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行学术文选：近代中越宗藩关系分析

宗藩问题，是封建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存在的一个特殊关系问题。而中越历史上的宗藩关系，又是比较复杂、十分微妙和颇为敏感的问题。因此对它进行研究，不仅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且还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否认它，回避它，或是改变它都是不足取的。问题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史学家如何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这一特定历史范畴的产物，阐明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并揭示其本质和作用。在研究宗藩关系中，我认为有两点是必须遵循的：第一，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避免可能出现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地区民族主义的倾向；第二，实事求是，不搞历史的虚无主义和不承认主义，更不容许歪曲历史，恶意中伤他国人民。

本文拟对近代中越宗藩关系作一概述和浅析。

一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到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的45年，是中越宗藩关系的解体和消亡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由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下，中国国内的封建统治已岌岌可危，在国外要维持其宗主大国的地位也不那么容易了。但对其周边藩属国家，清政府仍然勉力地承担着保卫他们安全的义务，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作为藩属国越南来说，此时国内有严重的阶级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国外又有同清政府宗主国的矛盾，统治者企图凭借西方的势力来巩固统治，同时抵制和削弱清朝的影响。及至引狼入室后，他们才发觉事与愿违，接着而来的是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条约附身，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于是不得不转而求援于保护它的中国。法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东方殖民地的过程中，后来居上，但其侵略野心却比其他国家都大，手段也更为阴险狠毒。在其侵略计划中，法国不仅要把越南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而且还要以此为桥头堡，进一步侵入中国的西南腹地，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以实现其建立包括印度支那、中国长江流域在内的“法兰西东方帝国”的野心。因此，在19世纪的中叶以后，中越的宗藩关系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其性质已逐步发生了变化：中国和越南都成了法国资产阶级侵略、掠夺的主要对象，法国殖民者是他们的共同敌人。过去的宗藩关系已名存实亡，只是徒具形式而已。但这个形式是重要的，它成了两国人民团结共同对敌的纽带，而两国间以往的宗主、臣属的关系也逐渐变成同盟和战友的关系了。

但是，中越的结盟是十分脆弱的。由于越南封建王朝的软弱、背信弃义和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再加上法帝国主义的干扰破坏，致使中越的结盟迅速解体，藩属关系渐告动摇和崩溃，直至终止。

1771年，安南阮惠在西山起义，推翻了黎氏政权，1786年自立为安南皇帝，并于次年被清朝乾隆皇帝封为安南国王。1792年阮惠死，子阮光缵继位。1777年，前黎氏的外甥、南方阮氏家族的阮福映，向暹罗借兵，反对西山政权，但未获成功，于是转而求援于法国。而此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在经过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之后，为补偿它在印度的损失，便把越南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掠夺目标，并大力实施占领越南的计划。在其侵略活动中，传教士一直是殖民地的开路先锋和得力助手。阮福映为了击败对手，找到了法国正在安南活动的阿德兰区大主教百多禄，说：“今贼未平，国步艰难，卿之所知。卿能为我使西洋，发其兵以助我乎？”（《中法战争资料》一，第318－319页）这正中百多禄的下怀，便满口答应下来。

1787年，百多禄代表阮福映回到法国，立即向法王路易十六呈交了占领越南，并以此为根据地侵入中国中部的奏议。路易十六接受并根据其奏议，拟订了庞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同年11月，百多禄代表阮福映，同法国签订了《越法凡尔赛条约》。条约规定：法国派兵帮助阮福映复国，越南则割让土伦港和昆仑岛给法国。条约签订不久，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此事遂暂告中止。

1802年，阮福映推翻阮光缵，建立了嘉隆政权。次年，清政府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阮氏在清朝的支持下，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拒绝承认《越法凡尔赛条约》。

1857年，法国以要求履行条约为借口，出兵占领土伦港。1858年，法国勾结西班牙，侵占了安海、奠海，1859年侵占了西贡，1862年又先后侵占了边和、嘉定、美萩（定祥）、永隆等省和昆仑岛。1862年5月，越南阮氏王朝被迫同法、西两国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十二款。通过第一次《西贡条约》的签订，越南割地赔款，开始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殖民者则初步掌握了越南的政治、外交大权；中国和越南的宗藩关系也因为条约的签订而开始崩溃：越南可以背着中国私订条约，而且事后也不必奏闻了。作为宗主国的清政府，自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已经变得十分虚弱，自身尚且难保，当然没有能力去顾及他人了。在现实面前，清廷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正如法国预料的那样：“这个合并（即法国占领越南的永隆、昭笃、河仙等省），一个暴行也没有过，一滴血也没有流过，是和平地进行了的……清国官宪，看见墨守旧惯的专制的旧利器在其手中破碎了，人民的同情及信赖离开了他们而集中到我们来……（清国官宪）了解应该屈服。他们不抗议，不鸣诉不平，把不能满足新要求、新希望的施政的管理权，抛弃在我们手里。”（《中法战争资料》一，第373页）

法国侵略者并不以签订《西贡条约》而满足，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占领整个越南，并进而侵入中国。1873年11月，法国侵略军的急先锋安邺，率军进袭河内，后又连陷海阳、宁平、南定诸城。越南王朝束手无策，只好求援于驻在北圻的黑旗军。黑旗军见义勇为，立即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他们从保胜翻山越岭，昼夜兼程，赶到河内，12月21日于河内城外大败法国侵略军，斩其渠魁安邺。但很快越南王朝就出卖了黑旗军，他们与法人媾和，并于次年3月签订越法第二次《西贡条约》二十二款。这个条约，实际上是法国在越南“独立”的幌子下，使越南进一步脱离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从而在实质上否定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越南的殖民地化进程也因此而进一步加深了。

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财政资本迅猛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因而“特别加紧地推行兼并政策（殖民政策）”（《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1页），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240万法郎的军事拨款，并于次年3月派遣海军上校、交趾支那远征军司令李威利率军进攻北圻，5月侵占河内，1883年3月侵入南定。同年5月19日，黑旗军大败法军于河内纸桥，击毙法国侵略军头子李威利。与此同时，法国议会通过增拨550万法郎作为远征越南经费的提案，并遣海军中将孤拔率舰队速赴越南，令交趾支那民政专员何罗硭迅速做好把东京变为法国保护国的准备。1883年8月，孤拔进攻越都顺化，腐败无能的越南政府乞降，同法国侵略者签订了第一次《顺化条约》二十七款。这个条约又比前两个条约更进了一步，它公开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使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其殖民地化的地位也越来越加深了。

清政府对于这三次条约的签订和越南藩属的弃离采取什么态度呢？从以往情形来看，清政府对待藩属一般都采取宽容放任的态度，除注意朝贡、册封之事外，其内政、外交很少过问干预，它所要求的仅是藩属国家承认、尊重它的“上国”尊严而已。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内忧外患，无暇他顾，所以越南几次和法国私立条约，只要其朝贡如常，尽管越方事前并未禀明中国，但清政府也没有多加过问。在第一次《西贡条约》签订前后，清政府认为越法是“蛮触之争，不足与较”；同时中国“亦势难为继，鞭长莫及”。及至1874年越法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法国承认越南“独立”，越南接受法国的保护后，清廷才开始注意起来。1875年，法驻华公使罗淑亚将《西贡条约》通知清廷总署。总署恭亲王认为该约违背了中国的宗主权，于是严词拒绝，表示：“约文中有承认越南为独立国之语，为中国所不解。越南自古为中国属邦，故中国政府不能公认此条约。”（转引自刘伯奎著《中法越南交涉史》第25页）他断然否认了越南的“独立”和法国的“保护”越南，而且明白表示越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属邦，中国不能承认这个条约。

越南方面，自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阮氏封建王朝感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于是一面想拉拢暹罗、西班牙，但被法国干预而止；另一方面又向清政府告急，曾先后两次不顾法国的阻挠，派使前来中国，要求中国援助越南抵抗法国的侵略，尽其宗主国的义务。1876年，越王照常遣使携贡品至北京。1880年，越王又派使臣赴北京，法国虽闻其事，但不能制止。越使于1880年10月4日进入广西，次年6月30日抵达北京。清政府除表示欢迎外，还明确表示越南是中国的藩属；要越南国王自力图强，不要被法方的甜言蜜语所欺骗。1882年，越南阮氏王朝又咨呈清廷，说：“下国久赖天朝封殖，豫列职方，二百余年，尺土一民，皆天朝隶属……夫以下国仰赖帡幪，犹高丽也，字小之仁，保属之义，想不忍膜视。况疆土皆其所属，岂忍听人占取，以薄藩篱？”（《中法战争资料》五，第141页）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清政府已经看到“法人觊觎越南，蓄志已久”，而“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且红河为云南澜沧江下游，红河通行轮船，则越南海口旬日可至云南。此事关系中国大局”（《中法战争资料》五，第87页）。这是清廷考虑之一。其二是，藩属问题不仅仅是同越南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同其他属国的大问题，“实不能以度外置之”。如果听任法国侵吞越南，那么，1879年日本占领疏球便是先例，其他朝鲜、缅甸等周边藩属国家也势必相继解体，“天朝”大国的威严也将全部丢尽。其三是，越南为滇、粤之唇齿，国外之藩篱，“藩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清史稿》卷527，第14648页），越南之存亡同中国的安危息息相关，命运与共，故不能等闲视之。其四是，法国侵略者不仅要占领整个越南，而且还要进窥滇、粤，打通楚、蜀之路，阴谋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中部地区在内的“法兰西东方帝国”，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如果让法国的阴谋得逞，那么列强势必争相效尤，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也就近在咫尺了。鉴于以上情由，清政府既不得不勉力撑持宗主国的面子，同时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计，因而采取了一些保藩固边的措施。在外交方面，命令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曾纪泽，不断向法国外交部抗议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拒绝承认法国强加给越南的一切条约。曾纪泽向法国政府严正申明：“越南受封中朝，久列属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曾惠敏公奏疏》卷四，第11页）中法“讨论的问题，只能是关于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方面的问题”（摩尔斯：《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二，第348页）。在军事方面，清政府应越南政府之请，于1881年底至1882年初，派出两支军队进驻北圻，要他们“分布边内要害”“以剿办土匪为名，未可显露作战之迹，致启衅端”（《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第3、27页）；另一方面，又“暗资刘永福以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以达到“鹬蚌相持，渔人获利”的目的（《中法战争资料》五，第129－130页）。

1883年12月至1884年3月的山西、北宁之战，由于清政府不准“开衅”的被动政策和清军的腐败而失败。在法国的软硬兼施下，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福禄诺在天律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五条，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中国将驻在北圻之清军调回边界，并对越法所有已定与未定之条约概置之不问。这样，中国事实上也就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而对越法所有已经签订或尚未签的条约也就无权过问了。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还不到一个月，6月6日，法国以修约为名，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十九条。主要内容是：越南承认接受法国保护，法国是越南对外代表；法国设统监为法国驻越南的代表，以确保法国的保护权；法国得在越南驻军；等等。这样，法国便最后确立了对越南的殖民统治。(www.xing528.com)

但是，法国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同年6月23日挑起谅山事件，8月23日又在中国马尾摧毁了福建海军和福州造船厂，10月1日攻陷基隆炮台。清政府被迫宣战，中法战争正式爆发。1884年12月11日至1885年3月3日，陆路战场上的西线清军，包围法军于宣光城七十余日，几乎使法国侵略军巢覆卵灭。清军从东、西两个战场发起反攻，并于1885年3月23日这天同时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的辉煌胜利，法国茹费理政府因此而倒台。越南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响应清军。清军乘胜前进，收复北圻已经指日可待。可是腐朽的清政府却把军事上的胜利当成与敌和谈的资本，同法媾和了。李鸿章就上奏声称：“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不致再事要求。”（《清史稿》卷527，第14658页）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双方撤兵，中法战争遂告结束。

中法战争后法国完全占据越南，越南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中越的宗藩关系也就到此结束了。与此同时，中国由于失去西南藩篱，云南、广西、广东诸省直接受到法、英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西南边疆危机日趋加重，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厄运日益危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也因此而进一步加深了。

二

中越历史上的宗藩问题，也就是指那些在“中国周围的许多由中国保护的国家”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2页）。它是在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国际关系史上的特殊产物，也可以说是封建君臣关系在国家关系中的一种表现。它是不平等的，中国被奉为“天朝”“上邦”，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接受属国定期的朝拜、进贡，并为属国的国王册封、诰命，当属国有事时，就充当仲裁和保护人的角色。按规定，属国必须三年一贡，六年遣使来朝。历代越南国王由于不能亲自进京朝觐，遂以金人代身作贡，由陪臣携至中国，甚至金人要作囚首面缚俯伏于地之形。黎利、莫登庸等皆是如此。黎维潭后，所贡代身金人作肃容拱立状，便被清朝皇帝看成是“不恭朝命”，从而引起很大的不快，由此可见宗藩在政治上的不平等。而越南的封建王朝，为了得到中国皇帝的承认和保护，以维持其国内的统治并向周围的弱小国家扩张，也必须履行其朝、贡、请求册封和告哀的义务。因此，宗藩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依附关系。历史上，中国是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封建大国，越南则是比较落后、孱弱的小国，它们无论在地理、历史甚至血缘关系上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自古以来，越南的封建统治者，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为了寻求大国的支持与庇护，在斗争中加重自己的分量，以击败自己的对手，他们往往以朝、贡、册封为手段，请求“正名定分”，来争取中国的支持和承认，谁得到中国当局的承认，谁就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和胜利。另外，由于越南国小，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中国的帮助和支持，其生存（特别是在西方势力入侵之后）也需仰赖中国提供保护和援助。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大国的地位，以达到“四方来贡，万邦来朝”的目的，除了享受属国朝、贡、册封的权利外，还承担着保护他们的义务。在一般情况下，“宗”对“藩”更多地采取“抚慰”的办法；只有当“藩国”出现内乱，原统治者不能维持其统治的时候，“宗国”才应邀进行军事干预，其目的是为了“兴灭继绝”，以维持那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而不是要夺人之地，掠人之财，灭人之国。因此，封建时代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一方面是不平等的以小事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是双方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产生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它对促进两国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展和文化上的交流是起了一定历史作用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宗藩关系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关系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宗藩关系，是君臣上下的依附关系，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殖民关系，则是占领与被占领，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以越南阮惠为例。阮惠在击败黎氏后，为取得中国的认可和支持，他多次遣使朝贡，甚至“亲自”入觐京师祝贺清朝乾隆八十诞辰。他在奏文中请求说：“伏望圣德洞烛微情，逾格加恩，假臣封号，俾得寿有名分，凭藉天宠，鸠集小邦。实蒙圣天子复载生成之德，自臣及其子孙世守南服，为天朝之藩民，惟有一心恭顺，以期永荷天恩于勿替也。”（《安南纪略》卷22）乾隆览表后说：“该国镇抚民人，全仗天朝封爵，况造邦伊始，诸事未定，尤赖正名定分，明示宠荣，以为绥辑久远之计。已明降谕旨，将阮惠封为安南国王。”（《安南纪略》卷22）阮惠请求册封，取得“名分”的目的，是为了“凭藉天宠，鸠集小邦”“以为绥辑久远之计”，也就是说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而朝、贡和赏赐，则是维系双方宗藩关系的手段和必不可少的形式，正如走亲戚一样，要送礼和还礼，但不在礼物轻重多寡，唯其心诚而已。贡物一般是象牙2对，犀角4座，纨、绢布各200匹，沉香600两，速香1200两，砂仁、槟榔各90斤。中国回赐的礼品，例制是蟒缎8匹，彩妆闪缎8匹，线缎27匹，春27匹，以及磁器、漆器、茶叶及其他手工艺品。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帝“轸念（安南）路途遥远，人役劳苦，特颁谕旨，嗣后犀角、象牙，免其进献；金香炉、花瓶、银盆折作金银，同其余供物俱交广西藩库谨贮”（《明清史料》庚编第一本，《礼部题本》）。次年又规定将原来的两年一贡、四年一遣使的惯例，改成三年一贡、六年一遣使，并作为永久的定制。乾隆除了减少安南的例贡外，又大量厚赐礼品给他们，以体现其“对下国怀仁之意”。他说：“天朝统驭万国，厚往薄来，即该国不能备物，亦不妨稍从节减，用示体恤……以仰副圣主怀柔抚字至意。”（《明清史料》庚编第一本，《礼部题本》）安南国王阮光平（即阮惠）仍请将三年一贡改为两年，六年遣使来朝改为四年，而且还要增加贡物。乾隆加以阻止，他说：“‘任土作贡’，原视物产所宜，况此次新定该国贡期，已较前稍密，足以表该国王亲敬之心，其旧例金银器毋庸呈进。即此作沉香等物，若未能备数，不妨就该国所有，如土纨、绢布均可进奉，不必拘成定例。所谓不惟其物，惟其意也。”（《军机处录副奏折》）清廷谕令不断减少安南的贡物和延长贡期，而且要他们“稍从节减”“视物产所宜”“金银器毋庸呈进”“不必拘成定例”，等等，其追求的不在贡物的贵贱多寡，而着重在其心意。由此可见，贡物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礼物，从政治上说，它体现了越南对中国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而从经济上讲，中国的“厚往薄来”，对越南并不见得就是吃亏的交换。当代越南的史书和文章中，把贡物说成是“历代的外国封建统治者一直维持着纳贡的剥削方式，并把它看成是重要的剥削方式”；还说“这是一种最残酷、最野蛮的剥削方式”“它同西方殖民者的残酷剥削、掠夺没有什么区别”（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第1集）等等。这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蛊惑人心之谈。

中国之对越南，除象征性的朝贡外别无所求。那么再看看法国占领越南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1885年《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签订后，中国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越南变成了法国直接统治的一块殖民地。法国对越南不仅实行军事上的血腥镇压，政治上的残酷统治，而且在经济、文化上施行最野蛮的剥削、掠夺和奴化教育。

首先，在政治上，法国吞并越南后，将越南分为三部分：南部交趾支那正式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中部安南成为法国保护下的王国；北部东京由越南国王“让予”法人“管理”。三个部分的最高统治者是法国政府任命的总督。为了方便统治，法国占领越南后，名义上暂时保留着国王的称号，但实际上国王不过是法人“挟之以号令国中”的一个工具罢了。《越南亡国史》说：“其时越南国王的住居被法兵重重包围看守，出入不得自由，国君出都门一步，须奉法人号令。国中一切政令诏旨，皆先禀问法人，得法人一诺乃敢施行，或法人自传出意旨，国君更不得开口问一声。”“法人绳缚索勒王族极紧，每一月两三次检王族谱宗人名，照名点首，有欠名的，法人必穷追，四面罗捕，严刑治罪。”（《越南亡国史》，越南南巢子述，梁启超撰）他们甚至经常断绝王室的口粮，不时地对国王下毒手。至于一般臣民，他们在法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更过着“眼泪洗面”的日子。法国为了巩固统治，一面饵诱、豢养部分越南民族的败类做其鹰犬，一面又对敢于反抗者进行血腥的镇压。法帝国主义在越南建立了一套军事、特务、警察、司法和监狱的机构，强制施行严酷的刑法。法律规定：不准四人集于一室；人民往来须持有政府的凭照，不然即作奸细论处；外出不归者，即以一家、乡族试问，或杀其父母，或縻其妻眷，或掘发其坟墓，甚至诛其全族全乡者。他们收买了一大批为虎作伥的无赖、恶棍，组成“英豪会”与“密魔邪”，充当坐探、爪牙，随时侦捕和屠杀越南的爱国志士。他们还设夜行之禁、偶语之禁、博酒之禁、盗煮私盐之禁、阴图潜匪之禁、异人异样之禁、窝娼贮赃之禁，等等，不一而足，主要是为了钳制人民的思想，限制人民的自由，镇压人民的反抗。他们在昆仑岛、萝山等地设置了庞大的监狱群，经常被关押的“政治犯”竟高达数千人！

在经济上，法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民实行野蛮的超经济强制剥削与掠夺。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全面地控制了越南的土地、交通、矿山、茶园、橡胶园、工厂，操纵着越南的经济命脉，疯狂地掠夺越南的资源。据统计，1890年，法国在印度支那有庄园116个，占地面积11690公顷，后来通过巧取豪夺，庄园面积不断增加：1896年为15800公顷，1897年为78674公顷，1900年为100146公顷。及至20世纪30年代（1930年），法国殖民者在越南拥有的庄园面积已经高达1025000公顷之多（阮鸿峰：《越南村社》，梁红奋译，第30－31页）。他们在庄园内建立茶叶、橡胶、咖啡、稻谷等种植业，掠夺原料，榨取越南人民的血汗。法国殖民者除输出资本外，还垄断了越南的进出口贸易，从越南输入廉价的大米、橡胶、玉米、矿产品，向越南输出价格高昂的工业品，通过垄断价格的不平等交易，夺走了越南人民的大量财富。如1934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就获得5亿法郎的高额利润，而它的资金才不过1.2亿法郎。另外，法帝国主义还向越南人民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直接进行剥削。有田土税、人丁税、屋居税、渡头税、生死税、契券税、船户税、商贾税、盐酒税、工艺税、地产税、殿寺税等，甚至房有税，梁有税，窗有税，连牛、狗、鸡、猫都有税。以田土税为例，法国将越南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每亩年收银1元，中、下等稍减。1886年后，将中、下两等田土依次递加，中等加为上等，下等加为中等，上等无级可加，则增税10%。此后，又用倍增法盘剥越南人民，即10亩土地以20亩计，100亩按200亩收税。人民要求勘度，法人不仅不予理会，甚至诬陷为隐瞒田地，通统给予没收。而且不论年岁凶歉，税收一点也不减少；如有交纳不完税的，则有悍卒“挟枪剑至其乡，名曰‘坐收’，尽一乡之牲畜，供其饱饫，缧绁其父老，钳烙其子弟，呼号之声，惨不忍闻，卖妻鬻子，转于沟壑”（《中法战争资料》七，第545页）。

广南省是受害较深的地区之一。中法战后，该省灾害频仍，连年歉收，人民负担不了沉重的赋税，纷纷到法国公使署请求减少税项。法公使不仅不同意，而且派军队镇压，驱赶请愿的群众，当场溺死了三人。于是愤怒的群众抬着尸首到公使署前示威，数千人披麻戴孝，哭声震天，十多日也不散去。公使慌了手脚，忙请示上司“钦使”。钦使至，喝问为何要造反作乱？示威的群众高声回答：“我们手无寸铁，怎么造反！只是赋役太重，交纳不起，所以才来请求减少税项。”钦使大骂说：“你们这些穷鬼，不能完成国家税收，不如死了的好！”于是下令开枪射击，当场杀死了数百名徒手的平民，“血流成渠，而民始散”（《中法战争资料》七，第546－547页）。沉重的负担，残酷的镇压，使越南人民过着“如在荆棘之上，汤火之中，饮毒茹荼，吞哀咽恨”的生活（罗惇撰：《越南遗民泪谈》），以至他们不得不发出“仇人！仇人！吾誓必殄灭而朝食也”的强烈怒吼（《越南亡国史》，越南南巢子述，梁启超撰）。

文化方面，法帝国主义在越南实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越南历来按中国的办法，取士有文武二科，这二科都是越南千年来腐敝的政法。然武科较文科稍有点“刚强奋厉的景象”，所以法国占领越南后，立即废除武科，而保留“痴惑蒙昧”腐污无用的文科，用以箝制人民的思想，笼络部分帮闲文人。在为数寥寥的学校中，法帝国主义又不准许开设体育、音乐和越南历史等课程；讲授的都是法文、法语，灌输的是一系列的奴化教育思想，用以摧毁越南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培养他们需要的走狗和唯法命是从的洋奴分子。此外，法帝国主义还垄断了越南的一切宣传机构，所有报纸、广播、出版机构无不为其殖民政策服务。而在肉体上，他们在越南大量开设酒馆、烟馆和妓院，用以毒害越南人民，摧毁他们的民族意识和身心健康。

由此可以说明，1885年以前中越的宗藩关系和1885年以后法越的殖民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宗藩关系是个历史范畴，是封建时代君臣等级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是小国依附大国的关系。它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但在经济上却不是以压榨、掠夺为目的，军事上也不是为了占领和奴役他国；殖民关系则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占领与被占领、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且，宗藩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封建制度、封建王朝的盛衰而不断演变，其性质和作用前后也有所不同：鸦片战争前，中越的宗藩关系，就中国而言，主要是为了追求和维持大国的尊严，帮助越南王朝维持其封建的宗法统治；鸦片战争后，形势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两国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威胁，中华民族与越南民族都沦为受侵略和被掠夺的地位，他们的共同敌人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因此这个时期的宗藩关系就必然注入了新的历史内容，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尽管此时中越间的宗藩关系已经名存实亡，徒具形式，但它还是起到了把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纽带作用。我们看到，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但仍然根据宗藩关系的义务，出兵北圻，援越抗法。这固然有其维持宗主国地位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因为唇亡齿寒，对强法侵越，“不忍坐视，弃越南于水火”，以完成“天朝覆庇成全之德”的义务。在法国侵占南圻后，清政府应越南政府之请，由暗中接济，到出兵陈边，到代越守土，到战争的全面爆发，动员了全国将近一半省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进行抵抗法国侵略的战争，并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牺牲，甚至不惜承担把战火引进国内的危险，派出了将近10万人的军队出关，与越南军民并肩作战，共同打击凶恶的敌人，不少将士因此而长眠在越南的国土上，他们的英雄业迹一直受到越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因此，就清政府的出兵援越抗法来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视为正义的、无可指责的行动，是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符合中越两个民族的共同愿望的。比如，长期坚持抗法斗争的越南军民，他们对清政府派兵援助就十分欢欣鼓舞，抱着很大的希望，并给予积极的合作与支持。原山兴宣总督充协统军务阮廷润、原谅平巡抚充参赞军务吕春葳等，于光绪十一年十二月（1886年1月）呈清政府的禀函中说：“窃念下国千百余年来，君臣民庶得安宇下，皆天朝覆庇成全之德也。三十年来，所被法匪侵扰，承天朝念其累世恭顺，不忍弃绝置之水火，大师出关垂援，下国老幼男妇莫不奔走迎接供役，乐以忘劳，曰：‘天朝将有大造于我南也。’本年二月二日之役，天威所临，夷酋就缚，不一日间，他族数十屯不战自溃，则又焚香顶祝以贺曰：‘庶其复见天日乎？’……下列奉下国王之命，纠集北圻忠义豪绅，随机战守，且料理粮储，以待天兵。现今下国北宁、山西、海阳、南定、兴安诸省士民响应，凡他派兵粮夫役，均不承应，其从之各府县及司属募兵人等，各已抽回……”（《中法战争资料》七，第484页）又如镇南关大捷后，冯子材进军北宁时，“越地义民闻风响应，越官黄廷经纠北宁等处义民五大团，建冯军旗号，自愿挑浆饭作响导，随军助剿，或分道进攻”（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在陆路战场的西线方面，“自官军入越，兵势大振，加以招徕越民，望风吐款，自山西、河内、兴安、宁平、南定各省共举义旗，来迎官军”（《中法战争资料》六，第428页）。

由上可见，清政府在越南遭受法国侵略的情况下，为履行宗主国的保护义务，派兵出关，援越抗法，是受到越南人民欢迎和支持的正义行动，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是越南某些史学家，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对此横加指责，甚至说中法战争是“中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越南而进行的狗咬狗的争夺”“是两只野犬争夺越南这块肥肉”，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和对中国人民的恶意诬蔑，同时也是对越南人民的诬蔑！

当然，尽管某些人利用中越历史上的宗藩问题大做反华的文章，甚至不惜用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法，编造中国“侵略”“威胁来自北方”的种种谎言，以欺骗蒙蔽越南人民，挑拨离间中越人民的友好关系，但毕竟是枉费心机的。正像2000多年的历史表明的那样，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主流，两国的和平共处符合中越人民的共同愿望；现时的中越关系恶化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出现的短暂乌云，我们相信终有一天会云开日出，两国的友好关系会沿着正常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的。

（原载广州《东南亚研究》1987第1、2期。1986年作者曾以《论中越历史上的宗藩关系》为题，在《研究集刊》上刊出，共4万余字。次年10月，作者应广西社科院之请，就中越宗藩关系向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大、广西大学、广西师大等八所院校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作了学术报告。报告前半部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杂志和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纵横》上刊出，此为报告的后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