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源耿马：探索文化大革命遗迹

1967年1月，全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一月风暴”席卷云南。昆明地区一个名叫“向阳兵团”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强行进驻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支持本机关造反派向省委及下属各单位夺权。省委边委就这样被夺了权。由我负责的“边疆四清运动办公室”（由省军区抽调干部和边委的同志共同组成）也被迫关了门。我作为一名17级中层干部，既不属于“当权派”（即“走资派”），也不属于造反派；我对“文革”的态度是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趣，对夺权更持怀疑态度。我关心的还是“民族工作”。因此当“省委边委革命造反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刚成立，我就向这个临时机构提出“不可忽视边疆民族工作”的建议。“筹委会”接受我的建议，于1967年2月派我带领张荣兴、罗盛清两位年轻同志到边疆去，我们选择了临沧地区。此时下乡有一定风险，但我对临沧地区比较熟悉，熟人比较多，估计风险要小一些。

我们先到耿马县，打听到县委、县政府已被夺权，由县武装部负责“支左”。我们就去找武装部，该部负责人向我们介绍了全县开展“文革”的情况；随后又找到县级机关造反派负责人，进一步了解一些具体情况。我们发现县级机关已被冲垮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已经“靠边站”了。我原打算去看看王道传、俸清等老领导，但怕引起造反派反感，也不敢去了。老实说我们对县级机关的“文革”既不敢表态，也不感兴趣，还是到农村去看看吧。我们到了耿宣区芒蚌乡，发现农村也搞得很凶。一是对宗教冲击很厉害，芒蚌村的佛寺被捣毁，成了一片瓦砾；泥菩萨被砸得稀烂，住在寺里的佛爷和尚已被遣散回家。二是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工作组组长朱绍武同志受到“批判”；乡长和乡文书被斗争，被罢了官，靠边站了。现在是造反派“掌权”。

2月底我们到了沧源县，听了县上“支左”解放军代表的介绍，看望了我的老乡、老同事吴正华同志。他当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作为当权派受到了批判斗争，思想十分抵触。我作了一些劝解，希望他正确对待群众，别的话也不好说什么。接着我们到永和区实地了解，发现沧源县的“文革”搞得也很厉害。不仅揪斗领导干部，还揪斗民族上层头人。有一批外来红卫兵擅自闯到班老地区进行串联，煽动打砸泥菩萨和批斗当地头人，引起当地佤族群众强烈反对。下班老的群众与外来红卫兵发生了冲突。省政协胡玉堂委员（原班老部落王）对红卫兵无法无天的行为十分气愤，但又无能为力，一气之下出走国外，数百名群众追随他而去。县武装部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加强群众稳定工作。广大农村由于失去党的领导，一片混乱，好人坏人都起来造反，他们任意没收贫下中农的财产，欺压群众，杀猪杀牛大吃大喝；污辱领袖像章。这种现行反革命行为没有人来制止，给予及时打击，一时间坏人得势，好人受气。

3月初，省委边委书记赵善卿同志（被夺权后调省军管会边疆组工作）从昆明给我打来电话，说将我们这个工作组编为省军管会工作组，再从省里派几位同志来参加，由我负责领导，主要任务是抓生产。于是我们这个“造反派工作组”就地“摇身一变”成了省军管会工作组。牌子大了，但由于县区乡领导机构瘫痪，广大农村处于无政府状态，我们几个人能抓什么生产呢？没办法，我们只好到南撒乡蹲点，抓好一个乡的生产。入村后我们发现这里的许多群众缺口粮，严重影响生产。我们及时向县武装部作了反映，县上拨给了部分粮食供应指标作了解决。群众生产积极性又高涨起来，排除干扰，努力搞好春耕生产。(www.xing528.com)

回到昆明后，我们向省军管会边疆组汇报了沧源、耿马两县的“文革”情况和生产情况，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

昆明军区党委和省军管会（当时全省实行军管，领导权掌握在军区党委和军管会手中）共同研究，为了扭转边疆地区“文革”中出现的动乱和不稳定局面，当机立断决定边疆地区的“文革”实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文件下达后，省军管会又派出几支工作组奔赴边疆各地督促检查贯彻落实。其中派到临沧地区的工作组由部队的黄水清同志带队，我和荣保民、张荣兴三人参加。我们于5月初出发，再次到了沧源县。我们理直气壮地召集县委机关、县政府机关、农机厂、沧源中学、农中等单位的造反派头头来开会，向他们传达省军管会指示，同时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他们说在农村进行正面教育是必要的，但机关可以关起门来搞“四大”，或者将大字报改成小字报。这些意见和省军管会文件精神基本一致，我们没有提出异议。只要求他们严格按照文件精神办事。

可惜这个文件来得晚了一点，就在上月（4月），岩帅区大班坝乡的一伙造反派把自治县第一任县长、著名的抗英抗日的佤族英雄肖哥长同志（原大班坝部落大酋长）揪到农村进行残酷斗争，迫害致死，造成千古之恨。但愿这种野蛮的暴行早日结束，还我边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