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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中越关系:复兴友好睦邻,发展政治经济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明代到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四百多年里,是中越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较之宋、元各代均有重大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经济走向高度发达阶段,并有了新的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在和安南、占城等国的对外关系中,也较过去密切了。从此安南又建立起了黎氏政权,中越两国又恢复了友好睦邻的关系。此后安南向明“常贡不绝”,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得到了发展。

明清时期的中越关系:复兴友好睦邻,发展政治经济

从明代到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四百多年里,是中越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较之宋、元各代均有重大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经济走向高度发达阶段,并有了新的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在和安南、占城等国的对外关系中,也较过去密切了。而这个时期的安南封建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反映在政治和对外关系中,更多地有赖于加强同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以达到“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邻”的目的。

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后,便遣使颁诏安南、占城等国,同他们建立了友好睦邻的关系。其时越南北部为安南国陈氏统治,南部为占城国统治。安南国王陈日煃于次年(洪武二年)派专使来贺,朝贡方物,并请封爵。占城国王阿答阿者亦于同年遣使来朝,并告安南恃强欺凌一事。朱元璋当即派遣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翰林编修罗复仁等分别持诏、印前往二国,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封阿答阿者为占城国王,各赐《大统历》一本,织金文绮纱罗四十匹,并对他们的纷争进行调解,劝谕其“各宜罢兵息民,毋相侵扰”(《明太祖实录》卷八六)。

1399年(建文元年),安南黎季睺杀死陈日焜,屠戮陈氏宗族百余人,篡夺了陈氏政权。次年2月,黎季睺立其子黎汉苍为太子,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大虞”,年号“元圣”。于是陈亡。黎季睺亦改名为胡一元,子黎汉苍改名为胡。接着,胡一元让位于胡自称太上皇。胡奉表朝贡,托词自己是陈氏外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请求明朝正其名分,赐爵位。1403年(永乐元年),明成祖遣使赍诏前往安南,封胡为安南国王。不久,黎氏篡权阴谋败露。1404年9月,原安南陈氏陪臣裴伯耆向明廷告发了黎氏父子弑主篡位、杀害忠良的罪行,请求明政府“哀无辜之众,兴吊伐之师,隆灭绝之义”(《明太宗实录》卷三○)。与此同时,前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由老挝军民宣慰使刀线歹遣使护送前来中国。陈天平以亲身经历向明廷痛陈了黎氏篡权谋位的经过,请求明朝政府“伐罪吊民,兴灭继绝”,帮助恢复陈氏的统治。明成祖知道自己受了胡的欺骗,于是派使诘责胡。胡自知阴谋败露,便假意上表谢罪,表示愿洗心革面,迎还陈天平,以君事之。并愿归还在此期间被安南侵占的广西禄州、西平永安寨及云南宁远州所辖之猛慢等寨给中国。1406年1月,胡陪臣阮景真来中国,迎接陈天平。同年2月,明派广西都督佥事黄中等以兵五千护送陈天平归国。当黄中一行经过鸡陵关(今友谊关)将到芹站时,遭到安南十余万伏兵的突然袭击,陈天平被杀,明军死伤者不计其数。明成祖闻讯后大怒,于是决定对胡兴师问罪。

1406年(永乐四年)8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将军,率军数十万南征。行前成祖命令只准拿获黎氏父子及同党,其胁从无辜不问。并诫谕他们:“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姿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有一于此,虽有功不宥,尔其慎之……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明太宗实录》卷四四)明军遵守成祖的训谕,并于进军沿途发布檄文,揭露黎氏父子弑主篡位、暴杀无辜、侵占中国土地、掠夺占城财物等二十条罪状。大军一路秋毫无犯,进展十分顺利。1407年,黎氏父子被擒,安南事平。明军发榜,遍求陈氏子孙立之。其国之官吏耆老莫邃等上表,“言陈氏子孙尽为黎贼所戮,无可继承,请为古制,复立郡县”(《明太宗实录》卷五○)。明从其所请,置交趾都指挥司、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趾等处提刑按察司及军民衙门,直接由中央派员进行统治。

以上是明朝对安南用兵的大体情况。其起因虽然十分复杂,而明成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宗主国的义务和职责,帮助维护陈氏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不管怎么说,其性质是非正义的;及至事平,又置郡县进行统治,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此后安南各地的反明活动不断开展起来。1408年(永乐六年),爆发了陈简定、邓悉、阮帅的起事。次年众又拥立陈季扩为皇帝,进行反明活动。1414年(永乐十二年),二陈反明活动均被扑灭。1418年(永乐十六年),安南蓝山又爆发了黎利反抗明朝压迫的武装起义。义军受到人民的拥护,迅速地攻占了茶笼州、新平、顺化等地。1427年(宣德二年)黎利又连续打败广西、云南两路的明军,迫使交趾总兵王通与之盟誓退兵。1428年(宣德三年),黎利奉表陈情谢罪,贡代身金人、银人并送还明军溃散的官军马匹,请求明军班师。明军在黎利答应誓守“永为藩臣,常奉贡职”和立陈氏之后的诺言下,退回国境。此后黎利借口陈氏“实无见存”,明朝只好“俯从所请”,封黎利“权署安南国事”。从此安南又建立起了黎氏政权,中越两国又恢复了友好睦邻的关系。

1433年(宣德八年),黎利卒,遣人如明告哀。次年,明派郭济持丰厚的礼品到安南祭奠。1437年(正统二年)春,明遣兵部尚书李郁为使,赍诏敕、金印赴安南,封黎利子黎麟为安南国王。黎麟亦遣人捧表和方物,如明谢恩。此后安南向明“常贡不绝”,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得到了发展。据统计,从1368年(洪武元年)到1637年(崇祯十年)的269年中,安南朝贡79次,占城朝贡达72次之多。

黎氏王朝传七世,嘉靖初年为莫登庸所篡。莫氏“窃据国城,阻绝道路,以致久废职贡”。明朝为行使对藩属国的权力,准备“兴师问罪”。后莫氏“畏威悔过,上表乞降,籍其土地人民,恭听处分”(《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七)。1541年(嘉靖二十年),明朝认为莫氏“情有可原”,遂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官从二品,仍令三岁一贡。到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黎氏驱逐莫氏,继为安南都统使,一直同明朝保持着宗藩的朝贡、册封关系。

在明代的276年中,除了1406—1427年明派兵进占安南和设置郡县外,明朝与安南、占城基本上保持着睦邻的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一方面是明代的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显示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示其大国、宗主、“天子”的尊严,因此它要求藩属国家给它朝贺、进贡,享受其宗主国的权利;另一方面,宗主国也必须承担维护藩属国家封建统治秩序的义务,对它进行册封、诏谕,甚至在出现“篡位”时,出兵干预,“兴灭继绝”。但这种出兵,并非为了占领,而是为了恢复和延续藩属国家的封建宗法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曾对臣下说:“四方诸夷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若其不自忖量,来扰我边,彼为不祥。彼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伐之,亦不祥也。”(《明宣宗实录》卷一六)安南的封建统治者,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邻”(侵吞占城国),因而向明称臣称藩,不断派使臣请求册封、朝贡、谢恩和告哀等等。所以这个时期的中越宗藩关系,是建筑在两国封建统治者政治需要的基础上,是符合他们各自的基本利益的。而双方的统治者在利害相左,甚至兵戎相见时,则反映了他们的争夺和矛盾。从经济上看,朝贡是维系宗藩关系的纽带和重要方式,它可以表现宗主国的“尊大”和属国对上国的“诚敬”。它是不平等的,但这仅是指政治而言,若从单纯的经济价值而论,朝贡往往是“薄来而厚往”,中国回赐给安南的物品一般都优厚于所贡的方物。明太祖曾说:“安南远居海滨,率先效顺,方物之贡,岁以为常。朕念彼知响慕中华,服我声教,岂在数贡。”(《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他下令说:“中国之于四夷,惟推诚待之……若彼来贡,亦令三年一来,所遣之人,不过五员,所贡之物,务从简俭,且须来使自持,庶免民力之劳,物不贵多,亦惟诚而已。”(《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二)但安南朝贡,“多兼贸易”。双方使节除携带贡品、赐品外,大都携带商品,进行贸易。这对两国的经济交流,物资上的互通有无,以及生产上的相互学习借鉴都是很有好处的。如1434年,安南使臣黎伟、阮傅等如明告哀,“多买北货,至三十余抬”。次年明使朱弼、谢经等到安南,“弼等又多赍北货来……发人夫几至千人”[1]。广东、福建的红铜、瓷器、绫绢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安南、占城,“官为收买”,又转手卖给安南、占城的老百姓河内的史家说中国通过朝贡,对安南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与掠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安南封建统治者,利用宗藩关系,麻痹明朝中央政府,不时地侵扰我国边境。如:1396年,安南侵夺明属丘温、如敖、庆远、渊脱等五县,“逼民附之”。1468年,侵入并占据我国凭祥。1607年,由龙门港侵入钦州,“掳掠以去”。1405年,侵入云南宁远州猛慢地区,“掳掠人民畜产,征纳差发,驱役百端”。1474年,入寇云南广南府富州,“攻劫边寨,惊散人民”,等等。不仅如此,安南封建王朝还对其他邻国进行扩张。位于安南南方的占城国,与明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藩属、朝贡关系,但也遭到安南的欺侮。1470年2月,安南遣人到占城“索取犀象宝货”,“令待其人亦如奉天朝使命之礼”。占城不肯屈从,于是黎灏起倾国之师,亲率舟师1000余艘、精兵70余万侵入占城。次年4月,攻破占城都城阇槃,俘其国王槃罗茶全等3万余人,斩首4万余级,“以占城地,置为广南承宣及升华卫,置十二承宣按察,及置广南三司”[2],对占城直接进行统治。

安南黎氏吞并占城后,又使出恶人先告状的惯伎,派人如明告占城“欺凌安南”,说占城“弃礼悖义”“躏籍边民”。明政府洞悉其奸,知“灏贪心罔极,阴谋吞并,乃阳为奏请”,于是对之进行“诫谕”,严厉地申斥了安南凌弱暴寡、侵地杀人的行为。但碍于“王者不治夷狄”的古训,故一直没有出兵干预。而安南黎朝则始终“阳顺阴逆,怙恶不悛”,没有放弃对四周邻国的扩张侵略政策。

在明代,随着安南同中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更为频繁密切了。明代的中国,是个民殷国富,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大国。为了表现其“统驭华夷”“声教四方”的“天国”风度,除了在个别情况下,它不得不用兵宣威外,绝大部分时期对安南等藩属国家都采取怀柔政策,以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从而有利于两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个时期,中国的封建文化典籍,如“五经”“四书”、《资治通鉴》《汉书》《唐书》《三国志》等,在安南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其他如天文、地理、历法、医药、刑律法度、礼乐朝仪、文武官制、科举考试等,在安南也无不仿效中国。1370年(洪武三年),明朝开科取士,特准安南、占城等国以乡贡赴试于京师。规定安南岁贡儒学生员,充国子监,府学每年二名,州学二年三名,县学一年一名。到1419年(永乐十七年),安南已有23个县设立儒学。他们以“周公为圣,孔子为先师”,“祠孔子以大牢”,“新乐”以“仿明朝制为之”。其乐器,如大鼓、编罄、编钟、瑟琴、笙箫、琵琶等均与中国同。所以安南国陪臣黎文老上奏说:“诗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书籍、药材以明道义,以跻寿域。今乞循旧习,以带来土产香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九)明英宗从其所请。

为了方便两国贸易,明朝在广州、泉州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并谕令福建行省:“占城海泊、货物皆免征税,以示怀柔之意。”(《明太祖实录》卷六七)1405年(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出使西洋,首达占城国新州(今归仁),以后六次出使西洋,每次均在新州、灵山(今绥和)停泊。占城国王率众出城迎接,贡献方物;郑和亦回赠金银瓷器等物答谢。

为了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工艺,1407年(永乐五年)8月,交趾总兵官张辅一次就派九千名博学有才、明经能文、聪明正直的安南子弟到金陵深造,明成祖遣工部以锦衣、靴袜赐之。1413年(永乐十一年),交趾工匠130余人及其家属来到金陵,成祖命有司赐给钱粮衣物,安排住居,病者还给以治疗。对黎季睺的孙子叔林,明太宗不仅赦免了他,而且还授以工部尚书的高官,令他专门负责军工产品的督造。1406年(永乐四年),明成祖营建北京城,特地委任安南人阮安负责紫禁城和天坛的设计施工。这些新建的建筑群,布局匀称严谨,气魄恢宏壮丽,使北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城市之一。阮安为北京城市的建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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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在中国建立起统治秩序后,安南的黎朝又与清朝建立并保持着宗藩关系。1666年(康熙五年),安南黎维禧向清缴送明王永历敕印,清封之为安南国王。原安南都统使莫氏因与吴三桂勾结,发动叛乱,后被清朝支持的黎氏消灭。到了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安南西山阮光平(阮惠)起义军推翻黎朝。次年,阮氏派人叩关内附;后又请求亲自到京瞻觐。乾隆“阅其表文,情词肫切,出于至诚”,于是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当阮氏起义时,清朝曾应黎氏请,出兵帮助镇压阮光平,但遭到了失败。后来阮氏当权,“自知贾祸,大惧王师再出;又方与暹罗构兵,恐暹罗乘其后”(徐延旭:《越南世系沿革》),所以再三叩关谢罪恳求,希望得到清廷的谅解、首肯和支持。乾隆也看到黎氏“优柔废弛,已为天心厌弃,自无复合立国之理”,于是来了个“顺天而行”,承认既成事实,给予阮氏封赠。清乾隆的这一措施,是合乎实际的明智之举,较明代对安南陈氏一味的“兴灭继绝”的顽固保守政策高明多了。他在《御制安南记事文》中,对安南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说:“安南虽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且奉本朝正朔,称外藩者百有余年。其邦遭乱,兴灭继绝,礼亦宜之,是盖奉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乱,岂无所由,且其据黎城而擅号台者,原非一姓也,则自古至今,主中华而称正统者,率可知矣。虽乘除有命,而兴亡在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吁,是不大可畏乎!”(《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七)乾隆虽然从维护藩属国的封建宗法统治出发,曾出兵灭阮扶黎,把兴灭继绝看成天经地义的大事。如他曾说:“朕维抚驭中外,绥靖遐迩,义莫大于治乱扶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五)但他却没有固囿于这种落后保守思想的束缚,他能正视现实,并从中外大量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兴亡在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结论,从而否定过去正统的思想,改变以往的策略,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和需要。这种敢于突破传统,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不断进取的精神,作为封建阶级的最高统治者,应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他说:“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抚驭属国之道,朕不为也……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九)“夫兴灭继绝,弗利其土地臣民,此非欲得也。”(《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一)这是对封建正统的“道”——兴灭继绝的否定和批判,也是乾隆的一大进步。也正是这种进步,使他在对待阮氏新政权上采取务实的态度,从而把两国的宗藩关系推向了历史发展的新高峰。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4月,安南国王阮光平(实为范公治)率子阮光垂,陪臣吴文楚等,携带金、银、象牙、沉香等丰厚的礼品,不远万里,前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祝贺乾隆八十大寿。乾隆为了“以示格外优眷”,令两广总督福安康,广西巡抚孙永清伴送入京,在其途中又亲笔赐诗一律,谕令“经过沿途各省地方与各督抚接见自应以宾主之礼相待”,并降旨封王子阮光垂为世子。同年9月,乾隆接见“阮光平”于热河行宫,设盛大国宴进行款待,并亲书“拱极归诚”四个大字以赐,还有一副对联,云:“祝嘏效尊亲永失丹忱知弗替,觐光膺宠锡载稽青史未前闻。”酒酣耳热之际,乾隆又制御诗一章赐阮光平。诗云:“瀛藩入祝值启巡,初见浑如旧识亲。伊古未闻来象国,胜朝往事鄙金人。九经柔远只重译,嘉会于今勉体仁。武偃文修顺天道,大清祚永万年春。”宴毕,乾隆再赐安南国王衣服、器皿、古玩等物,另加赏银一万两。阮氏父子陛辞归国,乾隆又再次接见,“亲抚其肩,慰语温存,令画工绘其形赐之”[3]。阮光平父子回国后,十分感激清帝的接见,他在次年二月的《恭谢表》中说:“至臣深情、尤其感激铭镂石、意料所不到者,臣之亲赴阙庭,展觐祝厘,诚欲借葵向之诚,庶可答天恩万分之一。而臣之国人见臣起身入觐,乃本国前姓李、陈、黎所未有之事……臣既出南关,回到国城髫庞遮道,皆忻之然曰:大皇帝至德如天,爱出寻常……御制诗文,恩赐物件,置之殿堂之上,几案生乎春风。公之瞻仰,播诸所闻,莫不颂皇仁而歌帝德。臣国从今有盘石之安,有苍桑之固,实惟大皇帝永远之赐,有非言所能载也。”(《军机处录副奏折》)同年春节,乾隆又特书一大“寿”字赐阮光平,为新春佳节之庆,并加赏金钱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及白玉鹅、汉玉象、珐琅金胎碗、果脯等物。阮氏焚香叩首,敬谨领受。他在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4月的《恭谢表》中说:“昨委臣国员目奉迎御批、御赐各件自南关回义安城。雨露沛来,江山普媚,士庶环观,咸曰:大皇帝恩施于此极,莫不眉欢额庆,歌颂载途。矧臣躬被荣光,感激何似,只惟拭目五云,驰神九陛,长祝圣寿无疆,流泽下国,将无穷也。”(《军机处录副奏折》)次年(乾隆五十七年)1月,乾隆颁旨,除例赏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四国国王、贡使的锦、缎罗、织金纱、织金罗等物外,特加赏安南国王玉如意一柄,玉器二件,磁器四件,玻璃器四付,锦四匹,大彩缎、闪缎、蟒被各四匹。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10月,阮光平在义安身故。弥留之际,“惟以不得长事圣天子为憾,谆嘱伊子(光缵)世笃忠诚,无负天朝恩宠”(《军机处录副奏折》)。并传旨将他安葬于西湖,“以西湖较义安至镇南关,近有十数站,庶几魂魄有知,亦得近帝阙”(《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八)。1793年2月,阮光缵遣陪臣赴京告哀。清帝览奏,深为惋惜,亲制诔诗一章,派人赴义安祭奠,于阮光平坟前焚化,并赏大哈达一个。又于广西藩库内发银三千两,以示轸惜。即封阮光缵为安南国王。诔诗云:“外邦例以遣陪臣,展觐从无至己身。纳款最嘉来玉阙,怀疑堪笑代金人。秋中尚忆见冠肃,膝下诚如父子亲。七字不能罢哀述,怜其忠悃出衷真。”阮光缵恳请将御笔诔诗“敬谨供奉,永作传国之珍,俾小国臣民恭悉大皇帝加光缵父子优隆,实非寻常外藩所可冀及,从此世代咸知,感仰天恩,恪守藩服,以报圣明高厚鸿慈,求曲加俯允留传,实为万幸”(《军机处录副奏折》)。另外,乾隆帝又于阮光平之墓道作诗勒碑,以表其“一心恭顺,始终恋阙之诚”。诗云:“归藩拭泪别枫宸,回首频称觐九旬。嘱令西湖以身妥,示依北阙志心亲。似兹乱命同治命,忍谓外臣诚世臣。藻什七言勒琬琰,桂疆千载识忠纯。”(《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八)

请看,这是一番何等热烈、何等亲密的景象!真是大有超出君臣、胜过父子之情了。也许读者会问:难道自诩“钦承天道,洞悉先机”“聪慧过人”的乾隆皇帝,竟连入觐的假阮惠也看不出来了么?其手下的耳目难道都是酒囊饭袋?当然不是!他之所以假装糊涂,接见阮惠,其后又给予亲切关怀,乃是政治上的需要,是着眼于大局,着眼于两国的安定和睦邻。他说:“安南虽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就是说,要以国家为重,不要去计较个人的恩怨;尽管阮惠与清曾有前隙,但只要你归顺,我就可以既往不咎了。他还说:“天朝抚驭外夷,逆则加以征讨,顺则永受宠荣。”(《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七)这就是清政府对藩属国家的方针和政策。此时安南的阮氏已经臣服认错,而且破例地“入觐面圣”,已经达到了乾隆的目的,所以他也就另眼相看,“锡之殊恩”了。而作为安南国王的阮氏父子,面对强大的清政府,他不得不虚与委蛇,诚惶诚恐,小心谨慎从事,对清政府表现出“忠诚”的样子。实际上,这是阮氏的一种“韬晦”策略,是为了稳住清政府,有个安定的北方,以便对其他邻国下手。当然,尽管两国的封建统治者为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大做其真真假假的表面文章,但在客观效果上,却对两国的安定、和平是有利的。

18世纪末叶,中国和安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大大加强,宗藩关系发展到了高峰阶段,并一直保持到19世纪的40年代。

到了1802年(嘉庆七年),原割据越南南方的阮福映推翻了北方的阮光缵,国号嘉隆,建都顺化。是年6月,阮福映派户部尚书郑怀德为如清正使,赍国书、礼物去见两广总督,后又派兵部尚书阮光定赍国书、贡品至北京请封,且请改国号为南越。次年(嘉庆八年)7月,清廷因其“恪恭请命,且鉴悃忱,请锡藩封,虔表具贡,特予嘉纳”。准其国“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锡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致混淆”(《清仁宗实录》卷一一一)。1804年(嘉庆九年)春,嘉庆派广西按察使齐布森赍诰、敕、印前往宣封,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又赐彩缎、瓷器、茶叶诸物品。阮福映闻报,派员充候命使、界首候接使、公馆候接使于镇南关及沿途迎接。再派兵弁3500人、象30匹,随候命使往关上迎接清使,并令廷臣遴员分直诸馆驿。阮福映则亲自在升龙(今河内)朱雀门迎接清使,举行了最隆重的礼仪接受清廷的诰封。此后两国的宗藩关系一直继续向前发展,使臣络绎不绝于途,而安南国名也由此正式改为越南,并一直沿用至今。

随着中越宗藩关系的向前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也更加频繁了。此间贸易有两种形式:一为官方贸易,一为民间贸易。官方贸易,主要靠贡使的往返。贡使除携带贡品外,大都带有土特产品及银两,他们趁经过江宁暂留之机,便在该地销售土特产品,并订制中国的绸缎等物,于次年由京返回时提取,一次议价竟达四万余两之巨。1803年(嘉庆八年),阮福映贡船回国时,置办彩缎一万余斤。1814年(嘉庆十九年),越南朝廷发银一万两,到广东采买货物。最大的一次是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安南国王阮光平上书于清廷,言:“诚愿学中国文物声容之盛,庶几不囿于陋……又本国所需物件,式样颇多,必得专人带式前往定织,方可中款。现拟派银数万两,差本国通晓工技者一人,随带五人,亲赴采织。”(《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从其所请。

民间贸易方面,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阮光平因国内“物产短绌,吁开关通市”。清廷鉴于安南战争频仍,兼以连年荒歉,物产耗竭,人民生计维艰,特“俯从所请”,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2月,将久经封闭的平而、水口、马白三关及由村隘启封,作为两国人民进行商业贸易的地点,方便由平而关来中国的客商。由是“商贾骈集,百货云屯,(安南)国内渐舒,举国臣民皆颂大皇帝柔远深仁,处处歌舞”(《军机处录副奏折》)。清廷派去镇南关视察之官吏也说:“自两国通市以来,出口商货,源源不绝,沿途关隘亦报宁谧。”不过,在双方的贸易中,对安南比较有利。其一,中国方面,对进出口的货物均免征税收,而安南则倍增其税。其二,中国出口,均是安南急需之物,而进口物对中国则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安南土产微啬,并无中国需用之物,而内地药材、硝磺、绸缎等物,系彼处必需。”(《军机处录副奏折》)除上述药材、绸缎外,中国还向安南出口布匹、纸张、铁锅、茶叶、陶器、农具等生产、生活资料;进口物器,则有砂仁、胡椒、竹木、香料等。

思想文化交流方面,随着两国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在清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历法、律书方面,中国由于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孕育、发展和完善了一套律书和历法。1812年(嘉庆十七年),越南国王命令阮文诚、武桢等根据汉、唐、宋、明的律令,编成律书,并“参以清朝条律,取舍秤停,务止于当,汇集成编,颁行天下”(《越史通鉴纲目》卷四五)。历法方面,清代以前,安南一直沿用中国历法和明大统历法,“三百余年未有改正”。清康熙年间,中国重新审订、编制了新的历法,“其书步测精详,比之大统愈密,而三线八角之法,又极其妙”。越南国王“令天文生考求其法”,于是“天度齐而节候正矣”。1831年(道光十一年)2月,大清时宪历曾准确地预测到该月有日蚀发生。事情果然像预测的那样,这使越南人民十分钦佩。在生产技术方面,1810年(嘉庆十五年)12月,越南聘请了三位广东瓦匠去越南传授制作琉璃瓦技术,“使工匠学制如式”。当他们圆满地完成任务后,越南政府“厚赏遣还”。其他如中国的汉字、古典文学、诗词、史学、数学(珠算)、艺术、风俗习惯等等,这个时期都对越南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它的历史痕迹。

(原载广西《东南亚纵横》1994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

【注释】

[1]《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二、卷三,《黎纪》二、三。

[2]同上。

[3]《大南实录·正编·列传初集》卷30、《正编》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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