动情况。1958年就发生两起杀人案,一起是单甲区民贸公司的职工柯树华同志在运货途中遭遇敌人伏击,不幸牺牲,货物和驮马均被抢走;另一起是昆明机床厂的一位职工来沧源探亲,返回途中在勐省遇害。有一次境外反动势力给县委送来一封信,信封上贴着带血带毛的一块牛皮,信的内容写的是佤文,我看不懂,就请佤族干部翻译出来,原来是一封“宣战书”,真是吓人。我立即报告县委,并通报边防部队和公安局,经县委研究决定各单位和部队进入战备状态。我个人也作了战斗准备,到公安局领来一支冲锋枪和两个装满子弹的弹夹。我住的办公室就在路边,敌人打来,我是首当其冲,但我相信只要我能顶住5分钟,部队就会赶到。因此,我一点也不紧张,只是提高警惕,每晚把枪放枕头边,日夜警惕,枕戈待旦。由于有强大的边防部队严密把守前线,敌人始终没有打进来。
我的第四项任务就是下放锻炼。虽然工作很繁忙,但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下放干部,接受锻炼是我的重要职责,我请求县委多派我下乡下基层锻炼,多参加体力劳动。我多次跟着徐志林副书记下乡,检查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崔石则部长一起,到岩帅区贺勐乡搞农村划分阶级试点;和肖子生等同志一起到班洪区海牙乡搞爱国主义教育试点;参加省地县农业检查团到各区乡检查农业生产等。参加体力劳动也不少,县委机关种菜由我率领机关干部到荒山坡上开荒,种上各种蔬菜。栽插大忙季节,机关周围的傣族农民缺乏劳动力,我又带领一批机关干部帮助犁田插秧,我还学会了使用插秧机。不过这种手工操作的机械(广西产593型)质量不够过关,栽下的秧苗少部分栽不稳又漂起来了,需要人工补栽。最有意义的是1958年11月带领县级各单位干部职工和部队指战员230余人,到永和区边境第一线帮助外迁群众秋收,感动了外迁群众,促使他们纷纷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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