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贡县解放前社会经济特点-马绍忠学术文选

福贡县1949年有7 873户、32 464人，有傈僳、怒、勒墨（白族支系）、纳西、汉等五种民族，其中傈僳族占81.5%。各族人民居住在怒江两岸，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较差。全县有耕地4.3万亩，其中水田占20%；固定耕地2.4万亩，轮歇地1万余亩。轮歇地一般要丢荒5年才能耕种。农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耕作粗放。不施肥，中耕锄草一道。由于耕地离村寨较远，走路的时间多，劳动的时间相对减少，制约了生产的发展。这里的农作物主产玉米，稻谷次之，还有荞、豆类等；经济作物高山有黄连（中药材），江边有漆树等。此外，在人民生活中，采集经济仍占一定的地位。

历史上，傈僳族早期居住在金沙江两岸和四川西南部的木里、盐源、盐边一带。元代，他们大部分属纳西族领主管辖。由于受不了民族压迫，大约在400年前，部分傈僳族开始由金沙江迁到维西、兰坪和澜沧江流域，后来又搬迁到怒江两岸。他们在怒江两岸定居下来才有170年左右的历史。1912年前他们的社会中存在过家庭奴隶制。1911年国民党势力进入怒江，建立设治局。第二年就宣布实行“开笼放雀”（释放奴隶）的社会改革，使这里的奴隶制趋于瓦解，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1930年，国民党在福贡县又进一步推行区乡保甲制度，委任了一批区乡保甲长，直接统治各族人民，并向各族人民征收苛捐杂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和社会改革，为地主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但在各民族中仍保留着许多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残余，从而形成了一种封建社会经济和原始经济并存的经济形态，其特点是：

第一，生产资料私有制已基本确立，个体经济占主要地位。土地大部分已私有化，但仍保留少部分原始共耕协作的关系。

第二，土地租佃和买卖已经出现，但不很普遍。土地占有也不集中。地主经济开始出现，富农经济有相当发展，但还不占优势。广大贫苦农民尚未失去土地，因而阶级虽已分化，但阶级对立尚不突出。

第三，雇佣劳动有很大发展，但主要形式是短工，长工较少。

第四，残存着少量奴隶剥削和大量原始经济因素。

一

阶级分化的情况，据1969年第一次划分阶级，经过1971年复查结果：全县有地主30户，占总户数的0.4%；富农229户，占3.1%；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15户，占0.2%；上中农602户，占8.2%；中农1 289户，占17.4%；下中农有1 469户，占19.9%；贫农3 745户，占50.7%。

在社会各阶级中已产生了大量的剥削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地主的剥削

全县地主30户，占有土地432亩，即占总户数0.4%的地主，占有1%的土地，每户平均占有28.8亩，最多的户占有45.5亩，最少的9亩。其中出租土地有7户，共出租25.5亩，最少的2亩。多数地主是经营地主，主要剥削是雇佣长短工，其中雇长工的有10户，雇长工13人；雇童工8户、10人。雇短工则比较普遍，每户每年平均雇短工183人，最高的750人，最少的也有80人。此外，还有3户地主蓄奴8人。

最大的地主叫路阿夺，此人担任国民党区长多年，家业较大，占有土地42亩、出租3亩，家中有劳动力但不参加劳动，雇长工2人、童工2人、短工700人。最小的地主郭昌（汉族），1937年由内地到福贡县当小学教师，后被委任为区长，1945年退休，家中有田10亩，都是当区长后买来的，出租2亩，其余8亩雇短工耕种；该户还放债谷1 500斤，年收利1 500斤。

（二）富农的剥削

全县富农227户，占有土地3 890亩。即占总户数3.1%的富农，占有9%的土地。其中出租土地3户，出租42亩。雇长工的53户，雇长工93人；蓄奴30户。雇短工的很普遍，多的每年雇300～400人，少的也有50～60人。鹿马登公社一大队9户富农雇短工达2 488人，平均每户276人。

每个长工每年创造价值约1 500斤粮，扣除工资150～200斤、伙食400～450斤，纯剥削800～900斤。每个短工创造价值15斤，扣除工资5斤，粮食1～2斤，剥削9斤。这个剥削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三）各种剥削的比较

第一位是雇佣剥削，全县有69户雇用长工112人，有110户雇童工和牧工118人，童工多为12～13岁的小女孩，任务是领小孩，实际就是小保姆，不付工资只供吃穿。牧工男女老少都有，任务是放牧牛羊，成年牧工也需要给点报酬。雇长工和牧、童工者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和工商业者；雇短工者多数是富农和上中农。

第二位是蓄奴，全县畜奴户43户，蓄奴71人，其中地主富农蓄奴33户，蓄奴61人，占了绝大多数；上中农蓄奴10户10人。

奴隶中以女奴居多，男女奴隶都没有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奴隶主对奴隶可以买卖、打骂甚至杀害。生活方面吃住与主人相差不大，但穿衣要靠自己纺麻织布和自己缝制。一辈子在奴主家劳动至死，也有部分男女奴隶由奴主指定婚配，另立小家庭，成为分居奴，但农忙时必须帮主人家栽种完毕，才能种自己的地。

奴隶来源有四个途径：其一，多数奴隶系外地流落到当地无家可归的人；其二，当地人因受灾破产，生活失去依靠，沦为奴隶工；其三，世袭奴隶（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血统奴隶）；其四，个别人因欠债较多，无力偿还，抵债为奴。临近解放前和解放初，由于受革命形势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这里残存的奴隶制改变了形式，披上一层“人道”的外衣。有的奴隶主的子女与奴隶以“兄弟姐妹”相称，有的出卖奴隶冠以“出嫁”的名义等。但没有根本改变奴隶性质。随着“直接过渡”政策的推行，才得以废除。

第三位是出租土地。出租者主要是地主富农，工商业者有3户和中农有1户出租少量土地。这里还没有出现小土地出租者。地租的租额一般是“半分苗”，还有的由出租者出籽种；远田远地实行固定租额，每架水田（1.5亩）收租200斤谷，略低于产量的一半。

第四位是债利。放债者多为外来的工商户和高利贷者，年利率为100%～133%，借债户多为贫下中农。

第五位是分养牲畜，猪鸡狗牛羊都可以分养，唯独没有马，因傈僳族一般不养马。分养的性质有两种：一种是至助性的，一种是剥削性的。剥削性的以分养母畜、母禽为主，由分养户承包饲养，繁殖的幼畜、幼禽分给畜（禽）主一半或一腿；分养母猪生下小猪，养户只得1只，其余归畜主；分养肥猪，各得一半；分养母鸡者，养户也只得1只小鸡。分养畜禽主要发生在地富与贫下中农之间。

第六位是国民党政府（设治局）的苛捐杂税和各级官员的勒索。地主富农担任区长的有9人、担任保长的16人，他们除征收规定的各种捐税外，还自己加码或另立项目，敲诈勒索群众。

（四）工商业剥削已出现并有一定的发展

福贡县解放前有工商业者59户，其中外来的就占57户，本地只有2户。这些工商业者又多集中在上帕这个地方。这里有商业和手工业者53户，都是外来汉族。

这里的商品交换多系以物易物，交换的计价单位以粮食为主，货币为辅，有的还以牛为计价单位；长度用手量、容量用斗量、重量用斤两，但没有尺寸的概念。粮食用升、斗计算，1升约5斤、1斗50斤。1949年全县的物价水平大体是：

粮食1斗（50斤），售价1元半开，较便宜。

酒：一碗酒换1升粮，按5升粮产30碗酒的成本计算，生利5倍；如果赊销，还需加价50%。

糖：每斤换2升粮，按成本4升苞谷制饴糖12斤，生利5倍。(www.xing528.com)

猪肉：每斤换2升粮，赊销换3升粮。

水豆豉：一碗换1升粮或一背木柴或一个短工。按1斤豆子可加工10碗水豆豉，可换1斗粮，获利10倍。

食盐：从兰坪县拉井进货，每百斤15元，运到福贡卖50元，获利两倍多。但在大雪封山时，马帮停运，盐价上涨1倍，即每斤1元。

棉线：五绕（约2钱）换5升粮。

针：每根针换1升粮或鸡蛋数个。

棉纸：一刀棉纸（迷信用）约100张，内地进货价1元，运到这里换粮10斗，牟利10倍。

土布：寸布斤粮，即5寸布换1升粮。内地进货每件土布（25尺）2.5～3元，运到这里可换5斗粮，折合5元，牟利1倍。

木柴：由于是当地产，价低，一背木柴只能换一碗酒或2两盐或一碗豆豉。

黄连：当地收购价每斤1～1.5元或1斗粮。用来换铁锅时，须用装满一只铁锅的黄连来交换一口铁锅。预购或赊销时1斤黄连只能换5～6碗酒。

上述高额利润，使外来商人都变成了富户。有的又把商业利润转化为高利贷，借3个半开，3个月的利息要交1个半开，年利率达133%。这种双重剥削给怒江各族人民造成沉重的负担，各族人民对他们是哭笑不得，既需要他们，又恨他们。需要的是他们送来了当地必需的食盐、针线等物；恨的是他们赚钱的心太黑，利润高达5～10倍，最高的达几十倍、上百倍，如一根针换1只老母鸡，一把锄头换1头牛等。许多群众把他们视为骗子。诸如“来时穷嗖嗖，住下几年变富户，回去东西驮不完”等民谣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对外来工商户的评价。更有甚者，有的商人把农民逼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甚至为奴抵债。商人赵升堂向三区戛麻小寨贫农黑付此预购大烟2两，价3元，后因烟苗被铲，交不了货，被勒索赔钱30元，赔不起，被告到法院，关进设治局监狱，逼得该贫农不得不出卖自己的侄女那付加，得身价30元赔债了事。赵升堂还给上帕村的阿儿此赊销两张牛皮，议价5元1张，过了3个月还未交款，加利2元，逼得阿儿此把仅有的0.5亩水田抵债，两兄弟求生不得，跑到曲江跳河死了。贫农龙阿加向他借银2两，当年交利7斗粮，次年又交利6斗，仍销不了债，被勒令到赵家当长工两年。贫农方阿四向他借黄金2钱，议定借金还金，到期无力偿还，方的大儿子到曲江买来1件布，到兰坪背来50斤盐都交给他，仍抵不清这笔债；秋收后被索去500斤谷还赔不清，最后逼得卖掉3.75亩旱地和0.4亩水田，得100元如数交给他，才算了结这笔阎王债。

（五）宗教摊派也成为群众的沉重负担

福贡县于1930年由美国牧师马道民（加拿大籍，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少将军官）与其妻艾斯梯传入基督教。抗日战争时期又有王牧师、杨向楼（广东神学院毕业、马道民的秘书兼翻译）等人到这里传教，大量发展教徒，培植教会骨干，设立教堂。解放初期，全县有教堂85所、教徒9 400余人；教会骨干有“密路扒”（总管事）3人、大马扒（大传教士）5人、小马扒数10人，成为农村中仅次于国民党政府的社会统治势力。除在思想上对信徒进行神权统治外，在经济上对信教群众的各种摊派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每年三大节日（“复活节”“圣诞节”“感恩节”）大量摊派搜刮教徒的钱粮。仅上帕区每年供奉的“上帝粮”就达600斗（3万斤）、上帝钱2 000～3 000元半开。此外，教徒生病祈求上帝保佑，要献牛3头；生了猪仔的献小猪，生了鸡仔的献小鸡；还有献土地、献锄头、献弓籋等。这些钱物均由“马扒”“密支扒”享受。宗教上层还在政治上不断求发展，向国民党政权渗透，力争向“政教合一”过渡。他们派一些宗教骨干打入国民党政权内部担任要职，上帕区先后担任伪区长的8人中，就有“密支扒”4人，在伪保长23人中，有“马扒”“密支扒”7人。

二

在剥削关系不断发展，阶级不断分化的同时，许多原始落后因素依然存在，共耕伙种的习惯还相当普遍。全县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和一半左右的土地参加共耕。解放前3年发生共耕27起，涉及50余户，叫作“败来伙”，意为“打伙种地”。收获平均分配或按入伙的土地所有权份额进行分配。产生共耕伙种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是合伙开荒或合伙将地改成田。如迪路子与迪阿付两家合伙开荒1.1亩，种植黄连，当年每户分得黄连10斤。

二是合买土地。如阿念与路阿此两家人合起来，用7头牛买了1.5亩水田，两家共耕。

三是因水利关系形成共耕。如路阿夺修了一条水沟，需要经过批阿安的地。这样双方商定：由路阿夺出水，批阿安出地，共同伙种，收入平分。

四是祖辈遗留下来的共耕关系。如哭马夺与迪付增两家，由祖辈传下来伙种0.8亩水田，后辈人严守这条祖规，不得变更。

五是弟兄分家，但土地没有分开。如路阿夺、路阿子和加阿四是三弟兄，分家后共有一块19.5亩的黄连地，不好分开，就三家共耕，收入平均分配。1949年，每户分得黄连225斤。

六是婚姻关系形成的共耕。路阿夺的女儿原定嫁给路先的儿子，路先给路阿夺送去一份彩礼。不料后来该女不愿嫁给路先的儿子，彩礼又没法退回，路阿夺只好将自己的4.5亩水田抵作彩礼，由两家共耕。

共耕伙种从性质上讲属于农民内部的互助合作关系。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互利关系中也渗入了剥削因素，大体有6种情况：

（1）一方出土地，另一方出劳动力，收入平分。这种形式实际上是变相的出租土地。如富农路阿祖出1.5亩水田、种子12.5斤，与曲路子两家共耕，收粮750斤，各得一半。

（2）双方土地不均，出工不等，而产量平分。这种形式隐藏着雇工剥削的成分。上中农施朵与贫农哭马夺共耕2.5亩地，其中施朵的1.5亩，哭马夺的1亩；施朵年出工4个，哭马夺出工27个，产粮700斤，各得350斤。后者比前者多出工23个，粮食基本上是后者生产的。

（3）一方出水，一方出土地，双方共耕，出工不等。贫农批阿安的土地上出了一股水，地主路阿夺自己的奴隶去开沟引水，水沟经过批阿安的3亩地，两家合伙将这3亩地改成水田，由双方出工耕种。批阿安出工较多，路阿夺出工较少，年产量1 500斤，各得750斤。地主明显地占了便宜，对双方有利的剥削关系很难识破。

（4）“放种分苗”。富农加马念出荞种125斤，由贫农结马子出劳动力，双方共耕3亩荞地，收700斤，各得350斤。这种形式等于借粮125斤，还本利350斤。如果这3亩地是富农的，那就等于交地租125斤。

（5）伙有伙种，出力不等。贫农批阿安与上中农施朱两家共耕1.5亩地。这块地是两家祖传遗留下来的伙有伙种关系。但施朱家缺劳动力，只在中耕薅锄时去地里照看一下，只能算附带劳动。从种到收的主要劳动均由批阿安承担，而收获平分，各得360斤。此种情况已含有地租性质。

（6）一方出土地，由另一方耕种，收入对半分成。地主路阿夺把他的3.8亩黄连地交给贫农黑付欠耕种，收黄连25斤，各得12.5斤。这是明显的租佃关系，只是不叫租佃而叫共耕而已。

除共耕以外，在生产关系中还有一种叫“瓦刷”的协作关系。在农忙时，由户主准备一些酒肉饭菜，邀集全村人帮助他家耕地播种，晚上招待大家喝酒吃饭，不付其他报酬。此种“互助”，只有中农以上的人家才能做到，也只有他们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们土地较多，劳动力不够，为了抢节令下种，需要大家帮忙。同时，也只有这样的人家才有得起酒肉来招待。贫下中农土地不多，不需要这样做，也没有酒肉可招待。这种“瓦刷”实际上正在被地主富农所利用，成为在原始互助掩盖下的雇工剥削。

此外，在傈僳族、怒族中还保留着比较浓厚的公有观念。在家庭内部分配钱物实行平均分配，一般由母亲主持，体现了母权制的残余；在社会上私有财产观念也不强，东西不分你我，自己缺少什么物品可以向别人去要，不用借，不用买，但是不能偷，偷别人的东西是最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