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绍忠学术文选：高寒山区调查研究成果

1976年11月初至12月底，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派出由我率领的，由杨登福、张东亮二同志参加的工作组，前往昭通地区高寒山区进行调查研究。主要了解“文革”期间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各民族生产生活情况，以及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在各民族人民中的反映等。

11月4日，我们抵达昭通，分别听取了地委统战部和昭通县委统战部对民族工作情况的介绍。18日从昭通出发，准备到彝良县进行重点调查，我们乘坐的客运班车出发不久，车一个山垭口停住了。听说前面有个大坡叫“降龙坡”，公路上结了冰，车子不能通行。许多汽车被迫停下来等待。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几辆卡车司机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找来几根铁链条捆车轮上，冒险前进了。我们的客车司机也不甘示弱，找来防滑链条，把前后轮都套紧了，开始启动。他两眼紧盯前方路面，双手紧握方向盘，小心翼翼地往前开。客车像扭秧歌一样，左右摇摆前进。凭着司机高超的驾驶技术，终于闯过险关，安全到达彝良县城。

彝良的气候比昭通冷多了，虽是初冬，屋子里已开始烤火，烧的是无烟煤，不觉得呛人。11月20日，县委统战组（统战部的前身）向我们介绍了全县民族情况，接着又邀请我们参加刚开幕的民族代表会。这个会的主要议题是：“追思毛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县委书记肖庆发同志作了民族工作的报告；财贸、文教、卫生部门作了专题发言；代表们畅所欲言，进行充分讨论，提出了许多迫切的要求和宝贵的意见。会议开得很成功。

会后，我们分两路跟随代表们返乡。我和张东亮及县委的一位同志为一路；杨登福和县委的杨世光同志为一路。我们分别到了龙街公社的坪子、多么和朵鄙生产队；海子公社、奎阳公社的龙沙沟、老鹰山、树林大队的部分生产队，最后到奎阳公社会合。一路上遇到了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树枝上悬挂着冰条、树叶上堆着雪花，大片的雾凇景观尽收眼底，不亚于“北国风光”，同时也使我们经受了寒冷的严峻考验。由于这次出差没有带行李，晚上睡觉成了大问题。在坪子生产队住了一个晚上，这是一个经济条件稍好的生产队。队长照顾拿来一床毛毡给我做被子，刚睡下去感觉到有虫子在咬我，用电筒一照，发现毡子上爬满蚤子，我简直没法睡觉，只好借口肚子痛，到火塘边烤火打盹过了一夜。到多么生产队时，队长安排我们睡草楼，楼上堆着麦秆，叫我们钻到草堆里去，只露出个头。这个睡法还比较暖和，可是麦秆有点扎人，把皮肤刺破了。到朵鄙生产队，给我们盖的是“秧草被”，一种用毛茸茸的草编起来的被子，草根向内、草尾向外，由于草根上带有泥土，盖在身上分量很重，但不暖和；吃的方面以苞谷饭为主，也吃些洋芋，有时也能吃点青菜和瓜豆。只有在龙街公社党委副书记虎才义同志家里才吃上几顿像样的回族饭。有一次还应邀参加了苗家“豆腐宴”。苗族的豆腐做得很好，现磨现煮，边煮边吃，有豆浆、水豆腐、板豆腐等，佐料是盐巴、辣子，没有别的饭菜。大家各取所需，吃饱为止。这是一顿难忘的美餐。

经过20多天的艰苦行程，我们两路人马实地考察了4个公社、10多个办得好的和办得差的生产队，对苗族、彝族的生产生活情况和高寒山区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的了解。12月中旬我们到了奎阳公社所在地奎香镇。原计划停留两天返回昭通，不料天气又给我们作难，由奎香至昭通的公路主干道有些路段又被冰冻了，交通中断。我们被迫困在奎香，一困就是一个礼拜。我们困不住，只好天天到公社机关，从公社书记到办事员、派出所、民贸公司、供销社都找了一遍，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12月23日，公路解冻，恢复交通，我们急忙坐上过路的车子，“逃离”奎香，回到昭通，完成了这趟差事。

一、昭通高寒山区民族工作情况

通过我们的调查了解，结合地、县、公社的介绍，综合起来，昭通高寒山区几年来民族工作的大体情况是：

据1974年统计，全区有少数民族267 672人，其中苗族99 923人、彝族82 113人、回族78 372人、白族2 970人，其他布依、壮、傣等族4 000余人。苗族分布在彝良、永善、镇雄、威信4县，其他县有少量分布；回族主要分布鲁甸、昭通两县，大关县有3 000多人，其他县很少；苗、彝族多居住高寒山区和半山区；回族多住坝区，少数居住山区。

“文革”期间，昭通地区民族工作受到很大干扰，但高寒山区没有产生大的动乱，大体上还能保持基本稳定；农村没有产生对立的两派，也没有发生武斗；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领导没有被夺权，农业生产秩序基本正常，部分地区生产有所发展。永善县马兰公社马兰大队197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86.5万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有粮600斤，比解放初期人均147斤增加3倍多；大小牲畜11 760头（只），人均4头（只），当年交售羊毛3万多斤。全年农牧副业总收入331 057元，人均112元，在山区属于较高水平。社员个人还有存款3万多元，群众生活有所改善。

从彝良县来看，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住房方面，解放前少数民族普遍住“叉叉房”，现在90%以上已住上土墙房，少数村寨住上了瓦房；穿的方面，过去普遍穿麻布，现在以机织棉布为主，麻布已退居次要地位；穿的衣服式样也有改变，男女青年喜欢穿汉族流行服装，女青年多穿裤子；文化教育也有很大进步，解放前全县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学生也只有很少的几个，现在有大学生20余人，中学生数百人。小学教育已基本普及，适龄儿童入学率80%以上；卫生事业也有所发展，解放前普遍缺医少药，生病看迷信或求上帝。现在卫生事业也得到普及，县有医院，公社有卫生所，大队有合作医疗，并有部分苗、彝族医务人员，部分生产队还有赤脚医生。

农业生产已停止刀耕火种，过去以洋芋、荞子为主，现在以苞谷为主，粮食产量普遍有所增加；土地已基本固定，不施肥的现象没有了，施肥量逐渐有所增加，大部分为农家肥；过去牛拴在大树下过夜，没有牛棚，不要肥料，现在牛有厩，猪有栏；民族杂居地区开始有了厕所，民族杂居区有个粪坑，从根本上改变了“吃家饭屙野屎”的习俗。

畜牧业也有发展，其中山场较宽的花苗地区发展较多，山场较少的白苗地区发展少一些。苗、彝串山打猎的现象减少了，因为野兽已被打光了。国家规定的肥猪派购政策促使苗、彝族改变了只养老母猪（繁殖仔猪出售）的习惯，部分苗、彝族开始养肥猪，杀年猪。

苗、彝族的婚姻习俗也有很大改变。过去男女青年集中“睡公房”“踩月亮”的习惯已基本上没有了。结婚由父母包办、大吃大喝改为自由恋爱、结婚登记，有的以唱革命歌曲和文艺演出表示祝贺；丧葬习俗过去请端公做道场、杀牛杀羊进行祭祀，现在不做道场了，只杀只羊招待来客。

但是由于“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路线的干扰，高寒山区民族工作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一是受到很大削弱，二是不被重视，三是民族政策被搞乱或取消。各级民族工作机构撤销了，山区民族工作队撤销了，民族工作从党委的议事日程上取消了。奎阳公社党委书记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说：“过去我们每年都要讨论几次民族工作，现在几年也不讨论一次。许多民族政策还要不要执行，上边没有指示，我们也把握不住。苗族的麻塘地反映很强烈，要不要解决也不清楚，落实了又怕犯方向路线错误。”

1973年以来，省革委、省民边委重申了一些民族政策，开始引起重视。地委统战部负责管理民族工作的人员由2人增至5人，设了一位专管民族工作的副部长；昭通、鲁甸、永善三县也恢复了统战部，有了专管民族工作的副部长和工作人员2～3人；彝良县设立了统战组；巧家、盐津、大关3县在县委办公室设1～2人专管民族工作。只有威信、绥江两县还没人管。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符一波同志说：“昭通地区1974、1975连续两年受灾，加上路线干扰，领导对苗彝地区工作重视不够，出了一些问题。省民边委文件下发后，开始引起重视。永善、镇雄等县已采取行动，召开民族代表会或民族座谈会，听取各民族的意见，准备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昭通、鲁甸、彝良也准备召开。全区也准备召开一次民族工作会议。”

总的来看，昭通民族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不仅与汉族地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民族内部差别也很大，发展较好的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大多数生产队仍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一）政策问题

突出反映有3条：一是苗族麻塘地问题。农业合作化初期，苗期地区都按规定划给了麻塘地，以解决他们穿麻布的问题。“四清”运动和“文革”中都把它当“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苗族一条裙子要1丈4尺布，国家发给的布票不够用，普遍要求恢复麻塘地。昭通、永善两县已解决；彝良县执行中有阻力，基层干部怕犯否定“文革”的大方向错误。

二是公余粮负担问题。彝良县毛坪公社有3个苗族生产队中负担公余粮7万斤，人均负担100多斤，而汉族生产队人均负担只有40斤，很不合理。原因是苗族比较老实，产量报得比较准确；而汉族中存在低报漏报的现象。加上汉族荒地多，开垦出来产量增加，而负担不变，就显得偏低了，要求作适当调整。

三是民族歧视问题。某些汉族人骂苗族为“苗子、苗疙瘩”，骂彝族为“彝子、倮逻、巴布人”等，骂回族的话就更难听，由此引起民族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奎香供销社一位汉族职工骂一位彝族农民为“倮荞壳”，被站在旁边的赫章彝族人听见了，他们约了40～50人准备报复。经公社党委出面调解，几次道歉，才算平息。中共彝良县委机关宿舍有一位苗族干部与一位汉族干部是邻居。这位汉族干部打骂小孩时，大骂自己的孩子是“死苗子”，那位苗族干部听了很反感，双方争吵起来，最后闹到县委书记那里，书记狠狠批评了汉族干部，这事才算了结。在招工、招干、招生工作中也有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不招少数民族，尤其不要少数民族妇女和信教群众子女。需要加以纠正。

（二）民族干部问题

据彝良县统计，解放以来该县共培养少数民族干部81人，其中县委常委2人，副县长、县贫协主任、公安局教导员、文教局副局长各1人，一般干部65人，成绩不小。但与民族工作的需要相比，不论数量和质量都很不够。据反映，海子、荞山、塘房、大河等4个公社苗族人口不少，但没有一名苗族的公社、大队领导干部。对现有民族干部的信任和使用也不够大胆和放手；有的不让民族干部到本民族地区工作，怕他们搞地方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汉族干部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往往不愿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加之“文革”中把山区民族工作队撤销了，这就在客观上使民族地区的工作受到很大削弱。各族代表强烈要求配备各部门、各公社的民族领导干部；要求开办民族干部学校，培养提高民族干部。

（三）民族教育问题

彝良县现有少数民族适龄儿童5 088人，已入学4 099人，占80.6%；有民族教师209人（其中有中学教师36人）。成绩是应当肯定的，但和汉族地区相比仍较落后。按“第四个五年计划”要求入学率95%的目标没有达到，已入学的民族生也很不巩固，有的一、二年级较多，三、四年级就逐渐退学，读到毕业的较少。苗族地区更差一些，苗族女生特少，白、苗族男女生都少。今年计划招收一名女大学生，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大家反映：解放初期，省里在民族山区开办省立小学，办得很好，为高寒山区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人才。“文革”中停办了，给少数民族上学造成困难，要求恢复省小，开办民族中学。县文教部门表示要把教育的重点转向民族山区，争取在近两年内普及小学教育；巩固现有学校，逐步扩大招生，使民族生进得来、留得住。

（四）文化卫生问题

彝良县各族代表反映部分山区看不上电影。两河公社布防生产队13年才看过3场电影，其中有两场还是当地林场来放映的。(www.xing528.com)

山区缺医少药仍很突出，群众看病难。桥山公社猴街大队大洞生产队（苗族）今年流行麻疹，死了10个小孩。县和公社的卫生部门都不去过问；有的大队卫生室因缺钱买药而关门了；松林大队卫生室连感冒药都有不起，该大队当前麻疹流行，无药医治。还有的公社卫生所医生不坐班，群众去看病找不到医生。有些少数民族妇女反映因语言不通，又害羞，不便找汉族医生，他们希望培养本民族的医生。

（五）陈规陋习回潮

马兰、塘坝、茂林等公社部分苗族中又出现了“花房”。龙门三队有15名女青年，集体住在一间羊厩楼上，每天晚上和男青年混在一起。吹芦笙、唱歌、跳舞，结果都染上了梅毒，人民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集中起来打针治疗。彝族包办婚姻也有抬头，鲁甸县今年发生一起因包办婚姻引起的纠纷。一男青年被挑了脚筋，挖了眼睛，导致死亡。结婚大吃大喝之风也有出现，有一户苗族结婚请客达90桌之多。

（六）交通问题

高寒山区多数乡村还不通公路，桥梁更少，各族人民行路难。彝良县每年雨季一到，河水上涨，交通就断绝。最近几年，因运送公余粮和赶街，在两条河上淹死33人。有一户全家去赶街，在过河时全家都淹死了。他们希望上级政府扶持，在河上修一座桥。奎阳公社莫戛、石城两个生产队多年前就想修条路，可是没有钱买炸药，多年梦想难以实现。仙马大队计划修一条14.2公里的公路，从1971年到1976年底，只修了6公里，还不大像样。他们希望上级政府对边远特困的少数民族山区多给点照顾。

（七）经济贫困问题

高寒山区大多数生产队还处于贫困状态，生产力发展不大，少数地方由于自然条件恶化，生产出现停滞和倒退。大关县塘坝大队生产水平已退到解放初期。花钱靠救济，吃粮靠返销。每年向国家交余粮4万斤，吃国家返销粮12万斤，交粮和买粮都要走70里路程，更加重了群众的负担。大队干部不安心工作，支部书记把家都搬走了。集体经济趋于解体，有的生产队集体只种交公余粮的地，其余土地各种各收。高桥公社火草地生产队22户、122人，由于连年减产，1974年收粮26 349斤，人均只有216斤，严重缺粮，不得不把集体的牛、马、羊出售，到黑市购买粮食；生产队无现金收入，还欠下银行、信用社贷款5 000多元无力归还。天星公社柔风清生产队每人每月有口粮10斤。彝良县奎阳公社仙马大队9个民族聚居和杂居的生产队，每年的口粮只能吃到第二年春节，第二年二三月份就开始缺粮。

（八）苗族搬家问题

大关县与永善县交界处的三家口、万山老林、河坝厂3个生产队有70多户人家几年前搬走了，经过做工作，1974年迁回60多户，仍不稳定，1975年又搬走23户；铜厂生产队也有20～30户闹着要搬家；火草地生产队22户也因生活困难，对前途失去信心，准备搬家。苗族搬家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贫困、生活困难，但也有政治因素。盐津县三角大队有个劳改释放犯造谣说：“四川农民3年不上粮，人家早就单干了。”煽动不少群众准备迁往四川。

（九）宗教问题

彝良县龙街、奎香一带，过去属于不信教地区，近年来由贵州赫章人串联，散布什么“天要翻，地要覆，地球要毁灭，只有信教的人才能得救”，搞得人心惶惶，部分苗、彝族群众被迫信仰基督教。跟随传教士，半夜起来大搞宗教活动，跳跳闹闹，天亮又回去。这些行为严重影响集体生产，影响民族团结；在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之间造成隔阂和对立。这种活动目前已波及几十个生产队。

二、几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典型调查

坪子生产队是一个民族杂居队，全队38户206人，其中苗族16户，彝族3户、汉族19户。过去是有名的穷山坡；五里路上背水吃，土地瘦薄，种下的洋芋、荞子都长不好；多数人家靠割茅草卖讨生活。由于太穷，别处的姑娘都不愿嫁到这里来。土改时分到了土地，1957年办起了初期农业合作社，粮食连年增产，1973年总产量达到13万斤，比1957年的4.5万斤增加两倍，人均有粮也从200多斤上升到600多斤。近几年仍保持这个水平。1973年开始学种烤烟，面积每年增加。今年种15亩，收入4 478元，成为该队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粮食增产的主要措施是改良土壤，增施肥料。由于这里土壤酸性重、板结，适当增施农家肥加施一些石灰，有利于改良土壤，使土地变得肥沃疏松。该队逐年改造了80亩，成为稳产高产农地。我们总结了该队办得好的经验有3条：一是搞好民族团结。原来汉族和苗族搞不拢，他们反映“和苗族在一起，说话做事很不方便”。有5户准备搬走。后来上级领导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民族团结的教导，回忆过去由于不团结影响生产，家家生活困难。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把生产搞上去，民族团结逐步加强。二是生产队干部办事公正，对群众不分亲疏、不分民族，同等对待。三是相信科学，实行科学种田。今年该队试验推广洋芋套种苞谷的新措施达60亩，获得洋芋苞谷双丰收。

多么生产队。“多么”为苗语，译成汉语的意思是“蜜蜂”。历史上这里以养蜂而得名。解放前有苗族15户，潘、王两姓。他们没有土地，租种彝族安土司6寻地（每寻15亩）和汉族地主少量土地。每年向安土司交地租3石3斗；每户每年还要交1只鸡，无偿为土司种地、背柴炭、运物资等。交租后口粮只能吃到2～4月，缺粮半年以上，还得靠帮工度日。安土司同时又是土匪头子。“有时派人来抢我们的牛马牲畜，抢去后又要挟我们用高价赎回。”“每年的年三十晚上，我们都不敢睡觉，要站岗放哨，防止土匪袭击，一旦发现土匪入村，立即逃走。”解放后分到了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生产有很大发展，曾被评为先进单位，受到上级政府奖励。不幸在“文革”中受林、江反革命路线的干扰破坏，人心涣散；宗教势力趁机抬头，大肆散布：“世界要变了，洪水朝天。不信教的被水淹，信教的有主耶稣来搭救，主耶稣像块磁铁一样，把大家吸到天上去。不信教的要掉进地网，和魔鬼做伴。”在贵州赫章的罗绍安、朱德高等人的这些反动宣传影响和串联活动之下，先后吸收洗礼三批共30户入教，不入教的只剩下6户。每天晚上大搞宗教活动，又唱又跳，闹个通宵，第二天不能出工劳动，严重影响集体生产。不信教的少数人受到歧视和孤立。在信教干部的把持下不给他们供应返销粮；参加宗教活动的按出工劳动评给工分，对他们不评给工分。在“文革”和宗教的双重打击下，该队生产大滑坡。1973年产粮61 037斤，口粮已自给，1975年下降到47 568斤，人均口粮200多斤，又开始吃返销粮。全队又重新回到贫困落后状态，有26户人家没有被子，半数人家杀不起年猪。由于信教不搞计划生育，又造成人口恶性膨胀。仅按来参加座谈会的几个人统计：潘学昌有8个小孩，汪德明有6个小孩，侯兴六7个，潘继云6个，潘学礼、王建华、朱有光各4个，其余也有2～3个。全队只有副队长等3户有一个小孩，没有孩子的只有1户。由于人口的无节制增长，更加重了贫困化的程度。

朵鄙生产队，有苗族18户、汉族9户，解放前两族都十分贫穷。苗族全是安土司的佃户，租种100亩土地，年交租10石。交不起就要将牛马赶去抵租，每月还要派款3次；土司派来催租的人还要杀鸡招待、交草鞋钱等。由于地处路边，常遭土匪抢劫，1948年一年就被抢了3次，1949年一股土匪路过这里住了一天，抢走了他们的全部牲畜，包括牛马37头、羊120只。解放后翻了身，分到了土地，粮食逐年增产。1969年总产量80 201斤，1976年增长到127 300斤，实现自给有余，生活显著改善。该队的主要经验：一是搞好民族团结，原来两族之间常因争土地、争山林、争草场而闹纠纷；汉族内部虽是一姓人，也很不团结，有时为分粮食而打架。结果造成两队都很贫困，年年吃返销粮。1970年遵照毛主席关于民族团结的教导，两队合并，双方都很高兴，团结起来力量大，在生产上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二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台地70亩、深翻土地30亩、施石灰改良土壤56亩。三是扩种秋洋芋25亩。这些措施使粮食产量大大增加。1976年比1969年增产58.72%，人均有粮945斤，不再吃返销粮，队里还有储备粮16 000斤。自并队后两族人民友好往来，互相帮助，互相挑水扫地，分粮食互相帮助送到家，杀年猪互相请客，亲如一家。但是近年来由于赫章、仙马等地不断有人来串联，散布恐怖言论：“天地要翻覆，信教的上天，不信教的下地。老虎豹子当客人招待”等，许多苗族开始信仰基督教，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逐渐产生隔阂和对立。队干部9人中有苗族7人，其中有4人信教，他们把不信教的队长视为眼中钉，妄图杀害生产队长，把朵鄙变成基督教的基地和联络点。大队支书前来做工作，严厉警告这4个信教的队委说：“今后队长的安全由你们4个负责，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双方的紧张关系才有所缓和。

树林大队，有9个生产队，697户、3 392人，有苗、汉、彝三族，还有一个未经识别的“蔡族”^[1]。这里多年来是省地县重点扶持的高寒山区典型，农牧业生产有很大发展。解放前人均有粮270斤，1974年增加到508斤；大小牲畜由1 385头（只）增加到7 755头（只）。各族人民居住和生活条件也有显著改善。解放前住的全是“叉叉房”，现有土墙房8 421间，被子也由31床增加到965床，毡毯由202床增至1 891床。文化教育方面，解放前有小学2所，识字15人，现有小学8所（其中完小1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6%，农村有识字人1 059人。9个队中办得最好的是毛坡队，当年粮食总产30.5万斤，比1968年11万斤增产2倍多，连续3年不再吃国家返销粮。这个队的主要经验：一是开展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台地、改造海子（沼泽）地等；二是领导班子坚强、团结、稳定，能以身作则，带头苦干实干。群众说：“没有稳定的干部就没有稳定的产量。”“干部带了头，群众就有劲头。”该队虽然推行林彪的“政治挂帅”，评“政治工分”，但没有影响群众的积极性。他们评政治工分的办法是，平时只记社员出工的日数，每个季度末根据社员是否参加政治学习、是否关心爱护集体、出工是否积极、劳动表现好坏等条件评定工分，每日的标准分为6分，表现好的加分，表现差的减分。社员烧煤实行供给制，由队上供应，按需分配。广大社员积极性很高，自觉揽重活干。冬天土地封冻，其他队都休息了，该队照样出工干活。目前正在掀起政治学习、揭批“四人帮”和农田基本建设3个高潮。

树林大队有两个“落后队”，一个叫大河沟生产队，这个队连年减产，今年人均口粮只有120斤。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干部问题。领导班子不团结，不得力，正副队长闹矛盾，又缺乏实干精神；社员表现懒散，劳动不积极。队上派了4个人去挖煤，这4人整天打扑克，队长不过问，挖了一年还没有挖出一斤煤来。另一个队叫新房生产队，这个队的问题是“闹搬家”。该队石板沟小组有8户人家，几年前迁到贵州，有2户于1975年又迁回来，有5户23人被贵州当局遣返送回昆明，昆明又遣送回原籍。回来后由国家供应口粮3个月，然后参加生产队分配。队干部想不通，说：“他们搬家搬穷了，不能由我们来养活。”大队支书下死命令：“非养不可。”于是队上才给他们解决住房和锄头、镰刀等生产工具，每人分给300斤洋芋作口粮，勉强定居下来。

松林大队有17个生产队，其中少数民族聚居4个队。这4个队中办得好的只有一个队，办得差的有2个队。办得好的叫松林坡队，有苗族29户、彝族1户，都住在一个山梁子上。干旱缺水，自然条件并不好。但由于领导班子团结，有干劲，工作积极负责，能带头苦干实干，社员劲头也很大。副队长朱学明自告奋勇，住到离村寨七八里的河边烧石灰，每天早上自己背一转石灰送到地里，天亮再来叫醒社员背第二转。在他的影响下，社员们半夜就起来到大队背化肥。这个队修台地、面石灰等生产措施都超计划完成，农牧业发展都很快。办得差的莫戛生产队，问题还是出在干部身上。队长安德成以公谋私、多吃多占。1975年搞肥料工分做手脚，使自己多分苞谷8 000斤；还私自给自己增加工分200分。会计对他有意见，他闹着不干，要大队重新找人来干；社员对他有意见，他骂社员“懒”“坏”。由于他办事不公，又无领导能力，挫伤了社员积极性，造成该队生产下滑，粮食产量由9万斤下降到6万斤，大牲畜由100头降为70头。瓦厂生产队也存在类似情况，队长被大队调去放牧，副队长不管事，只顾营私。他用生产队的苞谷900斤到黑市上换荞子1 450斤，从中赚钱装入自己腰包。他会做木活和打铁，放着集体生产不管，只顾自己出外赚钱，集体生产处于瘫痪状态。

三、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在各族人民中的反映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在各族人民中引起极大的悲痛。彝良县曾经见过毛主席的老代表李美英说：“毛主席去世我哭了一个月，每天晚上把我与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翻出来，看了又看，心里非常难过。一直到选出新的主席，粉碎了‘四人帮’我才放心了。”张福英代表说：“我6岁失去父母，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苦海中救出来。主席逝世，我哭得脚瘫手软，眼泪揩不干。”苗族老教师王正兴说：“我们今天能到这里开会（参加民族代表会），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过去我们苗族要到县城角奎镇来是不可能的。赶街也只能到河对岸，托人进城来买点盐巴。我记得1931年昭通成立边地师范学校，我们8个苗族生和2个彝族进入这所学校，但受到排斥和歧视。我们到食堂吃饭，汉族生把我们的饭菜倒在桌子上，饭碗砸在地上，我们忍气吞声从桌子上抓饭吃。后来是学校把我们分开单独就餐，才得解决。1935年毕业后到彝良县教书。有一天，校长约我上饭馆吃饭，国民党军队的宋营长突然闯进来，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还打了校长一耳光。后来得知因他弟弟在街上被同学打了。放暑假我坚决不干了，辞职到奎香教书。一汉族绅士对校长说：‘苗子连话都说不通，怎么能教书？’校长不听他的，坚持把我留下。我亲眼看到国民党抓兵极其残忍，抓到分水岭有几个人逃跑，被他们活活打死。我的二哥和弟弟也被抓去昭通当兵，生病没人管，两人都死在昭通。我有10个孩子，由于生病没钱，死了9个。其中1个曾请医生看过，要20元。我卖了一条牛交了钱还是没有看好，结果人财两空。今天我们各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权利，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生病有医生来看。这是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当我从广播上听到毛主席逝世，简直不敢相信。后来大队开会正式宣布这一消息，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担心主席去世，国家要乱，苏修美帝要打进来，台湾要‘独立’，民族要分裂，心中感到十分不安。现在好了……”王忠林代表刚一发言就哭成一个泪人，无法再说下去。大多数人都争相发言，普遍担心毛主席去世后国家的前途命运，现在弯子转过来了，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拥护中央新的领导班子。今年各地公余粮交得很快，秋收秋种提前完成。

据反映，毛主席去世后，农村敌对势力有些嚣张。有的地主偷拿贫下中农的东西；地主子女禄汉玉散布谣言说“十大灾难要降临人间，人的尸骨堆成山，有路无人走，有衣无人穿……”；宗教势力趁机争夺农村领导权；有的地方出现赌博现象；等等。

对粉碎“四人帮”，开始有些人不理解，个别地方坏人趁机造谣，制造混乱。茂林公社有人散布变天思想，群众纷纷抢购盐巴、胶鞋等物资。新林大队大坪子生产队指导员王秀珍说：“这些人（指‘四人帮’）完了，我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他不敢领导生产，指导员也不想当了。干沙大队龙门三队（苗族38户、汉族4户）停止了生产，反映“我们苗族生活有改善全靠毛主席这座靠山，现在这座靠山倒了，我们不知又要被赶到哪里去”；有的对打倒江青表示怀疑说：“好不过一家人，哪有妻子反对丈夫的。”通过召开民族座谈会或民族代表会，传达学习中央16号文件和几位中央首长的讲话，逐步澄清了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联系农村实际，引导群众揭批“四人帮”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及其他各项农村政策的罪行。广大群众转向仇恨“四人帮”。有的说：“江青太坏了，枪毙也不能平民愤。”大家一致拥护华国锋当主席，保持国家稳定。

鲁甸回族人民中有不少人反映“沙甸事件是‘四人帮’制造的，应当给予平反”。他们说：“处理沙甸问题，王洪文讲得最多，打‘土围子’就是他提出来的。”昭通回族代表则要求全面恢复被“四人帮”破坏的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他们要求允许开办经学，培训阿訇接班人。有的说：“现在连个宰牛阿訇都请不到，要走几里路到外村去请。”有的要求修理开放清真寺，恢复宗教活动。

12月25日，我们工作组一行回到昭通，向地委做了汇报。地委张副书记对我们的汇报很重视，他说：“你们汇报的这个材料很宝贵，整理出来，发给地区文教、卫生、财办等部门研究一下，提出解决意见，地委再研究一下。同时也希望你们向上边反映一下。昭通地区既不属于边疆，也不同于内地，而属于三省之间的边沿结合部，有许多特殊性，少数民族都比较贫困，请求上面多给点帮助。”

【注释】

[1]蔡族：即蔡家人，是历居毕节、六盘水、安顺、清镇及云南的昭通、彝良、镇雄等地的世居土著民族，是一个未识别民族。新中国成立前被泛称为“蔡家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