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宏州农业合作化的独特成就

1965年9月，我刚从西双版纳回来不到一个月，领导又指派我跟吴志渊、马曜、朱震三同志一起到德宏去调查。志渊同志把他的专车，一辆1948年出厂的老牌雪佛兰轿车给我们坐，他一人乘飞机去保山。这辆轿车虽然年代久远，但性能很好，我们只用3天时间就轻松地到了德宏。开车的司机叫宋福国，人们称他为“大狗”。

到芒市街头一看，比我前两次（1954年和1957年）来又有了新的变化。新建了百货大楼、电影院、民干校等。但更大的变化是满街的外货不见了，国货占领了整个市场，偶尔看到一两件外货还是摆在国营公司的柜台里。但是那些十分扎眼的锈迹斑斑的低矮的洋铁皮房子依然存在，以公路为街道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

解放十多年来，全州的农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现在傣族地区人均年收入已达百元以上，景颇族也达到80元左右；人均有粮近千斤。潞西县修了35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其中31座是群众自己投资修建的，每座只用一两万元就建成了。芒市坝已有60%的农民用上了电灯，还发展了碾米、磨面和其他农副产品加工，这个变化真大。这一事实说明，少数民族在共产党领导和国家帮助下，落后面貌是可以改变的，将来赶上先进民族也是可能的。

我观察了一下，傣族衣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和耿马的傣族相比，变化还不够大。耿马傣族男女现在都穿洋布了，有些男人还穿上了干部服——中山装，有些男青年还喜欢戴雷锋帽。芒市的傣族男青年一般上身穿机制衬衫，下身穿土布裤子，不穿干部服。在他们看来，穿干部服有失民族尊严。女青年上身喜穿白衣服或浅色衣服，下身穿黑裤。已婚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是穿自己纺织制作的清一色的土布衣裙。

我们在德宏重点调查了农业合作化问题。自1962年边疆调整所有制以后，其他边疆地区的合作社大部分解散了。唯有德宏州仍保持80%的合作化局面，而且办得很好。为什么德宏州的合作化能保持一枝独秀？我们调查总结后发现他们的主要经验有四条：

第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集体经济管理体制。

自治州根据国家给予的自治权力和国家《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制定了适应本地区的《实施细则》和《管理条例》；从县到区乡建立了一套会计辅导网站，每个合作社的会计都受到很好的培训，并在上面派来的会计辅导员的具体帮助下进行工作；建立了“四账一簿”的会计制度，账目较清楚。

第二，多种经营开展得比较好，增加了社员收入。

根据山坝区的不同自然条件，发展咖啡、橡胶、紫胶等亚热带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既壮大了集体经济，又增加了个人收入。同时又允许社员个人有一定的小自由，发展猪、鸡和烟草等副业。

第三，党委重视，加强领导是关键。

从州委到县区党委认真总结了1957年发生大退社风潮的历史教训，把办好合作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重点抓了年终决算分配。每年秋收开始，州县委派出大批懂业务的工作队下到各个乡村，进行帮助、指导、检查、监督，做到颗粒归仓，合理分配，不出差错，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政策，广大社员感到很满意，从而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保证大多数合作社年年都有增产和增收。这是该州合作社得以巩固的重要措施。(www.xing528.com)

第四，德宏州还对山区（直过区）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和措施。

他们学习苏联在边远落后民族地区设立文化站的经验，在景颇、德昂等族居住的山区建立了一批文化站。这种文化站既有行政管理的职能，又具有全面管理山区经济文化建设的职能。另外还建立了多所工读学校，培训农业科技人员，提高农民科学种田的技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0月19日，我跟着潞西县三台山文化站的会计辅导员聂海昌同志到该站进行考察。这个文化站就在滇缅公路边盖起了一片新房子，建有粮管所、邮电所、中心商店等经济单位和一所中心小学。该站的干部配备和一个区政府差不多，但只管两个乡，即三台山乡和大岗乡；还有地委工作组刘大利等同志常驻这里蹲点帮助。因而这里的干部和领导力量是相当强的，多年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使这里德昂族和景颇族的落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解放前（包括解放初）三台山的山民们主要靠下坝帮傣族做工和采集野果野菜到坝区交换粮食为生，有的人则靠抢劫为生。生产十分落后，不会种水田，甚至玉米也不会种，只会用毁林开荒、刀耕火种的方法，种少量的旱谷。人均年生产粮食一两百斤，少的只有几十斤。解放十多年来走上了“直接过渡”和集体化的道路。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帮助下，努力改进生产技术，开水田、造梯地、施肥料、使用先进农具等，使粮食产量逐年大幅度增长；并发展了紫胶、林果等多种经营，使山乡发生了巨变，现在人均年产粮食千斤以上、人均收入上百元，成为山区的一个先进典型。这里的合作社办得也很好，在经营管理上推行“五定小包工”的生产责任制，工分账目比较清楚，社员满意，生产积极性很高。

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一是国家干部包办太多，每个合作社都有工作组长期驻社。1958年驻班弄合作社的工作组有12人之多，该社有12户人家，几乎每户有一个国家干部，他们代替社干部安排生产，催人出工；代替会计记账、算账等等，影响了社干部管理能力的提高。有的社离开了工作组，自己就不会领导生产，工分账目就会出现错乱，甚至日常生产也停顿下来。由于国家干部包办，还掩盖了某些社干部政治上不可靠、经济上不清、工作能力弱等问题。如明家寨合作社由头人掌握领导权，由于有工作组包办，生产管理基本正常，暴露不出什么问题。全站办社十多年来，会计的业务能力仍普遍较低，缺乏独立工作的能力。每年决算分配使用几十张表格，群众不懂，许多会计也不会填写，只有工作组才知道。这套烦琐的管理制度，不太切合民族的实际，值得研究加以改进。

二是生产有发展，但生活仍然贫困落后。这里人均每年有粮千斤、收入百元，属于较高的水平。但由于群众不会计划用粮、不会计划生活。把粮食大量用于喂猪、喂鸡、喂狗，特别是用粮煮酒喝，浪费惊人。结果一年不到粮食就用完了，又变成了缺粮户。有了钱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和改善生活，而是用于买酒喝、嚼槟榔、献鬼、抽大烟等非必要的开支，全年一半以上的收入就这样被浪费了。这里抽大烟是个突出问题。据拱别寨调查，全寨有烟民14人，占成年人口81人的17%。生活贫困落后还表现在住草房，睡火塘，普遍没有被子，衣服破旧；不会种蔬菜，天天吃野菜。看来这里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活方式的矛盾。这里的领导只管群众生产不管群众生活是不对的。应当按照闫红彦同志指示的“教会少数民族炒菜”的精神，教育引导群众学会勤俭过日子，过健康文明的生活，改掉一些不利于民族发展的陈规陋习，如酗酒、抽大烟等。

三是各族群众政治觉悟偏低。这里是“直过区”，不进行土地改革，没有进行过阶级教育，也没有系统地进行过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群众中原始观念残余还很浓厚，现代观念比较薄弱。在景颇族群众中至今仍把山官看得至高无上，奉若神明。他们反映：“害怕山官头人比怕老虎还厉害。”有些村社干部被山官头人控制，看头人的脸色行事，不敢得罪头人。有的社吸收山官参加社管会，“共同领导”集体生产。办社十多年，许多社干部和社员还弄不清为什么要办社，有的问国家干部“合作社究竟要办多久”。当收入多时他们就说合作社好，当收入少时他们就骂合作社不好。尽管办社以来生产大发展，收入大增加，还是有人认为“不如过去找一天吃一天的日子好过”。“过去下坝帮傣族做工，有肉吃，有酒喝，还得睡午觉。现在一天苦到晚，吃不上肉，也没有酒喝。”

根据上述情况，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系统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巩固集体经济，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社会主义方向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