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江县农业合作化调查及改进措施

1956年11月中旬，省委边委书记孙雨亭同志亲自率领边委工作组一行9人，到临沧地区边疆县调查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研究改进意见和措施。我和马培荣、罗大云3人为一组到双江；王志高、夏泰山、杨德厚、张子纯等4人为一组到沧源。孙雨亭和文治平同志坐镇双江和耿马。地委办公室主任李瑛同志陪同我们一起到双江。

和1955年相比，双江县城已发生了显著变化，那时还像一个普通农村，现在开始像个小城镇了，建起了许多新房子，开始形成第一条街，有了邮电所、新华书店、民贸公司等。

双江县于1955年底1956年初全部结束土地改革，紧接着就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下半年已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由于发展太快，工作跟不上，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加以解决。我们和县委研究后，决定由典型调查入手，由县委派出李子癉、马德贵二同志配合我们一起工作，先到山区大吉乡进行重点调查。这个乡为拉祜族与汉族杂居，历史上两个民族的关系比较好，在80～90年前，曾爆发过两族农民共同反对汉族统治者的武装起义，后来被缅宁官府派兵镇压下去了。拉祜族头人被官府抓去杀害了。拉祜族人民在汉族人民的同情支持下，继续坚持斗争许多年，至今两族人民团结友好。这里的拉祜族人民过去信仰基督教，是基督教在双江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传教士（拉祜族称之为“撒拉”）就有十多人，曾到过澜沧县糯福区或境外受过培训。但由于传教时间不长，群众信仰不深。解放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更加淡漠了。现在连星期天都照常劳动生产，不去做礼拜了。有一位懂拉祜文的“撒拉”已被吸收到省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语文工作组工作。某些宗教上层仍想恢复宗教活动，要求允许他们传教、允许选拔牧师等。

在农业生产上，大吉乡发展潜力很大，可以开梯田的地方很多，但目前平均每人占有水田不到1亩，今后可以大开梯田，扩大耕地面积。另外，发展多种经营的条件也不错，有大片荒山可种茶叶，群众自己经营的副业还有十多种。该乡群众办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已基本实现合作化；但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会计，有的社不会评工记分，分配上平均主义严重，急需加以解决。

我们将大吉乡的情况向雨亭同志进行了汇报，他表扬我们能发现问题，提出很好的意见。

接着我们到了坝区景亢乡，是县城附近的一个傣族乡，和平协商土改刚结束就开始举办互助组和合作社。我和培荣同志到景亢寨调查，住在会计俸老三家，他积极热情地接待我们，他听说我二人是回族，专门提供我们大米、蔬菜和炊具，由我们自己做饭吃。这个村工作基础较差，只有少数贫农希望明年办社，多数群众还没有办社要求。他们说还要再等一等，看看别村的合作社办得怎样，这个态度是可以理解的。随后我们到了闷乐寨，这里有16户人家办起了合作社，由一位很强的信用社主任担任社长，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办社第一年粮食增产一成多。但是也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一来就办成高级社，过早地取消土地分红，结果造成部分富裕中农收入减少，有几户提出要求退社。

离开景亢乡，我们到了土锅乡，也是傣族聚居。不过这里的傣族有一项特殊产业，那就是烧制土陶器。这项技术不很复杂，他们把黏土挖回来，加水捣成泥巴，用牛或人反复踩踏，直到把泥巴踏得很细腻，然后用这种泥做成锅、盆、瓦罐等容器土坯，晾干后搬到村外一块平地上，全村各户做的土坯都集中在这块平地上堆集起来，先用草木灰覆盖，再放上稻草和木柴点火燃烧，连续烧上几天，熄火冷却。最后扒开厚厚的草木灰，各种陶制品就呈现在人们面前。这种由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制陶技术沿用至今，一成不变，确是一个奇迹。也许是因为它制作容易、价格便宜、经济实用，可用来煮饭、煮水、煮肉、煮菜等，煮出来饭菜比铁锅煮的饭菜更加美味可口，所以这一产业久盛不衰。(www.xing528.com)

土锅乡也实现了合作化，但存在问题也不少：一是经营管理不善，缺乏责任制。耕牛折价入社后，没有专人管理。有的用牛驮运物品，用完后鞍架还在牛背上就赶出去放牧，竟无人过问；有的把牛拴在屋里却忘记卸下牛鞍，如此的笑话很多。二是民族不团结。有一个傣族联合社，彝族反映受傣族的气，闹着要搬家。

离开土锅乡我们又到了另一个傣族乡——勐勐乡。这个乡的合作社也办得很差，有几个社办不下去已经解散了，有几个社减了产，社员收入下降，出现一片退社声。追究其原因，主要是“粮食三定”政策不合理，公余粮负担定的过重，而社员的基本口粮定得过低，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最后我们到了山区箐门口乡，这个乡有老社、新社和互助组三种类型，我们三人分头去调查，我去老社，大云同志去新社，培荣同志去互助组。所谓老社就是指1955年办的合作社，新社就是1956年办的社。我发现老社办得不错，1955年普遍都增产，而且增产幅度高达50%左右，90%以上的社员都增加收入，因而合作社比较巩固。但也存在一些小问题，如队与队之间存在本位主义，不够团结；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不够融洽，有的社干部不参加劳动，指手画脚，指挥别人，自己不带头实干，社员对这些干部很有意见。但这些问题并不难解决，通过正面教育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解决。

通过调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合作社办得好不好主要看增产不增产，增了产合作社就巩固，其他问题就好办；减了产合作社就很难巩固，存在的问题就多，也难办。增产与存在的问题是互相制约的。增产有利于解决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存在问题又有力地推动生产。因此，办好合作社首要的是抓好生产，同时不能忽视解决存在的问题。

1957年1月我们结束了双江的调查回到临沧地委。地委副书记刘国华同志、地委办公室和地委合作部的负责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我们汇报的情况、问题和意见引起他们高度重视，第二天就采取行动。国华同志亲自到双江，帮助县委研究解决各项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