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中越关系：复兴友好睦邻，发展政治经济

从明代到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四百多年里，是中越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较之宋、元各代均有重大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经济走向高度发达阶段，并有了新的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在和安南、占城等国的对外关系中，也较过去密切了。而这个时期的安南封建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反映在政治和对外关系中，更多地有赖于加强同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以达到“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邻”的目的。

一

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后，便遣使颁诏安南、占城等国，同他们建立了友好睦邻的关系。其时越南北部为安南国陈氏统治，南部为占城国统治。安南国王陈日煃于次年（洪武二年）派专使来贺，朝贡方物，并请封爵。占城国王阿答阿者亦于同年遣使来朝，并告安南恃强欺凌一事。朱元璋当即派遣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翰林编修罗复仁等分别持诏、印前往二国，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封阿答阿者为占城国王，各赐《大统历》一本，织金文绮纱罗四十匹，并对他们的纷争进行调解，劝谕其“各宜罢兵息民，毋相侵扰”（《明太祖实录》卷八六）。

1399年（建文元年），安南黎季睺杀死陈日焜，屠戮陈氏宗族百余人，篡夺了陈氏政权。次年2月，黎季睺立其子黎汉苍为太子，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大虞”，年号“元圣”。于是陈亡。黎季睺亦改名为胡一元，子黎汉苍改名为胡。接着，胡一元让位于胡自称太上皇。胡奉表朝贡，托词自己是陈氏外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请求明朝正其名分，赐爵位。1403年（永乐元年），明成祖遣使赍诏前往安南，封胡为安南国王。不久，黎氏篡权阴谋败露。1404年9月，原安南陈氏陪臣裴伯耆向明廷告发了黎氏父子弑主篡位、杀害忠良的罪行，请求明政府“哀无辜之众，兴吊伐之师，隆灭绝之义”（《明太宗实录》卷三○）。与此同时，前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由老挝军民宣慰使刀线歹遣使护送前来中国。陈天平以亲身经历向明廷痛陈了黎氏篡权谋位的经过，请求明朝政府“伐罪吊民，兴灭继绝”，帮助恢复陈氏的统治。明成祖知道自己受了胡的欺骗，于是派使诘责胡。胡自知阴谋败露，便假意上表谢罪，表示愿洗心革面，迎还陈天平，以君事之。并愿归还在此期间被安南侵占的广西禄州、西平州永安寨及云南宁远州所辖之猛慢等寨给中国。1406年1月，胡陪臣阮景真来中国，迎接陈天平。同年2月，明派广西都督佥事黄中等以兵五千护送陈天平归国。当黄中一行经过鸡陵关（今友谊关）将到芹站时，遭到安南十余万伏兵的突然袭击，陈天平被杀，明军死伤者不计其数。明成祖闻讯后大怒，于是决定对胡兴师问罪。

1406年（永乐四年）8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将军，率军数十万南征。行前成祖命令只准拿获黎氏父子及同党，其胁从无辜不问。并诫谕他们：“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姿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有一于此，虽有功不宥，尔其慎之……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明太宗实录》卷四四）明军遵守成祖的训谕，并于进军沿途发布檄文，揭露黎氏父子弑主篡位、暴杀无辜、侵占中国土地、掠夺占城财物等二十条罪状。大军一路秋毫无犯，进展十分顺利。1407年，黎氏父子被擒，安南事平。明军发榜，遍求陈氏子孙立之。其国之官吏耆老莫邃等上表，“言陈氏子孙尽为黎贼所戮，无可继承，请为古制，复立郡县”（《明太宗实录》卷五○）。明从其所请，置交趾都指挥司、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趾等处提刑按察司及军民衙门，直接由中央派员进行统治。

以上是明朝对安南用兵的大体情况。其起因虽然十分复杂，而明成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宗主国的义务和职责，帮助维护陈氏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不管怎么说，其性质是非正义的；及至事平，又置郡县进行统治，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此后安南各地的反明活动不断开展起来。1408年（永乐六年），爆发了陈简定、邓悉、阮帅的起事。次年众又拥立陈季扩为皇帝，进行反明活动。1414年（永乐十二年），二陈反明活动均被扑灭。1418年（永乐十六年），安南蓝山又爆发了黎利反抗明朝压迫的武装起义。义军受到人民的拥护，迅速地攻占了茶笼州、新平、顺化等地。1427年（宣德二年）黎利又连续打败广西、云南两路的明军，迫使交趾总兵王通与之盟誓退兵。1428年（宣德三年），黎利奉表陈情谢罪，贡代身金人、银人并送还明军溃散的官军马匹，请求明军班师。明军在黎利答应誓守“永为藩臣，常奉贡职”和立陈氏之后的诺言下，退回国境。此后黎利借口陈氏“实无见存”，明朝只好“俯从所请”，封黎利“权署安南国事”。从此安南又建立起了黎氏政权，中越两国又恢复了友好睦邻的关系。

1433年（宣德八年），黎利卒，遣人如明告哀。次年，明派郭济持丰厚的礼品到安南祭奠。1437年（正统二年）春，明遣兵部尚书李郁为使，赍诏敕、金印赴安南，封黎利子黎麟为安南国王。黎麟亦遣人捧表和方物，如明谢恩。此后安南向明“常贡不绝”，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得到了发展。据统计，从1368年（洪武元年）到1637年（崇祯十年）的269年中，安南朝贡79次，占城朝贡达72次之多。

黎氏王朝传七世，嘉靖初年为莫登庸所篡。莫氏“窃据国城，阻绝道路，以致久废职贡”。明朝为行使对藩属国的权力，准备“兴师问罪”。后莫氏“畏威悔过，上表乞降，籍其土地人民，恭听处分”（《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七）。1541年（嘉靖二十年），明朝认为莫氏“情有可原”，遂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官从二品，仍令三岁一贡。到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黎氏驱逐莫氏，继为安南都统使，一直同明朝保持着宗藩的朝贡、册封关系。

二

在明代的276年中，除了1406—1427年明派兵进占安南和设置郡县外，明朝与安南、占城基本上保持着睦邻的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一方面是明代的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显示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示其大国、宗主、“天子”的尊严，因此它要求藩属国家给它朝贺、进贡，享受其宗主国的权利；另一方面，宗主国也必须承担维护藩属国家封建统治秩序的义务，对它进行册封、诏谕，甚至在出现“篡位”时，出兵干预，“兴灭继绝”。但这种出兵，并非为了占领，而是为了恢复和延续藩属国家的封建宗法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曾对臣下说：“四方诸夷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若其不自忖量，来扰我边，彼为不祥。彼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伐之，亦不祥也。”（《明宣宗实录》卷一六）安南的封建统治者，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邻”（侵吞占城国），因而向明称臣称藩，不断派使臣请求册封、朝贡、谢恩和告哀等等。所以这个时期的中越宗藩关系，是建筑在两国封建统治者政治需要的基础上，是符合他们各自的基本利益的。而双方的统治者在利害相左，甚至兵戎相见时，则反映了他们的争夺和矛盾。从经济上看，朝贡是维系宗藩关系的纽带和重要方式，它可以表现宗主国的“尊大”和属国对上国的“诚敬”。它是不平等的，但这仅是指政治而言，若从单纯的经济价值而论，朝贡往往是“薄来而厚往”，中国回赐给安南的物品一般都优厚于所贡的方物。明太祖曾说：“安南远居海滨，率先效顺，方物之贡，岁以为常。朕念彼知响慕中华，服我声教，岂在数贡。”（《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他下令说：“中国之于四夷，惟推诚待之……若彼来贡，亦令三年一来，所遣之人，不过五员，所贡之物，务从简俭，且须来使自持，庶免民力之劳，物不贵多，亦惟诚而已。”（《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二）但安南朝贡，“多兼贸易”。双方使节除携带贡品、赐品外，大都携带商品，进行贸易。这对两国的经济交流，物资上的互通有无，以及生产上的相互学习借鉴都是很有好处的。如1434年，安南使臣黎伟、阮傅等如明告哀，“多买北货，至三十余抬”。次年明使朱弼、谢经等到安南，“弼等又多赍北货来……发人夫几至千人”^[1]。广东、福建的红铜、瓷器、绫绢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安南、占城，“官为收买”，又转手卖给安南、占城的老百姓。河内的史家说中国通过朝贡，对安南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与掠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安南封建统治者，利用宗藩关系，麻痹明朝中央政府，不时地侵扰我国边境。如：1396年，安南侵夺明属丘温、如敖、庆远、渊脱等五县，“逼民附之”。1468年，侵入并占据我国凭祥。1607年，由龙门港侵入钦州，“掳掠以去”。1405年，侵入云南宁远州猛慢地区，“掳掠人民畜产，征纳差发，驱役百端”。1474年，入寇云南广南府富州，“攻劫边寨，惊散人民”，等等。不仅如此，安南封建王朝还对其他邻国进行扩张。位于安南南方的占城国，与明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藩属、朝贡关系，但也遭到安南的欺侮。1470年2月，安南遣人到占城“索取犀象宝货”，“令待其人亦如奉天朝使命之礼”。占城不肯屈从，于是黎灏起倾国之师，亲率舟师1000余艘、精兵70余万侵入占城。次年4月，攻破占城都城阇槃，俘其国王槃罗茶全等3万余人，斩首4万余级，“以占城地，置为广南承宣及升华卫，置十二承宣按察，及置广南三司”^[2]，对占城直接进行统治。

安南黎氏吞并占城后，又使出恶人先告状的惯伎，派人如明告占城“欺凌安南”，说占城“弃礼悖义”“躏籍边民”。明政府洞悉其奸，知“灏贪心罔极，阴谋吞并，乃阳为奏请”，于是对之进行“诫谕”，严厉地申斥了安南凌弱暴寡、侵地杀人的行为。但碍于“王者不治夷狄”的古训，故一直没有出兵干预。而安南黎朝则始终“阳顺阴逆，怙恶不悛”，没有放弃对四周邻国的扩张侵略政策。

在明代，随着安南同中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更为频繁密切了。明代的中国，是个民殷国富，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大国。为了表现其“统驭华夷”“声教四方”的“天国”风度，除了在个别情况下，它不得不用兵宣威外，绝大部分时期对安南等藩属国家都采取怀柔政策，以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从而有利于两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个时期，中国的封建文化典籍，如“五经”“四书”、《资治通鉴》《汉书》《唐书》《三国志》等，在安南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其他如天文、地理、历法、医药、刑律法度、礼乐朝仪、文武官制、科举考试等，在安南也无不仿效中国。1370年（洪武三年），明朝开科取士，特准安南、占城等国以乡贡赴试于京师。规定安南岁贡儒学生员，充国子监，府学每年二名，州学二年三名，县学一年一名。到1419年（永乐十七年），安南已有23个县设立儒学。他们以“周公为圣，孔子为先师”，“祠孔子以大牢”，“新乐”以“仿明朝制为之”。其乐器，如大鼓、编罄、编钟、瑟琴、笙箫、琵琶等均与中国同。所以安南国陪臣黎文老上奏说：“诗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义，以跻寿域。今乞循旧习，以带来土产香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九）明英宗从其所请。

为了方便两国贸易，明朝在广州、泉州、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并谕令福建行省：“占城海泊、货物皆免征税，以示怀柔之意。”（《明太祖实录》卷六七）1405年（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出使西洋，首达占城国新州（今归仁），以后六次出使西洋，每次均在新州、灵山（今绥和）停泊。占城国王率众出城迎接，贡献方物；郑和亦回赠金银瓷器等物答谢。

为了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工艺，1407年（永乐五年）8月，交趾总兵官张辅一次就派九千名博学有才、明经能文、聪明正直的安南子弟到金陵深造，明成祖遣工部以锦衣、靴袜赐之。1413年（永乐十一年），交趾工匠130余人及其家属来到金陵，成祖命有司赐给钱粮衣物，安排住居，病者还给以治疗。对黎季睺的孙子叔林，明太宗不仅赦免了他，而且还授以工部尚书的高官，令他专门负责军工产品的督造。1406年（永乐四年），明成祖营建北京城，特地委任安南人阮安负责紫禁城和天坛的设计施工。这些新建的建筑群，布局匀称严谨，气魄恢宏壮丽，使北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城市之一。阮安为北京城市的建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www.xing528.com)

公元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在中国建立起统治秩序后，安南的黎朝又与清朝建立并保持着宗藩关系。1666年（康熙五年），安南黎维禧向清缴送明王永历敕印，清封之为安南国王。原安南都统使莫氏因与吴三桂勾结，发动叛乱，后被清朝支持的黎氏消灭。到了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安南西山阮光平（阮惠）起义军推翻黎朝。次年，阮氏派人叩关内附；后又请求亲自到京瞻觐。乾隆“阅其表文，情词肫切，出于至诚”，于是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当阮氏起义时，清朝曾应黎氏请，出兵帮助镇压阮光平，但遭到了失败。后来阮氏当权，“自知贾祸，大惧王师再出；又方与暹罗构兵，恐暹罗乘其后”（徐延旭：《越南世系沿革》），所以再三叩关谢罪恳求，希望得到清廷的谅解、首肯和支持。乾隆也看到黎氏“优柔废弛，已为天心厌弃，自无复合立国之理”，于是来了个“顺天而行”，承认既成事实，给予阮氏封赠。清乾隆的这一措施，是合乎实际的明智之举，较明代对安南陈氏一味的“兴灭继绝”的顽固保守政策高明多了。他在《御制安南记事文》中，对安南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说：“安南虽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且奉本朝正朔，称外藩者百有余年。其邦遭乱，兴灭继绝，礼亦宜之，是盖奉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乱，岂无所由，且其据黎城而擅号台者，原非一姓也，则自古至今，主中华而称正统者，率可知矣。虽乘除有命，而兴亡在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吁，是不大可畏乎！”（《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七）乾隆虽然从维护藩属国的封建宗法统治出发，曾出兵灭阮扶黎，把兴灭继绝看成天经地义的大事。如他曾说：“朕维抚驭中外，绥靖遐迩，义莫大于治乱扶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五）但他却没有固囿于这种落后保守思想的束缚，他能正视现实，并从中外大量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兴亡在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结论，从而否定过去正统的思想，改变以往的策略，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和需要。这种敢于突破传统，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不断进取的精神，作为封建阶级的最高统治者，应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他说：“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抚驭属国之道，朕不为也……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九）“夫兴灭继绝，弗利其土地臣民，此非欲得也。”（《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一）这是对封建正统的“道”——兴灭继绝的否定和批判，也是乾隆的一大进步。也正是这种进步，使他在对待阮氏新政权上采取务实的态度，从而把两国的宗藩关系推向了历史发展的新高峰。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4月，安南国王阮光平（实为范公治）率子阮光垂，陪臣吴文楚等，携带金、银、象牙、沉香等丰厚的礼品，不远万里，前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祝贺乾隆八十大寿。乾隆为了“以示格外优眷”，令两广总督福安康，广西巡抚孙永清伴送入京，在其途中又亲笔赐诗一律，谕令“经过沿途各省地方与各督抚接见自应以宾主之礼相待”，并降旨封王子阮光垂为世子。同年9月，乾隆接见“阮光平”于热河行宫，设盛大国宴进行款待，并亲书“拱极归诚”四个大字以赐，还有一副对联，云：“祝嘏效尊亲永失丹忱知弗替，觐光膺宠锡载稽青史未前闻。”酒酣耳热之际，乾隆又制御诗一章赐阮光平。诗云：“瀛藩入祝值启巡，初见浑如旧识亲。伊古未闻来象国，胜朝往事鄙金人。九经柔远只重译，嘉会于今勉体仁。武偃文修顺天道，大清祚永万年春。”宴毕，乾隆再赐安南国王衣服、器皿、古玩等物，另加赏银一万两。阮氏父子陛辞归国，乾隆又再次接见，“亲抚其肩，慰语温存，令画工绘其形赐之”^[3]。阮光平父子回国后，十分感激清帝的接见，他在次年二月的《恭谢表》中说：“至臣深情、尤其感激铭镂石、意料所不到者，臣之亲赴阙庭，展觐祝厘，诚欲借葵向之诚，庶可答天恩万分之一。而臣之国人见臣起身入觐，乃本国前姓李、陈、黎所未有之事……臣既出南关，回到国城髫庞遮道，皆忻之然曰：大皇帝至德如天，爱出寻常……御制诗文，恩赐物件，置之殿堂之上，几案生乎春风。公之瞻仰，播诸所闻，莫不颂皇仁而歌帝德。臣国从今有盘石之安，有苍桑之固，实惟大皇帝永远之赐，有非言所能载也。”（《军机处录副奏折》）同年春节，乾隆又特书一大“寿”字赐阮光平，为新春佳节之庆，并加赏金钱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及白玉鹅、汉玉象、珐琅金胎碗、果脯等物。阮氏焚香叩首，敬谨领受。他在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4月的《恭谢表》中说：“昨委臣国员目奉迎御批、御赐各件自南关回义安城。雨露沛来，江山普媚，士庶环观，咸曰：大皇帝恩施于此极，莫不眉欢额庆，歌颂载途。矧臣躬被荣光，感激何似，只惟拭目五云，驰神九陛，长祝圣寿无疆，流泽下国，将无穷也。”（《军机处录副奏折》）次年（乾隆五十七年）1月，乾隆颁旨，除例赏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四国国王、贡使的锦、缎罗、织金纱、织金罗等物外，特加赏安南国王玉如意一柄，玉器二件，磁器四件，玻璃器四付，锦四匹，大彩缎、闪缎、蟒被各四匹。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10月，阮光平在义安身故。弥留之际，“惟以不得长事圣天子为憾，谆嘱伊子（光缵）世笃忠诚，无负天朝恩宠”（《军机处录副奏折》）。并传旨将他安葬于西湖，“以西湖较义安至镇南关，近有十数站，庶几魂魄有知，亦得近帝阙”（《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八）。1793年2月，阮光缵遣陪臣赴京告哀。清帝览奏，深为惋惜，亲制诔诗一章，派人赴义安祭奠，于阮光平坟前焚化，并赏大哈达一个。又于广西藩库内发银三千两，以示轸惜。即封阮光缵为安南国王。诔诗云：“外邦例以遣陪臣，展觐从无至己身。纳款最嘉来玉阙，怀疑堪笑代金人。秋中尚忆见冠肃，膝下诚如父子亲。七字不能罢哀述，怜其忠悃出衷真。”阮光缵恳请将御笔诔诗“敬谨供奉，永作传国之珍，俾小国臣民恭悉大皇帝加光缵父子优隆，实非寻常外藩所可冀及，从此世代咸知，感仰天恩，恪守藩服，以报圣明高厚鸿慈，求曲加俯允留传，实为万幸”（《军机处录副奏折》）。另外，乾隆帝又于阮光平之墓道作诗勒碑，以表其“一心恭顺，始终恋阙之诚”。诗云：“归藩拭泪别枫宸，回首频称觐九旬。嘱令西湖以身妥，示依北阙志心亲。似兹乱命同治命，忍谓外臣诚世臣。藻什七言勒琬琰，桂疆千载识忠纯。”（《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八）

请看，这是一番何等热烈、何等亲密的景象！真是大有超出君臣、胜过父子之情了。也许读者会问：难道自诩“钦承天道，洞悉先机”“聪慧过人”的乾隆皇帝，竟连入觐的假阮惠也看不出来了么？其手下的耳目难道都是酒囊饭袋？当然不是！他之所以假装糊涂，接见阮惠，其后又给予亲切关怀，乃是政治上的需要，是着眼于大局，着眼于两国的安定和睦邻。他说：“安南虽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就是说，要以国家为重，不要去计较个人的恩怨；尽管阮惠与清曾有前隙，但只要你归顺，我就可以既往不咎了。他还说：“天朝抚驭外夷，逆则加以征讨，顺则永受宠荣。”（《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七）这就是清政府对藩属国家的方针和政策。此时安南的阮氏已经臣服认错，而且破例地“入觐面圣”，已经达到了乾隆的目的，所以他也就另眼相看，“锡之殊恩”了。而作为安南国王的阮氏父子，面对强大的清政府，他不得不虚与委蛇，诚惶诚恐，小心谨慎从事，对清政府表现出“忠诚”的样子。实际上，这是阮氏的一种“韬晦”策略，是为了稳住清政府，有个安定的北方，以便对其他邻国下手。当然，尽管两国的封建统治者为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大做其真真假假的表面文章，但在客观效果上，却对两国的安定、和平是有利的。

18世纪末叶，中国和安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大大加强，宗藩关系发展到了高峰阶段，并一直保持到19世纪的40年代。

到了1802年（嘉庆七年），原割据越南南方的阮福映推翻了北方的阮光缵，国号嘉隆，建都顺化。是年6月，阮福映派户部尚书郑怀德为如清正使，赍国书、礼物去见两广总督，后又派兵部尚书阮光定赍国书、贡品至北京请封，且请改国号为南越。次年（嘉庆八年）7月，清廷因其“恪恭请命，且鉴悃忱，请锡藩封，虔表具贡，特予嘉纳”。准其国“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锡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致混淆”（《清仁宗实录》卷一一一）。1804年（嘉庆九年）春，嘉庆派广西按察使齐布森赍诰、敕、印前往宣封，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又赐彩缎、瓷器、茶叶诸物品。阮福映闻报，派员充候命使、界首候接使、公馆候接使于镇南关及沿途迎接。再派兵弁3500人、象30匹，随候命使往关上迎接清使，并令廷臣遴员分直诸馆驿。阮福映则亲自在升龙（今河内）朱雀门迎接清使，举行了最隆重的礼仪接受清廷的诰封。此后两国的宗藩关系一直继续向前发展，使臣络绎不绝于途，而安南国名也由此正式改为越南，并一直沿用至今。

四

随着中越宗藩关系的向前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也更加频繁了。此间贸易有两种形式：一为官方贸易，一为民间贸易。官方贸易，主要靠贡使的往返。贡使除携带贡品外，大都带有土特产品及银两，他们趁经过江宁暂留之机，便在该地销售土特产品，并订制中国的绸缎等物，于次年由京返回时提取，一次议价竟达四万余两之巨。1803年（嘉庆八年），阮福映贡船回国时，置办彩缎一万余斤。1814年（嘉庆十九年），越南朝廷发银一万两，到广东采买货物。最大的一次是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安南国王阮光平上书于清廷，言：“诚愿学中国文物声容之盛，庶几不囿于陋……又本国所需物件，式样颇多，必得专人带式前往定织，方可中款。现拟派银数万两，差本国通晓工技者一人，随带五人，亲赴采织。”（《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从其所请。

民间贸易方面，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阮光平因国内“物产短绌，吁开关通市”。清廷鉴于安南战争频仍，兼以连年荒歉，物产耗竭，人民生计维艰，特“俯从所请”，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2月，将久经封闭的平而、水口、马白三关及由村隘启封，作为两国人民进行商业贸易的地点，方便由平而关来中国的客商。由是“商贾骈集，百货云屯，（安南）国内渐舒，举国臣民皆颂大皇帝柔远深仁，处处歌舞”（《军机处录副奏折》）。清廷派去镇南关视察之官吏也说：“自两国通市以来，出口商货，源源不绝，沿途关隘亦报宁谧。”不过，在双方的贸易中，对安南比较有利。其一，中国方面，对进出口的货物均免征税收，而安南则倍增其税。其二，中国出口，均是安南急需之物，而进口物对中国则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安南土产微啬，并无中国需用之物，而内地药材、硝磺、绸缎等物，系彼处必需。”（《军机处录副奏折》）除上述药材、绸缎外，中国还向安南出口布匹、纸张、铁锅、茶叶、陶器、农具等生产、生活资料；进口物器，则有砂仁、胡椒、竹木、香料等。

思想文化交流方面，随着两国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在清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历法、律书方面，中国由于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孕育、发展和完善了一套律书和历法。1812年（嘉庆十七年），越南国王命令阮文诚、武桢等根据汉、唐、宋、明的律令，编成律书，并“参以清朝条律，取舍秤停，务止于当，汇集成编，颁行天下”（《越史通鉴纲目》卷四五）。历法方面，清代以前，安南一直沿用中国历法和明大统历法，“三百余年未有改正”。清康熙年间，中国重新审订、编制了新的历法，“其书步测精详，比之大统愈密，而三线八角之法，又极其妙”。越南国王“令天文生考求其法”，于是“天度齐而节候正矣”。1831年（道光十一年）2月，大清时宪历曾准确地预测到该月有日蚀发生。事情果然像预测的那样，这使越南人民十分钦佩。在生产技术方面，1810年（嘉庆十五年）12月，越南聘请了三位广东瓦匠去越南传授制作琉璃瓦技术，“使工匠学制如式”。当他们圆满地完成任务后，越南政府“厚赏遣还”。其他如中国的汉字、古典文学、诗词、史学、数学（珠算）、艺术、风俗习惯等等，这个时期都对越南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它的历史痕迹。

（原载广西《东南亚纵横》1994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

【注释】

[1]《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二、卷三，《黎纪》二、三。

[2]同上。

[3]《大南实录·正编·列传初集》卷30、《正编》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