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华侨在17-19世纪的移居活动与影响

从17世纪到19世纪，越南华侨曾有两次大的移居活动，一次是在明末清初之际，一次是在19世纪的60年代以后。这两次移居活动，对越南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越两国历史关系的向前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

1644年，清兵入关，到1664年才全部征服中国。在这20年中，清统治者为了建立统治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不惜采用空前残暴的烧杀劫掠手段，“焚其庐舍”“杀其人，令士卒各满所欲”。因此，从北至南，凡清军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人民被屠杀，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洗劫一空，田土荒芜，工商业受到严重的破坏。1645年，清政府又强制下令薙发，限全国在10天之内薙完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稍作反抗，即杀头悬竿示众。企图从人身上和精神上达到奴役人民的目的。蕹发与否，是中国人民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决定性表示。“头可断，发决不可薙！”历来视发为命的汉族人民，在南明士大夫、官吏的领导下，对薙发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与斗争。但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镇压，江阴、嘉定的屠城，舟山的被毁，以及苏、浙、闽、粤沿海50里内的焦土和海禁。

1664年前后，随着清政权的逐步建立和南明政权的覆灭，不少南明将士、官吏，以及江南工商业城市的市民阶层和中小地主，由于抗清斗争失败，在国内不能立足，或由于不愿薙发，死守明节，便纷纷从海路逃往属国安南。公元1660年，明将军邓耀败走海康，被清军水陆夹击，“遁走交趾”。公元1679年春，明将龙门镇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率弁兵门眷3000人，战船50余艘，由海路投泊安南之思贤及沱诸海口。安南王太宗将十分荒凉、“朝廷末暇经理”的东浦（今嘉定）等地赐之，令其“辟地以居”。杨彦迪、黄进兵船驶往霄（今属嘉定）海口，驻于美湫（今属定祥）；陈上川、陈安平兵船驶往芹滁海口，驻于盘辚（今属边和）。他们披荆斩棘，开荒拓土，建房盖舍，安营立市，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把原来荒凉不毛的东浦变成了商贾凑集、经济繁荣的“乐土”。1698年，安南于东浦置嘉定府，“建藩镇营，斥地千里，得户逾四万”^[1]。府下又设新平县和福隆县。华人来商居新平者，立为明香社，居福隆者立为清河社。安南政府在此“空租庸税例，攒修丁田簿籍”^[2]。从行政管理的确立到经济税收规章制度的完善，都“自伊始”。由于华侨和当地人民的共同努力，越南南方从此得到很好的开发，“辟闲地，构铺舍，清人及西洋、日本、阇婆诸国商船凑集，由是汉风渐渍于东浦矣”^[3]。

广东雷州人莫玖，明末流亡越南南方。由于他有雄厚的财力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便广招华人流民于富国、芹渤、架溪、陇奇、香澳、哥毛等处，建立7社村；又因他所居之地传说有仙人出没河上，便将其地取名为河仙。1708年秋，安南国王颁赐印绶，授莫玖为河仙镇总兵官。“玖归镇，建城郭，起营伍，具僚佐，多置幕署以延接贤才，民日聚居，遂成一小都会焉。”^[4]莫玖之子莫天赐，继承光大父业，1736年春任河仙镇都督。他开铸钱局，以通贸易；训练士卒，修筑城堡，抵御外侮；发展生产，倡导商业，使“诸国商旅凑集”。天赐不仅是个治理地方的经济能手，而且还是位精通韬略、文武兼备的官员。他“招来四方文学之士，开招英阁，日与讲论唱和，有河仙十咏，风流才韵，一方称重，自是河仙始知学焉”。公元1739年春，“真腊匿盆侵河仙，天赐率所部击之……由是真腊不敢窥河仙矣”^[5]。

一

清代初期，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除了南明士大夫、官吏阶层因抗清失败，从海上移居越南南方外，还有不少江南失业的矿工，无业的游民，失去土地的农夫，以及不能出海的商人，为了生计和躲避政治迫害，也于此时纷纷从广西、云南的天然通道移居到越南北方。越南北部多五金矿藏，但缺乏资金和技术。越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支持其匮乏的财政需要，便利用中国商人的资金，大开矿山，铸造钱币，“招商开采”“抽分矿税”，在政策上吸引了许多中国商人和矿工前往该地。越南太原通州之送星厂，银锡资源十分丰富，而越人不谙采炼。祖籍广东潮州、韶州的华侨，便前往开采，“矿丁、户结聚成群”“一厂佣夫以至万计”。这些华侨的祖先，早在明代以前就已移居越南，“落籍世居，子孙繁息，数百年来，与交趾人无异，尽散于富良江以北”。他们和越南人民一道，“并力同作，食力相安”，用勤劳的双手，谱写了开发越南北方的篇章。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年），送星厂已呈现“随聚成市，饭店酒楼，茶坊药铺，极为繁凑”^[6]的景象。此外，由华侨高宏德、黄桂清出资雇工在清华开采的银矿，汉族商人林旭三、李京在边和罗奔开采的铁矿，兴宁人黄恒有在兴化蝎翁厂开采的金矿，等等，都为越南工矿业的开发做出了贡献。

文化教育方面，除了前述的莫天赐在河仙镇兴办学校，开招英阁，广集四方文学之士，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外，便要数郑怀德的贡献了。郑祖籍福建，世为宦族。明末清初，郑的祖父郑会蓄发南投，客镇边。父名庆，“少好学”。郑怀德生长在这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就受汉文化的熏陶，加之学习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受到越南政府的重视。1788年郑怀德应举，授翰林院制诰，次年充东宫侍讲，1794年任户部右参知，1802年升户部尚书，充如清正使。次年9月，同副使、兵部参知吴仁静（祖籍广东）等携带国书贡物至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受到清仁宗的接见。清政府在听取了大学士保宁的意见后，于是年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1808年，郑怀德任越南国礼部尚书兼管钦天监事务。1813年改授吏部尚书。1820年复任越南史馆副总裁，寻升协办大学士领吏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官居一品。1824年任钦修玉谱总裁。郑怀德不仅是位政治家、外交家，还是位博学多才的史学家和著名诗人，著有《嘉定通志》《艮斋诗集》《北使诗集》《嘉定三家诗集》（与吴仁静、黎光定的吟咏唱和集）等，对越南的史学、文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7世纪至18世纪，也是越南社会激烈动荡、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年代。1773年，越南阮文岳、阮文吕、阮文惠三兄弟领导西山农民起义，占据归仁府。华侨商人李集亭、李才、洪阿汉（均为广东惠州、潮州人）等不堪越南封建朝廷的压迫，积极响应义军，李集亭建忠义军，李才建和义军，同政府军作战。他们英勇果敢，战功卓著，分别担任义军的高级领导职务。李集亭被封为开国公，洪阿汉授为汉胜侯，刘阿眉、谢阿睦、李阿第等也各授以公、侯、大将军名号。他们为义军出谋划策、冲锋陷阵、筹集粮草、书定文告，对西山政权的建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非常尖锐。1851年，中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影响波及了大半个中国。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其他各地的农民运动也转入低潮。此后，封建地主阶级反攻倒算，大肆烧杀抢掠，使富庶的江南人口锐减，矿山、田地荒废，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造成“野无耕种，村无炊烟”的景象。失业的矿山工人，破产的农民，以及遭到残酷镇压的农民起义军余部，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封建统治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邻国越南迁徙。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20年中，是清代华侨移居越南的第二次高峰期。

当时的越南社会状况，同中国相差无几，自1862年第一次《西贡条约》签订以后，便逐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越南王朝的腐败，以及地方势力的横行猖獗，弄得越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秩序大乱。人民需要保护，社会需要安定，外寇需要抵抗，这就为中国农民起义军的余部得以在越南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和有利条件。1865年前后，广西太平天国的余部天地会，在数万名清军的围剿下，纷纷向越南北部转移。其中有两支势力较大，一支是黄崇英（盘轮四）率领的黄旗军，一支是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黄崇英占据河阳，初时有数千人，后来“拥众数万”。十余年后，这支武装逐步被清军消灭，其部属有的参加黑旗军，有的则流散在越南各地。刘永福初到越时只有二百余人，后来他多次回广西招集义军残部，并吸收流亡在越的人员，使队伍壮大到五六千人。1873年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和李文学彝民起义相继失败，其余部也有一部分流落于中越边境一带，有的在越南北部从事开挖铜矿、煤矿的工作，有的则寓居十洲，同当地少数民族结合，成为“帮子”。

1865年，刘永福率部入越。入越前，刘对部下说：“现在安南多被白苗、瑶人霸据称雄，百姓多遭蹂躏，号呼无门，甚至越王也无可奈何，我想前去为民除害。”及至六安州，果然“四乡百姓因白苗苛刻，烦扰不堪，见公之来，如久旱逢甘雨，欢声载道。公亦开诚布公，创立中和团黑旗军，自愿尽保护之力。于是四路恳求保卫，各愿供食用”^[7]。1867年，刘永福用计杀死了白苗头目盘文义，翦除了这个“狠毒异常，惨无天日”的地方恶霸，安定了北越六安州的社会秩序，使那里两年之内“烽烟无警，鸡犬无惊”。接着，刘又相继惩办作恶多端、横行乡里的大小头目数十员。1870年，刘率部抵保胜，在越南人民的支持帮助下，打败了在“各处关卡，抽丰甚多，强横霸收”的保胜土霸王何均昌。此后，刘又用5～6年的时间，同越南政府军、清政府军一起，消灭了勾结法寇、引狼入室的黄崇英所部。刘永福在越南“除三害”，消灭了北圻的地方割据势力，减轻了人民的痛苦，安定了越南的社会秩序，赢得了越南人民的尊敬与爱戴，甚至“十州（越之羁縻州，属兴化，包括三猛）土酋亦颇畏威受约，咸属其子，父呼刘焉”^[8]。为此，越南国王屡次上谕嘉奖，三圻各人民团体和官员亦称颂刘之功德，有“德公来除巨患，万民感激，朝廷倚若长城”^[9]之语。

越南人民支持刘永福，刘永福也热爱越南和越南人民。他把越南看作是第二故乡，视越南人民为兄弟姐妹，同越南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当法国侵略者向北圻大举进攻，清廷派员同他联络时，他断然拒绝了他的同乡、清朝吏部主事唐景嵩所陈“越为法逼，亡在旦夕，诚因保胜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的建议，说：“现今越乃天朝之藩属，越国有事，天朝尚要帮兵助饷，竭力维持，方为正当办法，安可乘人之危，夺人土地……”他对越南和越南人民的爱护，正是对敌人，对法国侵略者的恨。他说：“永福中国广西人也，当为中国捍蔽边疆；越南三宣副提督也，当为越南削平敌寇。”^[10]他义无反顾地高举起援越抗法的大旗，英勇地站在抗击法寇的最前线，狠狠地打击了法国侵略军。1873年12月上旬，当他接到越南政府的求援书信后，便毅然率领一千多名黑旗战士，从保胜出发，昼夜兼程，12月中旬赶到河内西郊，12月21日大败法国侵略军，击毙其头子安邺。这次胜利，使“法人寝谋，不敢遽吞越南者，将逾一纪”^[11]。1883年5月，法国交趾支那舰队司令、海军上校李威利率军攻占河内，越南政府再次请求黑旗军出来抗法。刘永福又率领三千健儿，倍道前进，直奔河内。5月19日，双方决战于河内城西纸桥。法军大败，侵略军头子李威利被打死，中下级法国军官被击毙三十余名，士卒成异域之鬼者二百余人。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纸桥大捷。纸桥大捷后，越南国王授刘为三宣正提督，加封义良男爵。以后，在中法战争中，黑旗军又与清军合作，在丹凤、宣光、临洮等战役中，勇敢作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敌人闻之而胆丧，人民倚之如长城。因此，当法国侵略者勾结清政府，胁迫黑旗军撤出越南时，越南人民苦苦挽留，依依不舍，不让离去。史载：“唯此消息传出后，土人与客人皆大恐慌，聚合数千人来挽留。永福告以‘中朝已九次谕旨催促，不能再事流连’，又告以‘法人既来，汝等在势不得不与之周旋……今与汝等约：期以三年，此三年中，吾入关相度机宜，容有再来之日……’语次，仰面欷嘘不已。土人亦泪下失声。”^[12]当时与刘一起并肩作战的越南爱国者阮光碧，也赋诗表达了对战友离去的痛苦心情和对刘的无限崇敬。诗云：“闻道南溪去步迟，君心不乐我心悲。炎天雨露长铭刻，犹有来人订会期。”刘永福虽然被迫回国了，但他的事迹，他的精神，一直鼓舞着越南人民和中国侨民为越南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斗争。

除了黑旗军外，在中法战争中，还有近7万名清军开赴北圻作战。在东线，冯子材等率领的桂粤军队达49营，共18300余人；在西线，岑毓英率领的滇军达131营，约5万人，加上刘永福的黑旗军12营5000人，共55000人（黑旗军受滇军主帅节制）。中法战争结束后，大部分清军和部分黑旗军（滇军3万人，黑旗军1400人）撤回国内，但尚有一部分不愿归国，继续留在越南，同越南人民一起，进行抵抗法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有的在那里生产劳动，娶妻生子，与越南人民和睦相处，成为侨民。入关归国的滇军、桂军和黑旗军，有一部分被清政府裁汰遣散（如滇军被裁撤14000余人），其中一部分回家种田，一部分做小商贩，还有一部分无家可归。无家可归或不愿归家的，基本上是清军中的中下级官兵，他们成群结队，流落于中越边境一带，有勇名而无粮饷，所以被称为“游勇”。他们无端被裁，对清政府极为不满。他们有爱国热忱，对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十分仇恨，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越南人民深表同情，常常不顾清政府的命令，深入越南境内，同法国侵略者进行斗争。1885年后，黑旗军余部及清军余部“游勇”，共约2万人，在首领陆东环、王玉珠、汤宗政、朱冰清、黄俊秀、梁茂林、叶成林、梁正理、魏名高等的领导下，同越南人民一道，继续坚持战斗，谱写了战后抗法斗争的新篇章。

1885年9月28日，黑旗军余部和当地摆夷、苗人、沙人联合，于红河南岸的者兰袭击了法国勘界人员，打死法军官2人，士卒13名，焚毁法船1艘，给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迫使法国勘界人员退回保胜，不敢前往勘查，只好“就图定界”。同年越南王室的爱国将领和官吏领导勤王运动，黑旗军余部和清军“游勇”纷纷响应，在越南北方诸省积极地参加了抗法斗争。陆东环、叶成林等在兴化、宣光以西率众近万人，梁正理等在谅山、高平以南率众六七千人，汤宗政在保胜率3000余人，魏名高、魏云龙在猛罗率众2000余人，此外还有宣光的何十二，高平的莫炳荣、黄炳忠、李亚义、党少芹，太原的冯立富，黄树皮的阮朝宗、黄胜利、黄九等，都在抗法斗争中，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史载：是时，“南北两圻诸省，以至山遥海徼，汉族清蛮，无处不有揭竿斩木，与法人捐生，久者几二十年，近者亦一二载，有与法人憨战（应为酣战）死者，有为法人拿捕以死者，有为法招诱不屈而死者，有阳为法官阴结义党为法人所觉而死者，有愤极填胸，自寻死法而死者”^[13]。黑旗军余部和清军“游勇”的抗法斗争，中法战后又坚持了10年之久，直到1895年初在清政府和法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下失败。此后，仍有一部分继续留在越南，参加了黄花探的安世起义；有的则独立坚持抗法，直到20世纪的初叶。黑旗军将领疤头梁，原籍钦州，停战后留在越南，率部千人在左州开荒种田，继续同法寇斗争，“和老番打了二三十年，到民国初年，老番改用政治手段，收买了疤头梁的后代，才得进左州”^[14]。莱州知州刁文持，原籍合浦，中法战后率领几百人转战于十州猛拉，1889年避难云南，以后又回越南继续抗法，“使十州成为不受法国寇管辖的独立地方。直到民国十年左右，刁文持死了，法国鬼才能进入十州”^[15]。云南猛洞苗族首领项从周，从1883年起直到20世纪初，在中越边境一带独力抗击法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用自己制造的大刀、杆子、火铳、毒弩为武器，同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1000多名法国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战斗主要在猛洞、扣林、河江、上营盘、野猪塘、新寨等地进行。经过大小数十百次战斗，终于打败了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南疆，同时也解救了越南北部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苗、瑶人民^[16]。

在越南的华侨和黑旗军、清军余部，不仅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在进行生产建设、发展越南的社会经济方面也做出了许多成绩。保胜（老街）原来是一片荒凉的烟瘴之区，很少房屋和田地。咸丰时有位姓何的广东商人来到这里，修房屋，置馆舍，还从广东请来了建筑师傅，运来木石砖瓦，在保胜盖起了关帝庙，经营起棉纱生意。黑旗军来了后，就地烧砖砍木建房，修起了一条有两百间砖瓦房的新街，并在河边修了个亚婆庙，又在对岸的河口修了座亚公庙，意思是中国和越南都是父母之邦，不能忘怀。新街修成后，刘永福又招来许多两广人、越南人来此居住。他们在这里披荆斩棘，开荒屯田，种植玉米、甘蔗、芋头、木薯、花生等作物，饲养猪牛鸡鸭，做到自耕自食。在保胜扎下根后，黑旗军又沿红河而下，在数百里之内，于河两岸的山坡地带开辟出大片大片的坡田，种植庄稼。军队平时生产，战时打仗，做到寓兵于农。为了鼓励生产，还规定凡新开之田，谁种谁收，不用交租；对外来的华侨和越南人，其新开之田3年后才纳粮税，田粮一般很轻，山区100斤种收一两元，平原地区收五六元。由于政策优惠，所以吸引了不少两广“客佬”和“土人”前往开垦经营。在商业上，红河自古就是中越交往的一条主要水上通道，广东北海的货船经海防到保胜，再由保胜上达云南的蛮耗，每日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主要货物有盐、成衣、布匹、百货、土特产等。黑旗军在北圻打土匪，惩办地方恶霸，维持了社会治安秩序，使红河一带“鸡犬无惊”；又派人护送来往商船，保证了商旅生命财产的安全，使他们安心地做生意；同时还在保胜、大滩、安坝三处设关抽税，以税养兵，从而保证了黑旗军的军饷供给。刘永福任山（西）兴（化）宣（光）提督后，将以上发展生产的措施扩及越南整个西北部，从而促进了北圻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史载：永福“招纳四方豪杰，施惠布恩，名传遐迩……将军各授以田土，使之耕种，自食其力，久之生齿日繁，拓田愈广，计东西中地长七百余里，各处屯田之所，悉成巨镇，烟户稠密，合数万家。鸡犬相闻，桑麻接壤……”^[17]《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也说：“黑旗军来到保胜，开了大街，客人越来越多，出现了商店铺头，市面也热闹起来。刘永福主张公道，告诉士兵和外来商人，买东西要给钱，不要欺负土人；同时又行文给越南地方官吏，不准本地人抬高物价，欺骗客人。大家公平交易，不敢强横。那时从广东北海有木船开到越南海防，转上保胜。在保胜也有几百只船通云南蛮耗。过往的货物很多，没有货栈，货物都是露天搁放，但没有人敢拿一件。地方很平静，商人非常满意，老百姓更不用说了。”^[18]黑旗军在越南流寓20年，其后余部又长期居住越南，同当地人民融合，娶妻生子，成为华侨或越人。他们为越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工矿业方面，这一时期的华侨和华人，也为越南北部矿冶业的开发作出了成绩。中越交界处的都龙铅厂山和南丹蔓家寨铜矿，原是中国云南开化府逢春里的辖地，雍正六年（1728年）后被安南封建王朝占去。该矿广袤20余里，不仅蕴藏丰富，品位高，而且还是铜银伴生矿。“每生铜百斤可提银八两至二十两，铜值亦十一二两。以铜抵工资，以银为净利。”^[19]就是说，每产铜100斤，可提银8～20两，而每百斤铜又值银十一二两，因此每生产100斤生铜便可值银30两，除掉工资外，尚可获得20两净银的利润。这是何等丰厚的利润！难怪安南统治者看中了这块肥肉，“久倚此二厂以为大利”，拼命地加以掠夺和榨取了。而世世代代生活在该地的中国侨民和商人，以及从东川、临安（今建水、个旧）来的矿工，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开发了都龙铅厂和南丹的铜矿。从雍正六年（1728年）到咸丰八年（1858年）的100多年里，蔓家寨已经变成“产矿甚旺，矿工达数千人，居民城市，庙宇辉煌”的繁荣矿山了。此后虽经频繁战乱，矿山曾一度停产，但后来又逐步恢复了生产，直到中法战争结束^[20]。

三

由上可知，在17世纪至19世纪的200余年中，越南华侨规模大的移居活动有两次：一次是明末清初之际，一次是太平天国革命之后。移居的主要原因，前者因民族矛盾激烈，中国国内社会动荡而引起；后者则是由于阶级矛盾尖锐，人民为政治和生活逼迫所致。移居的路线和人员成分，第一次主要是由海路到达越南南方，人员成分多为江南的士大夫、官吏、将领和士兵；第二次主要是由中越两国的陆上天然通道进入越南北部，人员成分多为贫苦农民、渔民、矿工，以及中下级官兵。华侨的主要活动区域，前者为南圻，后者为北圻。他们把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文化知识带到相对比较落后的越南，对促进越南农业、商业、矿冶业和手工业的向前发展，对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当西方殖民者加紧对越南入侵之际，刘永福的黑旗军高举义旗，坚定地站在援越抗法的最前线，两次击毙法军头子，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保卫了越南，捍蔽了中国；中法战争中，他们又和清军一起，在丹凤、宣光、临洮诸役中，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法战争结束后，黑旗军余部和清军余部留在越南，继续坚持抗法斗争，为越南民族的独立、解放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原载广州《东南亚研究》1997年第6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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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南实录·正编·列传初集》卷31，《外国列传·高蛮》。

[2]《大南实录·前编》卷7。

[3]《大南实录·前编》卷5。

[4]《大南实录·前编》卷6，《莫玖传》。

[5]《大南实录·前编》卷6，《天赐传》。

[6]《军机处录副奏折》。

[7]黄海安撰：《刘永福历史草》。

[8]唐景嵩：《请缨日记》。

[9]黄海安撰：《刘永福历史草》。

[10]《黑旗檄告四海文》。

[11]罗惇：《中法兵事本末》。

[12]黄海安撰：《刘永福历史草》。

[13]越南巢南子述，梁启超撰：《越南亡国史》。

[14]《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第260页。

[15]同上书，第264页。

[16]龙永行：《项从周抗法斗争事迹调查报告》，《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一辑。

[17]《刘大将军台战纪实》。

[18]《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第33页。

[19]《马关县志》卷10。

[20]龙永行：《〈万福攸同碑〉与滇南都龙边地的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